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市圈文学精英鄂州“论剑” |
作者: 胡雪梅 日期:2007-9- |
9月18日,我省著名作家、评论家在鄂州论剑。武汉城市圈的武汉、鄂州、黄石、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九个城市参加论坛会,随州市列席论坛,文学精英们共话文学对接机制。 武汉城市圈是我省人口、产业、城市最为密集的经济中心区,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渊源,形成了人文资源共享的态势。武汉的“知音文化”,孝感的“孝文化”,咸宁的“赤壁文化”,鄂州的“三国吴王文化”等等,至今传承不息,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参加论坛的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畅所欲言,现将武汉城市圈首届文学论坛发言摘要如下: 瞿红专(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 我市文学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有很好的作家队伍。融入武汉城市圈,鄂州文学要进一步打造和提升鄂州文学品牌,发掘和利用人文资源,为文学创作服务。文学对接,要发挥武汉市文联的带头作用,建立长效合作机制,搭建交流平台。 樊星(武汉大学教授、博导): 武汉的评论界探讨过,认为武汉的特色,是市民气非常强,方方、池莉作品都是写武汉市民气。我们谈到武汉城市圈,湖北九省通衢,各种文化在武汉开花结果,这种驳杂性,在创作上也可以体现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武汉是一个商埠,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除了一般所说的市民气以外还有一种东西,那就是——温馨、热情关怀的现实主义在起作用。小市民是一个贬义词,实际上小市民有很可贵的东西,底层社会的诚信、忠厚、朴实、勤劳,是武汉底层市民很可贵的品质。把这样一些作品,进行积极评价,有助于形成武汉城市文学的一些很可贵的东西,值得去发扬。实际上这些东西,在老舍的作品里有很多,我们今天重新提出来有积极作用。 邓一光(作家): 城市需要协作,在协作中,可能的文化冲突反而让文化文学呈现出活跃、生机、向前,呈现出我们应该面对的一些问题,所以,城市“8+1”不应该追求“9 ”,是“8+1”。 陈应松(省作协文学院院长、作家): 我讲两个对作家来说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作家要参与社会发展的进程。我觉得在中国当一个作家是非常辛苦,非常艰难的。第一,中国三四十年的发展太快了,社会发展进程的变化非常大,我们有时候觉得跟不上。作家必须参与社会的进程,才能跟上社会的形势。但是古代的作家不同,魏晋时期曹植的《七步诗》,二十个字就可在文学史上青史留名。但是现在的作家是不可能的,你写两千个字,两万个字,二十万个字也不可能。现在的作家非常艰难。第二个问题。在体制内的作家,像文联,对作家多好,有个项目,给你一万二万,还有签约作家,他有工资,一年可以从作协获得一万多块钱,你发表、转载、获奖都行,他被圈养起来。这样一来,有一个巨大的问题,他就不再关心社会,我们这些作家通过多少年的努力挣扎,他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他对现实缄默不语,他已经保持沉默,他对工人农民只做样子。作家是不能圈养的,他必须保持一种鲜活的力量,走出去,我自己就在这样一种危机感中走出的。长期呆在这里怎么办呢?跟大家写的都一样,大家讲相同的话。所以我们的作家应该保持他的野性,保持他的宁静,保持他的底层性,保持他的散养性,像猪羊一样散养在山坡上、田间地头,这样,写出的作品,才能在历史上站得住。 刘川鄂(湖北大学教授、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 我从小说的角度,谈谈对“8+1”城市文化圈的一些看法。文学的地域性特色,它是一种丰富文学性的手段,不是文学表现的终极目标,特别是我们在表现地域文化差异的时候,我们是否更应该注意它的人性含量,它的人性价值,我们对它的探寻。比如前几天《楚天都市报》报道恩施的一个孝子,为了给母亲治病,自己不结婚。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悲惨的故事,值得同情,我们在表彰他们的时候,也许我们更多地应该思考体制中对他不平等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传统文化中的孝跟现代人格平等基础上互帮互利是不可能公约的,在很大程度上以对成年人人格和人性价值压抑为前提,它是中国家庭本位文化的产物,不利于人格的平等,不利于个性的张扬。 陈元生(武汉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这次会议我们形成九点共识:其一,发挥武汉城市圈作家的优势,扩大对外宣传,打造城市圈各城市文化名片。二,加快武汉城市圈文化融合,打造文学品牌,构筑武汉城市圈文学高地。三,实施逐个城市整体包装,提升城市形象。四,整合文学资源,推介文学刊物和文学新人。五,联合开展武汉城市圈文学采风、文学笔会活动。六,联合召开武汉城市圈重点文学作品研讨会,积极开展文艺批评活动。 七,主办文学讲座,开展学术研讨和交流,组织文学培训。八,挖掘地方文学资源,发展壮大文学队伍,打造推出有潜质的作家。九,建立文学论坛联系机制,制定联系制度。为了落实九点共识,我们将出台八项措施,武汉文联要多作贡献多出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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