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本土化”是后冷战时期相对立又相统一的重要现象。[xii]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二者间差异,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二者的冲突和融合。在我看来,“多元文化对话论”已经成为当代学界的基本共识。不是完全抹杀各民族自身的特性,走向所谓的“全球化”,融合为一体形成新的单一的文化(美国化);也不是完全走向所谓的“本土化”和冲突论,将人类未来看成一种可怕的互相冲突、彼此殊死搏斗的世界末日图景。我们只能通过对话求同存异,藉此,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达到微妙的谐调,在冲突论与融合论之间获得一种良性的参照系。
在近现代中国,现代身份的“重新书写”首先遭遇到一种“阐释的焦虑”,即东方文化在现代化或所谓西化的进程中,成为西方文化俯视中的次等文化。在西方虚构出的东方形象中,中国文化被屡屡误读和误解,因此,在对自我身份的阐释和对当今世界文化的阐释的“双重焦虑”中,难以正确书写自我身份。中国文化在新世纪的价值重建和西方对东方的重新发现是互为表里的。在全球化的多元语境中,可以检讨西方现代性出了什么问题,这一问题发生在西方与中国语境中有怎样精神走向。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传统学术的问思方式被西方现代性问题中断了。如今这种以西学规范为轴心的局面,就使钱钟书先生《管锥编》这类注重感悟的学术模式成为了“另类学术”,没有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西方学术重逻辑,注重层递性思辨和本质的揭示。西学思辨和东方学术的感悟体验两者都很重要。其实在17、18世纪时,通过一些传教士的文化交通,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学术受到了明清学术的影响,像蒙田和帕斯卡尔等的学术随笔中可以看出,他们不是单纯从逻辑思辨,而更是从生活中去体悟或感悟学术,达到一种很高的人文境界。但是现在中国传统学术模式遭到全盘否定,使得“另类学术写作方式”的存在不再具有合法性。这种状况在全球多元对话时代应该有所改观。在我看来,中国的现代学术大抵可以以西学规范为框架,在这一形式框架内注入本土文化生命的内容。东西方有的文化形式是可以通用的,譬如器物层、制度层面的东西大多可以与世界并轨,不必再重头做起。但在思想层面和价值信仰层面则应该保持差异性和多方对话性。
新世纪中国学者需要思考的是:西方学术模式是不是唯一合理的?有没有问思和言说中的独断之处?应该说,西学问思模式有它促进学术推进的历史合法性,但并非永远具有绝对的合法性,任何单一模式的独断和垄断都是可以置疑的。这意味着,西方的一些学术形式,譬如论文形式,我们不得不借鉴,但在借鉴的过程中,不妨将学术方式与生命智慧相融合,以保存中国写作中的文化元气和学术精神。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全球同质化的过程,而是西方中心主义学会尊重第三世界的差异性问题。因此,“发现东方”尤其是远东的中国思想,成为新世纪世界性的课题。其中,中国写作问题意义重大。中国写作的东方性和边缘性,使得西方有可能地作为他者而加以关注。多年来,中国文学写作强调文化普及型,如今需要推出一大批真正的写作者,只有中国文化艺术写作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才可能对世界文化形成更多的影响,才可能从发现东方文化的精髓到推出一个新的理念——中国文化的输出。我们应该坚持开门开窗学习西方现代性中好的精神,并在西方的现代学术框架中,加入中国文化中去除了劣质成分的美好的精神,从而体现出一种家园意识和人类资源共享意识。
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写作创作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解决“为谁写”的问题。过去有为时代写的作家,也有为自己写的作家。中国写作史表明,一个时代作家的写作,与其时代精神大抵相一致,有时时代精神体现为中心话语精神,写作因而成为一把双面刃——一方面因为过重的意识形态性而失去独立的思考,但另一方面又具有风行天下的时效性而使深刻性难以保存。而民间精神从另一个侧面抵砺时代精神或修正时代精神。中心话语写作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作家,也影响了后世的作家。今天同样也面临这些问题:为自己写的人越来越少,于是,就为评委写、为洋人写、为金钱写、为市场写……。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解决,那么,过十年再回过头来总结当代写作,可能会有诸多遗憾。
解决“怎样写”的问题。传统写作和现代写作,二者之间不是保守与先锋的问题,而是个体精神深度问题。现代写作有可能因一味追新而境界粗疏低下,传统写作也可能精神境界高迈深厚。说到底,文学艺术的魅力不在于风格的新与旧,而在于内涵价值高与低。如果否弃传统一味凭空创新,就可能象某些当代作家那样,不仅是写现代而且写后殖民写作,甚至是将文学艺术写作大话化、行为艺术化、装置艺术化,这些都是“怎样写”的问题没能解决好造成的。为谁写没有解决好,怎样写解决不好,“写”就仅仅剩下一种本能的冲动,它没有一种清明理性的制约,没有直指心性境界。“怎样写”不仅是作家要探索的事,也是当代中国写作学未来发展必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解决“写什么”的问题,需要注意尺度,写作或者任何艺术都有一个尺度:形式的创新、思想的张力、话语的变化、精神的和谐之外,有一种看不见的规律,那就是个人境界的大小,这是写作作为精神产品所特有的“尺度”。一切与精神无关的所谓实验都是失败的,也与人的存在的本真性表现无关。就文学写作而言,从事文学写作需要怀有生命的价值关怀,要对民族、对国家文化有传承和创生新意义的激情。在我看来,文学和学术写作与生命价值密不可分,需要作家、学者将生命投进去,造成一种思想的紧张追问和与僵化话语的断裂,这样才能保证思想的真实推进。
