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书:学名叫连环画,它是文学产品匮乏年代少年儿童甚至部分成年人的主要精神食粮。 ★喇叭裤:流行于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当时,港台电影中,明星们都穿喇叭裤,把屁股包得滚圆滚圆。而在内地,第一批穿上喇叭裤的时尚男女,在老人们眼里,都是不好好工作只知道打扮享受的人。 ★女排精神:流行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始于1981年的五连冠,不仅让国人认识了袁伟民、郎平、海曼和路易斯,更让崇高而朴实的“女排精神”激荡了整整一代人的灵魂。“女排精神”的基本内涵可概括为:无私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艰苦创业精神;自强不息精神。它一度成为整个民族锐意进取、昂首前进的精神动力。 ★春晚:1983年春节,中国有了春节联欢晚会,歌星影星会聚,相声小品同堂,把中国人搞得如痴如醉。在娱乐单调、电视节目匮乏的时代,看春晚成了人们大年夜必不可少的一道精神“大餐”,春晚从此成了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同时也造就了无数艺人的大红大紫。 流行语背后的故事征集中 上世纪九十年代,小康社会、黑猫白猫、下岗再就业、海归、丁克、大哥大、有事呼我、卡拉OK、炒楼花、农转非等一系列词语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语”。本报下期将继续推出“改革开放30年流行语背后的故事”——“九十年代流行语”。如果您也经历过那个年代,也曾高频率地使用过流行语,那么请联系本报记者,为大家讲述这些故事,一起分享那些逝去岁月的光荣与梦想。 联系电话:13963813086; E-mail:liuxx@ytdaily.com. 时代背景:“吃了吗?”这句曾被高频率使用的问候语,如今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谁也不能否认,这句问候语曾经红极一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不分场合、不论身份、不管地点,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吃了吗?” 今年47岁、家住市府街的孙茂盛先生回忆,小时候,每次看到邻居的叔叔阿姨,都要问候一句:“您吃了吗?” “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可笑,但那时候,这都成既定的问候语了。”孙茂盛笑着说,“这个问候语也是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孙茂盛进一步解释。上世纪70年代,我们国家还处于贫穷阶段,吃饱饭都成问题。孙茂盛1979年参加工作,月工资就30块钱,而且在当时,即使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东西,因为那时买东西都凭票供应,每月一人只能买到 半斤肉、半斤鸡蛋。所以在那时,人们最关心的就是吃饭问题,“吃了吗”也就成为那个年代最多也最真诚的问候语。 本报点评:如今,人们关心的已不再是基本的吃穿问题,忙碌似乎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风靡一时的问候语“吃了吗”也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取而代之的是“忙什么呢?”;或者一些久未谋面的朋友见面,相互问候一句:最近在哪发财呢?可见,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追求也日益不同。 时代背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也吹进了千家万户,老“四大件”(缝纫机、收音机、自行车、手表)再也不会被人们趋之若骛,取而代之的是新“四大件”的诞生——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四大件,是当时向往的小康生活的具体诠释。 “1984年,我花了800元钱在朝阳街买了一台12英寸的上海金星牌彩电。”家住莱山芳华园的市民李志才提起这一壮举,至今仍觉得非常自豪。 李志才说,当年,为了买这台彩电,他岳父托了不少关系。而800元的价格,相当于他夫妻俩近一年的收入。这台金星牌彩电给他们家带来很多快乐的记忆,1988年港版《射雕英雄传》在全国热播的时候,电视机陪伴他们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从当年12寸的小彩电,到现在的等离子电视,20多年来,我家的电视已经换了4代,但这台小电视我们一直舍不得扔。”李志才深情地说。 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记者采访发现,当年很多人都对这“四大件”有着浓厚的情结。市民李女士表示,在80年代,尤其是中后期,新“四大件”成了结婚彩礼必不可少的东西。