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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文化原创力的缺失 书评人：尚杰 近来有两本关于文化反思的著作，读起来有点让人辛酸，它们是《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和《八十年代访谈录》。在两本书中发表言论的，都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不同领域的精英。 《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其实是一部关于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历史文献。它试图以80年代的意识来评判80年代自身。它是80年代的一幅自画像。而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我读出了什么呢？这些当年曾经“不可一世”，自信是中国未来文化的拯救者们，在21世纪初，回顾历史并与当代世界文明做了诸多横向比较之后，不得不感叹，自己当年那些粗放豪言，文化含量其实并不高。 80年代，是非常特殊的10年。《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的书名用了带有心理学意味的“意识”一词，而不是“思想”、“观念”，表明了80年代还只是个“文化复苏”的草创时代，对传统的总结与对西方思潮的引介，是当时的主题。而《八十年代访谈录》中涉及的被采访者，也说出了我想说的一些话：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国门开始打开，与中国几乎隔绝了三十年的西方文化，几乎毫无遮拦地展示在国人面前，用“目瞪口呆”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甚至可以说，连“惊讶”一词都有些言不及义，可以说是头脑一片空白，又有点自卑，为什么呢？感到自己很没有文化。 80年代的“文化热”，现在看起来，是仓促上阵的，因为根基不牢，讲了很多空话与大话。但毕竟还是“热”，有热情。要寻根，要与西方比较，要找出前进的方向。 当时这种启蒙的热情，在今天是大大消退了，甚至还有人要嘲笑当时的幼稚。可是，在我看来，今天这些文化问题并没有解决，甚至更加严重了。学者们是阔多了，当年是住筒子楼，现在，已是今非昔比，书，是一本一本地出，且一概引经据典。可是，在“成熟”了的同时，学者们好像并没有见得更有“文化”。我指的，还不是随处可见的学术和人品腐败现象，而是指精神上的独立创造力。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知识分子应该深刻反省自己。我想说几句并非多余的话：进入新世纪以来，没有文化的“文化”现象，简直就是铺天盖地而来。我指的是严重的精神危机、人们相信“不相信”、缺少或者根本没有非功利性的感情寄托、缺少或根本没有非功利性质的想象力、用模仿来的各种技巧掩盖没有精神原创力的事实。 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再也不往深处想问题，不再想别人的问题，更不想世界的问题？长此以往，这种“想”的能力，就会消失殆尽；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严肃和不严肃的学术文化艺术电影电视中，开始流行调侃、无谓的骂人？近几年来国内流行的各种“文化潮流”，似乎也是浩浩荡荡，令人眼花缭乱的。其最主要的特点，就像国内某自称“我是某某我怕谁”的文化人说的，过把瘾就死。也就是说，流行期越来越短，完全不在乎什么精神深度，只要刺激，不管是怎样的刺激。最好是没有吸毒，而又获得了毒品的效果。 激情，是人们回眸20世纪80年代时，常提到的一个字眼。我们今天或许会嘲笑80年代的那一代人仅有的激情，可是现在的情况难道不让我们担忧吗？上面的那些真实的事件，让我实在有些弄不懂，我们究竟有，还是没有文化？▲中国青年报 |
| 《我们的八十年代》寻找青岛风景 |
夏雨主演的怀旧情感剧《 我们的八十年代》8月4日起在青岛电视台3套黄金时间播出。因为青岛籍主创人员的“私心”，这部被称为 “100%青岛制造”的电视剧无可避免地烙上了青岛标签。于是，当观众朋友们将手中遥控器定格在“八十年代”的一瞬间，一幕幕的青岛风景扑面而来，对所有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老青岛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次特殊又难得的怀旧体验。 |
★小人书：学名叫连环画，它是文学产品匮乏年代少年儿童甚至部分成年人的主要精神食粮。 ★喇叭裤：流行于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当时，港台电影中，明星们都穿喇叭裤，把屁股包得滚圆滚圆。而在内地，第一批穿上喇叭裤的时尚男女，在老人们眼里，都是不好好工作只知道打扮享受的人。 ★女排精神：流行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始于1981年的五连冠，不仅让国人认识了袁伟民、郎平、海曼和路易斯，更让崇高而朴实的“女排精神”激荡了整整一代人的灵魂。“女排精神”的基本内涵可概括为：无私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艰苦创业精神；自强不息精神。它一度成为整个民族锐意进取、昂首前进的精神动力。 ★春晚：1983年春节，中国有了春节联欢晚会，歌星影星会聚，相声小品同堂，把中国人搞得如痴如醉。