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涯希望韩寒的《独唱团》能看到《新青年》的影子 |
| 作者：阳痿男 提交日期：2009-11-2 |
对只有27岁的韩寒来说，不论是媒体还是网络mingyi，今年都赋予了他更多的东西。 对公众知识分子的称呼，韩寒说自己从来不感兴趣。他之所以关注杭州飙车、上海钓鱼等公共事件，是因为“别的个体都不和我玩了，所以我就只能和这些公共事件玩”。南都周刊记者_罗小敷 实习生 杨禹璋 金风 摄影_小戴 小南 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话题，韩寒谈得有点烦了，他说自己说到底只是一介书生，不是什么知识分子，也不是什么文化精英。 他甚至坏笑着说，“看我哪像知识分子啊，我就一小流氓”。脱下头盔和外套，他穿着黑色衬衣和黑色的赛车裤，黑边镜框，酷得像个偶像明星。 然而，不管他愿不愿意，对这个只有27岁的80后男青年来说，不论是媒体还是网络mingyi，今年都赋予了他更多的东西。 在“南方周末2009年度人物评选”中，韩寒遥遥领先。“韩寒的可爱可敬，就在于他在中国社会追求最大限度的独立与自由，做自己最喜欢的事，说自己最想说的话。”《亚洲周刊》将他推上“2009年度风云人物”的位置，获选的重要原因是“有担当的公民精神”。 “青春公民”、“意见领袖”、“公共知识分子”、“中国新一代的希望”……各种赞誉蜂拥而至，有杂志甚至激动地在封面上打出“选韩寒当市长”这样的大标题。 “时无英雄，让我这样的竖子成名。”韩寒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随后他又自顾补充说：年底了，要谦虚点，让大家高兴高兴。大概他也意识到，这么谦虚说话不太像是众人眼中那个习惯“口出狂言”的韩寒。 与博客上那个言辞尖锐、观点犀利的博主相比，人前的韩寒是轻松中带有幽默的，即使是在批判，他也是面带微笑。对很多“严肃”的话题，他甚至流露出一种心不在焉，或不屑一提的神情。 无论说话还是写文章，韩寒都承认自己习惯消解权威。说到爱不爱国，他说自己是爱的，因为他爱这个国家的女人，而不爱洋妞；他说在他心中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权威，“我相信大家一样是人类，你他妈再权威，我给你发个妞，你他妈还不是都一样”。不迷信权威正如他曾经不迷信文坛：“文坛算个屁，别跟我装逼”。 对韩寒来说，2009年是繁忙的，忙到他没有时间接受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对话请求。这一年他写了近八十篇博客，这是他大肆对社会弊端提出不满和冷嘲热讽的阵地，位居全球点击率最高的博客已足见其影响力；他出版了第六部长篇小说《他的国》、第九、第十本文集《草》和《可爱的洪水猛兽》，第一本长篇小说《三重门》仍在加印。 畅销书作家，一流赛车手，现在韩寒又有了新身份“杂志主编”。他创办的杂志《独唱团》已经付印，另一本杂志《合唱团》也正在筹划中。身为主编的他希望带来“文艺复兴”的理想。 不过，韩寒却认为自己没干什么，只是在玩而已。即便真让他当市长，他也不会去，因为太喜欢玩了；今年，韩寒对杭州飙车事件、上海钓鱼事件、民居强拆事件等等这些公共事件发表尖锐意见，也只不过是因为“别的个体都不和我玩了，所以我就只能和这些公共事件玩”。 在韩寒眼里，2009年最重要的事情是练习室外卡丁车，并且水平以看得见的速度在进步。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汽车拉力赛邵武站的比赛中，他赢得了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N组2009年度总冠军，也成为中国职业赛车史上唯一一位场地和拉力的双料年度总冠军。 摄影师助理索要签名，韩寒写下“祝开心”几个字，随后漫不经心地说起刚才的经历。刚刚骑着那辆造价二十万的摩托车在路上等红灯，有人就拍拍他的肩膀问：去静安区多少钱啊？他说，如果是不赶时间，自己会跟那人说“十块钱，上车吧”，然后将车开得飞快，吓死这个把他当摩的司机的路人。 “要混个脸熟还是上电视好，上这么多杂志报纸媒体，也没见多少人认识我啊。” 南都周刊专访韩寒：“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呼不感兴趣” 南都周刊：现在大家觉得你是个公共知识分子，你自己怎么想的？ 韩寒：恰恰我对这个称呼完全不感兴趣，我从来就这样，不觉得今年很特别。因为别的个体他们都不和我玩了，所以我就只能和这些公共事件玩了。