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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孙绍振：让语文成为青少年精神生命的家园 [打印本页]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4-24 18:23
标题: 孙绍振：让语文成为青少年精神生命的家园
孙绍振：让语文成为青少年精神生命的家园

●苏俄式的语文课本，以语言与文学分成两门课程为特点，文学的分量很重。20世纪50年代苏俄十年制中学的文学课本，实际上是一套完整的俄国文学史。

●德国到高中阶段有大量的选修课，学生可以选修文学经典，也可以选修哲学经典。班级就以所选经典来划分。课堂上就是讨论经典。

●美国大中小学对于学生的口头交际均有专门课程，大学有演讲系，且有博士学位，有专门的演讲教授。在这方面，美国有相当高的学科水平和实践基础。

国内外语文课本的比较

新中国成立以前，国民政府颁布过《国家教科书》、《战时国语读本》等等，是比较强调政治性的。国民党提倡“新生活运动”时期，就有宣传“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观念的古文，还有《国父遗嘱》、《曾国藩家书》、蒋介石给蒋经国的信等等。(后来台湾的官方课本因袭了这一指导思想和相关内容。据一份网上公布的调查，这些课文大都不受台湾中学生的欢迎)。但当时的课本是多元的，学校和教师有选择自由。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短期内还来不及编写新课本，在经济发达地区，曾经使用过开明版的《开明新编国文读本》。但是，这套课本不能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逐渐有了新编的、统一的课本。我们当时所能接触的只能是苏俄教学思想和体制。因而苏俄式的课本就应运而生了。

苏俄式的语文课本，以语言与文学分成两门课程为特点，文学的分量很重。20世纪50年代苏俄十年制中学的文学课本，实际上是一套完整的俄国文学史。

苏俄中学把俄语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的语法、词法的复杂程度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不经过严格的语法、词法的系统教育，不可能在口头上和书面上达到自由、通顺、流畅表述的要求。

在这方面，德国人与之有相像的地方，其疑问句法的复杂与俄语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故在德国初级中学，语法和知识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到了高级中学，他们就基本上不讲知识了。他们不是把语言和文学加以并列，而把德语和哲学并列起来。高中有大量的选修课，比如，一个学生可以选修文学经典，也可以选修哲学经典。班级就以所选经典来划分。课堂上就是讨论经典。学生必须发言，成绩占60%，他们强调的是自主的学习和独立的见解。

从学术思想来说，20世纪60年代以后，语言学有逐渐成为人文学科包括哲学文学的基础的趋势，故语言课程在欧洲中学中的比重始终是很重的，中学生学习两门到三门外国语司空见惯。这与欧洲民族杂居，又有重视语法词法的传统有关，英国早就有“文法学校”的传统设置。但是，在中学里，纯粹知识的传授，死记硬背是很少的。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政治形势和文化传统都不允许我们照搬苏俄。随着形势的发展，语文的泛政治化形成潮流，这是任何语文专家都难以阻挡的。

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的语文教学才重新提出语文本身特点的问题。但是，当西方语文教育思想涌入时，我们又饥不择食，阴差阳错地，匆忙地接受了托福考试的标准化模式，而且一旦接受，就成为教学的指挥棒，机械化的应试教育使得西方很强烈的人文精神都受到了窒息，语文教学又一次陷入困境。

我国的语文课本，虽然有许多西方国家课本所不能及的优点，但是在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不拘一格而富有个性的创造性和想象力方面，是大大落伍的；尤其在激起课堂内趋力方面，显得异常薄弱。现在，语文教学的落伍状态已经引起了有识之士乃至全国人民的忧虑。

关键在于，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语文课本的指导思想过分集中在语言的工具性上。这与当时斯大林的“语言是社会交际工具”，是“思想的物质外壳”的绝对权威理论有直接的关系。我国的语文课本，长期片面性地拘泥于工具性的理论基础，语文教学也片面地纠缠于字、词、句、段、篇的模式，忽略了个体的特殊性和语言的个性，无异于取消了以人为本，也就谈不上什么人文性了。

当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前沿学科理论基础上，把人文性与工具性结合起来。为了激发兴趣和主动参与的情感，在美国，中学课本中有一系列的学生参与空间，包括同样的课文有多种结尾的想象和选择，还有母语和外国语相关课程的选修课和课外活动。

美国大中小学对于学生的口头交际均有专门课程，大学有演讲系，且有博士学位，有专门的演讲教授。在这方面，美国有相当高的学科水平和实践基础。美国人为中学生所设计的口语交际练习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如初中生入学以后最初的口头交际课程中，有自我介绍一章。练习的设计是：

1.以自己朋友的身份介绍自己。

2.以自己的宠物的视角介绍自己。

3.虚拟在自己的葬礼上为自己作悼词。

其中第三条可能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但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将之改为：虚拟在自己当上了科学院院士的时候，作自我介绍。