在娱乐单调、电视节目匮乏的时代，看春晚成了人们大年夜必不可少的一道精神“大餐”，春晚从此成了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同时也造就了无数艺人的大红大紫。 流行语背后的故事征集中 上世纪九十年代，小康社会、黑猫白猫、下岗再就业、海归、丁克、大哥大、有事呼我、卡拉OK、炒楼花、农转非等一系列词语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语”。本报下期将继续推出“改革开放30年流行语背后的故事”——“九十年代流行语”。如果您也经历过那个年代，也曾高频率地使用过流行语，那么请联系本报记者，为大家讲述这些故事，一起分享那些逝去岁月的光荣与梦想。 联系电话：13963813086； E-mail:liuxx@ytdaily.com. 时代背景：“吃了吗？”这句曾被高频率使用的问候语，如今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谁也不能否认，这句问候语曾经红极一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不分场合、不论身份、不管地点，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吃了吗？” 今年47岁、家住市府街的孙茂盛先生回忆，小时候，每次看到邻居的叔叔阿姨，都要问候一句：“您吃了吗？” “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可笑，但那时候，这都成既定的问候语了。”孙茂盛笑着说，“这个问候语也是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孙茂盛进一步解释。上世纪70年代，我们国家还处于贫穷阶段，吃饱饭都成问题。孙茂盛1979年参加工作，月工资就30块钱，而且在当时，即使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东西，因为那时买东西都凭票供应，每月一人只能买到 半斤肉、半斤鸡蛋。所以在那时，人们最关心的就是吃饭问题，“吃了吗”也就成为那个年代最多也最真诚的问候语。 本报点评：如今，人们关心的已不再是基本的吃穿问题，忙碌似乎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风靡一时的问候语“吃了吗”也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取而代之的是“忙什么呢？”；或者一些久未谋面的朋友见面，相互问候一句：最近在哪发财呢？可见，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追求也日益不同。 时代背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也吹进了千家万户，老“四大件”（缝纫机、收音机、自行车、手表）再也不会被人们趋之若骛，取而代之的是新“四大件”的诞生——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四大件，是当时向往的小康生活的具体诠释。 “1984年，我花了800元钱在朝阳街买了一台12英寸的上海金星牌彩电。”家住莱山芳华园的市民李志才提起这一壮举，至今仍觉得非常自豪。 李志才说，当年，为了买这台彩电，他岳父托了不少关系。而800元的价格，相当于他夫妻俩近一年的收入。这台金星牌彩电给他们家带来很多快乐的记忆，1988年港版《射雕英雄传》在全国热播的时候，电视机陪伴他们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从当年12寸的小彩电，到现在的等离子电视，20多年来，我家的电视已经换了4代，但这台小电视我们一直舍不得扔。”李志才深情地说。 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记者采访发现，当年很多人都对这“四大件”有着浓厚的情结。市民李女士表示，在80年代，尤其是中后期，新“四大件”成了结婚彩礼必不可少的东西。“没有‘四大件’，姑娘就不出嫁。” 本报点评：其实，“四大件“的具体内容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改革开放之前，人们还只希望拥有手表、自行车、半导体、缝纫机；改革开放至九十年代，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已成为生活的必需品。30年来，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物质供给愈加丰富，手机、电脑、汽车、住房……人们已无法用手指数出幸福生活的具体构成，旧有的“四大件“概念也早已被深深地掩埋在历史尘埃之下，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时代背景：万元户，是上世纪80年代 初的时髦词汇，意指一户人家有了1万元人民币。这个新名词出现后，很快风行大江南北，并演变为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的代名词。 今年56岁的姜振国家住莱州市驿道镇。改革开放以前，他是个地道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开展，包产到户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家里有了剩余劳动力，我开始考虑搞副业。”姜振国说。 1987年，即墨批发市场的毛衫供不应求。姜振国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他立即购来两台织毛衣的机器，雇了几个村民，开始了家庭作坊式的毛衫生产，当年就获利3000元。