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我国是一个诗国，也是一个文章大国。文章写作历史悠久，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写作，也不断总结，于是，形成和发展许多有关的规律性的东西。早期如《尚书·尧典》有“诗言志”说。孔子提出了“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主张。至于墨子，他的“是非利害之辩”的三表法，“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非命土》）以及“辟、侔、援、推”的论证方法，更奠定了论说的基础。
应当说，前人关于文章学的规律性的认识是十分丰富的，这成为我们今天文章学的宝贵的遗产，对于这些遗产要很好认识和继承。前人的规律性认识，在古代虽然以单篇的心得杂记式的居多，但其已经形成富有自身特色的体例，这可分为：著述体，如《文心雕龙》；札记体，如刘熙载的《艺概·文概》；评点体，如吕祖谦的《古文关键》；示例体，如《文法津梁》；辑录体，如《先正读书诀》。
时代在不断发展，我们要在前人认识和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我们面对现当代文章学的实践，不能不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交流的方式，从文言文转变到白话文，特别是新思想、新文化的大潮的冲击，有关文章学本质的认识和文本的创新，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我们要肯定“五四”时期新文化带给了传统文章的研究许多新的气息，涉及语言、文章构成、文体、阅读欣赏、写作等各个方面，自建体系，科学性也逐渐加强，但是，这一时期的文章学研究，也受到一定时代的局限，这一局限，甚至延伸至现当代，即主要是以逻辑学，语言学等科学观点作指导，与科学联系密切的说明文受到普遍的重视，但是，如何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文章规律，尚处于模索阶段，如有的研究多谈语言知识，未能与语法、修辞划清界限；有的研究论辩文，拘泥于逻辑推理的介绍，与文章写作扣合不紧等。
我们今天认识和研究文章学，要面对许多问题，本人在认识和研究中，注意到文体的分析是重要的方面。如中古期陆机的《文赋》就曾作这样的分析：“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 ，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后来，刘勰的《文心雕龙》披文入情，沿波讨源，从位体，置辞，通变，奇正，事义六个方面分析文章，对文体的划分更加精密。正是因为有了文体的基础，也就出现了许多文章总集，如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李充的《翰林论》的编纂。
本人认为，文体是广义的文本，它涉及文章要素、性质、构成、体制、和材料等方面，这可以作为我们探讨文章学发展的重要的视角。
文体与文章学 笔者在文章学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曾经发表过专著《思维写作论》以及《论文章读与写的层级建构》、《现代网络与文章写作》等。而我在文章学研究会和写作学会的同仁们出版过大量有关写作、文体写作、应用写作、写作技巧、小学写作研究、散文字作、中学作文研究、科普文学创作的作品，如《文章学研究》、《写作技法大观》、《千种文体写作》、《爱我中华世纪文评写作书系》、《写作技巧从书》、《文学写作技巧》、《文学写作新技巧》、《微型小说写作技巧》、《谈科普文学创作》、《说明文知识》、《历代抒情诗词》、《古典诗词技巧》、《写作实践》、“世纪文评与写作”、“企业写作”、“赤水河散文（11种）”、“企业春秋等”。
有鉴于此，我和学会的同仁们都有一定的写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但是，写作学会比文章学会成立得早。写作学的包容是广泛的，它的综合性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写作要涉及到逻辑学、语言学、修辞学、文艺学、历史学、哲学、美学、心理学、思想科学，而且还要涉及到信息传播学，大众媒介学、社会心里学乃至自然科学中的某些研究方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写作学涵盖文章学，将其作为其中必不可少、有机联系的内容，这一直是顺理成章的。相形之下，也伴随文章学的成立，对文章学的认识和研究，有过一个不断提高、走向科学的过程。
自从文章学专门成立学会以后，我们对文章学的认识和研究走上了正轨。过去模糊的变得清晰，感性的提高到理性。
应当说，文章学的建立，基于文章学科的科学性，当然，也始终以文体的划分联系在一起。在古代先秦迄两汉、魏晋，文章与文学的概念长期混用，莫辨异同。六朝、唐宋以后，人们的文学观念逐渐明确，这时，按其实际，“文章”与“文学”的概念本来可以弄个清楚，但由于纯粹出于虚构的话本、小说、戏剧出现较晚，传统的习惯势力仍然占据上风，以至“文章”、“文学”不分的状况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五四”时期，虽然在文章学的认识和研究上，仍然把文章作为一个广义的概念，但是，有作者也注意到文章与文学概念的区别，如汪馥泉的《文章概论》认为文章有“作者”、“意思”、“文字”、“表达法”、“读者”五个要素，有历史性、“社会性”、“个人性”三种特质，因而，“文章的定义是：受了历史的社会的个人的限制的作者，把真实的正确的意思，用现代的文字，籍最有效的表达法，传给一定的读者。”