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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余世存：非常人物常言道 [打印本页]

作者: 管季超. 时间: 2009-3-21 10:04
标题: 余世存：非常人物常言道

余世存：非常人物常言道

作者：余世存文章来源：《常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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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被光绪召见时，在朝房邂逅荣禄。荣禄说：“法是应该变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么能在短期内变掉呢？”康有为愤然回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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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坦陈：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
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与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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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值“五四”，北大同学会必会盛宴同学，并奉蔡元培为上宾。年年如此，蔡颇疲惫，一次戏语邻座曰：“吾辈此日真成吃‘五四’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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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之父梁济于1918年六十大寿前几日投积水潭自尽，遗书有云“为殉清而死”。世人为此震惊不已，就是陈独秀、胡适、徐志摩等新派人物也纷纷表达了由衷的敬意。梁济生前仰慕梁启超，曾五次登门拜谒，并想请他题写扇面，事皆未成。后来梁济偶然看到梁启超给名伶谭鑫培题写的诗句，十分失望。梁济死后，梁启超“感涕至不可抑，深自懊悔”，惊呼：“并世有此人，而我乃不获一见。”然而末代皇帝溥仪，却在晚年的自传中写道：“为了一件黄马褂，为了将来续写家谱时写上清朝的官衔，为了死后一个谥法，那时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来奏折。绰号叫‘梁疯子’的梁巨川，不惜投到北京积水潭的水坑里，用一条性命和泡过水的‘遗折’，换了一个‘贞端’的谥法。”溥仪眼光独到，为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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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谈民主：民主政治常常是常识政治，而开明的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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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王亚南有此语：“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今天的中国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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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浊流说：我们的青年，视固有文化等如垃圾，不值一文，放弃而不读，其结果产生无根的思想，像浮萍一样，风一来就摇动，可左可右可前可后，这种现象从哪一角落来看，都是同样的，因为他们没有根，就不能根生大地，也不能根深蒂固发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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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直言：“防口者，专制之愚策；杀士者，国家之大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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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亦有名言：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鲁迅这句也很透彻：一个人乏到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就难保别人不来打你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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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与台静农通信时谈到了诺贝尔：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十分清醒：“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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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说：最容易而且最常侵犯学术独立自主的最大力量，当推政治。……真正的学术是人类理智和自由精神的最高体现，所以它不仅不应该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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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的《雨僧日记》曾记陈寅恪所谈：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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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论学问：凡是专心研究学问的人，对于政治的兴味一定很淡，这并不是遗落世务，实在一个人只有这一点精神，它既集中于学问，便再不能分心于政治了……学校中人一齐不问政治固然不对，但容许几个对于学问有特别兴味的人专作研究也未始说不过去……使得类似静安先生的人可以安心研究，不再被别的方面所拉拢而作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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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曾反复阐述他对于外交谈判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否定全胜论。顾说：“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记得一句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换句话说，坚持原则比只顾面部利益为好。我一向把这句话看做是个人一生中的宝贵箴言，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这项箴言不适用于外交，因为国家是永存的，不能玉碎，一个外交家不能因为必然坚持原则而眼看着他的国家趋于毁灭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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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说：这个人世间永远不会有绝对完善，我们所能做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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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在一份3万多字的《根椐事实，全面检查》中末尾写道：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希望逃避处分。一个只能为官，不能为民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他不但当不起一个革命者的称号，而且不配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良心来对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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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坦陈：抗战以后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几乎是吸吮着“五四”新文化的营养成长，又在抗战的炮火中练就，从小就知道独立人格宝贵，有一种藐视一切权威、反抗一切压迫的个人主义冲动。这种冲动在国共两大政治力量对峙的时候，促使他们本能地同情、偏向共产党一边……可到了1949年以后，新政权建立，新的权威开始发生作用的时候，这一代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个人主义的热情与冲动，则成为生在门槛上的芝兰，不能不被锄掉。