经过两年的发展，到了80年代末，姜振国家庭年收入超过万元，成了村里有名的“万元户”。 城市也不断涌现“万元户”。据一些老烟台人回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烟台街边的“个体户”渐渐多起来，有卖早点的，有开小商店的，也有做其他小买卖的。虽然在当时看来，这些人的社会地位不高，但他们的收入却是可观的，一天的收入几乎能达到普通人半个月的工资，“万元户”也最早在他们中间产生。 本报点评：在上世纪80年代，普通工人每月工资仅有几十元人民币，提起万元户，大伙眼睛都放光，很多乡镇、工商行业以出多少个万元户为光荣指标。如今看来似乎有些夸张，但正好印证人们在改革开放初期，致富的强烈渴望及其所产生的空前喜悦。如今，随着时代变迁，“万元户”也早已过时，最流行的说法如今已变成了——“十万元户刚刚起步，百万元户马马虎虎，千万元户才算是富。” 时代背景：中国人的创富热情越来越高涨。1984年，第一轮“下海热”出现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几位著名企业家，如联想的柳传志、健力宝的李经纬、海尔的张瑞敏都是当时的“吃螃蟹者”。下海热“带来“公司热”，1984年被称为中国公司元年。 今年56岁的王厚堂是当初烟台第一批“下海”人士之一。1985年，王厚堂在烟台第二化工厂工作，月工资30多元。当时，在“下海热”的大潮下，他也不甘于靠“死工资”吃饭。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杂志上看到一种用于水处理的节能环保产品，觉得很有发展前途，遂产生辞职自己办公司的想法。王厚堂的想法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尤其是他那当干部的父亲，大骂他“搞走资主义，挖社会主义墙角”。 虽然所有人都反对，但王厚堂坚持自己的理由：“现在机遇这么好，商机这么多，为什么非要挣那30元的死工资？”于是，他辞掉了工作，开始自己创业。对于刚开始创业的艰辛，王厚堂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的全部资本只有一辆人力三轮车、三间破旧小平房，雇了几名工人，就开始运作。每天起早摸黑干活，走街串巷推销，辛苦是平常人无法体会的。”条件虽然艰苦，但是王厚堂凭着自己灵活的头脑和勇于吃苦的精神，很快将公司发展壮大起来。1997年，他在开发区盖起了厂房，建起了自己的水处理公司。随着企业越做越大，1998年开始向美国拓展业务，现在王厚堂的总资产已达亿元。 “我现在很庆幸当时的抉择，我庆幸抓住了时代赋予的契机。”回首过去，王厚堂感慨万千。至今，王厚堂还把最初创业时的三轮车和小平房的照片悬挂在自己办公室中，以铭记当年的创业历程。 本报点评：当大多数人还在计划经济的温室里观望时，最先从国有单位辞职从事商业活动的“下海“者确实有一番“弄潮儿“的雄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以个体户之名而存在，通过相对简单的方式迅速地获取了财富，由此形成了中国的第一批高收入群体。到90年代，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机制的完善，这种简单地谋取暴利的日子便宣告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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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勇：阅读八十年代 |
| 作者：刘勇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
编者按： 有一篇文章曾经说，现在有这样的讨论——那就是你最希望生活在哪个时代，列举的选项有游侠纵横的先秦、李白生活的盛唐、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等等，答案莫衷一是，作者说出他的答案，那就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上大学。 正文： 未来的历史学家在回顾８０年代的时候完全有可能认为，阅读是那个时代最为色彩斑斓的底色。毫无疑问，历史学者在为那个时代总结一些简明的特点时，可以把其称为开放的时代、改革的时代、思想冲突的时代，同样，也可以称其为阅读的时代。 一 对于许多在８０年代有过阅读经历的中年人来说，最难以忘怀的恐怕就是那些难得的自由阅读的宏大场景。那时他们正处于所谓思想上的“断乳－反叛期”，即精神饥渴而青春的能量却急需释放的时期。一方面他们面临着一个破碎的思想世界，另一方面思想解放运动也为他们腾出了思考的空间。伴随着开放潮，一批数量极其巨大的外国作品如洪水一般汹涌而入，一下子让他们看到了如海一般辽阔的书的世界。 对那时的人而言，许多阅读的选择似乎都深受此时期中国出版界大规模地翻译出版国外学术著作的影响，可以说，就出版业而言，这是自“五四”以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翻译出版西方学术著作的行动，牵涉到近现代２０世纪西方的主要思潮。其中最为著名的首推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３００种，还有北京、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翻译介绍２０世纪西方人文学术的“学术文库”与“新知文库”系列。 