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莞人作家的现实与愿望
日期：2009-10-22 作者：傅小平 来源：文学报
从曾被质疑为“文化沙漠”到如今被视为生趣盎然的文化绿洲，从前两年开展的创作项目签约活动，到今年出台《新莞人作家、艺术家入户实施方案》。东莞文学发展的每一步都对生活于斯或从此地成长起来的作家们打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记。
入户方案:考量城市的接纳程度
对于文联出台的入户方案，现供职于广州《作品》杂志的诗人郑小琼表示这是文联在做一件大实事，但对自己没有什么影响。
在青年作家塞壬看来，除了关系到结婚、生孩子等现实问题之外，户口的优势并不明显。“但它能考量这个城市对你的接纳程度，作为一个‘新莞人’，入户更能让你感觉到城市对你的关爱和重视。”她现在东莞长安图书馆上班，暂时没有考虑入户的问题。同样在《作品》杂志当编辑的王十月，在东莞樟木头镇买了房子，和妻子分居两地，入户的考虑似乎还有些遥远。
相比而言，入户的问题对作家李盛昌来说要现实得多。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快上初中的孩子的入学。“我1994年就来到东莞。因为读的是专科，也没有中级职称，一直没考虑这个问题。来这里后，几经周折自己开了一家策划公司。要不是公司需要买社会保险，我自己多半也不会买。现在看，方案里规定的条件我基本上都具备，对我来说这是个解决现实问题的好机会。”
同样为此感到格外高兴的还有出生于1981年的《东莞日报》记者穆肃，因为他正面临结婚、买房的人生大事。对只有初中学历的他来说，东莞是一块福地。他在部队当过两年炮兵，2001年退役后来到东莞。“刚开始就是打工，也做过个体户。因为平时喜爱文学发表了一些文章，前年被《东莞日报》破格录取，集团千把人，就我一个是特招进去的。”同年，经东莞市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詹谷丰推荐，他又加入了广东省作协。“单位现在给我买的社保正好满三年，入户应该没大问题。”
新莞人:“打工作家”身份的改写
以“打工作家”的身份在国内文坛崛起，此后迅速成为东莞文联的签约作家，紧接着或许将改变“新莞人”的身份在东莞安家落户。郑小琼、王十月、塞壬等在东莞成长起来的作家，都大致走过了这么一条相近的写作之路。对东莞给予作家营造的良好环境，塞壬一方面感到欣慰，但同时又有一种隐忧。她说:“文学创作跟很多东西没关系。作家最好的归宿在他的作品里，非文学的因素考虑太多，必然会影响到创作心态。”“从现在看，文学意味着很多的好处，荣誉和奖金接踵而来。这可能会树立起一个不好的榜样，转移写作者的注意力，一些作家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发自内心地去写了。”
对此，郑小琼有不同的理解。在她看来，文学更多的是一种个体的创作，与所谓的氛围、环境事实上没什么关系。“我一直把创作与所谓的成绩分开来看，只有创作才是作者的本身，才是作者的主体，而所谓的成绩与作者关系不大，那只是外界对作者创作的一种肯定或者其他，所以我更注重自己的创作。”面对离开东莞会对她的写作产生何种影响的疑问，她表示，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只有文本才有说服力。“出东莞与不出东莞，我都在努力地写作，写自己命中注定的那部分。也只有努力地写作，才是我的本身。”
王十月则表示，真正的创作者其实都面临着创新的问题，这与生活的改善，身份、地位的改变没有必然关系，更多取决于作家看待生活的方式和眼光，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我现在依然是一位自由撰稿人，无非现在多了一个编辑的身份。如果说以前因为身处打工的现场，作品多一些在场的质感。现在从里面跳脱出来，则多了一种客观、理性的东西，思考也更开阔一些。”
“打工文学”:不容回避的“胎记”
随着入户方案的出台，必然会有一部分创作成绩突出的“新莞人”作家，成为东莞的居民。此种身份的转换，让“打工文学”的前景不再像以前那么明朗。对一些作家来说，被贴上“打工文学”的标签，本就是件无可奈何的事。郑小琼决绝地表示:我一直想说的贴标签是别人的事，而写作是我自己的事。别人去贴别人的，我写自己的，二者互不相干。“有一个问题让我很迷惑，很多媒体，还有另外一些所谓的‘精英’看了我的一些长诗之后，居然会说那里面提到的内容不应该是我一个打工者考虑与想像的。这种问题让我很意外。”
对“打工作家”的身份，塞壬也表示不解。在她看来，如此的称谓让东莞的文学看上去更像是一种经济现象。“打上这么一个标签，很容易造成一种误解，以为‘新莞人’过得非常艰难，而媒体在这方面又做过多的渲染。其实，可以说，在东莞生活的作家，没有一个到生活不下去的地步。”
相比之下，王十月对这个标签表示出更理性的态度。“我对这个标签没那么排斥，‘打工文学’的称谓，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给打下的胎记，回避是没有用的。它的双重性显而易见。被贴上标签一方面意味着成了既得利益者，享受着标签带来的种种好处。同时它也形成了一种遮蔽，尤其是在涉及作品评论时，我们会被它框住，而忽略了其他更有意味的东西。对于作家而言，重要的是得有一种淡然处之的态度。只要内心足够强大，标签终将被撕裂。”
《南飞燕》杂志主编、作家柳冬妩则表示，希望“打工文学”最终消失。“如果外来的这些打工者全都成了东莞的市民，户籍、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那么他们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就没有了寄人篱下的感觉，打工这种心理状态就不存在了，‘打工文学’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自然就会消失。”他说，“‘打工文学’消失之时，同时也是东莞的社会转型成功之时。但是那时候，‘打工文学’肯定就会成为东莞发展历程的一个记录，会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精彩的一笔。”
本报特派记者傅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