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又臭又硬”的性格 |
来源: 南方日报 |
作者:胡殷红 |
人物纪实 蒋子龙“又臭又硬”的性格在文坛是有名的,当然,他的侠气仗义也是文坛中屈指可数的。当他几杯老酒下肚,仰脖挺胸和弟兄们论英雄时,偶尔也会顺带着夸夸在场的“美女”们。赶上我这等“粗暴”的女性不识抬举,就会以“我曾是美女,现在得加‘迟暮’,你虽堪称英雄,我看也得加上‘过气’。”此时老蒋就会爽气地摆出好男不和女斗的姿态,振臂举杯:“来,过气英雄敬迟暮美女一杯!”然后难得一笑,笑得很豪气,很有感染力,那种“英雄气概”在笑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玩笑归玩笑,蒋子龙的人气还真是挺旺。几次与他同行,凡到一地,无论省、市、县大大小小文化官员们都特别认他,他们不约而同的一句话是:我们是读您的作品长大的。他们中有的人复述一些章节,有的列举出一串作品名单,有的带来蒋子龙的作品请他签名,有的要求合影留念。但无论这样的场合蒋子龙心里多么受用,他的脸仍是“严肃”的。因此,很多初次与蒋子龙见面的人都认为他不容易亲近。而我则认为“严肃”的外形是先天生就的,脸上的纹理走向与他情绪好坏并无必然关系,这张脸是“自然灾害”。真想走近他还真需要点勇气。 蒋子龙不是个会“顺应形势”的人,强扭的事他肯定以强还强,“出言不逊”,但为了难以拒绝的朋友之托,他却可以东奔西跑、竭尽全力。有一个研讨会我赶巧坐在蒋子龙旁边,听评论家们搜肠刮肚“挤”出些言不由衷、自己说出口都有点不好意思的发言。蒋子龙对我说:你不是姓胡吗?看来,这个会的报道你得“胡编”了。会上主持人几次请蒋子龙发言,我在一边幸灾乐祸:老蒋,你好歹也是中国作协副主席,这种会的发言可看水平啦!蒋子龙面无表情,顺手写了一张纸条递给我:“我极少参加这样的会,这是浪费自己的生命陪别人过生日。下次倘再在这样的会上见到我,罚我请你吃饭。立此为据。”蒋子龙摘下眼镜写条儿,戴上眼镜发言,字字诚恳,句句真话,而绝无奉承之言辞。我从他字斟句酌的话语里,除了找到了此会的报道角度,还对他陡增一份敬意。 记得那个会后大家合影留念,我冲着他喊:“老蒋你换张笑脸成不成?”他大概是习惯了我的这种语言方式,故意举起那本书用讥讽的口气说:“今天我笑得出来,你都笑不出来!”顿时,我看到他脸上的线条菊花盛开般地扬起,出现了一张蒋子龙式的笑脸。 后来我在类似的会议上也曾见过他,请吃饭的事他想赖也赖不掉,而他写给我的那张“欠条儿”也就成了“威胁”他最好的证据。 蒋子龙是那种能够调侃出轻松,也能创造出快乐的人。尤其熟人相聚,更是无拘无束。有一次大家看指纹说手相,蒋子龙的手被拉来扯去,你一句我一句,凡看过的人都好生皱一阵眉头,但无论多好的视力,最终得出的结论都是十个簸箕,无一斗。大家都说这是异相!吹捧他:凡异相必是奇才!老蒋从人们手里夺回自己一只向东一只向西的手遗憾地说:“没斗就没斗,两个小拇指还不直顺。"然后有滋有味地研究起自己的手相:“当兵时拿枪磨得狠了,当工人时油泥糊得久了,后来天天敲键盘蹭得多了,几十年天天游泳给泡没了。”蒋子龙手上的纹理和脸上的纹理到底有什么内在联系,爹娘所赐,旁人实在不得而知。 莎士比亚有一句台词好像是这样的:冰凉的手,温暖的心。套用给蒋子龙:“冰冷”的脸,“火热”的心。就说他数九寒冬到沈阳为一个小兄弟“签字售书”的事吧,的确可称他侠肝义胆热心肠。隆冬的沈阳气温已达摄氏零下十几度。朋友捎话告诉他开了间小书店,想请他去搞“签字售书”。他连夜赶往沈阳,半夜下了火车,接站的人还没从暖被窝里钻出来,他只得在候车室里走着遛着直等到天亮。上午安排在一所大学与大学生对话,中午12点多话也没对完,下午1点又开始售书,紧张得连吃饭的时间也没安排。赶到小书店门口早已挤满了人,崭新的柜台吱吱呀呀直往后退。小老板兄弟难为情地对蒋子龙说:“老师,您到外头签行不?我给您搬张桌子,别挤毁了新柜台。”这位“蒋大侠”子龙,凭着一股子“侠气”上了街。到天黑手僵人散方才醒悟:“好小子,我蒋子龙不如个柜台值钱!”他是该说的都说了该骂的都骂了,一个被冻得“瓷瓷实实”的蒋子龙匆匆离开沈阳,却把一份永恒的温暖留给朋友。从此小书店日日兴隆。 偶尔会接到蒋子龙从天津打来的电话,内容大都是询问朋友的近况或索要朋友的联系方式。他从来没有一丝半点儿的客套,哪怕是只言片语的寒暄都省去了,直来直去,一句跟一句。我似乎也只有问什么答什么的份儿,绝对容不得我想想该怎么说、说什么好。每次放下电话我都想,这就是蒋子龙,冷和热在他身上绝对和谐。“冷”是他的“特色”,然而当他和你之间已经确立一种信任时,那份“热”自然就在心中了。 可以断定,只要能冲破蒋子龙那道“严肃”的防线,就能感觉到他的温暖。他其实挺幽默、挺可亲、也挺热心肠。 |