在这次出版业大规模翻译行动中，从难度极高的大部头“天书”——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到直接引发了８０年代“新权威主义”争论的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女权主义理论家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统统涉及。以致有人说，正是这一时期的出版，构成了８０年代整个社会变革的重要精神资源。至今，我还能够随口叫出许多在８０年代的阅读时尚中一再成为被热烈追捧阅读之书的书名：汇编的《萨特研究》、新“发现”的马克思《１８４４年哲学经济学手稿》、《第三次浪潮》、《大趋势》、《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外国古典名著从书”、“２０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所有这些，构成了８０年代的那种如饥似渴、大快朵颐的阅读场景。 事实上，由于这种以“拿来主义”为主旨的“翻译出版运动”，亦使得此一时期的青年在阅读趣味上呈现出惊人的相似，归纳起来，不外乎西方哲学政治学（从黑格尔、康德等人的西方古典哲学一直到卡西尔的“人学”）、西方现当代文学作品。正是这批代表着当代世界精神潮流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构成了新时期青年世界观形成期最主要的精神营养。 二 不过，要论及８０年代人的思想裂变，还不可不提前苏东国家作家的影响。因为，对８０年代改革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改革的最初思路仍然受到前东欧模式的影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思想家们的理论，成为此时中国改革思想者的重要借鉴和启发。比如说，８０年代中期，由国内多家出版社共同推出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中，东欧理论家的著作就占据着格外突出的位置。正是这套丛书，使国内读者对欧洲社会主义理论家力图调和计划与市场，走“第三条道路”的思想渊源有所了解，对历史上的“布拉格之春”、对波兰的“团结工会”，有了全新的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许多热衷于政治体制研究的国内学人，对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对匈牙利经济学者科尔奈的了解，就如同今天的青年人对“Ｆ４”的了解一样。换句话说，那时候，谁要是能够多谈几句波兰团结工会瓦文萨就会被大家所“另眼相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掌握了“话语霸权”。 那时候还有一本令许多学人感动的读本，是前南斯拉夫人德拉热斯所著的《不完美的社会》。我还记得我曾经热泪捧读德拉热斯《不完美的社会》的场景。在这本书里，作者讨论了宗教、帝国主义、现代科技、所有权多样化、暴力革命、民主、中产阶级等等问题，作者对这个世界具有的现实感，拒绝相信和许诺任何“完美”的社会模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不完美的社会》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非常契合那个年代被称之为“愤怒青年”的人们的心态。 不过，此时关于苏东国家的更大量的阅读还是围绕着前苏联解冻时期的文学作品进行的。事实上，发端于５０年代后期的前苏联解冻文学作品，非常适合８０年代那个“文艺的春天”的阅读口味。许多人都在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读《日瓦格医生》、读《方尖碑》。这种阅读，使得８０年代读书界里始终存在着一种“要讲真话”的呼声。这是因为，许多人从这批前苏联解冻文学作家中，看到了一种不管多么困难也要坚持对历史讲真话的精神。我至今还记得，作为“讲真话”的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说过的一句名言——拥有一个“讲真话”作家的国家是拥有另一个政府的国家。我还记得有一个冬夜的晚上，我读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从大学图书馆内部阅览室里出来，走进星光闪烁的黑夜，地上覆盖着新雪，我觉得我好像刚刚离开了俄国的心脏，那温暖的、跳动着的俄国心脏！此时我仍然沉浸在刚才的阅读兴奋之中，觉得自己只要沿着这些索尔仁尼琴所指引的羊肠小道走下去，就可以一直走到俄国的尽头，可以到达我愿意选择的任何一个世纪。我不仅可以造访索尔仁尼琴的俄国，也可以访问列夫·托尔斯泰作品中《安娜·卡列尼娜》生活过的俄国；可以走进契柯夫的《套中人》生活过的城镇；也可能走进屠格涅夫作品中的《白净草原》，可能遇上普希金坐在芦苇丛生的河边的凉亭里…… 是的，如果说对德拉热斯的阅读改变了我的历史时空观念，那么对前苏联解冻文学的阅读则带给了我新的历史道德评判，其对于一个民族灵魂的结构，其易腐，其高贵，其不可捉摸，开拓了新的尺度。 当然在那个年代，我们还有着一些“另类阅读”，例如读斯诺的《西行漫记》，专门去窥见“伟大领袖”的风流情史；读《杜鲁门回忆录》，知道了朝鲜战争的另一种说法；《尼克松其人其事》、《选择的必要》等诸多的西方领袖的传记与理论著作又使我们感到“美帝国主义”的头头们并不那么面目狰狞，相反颇具事业心、灵活性和人情味。还有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时的思考与感受——“宛如闪电划过夜空”，“人民竟然如痴如醉地拥护走向毁灭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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