作者: 管季超. 时间: 2009-3-21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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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一叹：中国人有时太天真、太理想化，想到遥远未来社会需要什么，今天就大干起来，这是不合算的。　　●
雷海宗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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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见了一次廖平，一听他说“六经有一部分是伪的”，就气得和他吵了一架，不欢而散。哪知才过了几个月，康就说“六经全是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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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龙泉寺，忧愤之下，决定绝食，并留下遗言：“我死之后，中夏文化亦亡矣！”他的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屡屡劝他进食，他都不为所动。最后，吴承仕问他：“先生，您比弥衡如何？”章答：“弥衡岂能比我？”吴接着说：“刘表要杀弥衡，自己不愿戴杀士之名，故假黄祖之手。如今袁世凯比刘表高明，他不必劳驾什么黄祖，而让先生自己杀自己！”章太炎一听，大吃一惊，马上停止绝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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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在把印度与当时的中国加以比较后认为，中国人患有六种精神痼疾：诈伪无耻，缩肉畏死，贪叨图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
　　● 1923年，王造时在《清华周刊》发表文章时：“对于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钦佩；对于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怀疑。”以此为国民党辨护。十年之后，王同样激烈地批评国民党，朋友说他自相矛盾，王反问：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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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先去拜见老师熊十力，在熊家用餐。李一口气吃了九个汤团，碗里还剩一个，他怕不礼貌，勉为其难又吃了半个，实在吃不下去了。正在为难之际，只听熊十力在桌上猛击一掌，怒喝道：“你连这点东西都消化不了，还谈得上做学问、图事功？”犹如当头棒喝，李顿时汗流浃背、豁然开朗，肚量为之一宽，最后半个汤团很容易便吞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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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白崇禧聘请翻译家乔大壮为参议。一次，白将乔的文稿改了几个字，乔勃然大怒道：“阁下是总参谋长，我是中央大学教授，各人自有一行。你能改我的文章，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如何？”白崇禧只好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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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初见沈尹默，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受此棒喝，沈开始发愤钻研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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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承焘字瞿禅，号月轮楼主。他的得意门生、著名作家琦君曾问他“瞿禅”有什么含义，他说：“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只因我瘦，双目瞿瞿，且对一切事物都怀惊喜之情。至于禅，却是不谈的，一谈就不是禅了。其实禅并非一定是佛法，禅就在圣贤书中，诗词中，也在日常生活中。慧海法师所说的‘饥来吃饭困来眠’，不就是日常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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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世昌舰毁人亡之际，有僚属将救生木推给邓，邓推辞不要。邓在舰上养有二犬，此二犬衔邓臂不令其沉没，邓亦将它们推开，但二犬坚持衔邓不放，邓只好抱犬同沉。对此唐德刚叹曰：“末世友情，人不如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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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是“宋氏三姐妹”中最小的、也是最长寿的一位，2003年10月逝世于美国，享106岁。孔令仪称，宋美龄没有美国护照；她在美国及台湾没有任何房地产或其他贵重资产，仅留下12万美元。她惟一拥有的一栋房子在上海，那是她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时的嫁妆，也是宋美龄生前惟一的房产。
　　◎ 1954年，由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引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陈寅恪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看他的文章时，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做了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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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在大鸣大放运动中说：据我向医院接触，有两种人特别多，一是神经衰弱，二是血压高。我想在运动中，斗人者难免得这种病，被斗者更难免。所以我讲，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阶级特性也可以说已经基本消灭，大家是一致在向人类的共性过渡。不要没有人情味。人，不论党与非党、公方与私方，互信。……我想，在自己的思想未通之前，应该心安理得，轻松愉快地考虑。因为问心无愧，何必惊惶？希望在整风中，批评者、被批评者都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
　　◎ 1966年8月27日，千家驹买了一瓶二锅头酒，坐公共汽车去了香山，决心在“鬼见愁”跳崖自杀。结果，他到半山被红卫兵发现，被迫下山，在中途一处跳崖，未死获救。被工商局派车接回机关。家人知道自杀事件后，妻子流着泪说：“我这次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流过
一滴眼泪，听到你自杀，我才真的哭了，你怎么可以去死呢？你死后，我们怎么办呢？你还有老母亲，有我，有孩子，教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千家驹为之十分痛悔：“本来，蚂蚁尚且贪生，一个人非万分无奈，谁愿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分痛心，万分悲愤，是决不会出此下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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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亮夫回忆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时有这样一段记述：“在清华这个环境中，你要讲不正经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同学与同学，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个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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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是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他说：“大学之大，因其无所不包，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诟骂。如各自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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