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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学术自述 [打印本页]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4-24 18:21
标题: 学术自述
文/ 钱理群
　　　　　　　　　　　　　　　　　　
——为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社科精华》而作　　　　　　　　　　　　　　　

　钱理群，男，1939年1月30日生于四川重庆，祖籍浙江杭州，汉族。1956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1960一1978年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地区师范学校任教。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中言语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

钱理群的研究兴趣与关注点主要有二，首先是“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他于1985年与黄子平、陈平原共同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强调新概念的提出，“并不单是为了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言语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在共同撰写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一文里，还从“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这几个方面概括了“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从80年代到90年代一直是人们关注的学术命题，在讨论中提出了各种意见，但这一概念却被普遍接受，并且波及其他学科。这一概念在日本、韩国等国的学术界也引起浓厚的兴趣，产生了一定影响。
以后，钱理群又与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等合作，撰写了文学史专著《中国现代文学30年》，并在所执笔的长篇序言里，试图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来总揽全书。这是一部教科书式的文学史，既广泛地吸收了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并有许多作者自己的独特发现与见解，初版本与修订本都显示了80年代与90年代学科所达到的水平，提供了经过严格选择的新的知识，新手工艺信息；同时充分注意科学性与准确性，以及文学史教材应有的稳定性与可接受性。因此本书出版后，受到了大专院校师生与文学爱好者的欢迎，1997年国家教委选定为大学现代文学史课程的教材，这就更加扩大了本书的影响。钱理群在他执笔的有关“诗歌”与“戏剧”发展的章节里，有意识地进行了“文体史”的写作的试验，在描述文体发展的轨迹时，突出文体自身的特点：他试图以“诗歌艺术思维与语言的变迁（连续、中断、断而复续等等）”来展现新诗发展历程，以“广场戏剧与剧场戏剧的彼此消长、起伏”为线索来叙述话剧史。以后，他还和他的学生一起提出了“闲话风”、“演讲体”与“独语”三种散文类型，为散文史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线索。他的这些探索在学术界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绘图本中国文学史》“新世纪的文学”部分（与吴晓东合作），一方面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次整体描述，同时又将其纳入“中国文学史”的总体结构中——这是钱理群文学史研究的又一次新的尝试。这样的结构方式决定了关注的重点是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在历史联系，同时意味着是将一个世纪的文学置于数千年的历史坐标中进行严格的筛选，相当数量的作家、作品在这大历史的叙述中，消失于研究视野之外，而另一些具有超前性的作家、作品却在长时段的历史检验中被突现出来。本书经过认真的研究，提出了与传统教科书不同的自己的文学史定位。在历史的叙述中，也力图摆脱历史决定论与历史进化论的文学史观的影响，更重视文学发展中的中断，反复，超前，滞后，偶然，个别，以展现历史的丰富性与具体性。此外，将台湾与香港地区的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通俗文学进入研究视野，对通俗文学中的大家金庸给予了充分评价；在描绘1949年以后的文学时，第一次论述了“地下文学”，这也都构成了本书的特点。本书也开始了对文学史途述方式的试验。

在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总体的史的描述的同时，钱理群从80年代末开始，就将他的研究重心转向40年代中国文学的考察。在钱理群看来，40年代的文学既是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自然发展的结果，又孕育了后半个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发展（钱理群认为，这后50年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他称之为“共和国文化”）；因此，抓住“40年代”这一中间（过渡、转换）的环节，突入这一点，可以起到总揽全局（20世纪中国文学与历史的发展）的作用。在进入40年代文学研究的具体操作时，钱理群首先进行的是原始资料的发掘与整理。他编选了《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和他的同事、学生一起编选了《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16卷本），并发掘（或重新认识、评价）了一些作家、作品，这就为正在进行的“40年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他”个人化（非教科书式）的文学史写作的一个新的尝试。这是关于文学史结构方式与叙述方式的试验：打破了以往文学史的结构模式，本书选择“1948”这一最能体现40年代的历史转折、交接特质的具有典型性的年代，通过对这一年发生的文学事件、流派、论争、期刊、作品，以及作家精神历程的描述，瞻前顾后，理清来龙去脉，从而揭示40年代、以至50年代初的文学发展的主要线索与走向，这种“从一个年代看一个时代”的结构方式，可以将大文学史叙述忽略（省略）的人与事纳入研究视野，特别是在这个年代的普通人，一般知识分子读什么书，喜欢听什么音乐，看什么电影，街头巷尾流传什么笑话……这样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细节都具体入微地进入了文学史的叙述，这同时也意味着文学史观念上的某些变化。本书在文学史的叙述方式上，将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细节置于比较重要的地位，追求报告文学那样的丰富而具体、生动的典型现象（人物与事件）与细节的描述，以及由此产生的现场感；但又同时严格拒绝任何虚构，要求每一细节都有具体的历史根据。本书在叙述视点、叙述语调的选择上也作了很大努力。

可以看出，钱理群作为一个文学史家，不仅致力于“现代文学史”的具体写作，而且关注写作背后的文学史的独特方式。他曾连续著文阐释他的导师王瑶先生（并上溯到鲁讯）的文学史理论、方法，以此作为自己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理论指导，而自己的每一次研究与写作实践又都有明确、自觉的实验目的，并及时作出总结。他把自己的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任务（目标）规定为“深入到‘作家、作品、读者’的内部深层机体里，去审视、开掘、发现特定历史时代下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个体（作家），读者群体与个体，以及作品所显现的各种类型‘人’的群体与个体的生存境遇、体验与困惑及其美学形态，并从这一切的综合把握中，揭示出特定历史时代中人的生存困境及其美学形态”。他因此而强调，“作为一个文学史家，他必须与作家一样，对于‘人’（他的生存境遇、体验、困惑）保持社会、历史、文化的与形而上的双重关怀，既应关怀现实又超直于现实”。在具体研究、操作中，他又始终抓住“典型文学现象”，突入“一点”而见“全貌”，既具体有微又能体现发展的轨迹，以此作为自己的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并因此而提出文学史家的思维特点，就在于对于具体、生动的细节、历史的现象形态保持职业的兴趣与敏感；同时又必须具有发现细节、现象背后的普遍象征意义的思想穿透力。钱理群还十分重视文学史研究中的时空蹁问题。他认为，“历史”是彼时彼地发生的，写历史的人是生活在此时此地的，所谓历史写作就是一个不断往返的双向运动过程：既要由此及彼，努力进入历史情境，设身处地地体察、理解彼时彼地的人（个体与群体）怎样、何以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从而产生了某种历史命题；又要由彼及此，毫不回避地正视与揭示在选择（命题）展开与实现的过程中出现的一切严峻而复杂的事实，这些后果是当事人所不可能预知的。他因此提出了“设身处地”与“正视后果”作为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基本原则。钱理群还提出文学史研究中必须抓住两个“中介”环节：一是作为最终决定文学发展的经济基础与文学之间的“文化”——以后，钱理群又根据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历史特点，从影响文学发展的众多因素中提出了“出版文化”、“大学文化”与“政治文化”与文学的现代化关系最为密切的三大文化要素；而在影响、制约文学发展的“文化”背景与作品的“文本结构”之间，也还有一个中介，即是文本创造主体“作家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结构”。钱理群还强调在关注文学史观念与方法的更新同时，不可忽略史的写作形式（结构、途述方式等）问题，并因此而提出了“文学史叙述学”的概念。他的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与理论设想，在学术界也都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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