在目前国际竞争和人际竞争日益紧张的时候，口头交流和书面交流有着同样的重要意义，而在口头方面我们无疑没有优势。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不能仅仅从概念上空喊人文精神，而且应该培养起青少年开放、敏捷的心智，流畅、简洁的表述，抒情、雄辩、幽默的口才。而这一切都要在中学的语文课本中和阅读、写作融为一体。

我学语文的经验：着迷

我开始学语文的时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家逃难到乡下，日本鬼子和汪伪的军队老在后面追。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谈得上上学！但是，爸爸妈妈让孩子念书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每到一个村镇，第一件事就是找学校，没有学校就找私塾先生。没有私塾先生，爸爸就自己教。教法很简单，就是第一天把生字讲一讲，把那没有标点的句子用红笔点断。一天也就是点一页左右。分量并不重，剩下时间，就是自己翻来覆去地念。课本是很枯燥的，但是，把古文朗诵念出一种调皮的腔调(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洋花唱曲”的)，却很好玩。第二天，爸爸还没有起身，就让我们弟兄三个轮流在他床前背诵。回到城市，插入正规学校，我的语文一直名列前茅。现在看来，这是因为早期的背诵培养了我良好的语感。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规定了所谓的《国定教科书》，那是很枯燥的。现在只记得蒋介石给蒋经国的信，开头是“经儿知之”。但是，我的语文教师潘祖谨不大理睬“国定教科书”，常常把冰心的《寄小读者》成批地印发给我们，有的还当作“说话”课的教材。在课堂上，她鼓励我们阅读文学作品。她推荐古代文学经典，除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外，还有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还有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苦儿努力记》，是一个法国作家写的——念大学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连老托尔斯泰都很重视这本书，把它从法文翻译成俄文。潘老师最大功绩是使我对语文有了兴趣。

上潘老师的语文课实在是一种智慧的享受。即使在我当了许多年的教授以后，回想起来，作为一个小学教师，她的智慧真是有点惊人。我至今还记得，在一堂课上，她说中国古典诗歌的七言诗歌，有一种吟咏的调子。即使把它去掉开头两个音节，它的调子还是一样。例如：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把开头两个字删节掉，变成：

时节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甚至再删去两个音节，也还是一样：

雨纷纷/欲断魂/何处有/杏花村。

她的这个智慧一直像种子一样埋在我心头，直到30多年后，成了我一篇最有学术质量的论文的动因。

不久以后，我考进了初级中学，那时刚刚解放，对于新的意识形态，老教师一窍不通。上课常常是吵吵嚷嚷。

我们班的课堂秩序却很好。这是我们的幸运：来了一个新教师，名叫周陀星。他和潘先生一样，总是把报纸上、刊物上的好文章和书店里的新书有声有色地加以介绍。周老师很重视批改作文，每一次都有相当详细的评语，不过比之潘老师有比较多的文学理论色彩。由于他的诱导，班上掀起了一股作文的热潮。有一次，头一天做了作文，第二天一大早就闯到周老师宿舍里。他还没有起身。大家最关心的自然是作文分数。我也问了。他说：“87分。”我随便说了一句：“啊，才87分！”他说：“87分还嫌少？我打作文分，从来还没有超过86分。”一下子，我在班上神气起来。说真的，那种又害羞又得意的感觉至今留存在我的心中。正是这两位老师把文学的种子播在我的心头。

高中时期，语文老师是南京大学(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的，他教课令人丧气。但是，这位语文老师也非常重视批改作文。我的作文常常得到他的表扬。他还组织课外阅读，让我们写读书报告。他营造的文学氛围弥补了他教学上的不足。这位老师对我作文常常鼓励有加，使我产生了一点“野心”：向报刊投稿。经过多次失败以后，终于成功了。我在上海的《青年报》上发表过诗和散文。这在当时是一种轰动性的荣誉。

现在有些教育改革的专家在争论“苦读”还是“乐读”的问题。根据我的经验，苦不苦，乐不乐，关键在于爱不爱。爱不爱，主要看你迷不迷。如果不迷，光是为了考试而学，那怎么能不苦呢？如果不是为了考试，而是出于一种内心的命令，不让你读，不让你写，才叫难受，才叫苦呢。

进入大学以后，虽然授课的教授大都是全国著名的泰斗，但是，并不是每一教授都能满足我的求知欲，也不是每门功课，都令人喜欢。尤其是一些理论课程，特别是语言学，还有汉语史，古代音韵，神秘莫测，令人望而生畏，读起来真是很苦。但是，几乎所有的教授，都以他们的渊博的学识激起了我对理论的兴趣，尤其是朱德熙先生的雄辩，使我着迷，当初以为最枯燥的现代汉语，后来居然成了最喜爱的课程。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照此类推，最好的老师应该善于激发学生兴趣。当然，兴趣有一个培养的过程，从没有兴趣到很有兴趣，这中间还有一个克服惰性的过程。最好的老师能够把学生最不感兴趣的课程变成向往的乐园。所以，我的最高目的，就是要改变语文课程不讨人喜欢的现状，让语文成为青少年精神生命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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