在“发现东方”与“中国写作”的思路中,审视西方存在三种视角。一种是“仰视”,又可称之为后殖民主义,将西方文化看得高大无比;二是俯视,感到自我至高无上,这是民族主义或者极端民族主义;三是平视,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学术态度,具有良好的对话品质——平视中西方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和生存困境,面对人类的未来。中国学者需要对当今世界性的困境——能源危机、环境恶化、战争升级,心灵焦虑,以及基因转换等等,提出中国解答的方案。在辩证适应、多元并存、平衡生态、人与自然等方面提出中国式的话语。[xiii]应该把视野从“审父”(审传统)与“审他”(审西方)变成“审己”——自我批判。看看我们这人哪些地方不如古人,哪些地方不如西方人,我们面对的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能提出前沿性的话题,我们只能跟着别人后面去拾话题。
“文化的持续发展”[xiv]的眼光对当代写作而言尤为重要。当下,文学写作太多的急功近利、太多文化短期行为。“文化的可持续性的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概念,也不是一个国策的问题,而是东西方文化共同发展问题,是中国当代文化战略问题。在文化与文学的重新书写中,我们需要弄清:在新世纪,中国文化哪些东西还残存着思想的碎片可以被我们整合起来?哪些残存的文物和文化形态可以被我们聚集起来?那些文化和文学思想经过中西文化的碰撞产生出新的文化形态?那些经当代中国学者独创的思想可以作为人类文化的新资源?这些问题都应该用心去思考,这样方可以发掘出本土文化精髓,逐渐地生成出新文化的可能性。
中国写作倡导包容性、创新性、对话性。这种包容、独创和对话性同中国整体文化的根相联系。可持续性发展就是发掘民族的根、发掘个体心灵的根,使写作成为一个个体精神苏生和集体无意识凝聚的双向过程。从而以不同形式展示出中国文化的心性才情和精神风貌,使中国当代写作话语成为可以同西方中心主义写作话语对话和互动的东方话语代表。
注释: R. Barthes, Writing Degree Zero,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3.
[ii] R. Barthes,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trans. R. Miller,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6.
[iii] Jacques Derrida. Margins of Philosophy.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67.
[iv] J.Derrida.Positions.trans.Alan Bas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p.9-10.
[v] Jacques Derrida. Margins of Philosophy.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135.
[vi] CF. J. Culler,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Ithaca :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1992.
[vii] 博德里亚著《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
[viii] 博德里亚著《消费社会》,第141页。
[ix] 博德里亚著《消费社会》,第171页。
[x] 博德里亚著《消费社会》,第224页。
[xi] Charles Newman. The Post-Modern Aura, The Act of Fiction in an Age of Infla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5,p.6.
[xii] 参王岳川著《后现代与后殖民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xiii] 参王岳川著《全球化与中国》,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
[xiv] 在我看来,“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比经济学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更具有人文生态的意义。参伊恩·莫法特著《可持续发展:原则、分析和政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