蒋子龙的快意人生 | |
来源: 河北日报 | |
蒋子龙,男,1941年生,河北沧县人。曾做过工人、海军制图员、厂长秘书、车间主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代表作有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中篇小说《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长篇小说《蛇神》、《子午流注》、《人气》、《空洞》、《农民帝国》等,出版了八卷《蒋子龙文集》,作品多次获奖。 ■他当过兵,做过工人,最后却阴错阳差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他在城市生活了大半个世纪,却总觉得自己骨子里是个农民。 ■他曾以工业题材开“改革文学”风气之先,又在花甲之年以农民题材长篇轰动文坛。 ■不熟悉他的人说,他有一张冰冷的脸,但走得近一些,你就能感受到他那善良热情的心。 2009年岁末去参加“三驾马车”书画展,不料竟在人群中看到了著名作家蒋子龙。远远望去,高大硬朗,精神矍铄,颇有硬汉气质,丝毫也不像年近古稀之人。虽然面容一如既往地冷峻,但记者其后的贸然采访,他并不以为忤,言谈中的耿直率真、幽默睿智更是将一个传奇作家的快意人生一点点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最快乐的时光,为我储存了能量。” 身为沧州人,蒋子龙说自己小时候也曾偷偷练过武,所以性格中“武”的因素比较多。“我的理想职业是军人,当个旅长团长什么的肯定干得不错。后来转业进了工厂,想一辈子就当工人了,却阴错阳差成了作家。”走上写作这条路,蒋子龙开玩笑称“纯属巧合”,他从初中开始对写东西感兴趣,不断往各处投稿。后来上了技术学校,学的是理工科的热处理专业,一直没专门学过中文。说起投稿,有一件事让他印象深刻。初二时,蒋子龙学习成绩很好,但因为一句无心的话受了警告处分。此后,他投给《天津日报》的稿子被退了回来。一位同学恶作剧地把退稿钉在墙上,还讽刺说:“蒋子龙还想当作家?咱班40个同学,将来出39个家,剩下一个就是蒋子龙。”这件事对蒋子龙影响很大,不过,他把这种挫败感转化成了写作的动力,“有点儿赌气似的,偏要做出个样子让他们看看。” 1979年,一篇《乔厂长上任记》让蒋子龙轰动文坛,也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伴随着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茅盾、冯牧等人的赞誉,14个版的批评文章也呼啸而来。但不服输的性格却让他愈挫愈勇,“报纸上每见到一篇批判文章,我就会在下班路上买一瓶啤酒,再买五角钱的火腿肠,当晚必创作一个短篇,放几天再改一遍,然后誊清楚寄走。” 正是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支撑着他将“改革文学”进行到底,诞生了包括《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燕赵悲歌》等大批优秀作品,而擅长工业题材的蒋子龙至此也被贴上“工业题材作家”的标签。 2008年,67岁的蒋子龙出人意料地以一部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再次冲击文坛,并迅速掀起了一阵波澜。面对书中57万字跌宕起伏的农民生活,评论家们惊呼:蒋子龙转型了,他从城市转向农村,从车间转向村庄,从工人转向农民。面对这种所谓题材上的重大跨越,蒋子龙却颇有些不以为然,“一个成熟的作家是不会去局限题材的。我关注的是眼前的现实,30多年来,我的笔尖触摸到了演员、医生、工人等等,原因就在于我的心里有什么,我对什么样的人有感觉,我想去表现他我就下笔,我的写作不分题材。正如这部《农民帝国》,我对农村历来怀有一份很深的感情。我心里很清楚,自己早晚会写一部关于农民的小说。这是情结,也是一种责任。” 蒋子龙所说的“情结”缘于他的童年。从14岁离开家乡沧县到天津求学,蒋子龙在城市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但他始终觉得自己骨子里是个农民。“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最快乐的时光,为我储存了能量。我每天看天气预报,首先想到的就是刮风下雨会不会影响收成。