以前会有白烨啊，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都不跟我玩了，所以就只能转型了呗。 南都周刊：没觉得自己今年更成熟点？ 韩寒：不觉得。我希望我还是在玩。过了一年，其实说穿了也就是地球绕太阳公转了一圈，这关我什么事？说到底我也只是一介书生，也不是什么知识分子，也不是什么文化精英，也不是什么各种各样的其它东西，在我脑子里根本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我觉得写东西的人就应该这样。 南都周刊：想过要改变什么吗？ 韩寒：想过，事实上你改变不了什么。这些归根结底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作用。在中国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人就像男女双方谈恋爱一样，都试图改变一些什么，但事实上互相都是改变不了的。大家还是要按照各自的生活规矩走下去。我跟所有的时政评论者和写文章的人一样，唯一的区别可能是我比他们写得好点，但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写文章的，我只是写了几篇不痛不痒的文章而已。 南都周刊：不痛不痒但引起很多关注。 韩寒：因为这个社会实在太不痛不痒了，所以挠一下就特别痒。真的只是因为这个时代太……怎么去形容，时无英雄，让我这样的竖子成名。到年底了，我特别谦虚一点，这样可能大家听着舒服点。 南都周刊：你怎么看待权威？ 韩寒：我不相信权威，我相信大家一样是人类，你他妈再权威，我给你发个妞，你他妈都一样。有些话说出来可能会忽悠一大批人，但对我没有作用。就比如说张艺谋，他会说：你看不懂《三枪》是因为你的层次不够，因为《三枪》表现的是这种小人物命运的不可掌控。那种初级文艺青年老百姓，太容易被他忽悠了。但是你不能这么想，当想得深奥一点，你会发现全世界所有的文学影视作品，表现的都是这个内容。所以像这种模棱两可、假装深奥的话是忽悠不了我的。 我曾经也是这么忽悠大家的。我写《长安乱》的时候，不列提纲，小说里的一个人物没了，写着就忘了。那我也会告诉大家，其实我写的这个小说就像人生一样，有的人就在你生命中如过眼云烟一样没有了，其实是我忘掉了。 南都周刊：十年前你上央视《对话》节目，这个视频最近在网上挺热，你看了吗？ (节目中17岁的韩寒端坐一方，遭遇了一场来自学者、专家和观众的集体围攻，他们用“伤仲永”的故事来教育他，在这些成年人眼中，这个上到高一就退休的坏学生，写了本畅销书《三重门》，心高气傲不可一世。) 韩寒：我看过，那个节目播出后的四五年左右，我又看了一次，当时我偷偷地对旁边的朋友说，你看吧，这个节目终有一天又会再红起来的，而且你看那个扎大辫子的女的，是整个节目的亮点。 南都周刊：现在与当时的你有什么不同？ 韩寒：我那个时候刚刚从学校出来，还什么都没有见过，当时感觉全世界都想要教育我，欺负我。其实无论我当时有多么好的表现，都没有办法影响在座那些人的判断，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已经形成了，我改变不了他们。十年以后看一看，我觉得还是很好玩的，那个时候大家都欺负我，现在大家都怕被我欺负，他们绝对说不过我。只是当时我的发型实在不咋的，别的还可以。 南都周刊：如果现在到那个节目现场，你会怎样？ 韩寒：时代总是在变化的，过了10年，我觉得即使我没有更好，他们也会显得更傻。当时我已经是具备怀疑精神的一个人了。央视给我安排的酒店连洗手间都没有，他们说“我们央视谁没见过？连金庸我们都是安排在这里”。当时我旁边的人都相信了，唯独我不信央视的忽悠：他们会让金庸上公共厕所？ 现在我的自信比当时要强大很多，我是一个很讨厌失败的人。有一段时间我在北京赛车，不写书了，很多人说得很难听啊，说我江郎才尽写不出书了，变成了一个纨绔子弟，因为玩车给人的形象就是那样的嘛。 “我们没有公民，只有草民和屁民” 南都周刊：你是不是从来不向任何事情屈服？ 韩寒：我是有一个原则和底线的，没有到这个底线，我比任何人都容易屈服。但如果触及到这个底线和原则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屈服的。但记得曾经有一次在北京和朋友新组了一个车队，要给车队做宣传。我不喜欢做什么宣传，但那次我去找了当时国内很差的一个汽车媒体，宣传我们车队成立，让人家过来，还得给人家塞500块红包。 南都周刊：你博客中所呈现出来的犀利、攻击性和日常生活中的你有多大距离？ 