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国文章学的学者们，自七十年代后，除了有广义文章概念之外，又正式提出了狭义文章的概念。如张寿康主编的《文章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在《绪论》中说：“文章是反映客观事物的组成篇章的书面语言，是社会发展的工具。”等等。这些观点集中了文章学界多数人的看法，大家逐渐认识并承认狭义文章的概念，明确了文章学具体的研究对象，把文章学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时代与文章 我们认识和研究文章学，一个重要而便捷的方法，是从文体入手，将文章、文学的性质和领域，实事求是地划分开来。文章的概念应为：它是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事理，表达主观情志，用于社会交际，组成简章的书面语言；而文学的概念为：它是艺术地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用于社会感化，塑造形象的书面语言。
我们在进行文章与文体划分时，难点在于：如何在文章与文学中，将具有“两栖”特性的文体揭示出来进行研究。散文、杂文、文学报告和文学传记属于“两栖”文体。这些“两栖”文体也是可以进行分别处理的。如散文可分为“写实散文”（不依仗虚构）和“文艺散文”（多虚构成份）两类，前类为文章学研究范围，后者为文学学研究范围。杂文以文学的手法说理，文学是手段，说理是目的，属于文学的范围就比较合适。文学报告、报告新闻、文学传记中事实是其根本目的，文学不过是方法与手段，当划归文章学研究范围……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有的文体在历史的演变中消失了，有的发展了，有的变化了，而且还有新文体不断地产生。同时，文章的风格、流派和表现技巧也在不断的更新。文体、文本的发展变化是与时代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认为，只有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从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变革出发，才能正确阐明文章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对这一规律，可作如下具体分析：
1、社会的文化政策和政治状况影响文章的发展。如我国第一个封建专治国家秦王朝的建立，虽然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是，它所实施的“焚书坑儒”的文化政策，却使文章的发展遭受到灭顶之灾。而汉朝开明的文化政策和政治状况，却给予文章的发展一定的积极影响。到了汉武帝时代，由于“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乐府”也建立起来，采诗制乐，写作歌辞，等等，出现文章和文化发展的盛况：以贾谊，晃错为代表的政论文和以司马迁、班固为代表的史传文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中华文华的瑰宝。
2、进步的社会制度能推动文章的发展。在“五四”以后的文坛上，文章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邹容等有代表性的作者，产生了一系列范围广泛、思想深刻、词锋锐利、语言平易甚至白话化的好文章。社会政治的变革和发展对意识形态的文章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和影响。
3、社会经济是文章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基础对文章的作用和影响不如文化政策、政治制度，特别是阶级斗争、民族斗争那么直接和明显，但从根本上说，经济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因为，一切最终是要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文章学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繁荣出现常相一致的情形。
马克思曾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的社会组织的骨胳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关于艺术与社会物质基础的不平衡发展，也适用于文章。这是因为人类社会自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分工以后，精神生产显示了相对的独立性，它的发展不与物质生产的生产力直接联系，而与一定的社会关系直接联系，只有社会阶级（集团）的斗争和民族矛盾，只有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时尚和其它文学艺术等上层建筑的因素直接决定着艺术，也包括文章的盛衰，但是，经济是间接的，根本性的决定因素。
总之，文体、文章伴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我们通过实践，不断总结文章学规律性的东西，既不能割断历史，又要始终伴随永无终止的时代发展而创新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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