现在的孩子们,到公园只对游乐场的玩具感兴趣,对草地对绿色却没什么感情,不像我们这代在农村长大的人,见了庄稼特别亲。” 从1965年开始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新站长》开始,蒋子龙在文坛诚实地“耕耘”了40余年,至今已出版了90多部个人作品。“关注现实,就会有许多想法,就会有创作的冲动。我比较笨,《农民帝国》断断续续写了11年,人们说十年磨一剑,这个‘磨’在我这里是‘磨洋工’的‘磨’。长篇的源头就是命运,就是这个人生活中经历过的东西,这是不能强来的。我不是那种才华横溢的人,属于老牛慢车,细水长流。”蒋子龙属蛇,“蛇不蜕皮就长不大,几十年来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灵魂也得一次又一次蜕皮,太过安逸,或停顿不前,意味着灵魂生锈,甚至已经死亡。没有活力的灵魂,还能写作吗?” 谈到当今文坛的一些争端,蒋子龙不客气地用了几个词:龙争虎斗、沸沸扬扬、鸡飞狗跳。“文人也是社会的一分子,生活普普通通,自然不能免俗,这可以理解。但身为一个作家,不能靠自己的作品说话,却不断制造诸如牵头驴去签售、脱了衣服去朗诵这样的花边新闻来吸引观众,这是一种悲哀。” 走进书店“就像农民走进庄稼地”,有一种“想伏下身子干活的冲动”。 写作正用得着的书、有保存价值的书,占据了他的房子的绝大部分空间,而且还不断扩展,面对这种“侵略”,蒋子龙却接受得舒舒服服,自得其乐。 书店是蒋子龙最喜欢去的地方。他形容自己走进书店“就像农民走进庄稼地”,有一种“想伏下身子干活的冲动”。阅读可以嫁接人生,“自己的一生无论怎样曲折都是单调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都发生了什么,别人都写过些什么,还有什么是新鲜的。读书可以满足这一切。” 蒋子龙崇尚“快乐读书”,“如同渴了就找水喝,饿了就找食物吃,读书也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或者正需要的。”上初小的时候,他读的第一本课外书是《三侠剑》,晚上还就着昏黄的油灯磕磕巴巴地念给乡亲们听。后来,他又在家乡的火炕上读了《大八义》、《小八义》等传统评书,知道了人间善恶两分,侠义长存。到天津上学后,他迷上了小说,从《鲁迅全集》到外国名著,一时间读得昏天黑地。随着阅历的增长,蒋子龙的阅读习惯也发生着变化,如今的他自称“读书很杂”,主要看写作需要的资料书和内心喜欢的各类杂书,所以读蒋子龙的小说,总感觉他的视野开阔,天文地理、风土人情、民俗典故无所不包。 “读书首先要有选择,工作需要读有用的书,精神需要读有价值的书”,蒋子龙现在正在看一套展现中华文明以及世界各国文明发展轨迹的《中外文明同时空》,全六卷,堪称大部头。“我有时也不是精读,而是大量地浏览,选出有用的和有价值的保存下来。”蒋子龙认为,书要学会“读”,还要学会“丢”,看准自己需要的书抓住就读,对于那些没有价值的垃圾书,溜一眼就扔。 “耳朵光听新闻、音乐,不听闲话;眼睛用来读书、看报,不看闲书;嘴巴自然要吃饭,同时尽量不说假话。” 在家里醒目的地方,蒋子龙总爱挂上家人的照片,看上去朴素却透着温馨。虽然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天津作协主席,蒋子龙有许多社会工作,开会、发言、搞活动常常要占去很多时间,但这并不妨碍他热爱生活、享受亲情。他常说:最顺口的饭菜在家里,睡的最香的床在家里,每个人的康乐中心在家里。 除了读书和写作,蒋子龙还有许多业余爱好。这其中,游泳不能不提。“我年轻时兴趣广泛,篮球、乒乓球都打得不错,还当过文艺演出队的队长。后来搞创作,文学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和爱好,1989年前后我的身体状况很糟糕,后来我调整了作息时间,开始游泳。”当过海军的蒋子龙水性自是不差,从海河到水上公园的东湖,再到游泳馆,这一游便是20年。即使出国或从外地归来,不管多晚,转天一早他准按时出现在泳池边。非典时游泳馆关闭,已经游出了瘾的蒋子龙浑身不自在,干什么都没有精神。无奈,只得陪老伴到公园晨练,打打羽毛球。后来非典警报解除,蒋子龙又有了球瘾,每天早上打球、游泳成了“必修课”,“游完泳回来冲个凉,吃点儿早餐,往电脑前一坐,写点儿自己喜欢的,真是一件惬意的事!”心情舒畅,自然身强体健,现如今蒋子龙不仅病痛没了,而且身手矫健、思维敏捷,游泳自然功不可没。 同样让蒋子龙感到惬意的还有集邮。如果说书是可以携带的大学,那么集邮则是方寸之间看世界,是最省力气而能了解世界的一种捷径。对于邮票,蒋子龙只重观赏,不重价值。写作困乏之时,可以拿出邮册来慢慢品玩,至于是否保值升值并不留心。