韩寒：我其实不觉得自己很尖锐，我只是在做职责以内的事，包括你们南方报业所有的记者，你们做的是最本质的一个工作，这是你们的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之所以你们会出类拔萃，是因为大部分的记者都没有达到这个职业标准而已。我写的只是一个作者、一个文字工作者应该写的，我并不尖锐，只是因为别人太在标准以下了，就显得我在标准以上了。 南都周刊：万一你的博客被关掉了怎么办？ 韩寒：那我就跟我的博客合影一张咯。就像一个朋友，他死掉了我也没有办法，只有和他合影。 南都周刊：没有想过怎样去把握一些东西？ 韩寒：我一直在把握。从小时候写作文的时候就在把握，要把握老师喜欢不喜欢。我们现在把握的不是领导喜欢不喜欢，而是先要让自己生存下来。当局是很怪的，你觉得有问题，他觉得没问题；你觉得没问题，他觉得有问题。gov.ern.ment应该立一个法，这个法就叫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法”。对我来说，我并不是在和他们争斗，只是相对来说，国外没有那么多优秀的素材给我，国内的素材太多了。 南都周刊：你觉得公民是怎么样的？ 韩寒：你们媒体只是在找一些更安全的形容词罢了。这个词汇既容易被人理解，又安全，既很激进又很进步。事实上我们国家没有公民，只有草民和屁民。 南都周刊：社会责任感对你来说是个什么东西？ 韩寒：真的没有，真的没有，什么所谓的社会责任感啊，或者代表年轻人怎么怎么样啊，所谓的意见领袖啊，从来没有。只是在职业规范上，我可能做得比这个标准好一点点，文章读起来可能更有意思一点。但是，我仅仅是在这个职业标准之上那么一点点的地方，只因大部分人都已经掉到了谷底，所以才使我这样的竖子可以出名。 |
提到作家韩寒，我想除了他的作家身份之外，更多的是车手的身份。但是目前的韩寒作为民众间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在韩寒的博客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他关心社会热点的话题，我觉得他的这种行为无疑是发挥了自己重大作用。一件事情要是多人不给于发现，很可能就失去透明度。正是因为网络批评者的关心和自我拷问，才让现实的事情摆放在我们的肩膀上了，同样真实的事件得到解决。 韩寒作为知识分子，暂且说到底所谓的知识分子以为着什么吧。我觉得一个敢于说真话搞真事情的作家那就是知识分子，一个作家不敢说真话，天天春花秋月的唱和，那本身对社会毫无价值，也不能堪称是作家，没有批评的勇敢能担当得起作家的成为吗？答案是不能的。五四时期的作家大都敢说真话，即使是作品也融入了很多当时的背景，可以说反映出了社会的本质，也激励了大家的奋斗精神。缺乏个人观点的作家难以对社会负责，甚至会成为溜须拍马里的干将。 在当下社会，也有许多知识分子，这些人敢于去批评，敢于去监督，敢于把时间花费社会进步的潮流中来，这是对国家非常有利的事情。网络事件的呈现，得到了更多人的监督和言论的支持。韩寒自己说自己是捣乱的人，可笔者觉得韩寒比很多人都有责任感，一个知识分子敢于去对不良的社会事件说不是非常让人值得称赞的。 韩寒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个是朋友的事情，一个是好玩的事情。” 他可以推掉所有的工作，为“城市让生活更糟糕”准备演讲草稿；为徐朗扫墓，拒绝与奥巴马的见面约请。是的，这就是读者即将可以在《智族GQ》中见到的捣乱分子韩寒。 话不在多，我想如果更多的人敢于对现实提出自己的看法，那么社会进步才能更快一些。否则一团迷雾，那么当什么作家呢或者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不是走在时代的前列吗？ |
写书写到手痛，拿奖拿得手软，这是凤凰名嘴梁文道毫不夸张的2009年状态。他的《常识》、《我执》、《噪音太多》等作品相继出版，因多写时评而被视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7日，在《出版人》杂志和新浪网读书频道主办的“2009中国书业年度评选”活动中，他当选年度作者。昨日，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并为本报读者写下“反省自我、介入社会”的赠言，而这，也是他自己所为之努力的目标。 谈身份：知识分子没有“私家的” 愿意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方法，去影响公众，并对公众负责，这是梁文道心目中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他说，知识分子都是公共的，从没有“私家的”知识分子。 