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写月报·新教育》主编李玉龙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说，教育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教材的好坏事关孩子教育的成败，事关民族的未来。现在教材中虚假的东西很多，找不到出处，根本就是胡编乱造。把教材中的问题收集起来看，可以说让人触目惊心。因此，作为教育工作者的“郭初阳们”和作为家长的“于爱群们”的质疑精神和求证努力难能可贵，对教材编写和出版部门的提醒和警示作用不言而喻。 在谈到对教材编写部门、出版部门以及教育主管部门的建议时，郭初阳说，其实很简单，只要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方针保持一致就可以了——“学术独立，教育普及”，教材编写团队是独立的，编写经费并不依赖国家提供；编写的意图在于普及教育，培养现代公民健全的人格。 70年前，“商务”巨擘张元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从《左传》、《战国策》、《史记》中精选出十几篇译为白话文，名为《中华民族的人格》，意在呼唤慷慨悲歌之士抵御外敌，同时也希望在新一辈少年身上养成坚韧昂扬的意志。同在“商务”的王云五则主持万有文库，“日出一书”。他们就是教材编写者的典范。 在北师大版教材的《后记》中有一段话也引起于爱群的不满。文中说：“本册教科书选编的课文，有的作者佚名，有的根据教学需要进行了修改。受时间和条件限制，来不及与作者联系，在表示诚挚歉意的同时，一并致谢。”于爱群问：“教科书里的课文一选好几年，怎么来不及联系作者？今年来不及，第二年还来不及？几年都没找到作者，这作者怎么这么鬼鬼祟祟啊？这样的文章可信吗？” 于爱群发现，有硬伤的课文几乎都是无作者、无出处、无发表时间的“三无”文章。这样的文章，来路不明、无法考证、文责不能自负，还可能有人浑水摸鱼、随意增删，导致错讹。因此她呼吁：尊重知识产权，杜绝“三无”文章。她建议，所有文章要标明作者，并尽可能对作者作简单介绍；不收录佚名作者的文章；如果文章经过改编，应该同时标明作者和改编者；所有文章应该标明出处、发表时间和是否节选。 于爱群表示，做教科书的义务核查员，本身也是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她会继续为此而不懈努力。教科书“事实核查员”的职责是对现行教材进行监督和审察，及时提出批评，促使教材进步。郭初阳认为，教科书“事实核查员”职责的保障有赖于“专业的素养”、“独立的身份”和“有影响力的传媒”。他说：“我们担任‘事实核查员’一职，只是出于岗位责任感，是为中国教育做义工。如果现状不够理想，这个岗位我们只能继续坚守下去，并希望越来越多的同仁加入我们的队伍。”（吴重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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