他有一本《世界医学邮票大观》,里面收录了5600枚邮票,全部彩印,并配有中、英文说明。当年写长篇小说《空洞》时曾遇到一个问题:国际防治肺结核病的标志为什么是一个双十字?请教医学专家,到网络上搜索,查阅大英百科全书,均不得要领,最终还是在这本邮票大观上找到了答案。 蒋子龙长着一张拒人千里的脸,所以不熟悉的人常常先被他冷峻的外表吓住,继而认为他内心冷漠、孤傲。其实生活中他是个古道热肠的人,谈吐睿智,常有些小幽默。1982年秋,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中美作家联谊酒会上,美国著名诗人艾伦·金斯伯格请蒋子龙解个怪谜:“把一只5斤重的鸡放进一个只能装1斤水的瓶子里,您用什么方法把它拿出来。”蒋子龙微笑道,“您怎么放进去的,我就怎么拿出来。”这下轮到金斯伯格吃惊了:“您是20年来第一个猜中这个怪谜的人。”记者问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蒋子龙一脸严肃地说:“当然。”继而,颇有些自得地笑了。 作为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那一辈人,蒋子龙的生活却并不落伍。早在十几年前,他写文章就用上了电脑,如今他有自己的博客,申请了邮箱,还经常上网搜索资料。对此,他笑称:在天津重型机械厂干得久了,对机器有种天生的爱好。他给自己的耳、目、口都分配了“任务”:耳朵光听新闻、音乐,不听闲话;眼睛用来读书、看报,不看闲书;嘴巴自然要吃饭,同时尽量不说假话。“这样才能活得舒坦、超脱。” |
蒋子龙畅谈市民文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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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大讲堂的主题是文学艺术月,11日上午,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迎来了以擅长描写改革开放人物著称的作家蒋子龙。 蒋子龙主讲的题目是《改革开放与市民文化的发展》,他表示,谈谈市民文化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几十年来我们这个国家政治运动曾经一场接着一场,很多基本上是反文化的,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品位有赖于文化。我们的经济改革遇到了一个瓶颈,现在必须要文化的开放才能打开出路,这是必然的趋势,只有文化改革跟上,然后群众才能接受你的经济。结合这一话题,蒋子龙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文学触角一直关注农民 记者:改革开放之初,你创作了《乔厂长上任记》等工业题材小说,塑造了乔厂长等系列个性鲜明的改革派人物,但作为中国作协首批签约作家之一,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又选择写农民,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出版了你的47万字长篇小说《农民帝国》,这被认为是你文学创作在题材上的一大跨越。请问这一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蒋子龙:当时写《乔厂长上任记》,可以说老乔是不请自来。当时我在一个1300多人的大车间当主任,副厂长是我的同学,对改革开放有不同认识,他遭遇了许多困难。于是,我就想假如我当厂长该怎么办。乔厂长是我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必须这样办才能打开局面,所以,我用了三天的时间写这部小说,一共三万三千多字,基本上没改就全文发表了。结果小说一出来,社会的反映有赞有弹,极端尖锐。工人日报、人民日报等报还发表文章讨论。实际上是我对生活的感受触动了当时社会的神经,一些地方的厂长对号入座。有的人欣赏这个人,有的人不欣赏这个人。 《农民帝国》的创作过程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其中的感悟也很特殊。这本书是我文学创作生涯中花费时间最长、投放精力最多的一部长篇小说。为什么写农民呢?