回顾去年的热点事件，网络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这让梁文道赞赏不已：“网民中有很多人本身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形成了一个群落，他们的声音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有益。”但梁文道也提醒，网民只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对于网民的声音也需要甄别。 梁文道力挺的韩寒，在2009年笔耕博客，声势夺人，也引来许多非议。梁文道坚持他对韩寒的看好：“他的影响力比我大，而且我40多岁了，他代表着未来。” 有观点质疑韩寒在自我炒作，梁文道很难认同：“有自我炒作心态的人，才会认为所有人都想炒作，这种质疑本身就是人心浮躁的表现。” 谈新书：《我读》不是我的书 标榜“梁文道作品”的新书《我读》，近日却被梁文道自己掀起风波。和出版方大张旗鼓地宣传迥异，他公开否认这是他的作品。他解释道，个人作品应是一笔一划写出来，而不是电视节目的合集，“因为我在做这个节目，所以这本书与我有关系，但我并不认为我的节目原创的程度足以出一本书。” 对去年引起关注的《常识》，梁文道也非常低调：“我很惭愧，全国像我这样写时评的有很多。”他说，大家关注的其实并不是梁文道的文字，而是时评本身，时评重回生活并影响生活，这是时代不断开放的象征，“我的年度作者，是为所有写时评和关注时评的人拿的。” 谈自己：我很怕看我的节目 写《常识》的梁文道言语犀利，思想深邃，写《我执》的梁文道却别有温情，问及私下他是怎样一个人时，他笑言自己也不知道，并说要认识自己是很难的事情。他是电视名嘴，却极力回避看到电视上的自己，“电视会让人产生幻觉，以为出镜的那个人就是自己，‘他’很完美，但不真实。”梁文道说，他怕看他的节目，“一个总是照镜子的人一定不正常。” 本报记者 范宁 |
摘自：郑渊洁博客 我的书被隐瞒印数后，正好看到鲁迅的伟大创意，于是如法炮制。从那以后，由我向出版社提供高科技的防伪标识，出版社按防伪标识的数量，当月向我结算版税。 最近，作家韩寒跳槽换了出版商，新出版商给韩寒的书开出了20%的版税率。版税制是国际流行的付酬方式，就是作者从书籍的总定价中按百分比抽取稿费。 国际上通行的版税标准是：书的印数在1万至1.5万册时版税率应为10%；印数为1.5万至2万册时版税率应为12%；印数2万册以上时版税率应为14%。 20%是天价。自地球上有文明有文学有版税以来，上一个享用过20%版税率的是胡适。当年他给自己的书定的版税率是初版15%、再版20%，低于此标准坚决不出书。 我的《皮皮鲁总动员》的版税率是15%，我要向胡适和韩寒的20%努力。但高版税率需要真实印数保驾护航。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的一套书印数逼近百万册，很是令我陶醉。一日，我忽然接到一位小读者的举报，说那套书的版权页上标明的印数是假的，实际印数比这大得多，还给我寄来了有实际印数的印制单的复印件。 真是晴天霹雳。我一个电话打过去，该社长见我透露的数字准确到了个位数，立马就坦白从宽。 其实被出版商通过隐瞒书籍的印数而惨遭剥削的作者不只是我。鲁迅就曾经拿起了法律的武器，与北新书局对簿公堂。从这以后，鲁迅为了控制出版商的印数，提出在其著作的版权页处，必须贴上由鲁迅自己设计和制作的印书证(相当于今天的防伪标识)。 我的书被隐瞒印数后，正好看到了鲁迅的伟大创意，于是如法炮制。从那以后，我的书在出版前，由我向出版社提供高科技的防伪标识，出版社收到防伪标识后，按防伪标识的数量当月向我结算版税。 2009年2月，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向我要了130万枚防伪标识印刷《皮皮鲁总动员》，月底前即支付了版税。 作家想提高自己作品的经济收益，我还有一个体会：在同一时间段内，将所有作品授权给一家出版社。 国外高收入作家如罗琳，都是在同一时间段只在一家出版社出书。这样做的好处是该出版社由于拿到你的独家授权，会不惜血本营销你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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