“没有‘四大件’,姑娘就不出嫁。” 本报点评:其实,“四大件“的具体内容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改革开放之前,人们还只希望拥有手表、自行车、半导体、缝纫机;改革开放至九十年代,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已成为生活的必需品。30年来,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物质供给愈加丰富,手机、电脑、汽车、住房……人们已无法用手指数出幸福生活的具体构成,旧有的“四大件“概念也早已被深深地掩埋在历史尘埃之下,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时代背景:万元户,是上世纪80年代 初的时髦词汇,意指一户人家有了1万元人民币。这个新名词出现后,很快风行大江南北,并演变为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的代名词。 今年56岁的姜振国家住莱州市驿道镇。改革开放以前,他是个地道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开展,包产到户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家里有了剩余劳动力,我开始考虑搞副业。”姜振国说。 1987年,即墨批发市场的毛衫供不应求。姜振国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他立即购来两台织毛衣的机器,雇了几个村民,开始了家庭作坊式的毛衫生产,当年就获利3000元。经过两年的发展,到了80年代末,姜振国家庭年收入超过万元,成了村里有名的“万元户”。 城市也不断涌现“万元户”。据一些老烟台人回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烟台街边的“个体户”渐渐多起来,有卖早点的,有开小商店的,也有做其他小买卖的。虽然在当时看来,这些人的社会地位不高,但他们的收入却是可观的,一天的收入几乎能达到普通人半个月的工资,“万元户”也最早在他们中间产生。 本报点评:在上世纪80年代,普通工人每月工资仅有几十元人民币,提起万元户,大伙眼睛都放光,很多乡镇、工商行业以出多少个万元户为光荣指标。如今看来似乎有些夸张,但正好印证人们在改革开放初期,致富的强烈渴望及其所产生的空前喜悦。如今,随着时代变迁,“万元户”也早已过时,最流行的说法如今已变成了——“十万元户刚刚起步,百万元户马马虎虎,千万元户才算是富。” 时代背景:中国人的创富热情越来越高涨。1984年,第一轮“下海热”出现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几位著名企业家,如联想的柳传志、健力宝的李经纬、海尔的张瑞敏都是当时的“吃螃蟹者”。下海热“带来“公司热”,1984年被称为中国公司元年。 今年56岁的王厚堂是当初烟台第一批“下海”人士之一。1985年,王厚堂在烟台第二化工厂工作,月工资30多元。当时,在“下海热”的大潮下,他也不甘于靠“死工资”吃饭。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杂志上看到一种用于水处理的节能环保产品,觉得很有发展前途,遂产生辞职自己办公司的想法。王厚堂的想法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尤其是他那当干部的父亲,大骂他“搞走资主义,挖社会主义墙角”。 虽然所有人都反对,但王厚堂坚持自己的理由:“现在机遇这么好,商机这么多,为什么非要挣那30元的死工资?”于是,他辞掉了工作,开始自己创业。对于刚开始创业的艰辛,王厚堂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的全部资本只有一辆人力三轮车、三间破旧小平房,雇了几名工人,就开始运作。每天起早摸黑干活,走街串巷推销,辛苦是平常人无法体会的。”条件虽然艰苦,但是王厚堂凭着自己灵活的头脑和勇于吃苦的精神,很快将公司发展壮大起来。1997年,他在开发区盖起了厂房,建起了自己的水处理公司。随着企业越做越大,1998年开始向美国拓展业务,现在王厚堂的总资产已达亿元。 “我现在很庆幸当时的抉择,我庆幸抓住了时代赋予的契机。”回首过去,王厚堂感慨万千。至今,王厚堂还把最初创业时的三轮车和小平房的照片悬挂在自己办公室中,以铭记当年的创业历程。 本报点评:当大多数人还在计划经济的温室里观望时,最先从国有单位辞职从事商业活动的“下海“者确实有一番“弄潮儿“的雄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以个体户之名而存在,通过相对简单的方式迅速地获取了财富,由此形成了中国的第一批高收入群体。到90年代,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机制的完善,这种简单地谋取暴利的日子便宣告结束。 文/YMG记者 刘雪霞 通讯员 刘巧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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