——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我的童年也是在农村度过的,童年会影响乃至决定人的一生。我一直觉得自己骨子里是个农民。尽管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每天看气象预报时,脑子里总是先想到对农村的影响,很自然地想起了庄稼的生长。眼下是什么季节?地里缺不缺雨?……因此,我心里很清楚,早晚会写一部关于农民的小说。而眼下要反映中国现实,就没有比选择农民更合适的了。被邓小平称做是“第二次革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农民像以往一样又成了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原动力。所以,我的文学触角一直关注着现实,不可能不为其所动。 记者:能不能谈谈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小说的主要人物和故事,以及你想表达什么? 蒋子龙:我不算多产作家,近几年来每年出一两本散文,这些散文反映了我的人生思考,我的人生态度、生活情感经历和思想历程。至于写长篇小说,应该是一种缘分吧,既然命中注定要写农民,就一定要完成它。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我又熟悉农村,题材、人物是现成的,关键是氛围。为了写这部小说,我在河北、河南几个地方把自己“关”在乡下七个月,个人生活如同地地道道的农民,后来又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在乡下写成了这部小说,语言、氛围、故事完全是农村的。这部小说是以主人公郭存先的成长经历、人性蜕变及最后毁灭为主线。他想创造一个农民帝国,但结果是他自己导致了“帝国”的衰落,实际上是他的毁灭促使了“帝国”的变化和新生。应该说郭存先的悲剧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的结局是中国农民的宿命。不过在当今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形式及其结果更诡异罢了。 当代社会缺乏有震撼力的作品 记者:与当年相比,文学的力量似乎在衰退,文学对社会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蒋子龙:这是文学的尴尬,也是现代人的尴尬,但这不能归咎于文学本身,也许文学本该如此。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当代社会缺乏有震撼力的作品,不能抓住人心;二是现代人看的东西多了,经历的也多了,网络时代人们更聪明了,对文学的要求也更高了。这在历史上是一个规律,在欧美等国的文学作品,读者也是有限的,当然永远有那么一些人有文学情结,愿意从作品中感受文学气息。 记者: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前几天已经公布了,以前期待很多,现在国人对中国人获奖期待好像很少了,有些作家就认为诺贝尔奖对文学评价到底是不是权威产生了疑问。你怎么看呢? 蒋子龙:现在诺贝尔情结是中国人的一个要命的情结,一到这个季节,中国作协、中国的作家走到哪里都有人问,什么时候中国有获诺贝尔奖的。这当然是一个话题,但不要太认真,我觉得中国的作家里真正有诺贝尔奖情结的不会超过十个人,大家都很清醒。倒是文坛以外的人愿意借着这个话题来谈一谈我们的文学现状,谈一谈我们作家的心态。诺贝尔奖已经让我们尴尬,我揣摩,也让诺贝尔奖评奖人尴尬。 网络文化有点急功近利 记者:你现在也是靠电脑写作,你怎么看待网络文化? 蒋子龙:网络文化简直是令人感慨万千,一言难尽。我通过网络获得资料,发稿也通过网络。目前是全民写书时代,人人都在网中。可是这个网络常常有点急功近利,就是还没摸准就乱炒。但是网络代表一种取向,很有生命力,我每天都得上网感受一种信息,但是,如果在网上没完没了,就被网网死,像一条死鱼一样,出不来。所以,网络文化应该重视,应该研究它,应该感受它,甚至学习它的那种生气,但是也不要一味地听命于它,服从于它,为它所左右,那就惨了。网络文化目前毕竟有生气,还有肤浅,还有浮躁,出了许多好东西,那些好东西还是经过文字加以过滤一下更精致,所以对网络文化中的泡沫还要有所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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