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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思乐和他的生本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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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4-30 08:46
标题:
郭思乐和他的生本教育
郭思乐和他的生本教育
来源：《人民教育 》 作者：刘群
［编者按］：
郭思乐先生是我国当代知名的教育专家。在长期的特别是近几年的从加强知识发生过程到生本教育实验研究的过程中，对教育中“人的完满发展”问题，他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反复实验，逐步形成了民族传统教育特色和现代教育特色相结合的科学的教育思想—生本教育体系。为教育改革提出了一项有效的策略思考，为素质教育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操作体系，同时鲜明地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本质含义，使基础教育的许多问题，诸如“减负”，教师苦教，学生苦学，两级分化，高分低能，教师不足，以及培养具有既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又有很高学业发展水平的人的矛盾等等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郭思乐生本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是：高度尊重学生，全面依靠学生，把以往教学中主要依靠教师的教，转变为主要依靠学生的学。而教师则要退后，教师的作用和价值，体现在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内在积极性，组织学生自主学习。
《人民教育》2008年第21期刊登了本刊记者刘群的文章――《郭思乐和他的生本教育》，记录了著名教育专家、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生本教育的创导者和研究的主持者郭思乐先生 “生本教育”实验的理论及实践。本文有从文化层面上对生本教育的诠释,也有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解决,更有对当今教育问题及走向的沉思。十堰教育信息网特地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全市广大中小学校长和教师，相信大家定能从中获得崭新、深刻、广阔的教育思考。
郭思乐和他的生本教育
——记华南师范大学郭思乐教授“生本教育”实验的理论及实践
几年前，一位朋友问郭思乐教授：“什么是教学？”
郭教授回答说：“如果你告诉学生，3乘以5等于15，这不是教学。如果你说，3乘以5等于什么？这就有一点是教学了。”
“如果你有胆量说：‘3乘以5等于14’，那就更是教学了。这时候，打瞌睡的孩子睁开了眼睛，玩橡皮泥的学生也不玩了：‘什么什么？等于14？’”
“然后他们就用各种方法，来论证等于15而不是14。比如4个3是12，再多加一个3，是15；数一数，5 个3是15，等等。”
这一段小小的对话，闪烁着郭思乐教授“生本教育”理论的智慧之光。
“儿童是大自然最美好的作品”，郭思乐教授说，“我们面对的每一个孩子，哪怕是数学才考了十多分，哪怕是还拖着鼻涕，哪怕是字写得歪歪扭扭，他们都将居于今后所有事情的核心。儿童不可限量。” “我们所做的，全都要通过儿童自己去最后完成。一旦我们醒悟这一过程的必然性，就会明白教育过程的主人和主力，原来是儿童自己，我们只不过是儿童自主发展的服务者和仆人。” 由此，他提出了“生本教育”理论。其核心理念，就是高度尊重学生，全面依靠学生，把以往教学中主要依靠教师的教，转变为主要依靠学生的学。而教师则要退后，他的作用和价值，体现在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内在积极性，组织学生自主学习。
这，不仅仅是教育方法的转变，更是教育观念的深刻变革。
夸美纽斯在他的《大教学论》中，这样表述其教育理想：“找出一种教育方法，使教师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使学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苦，独具闲暇、快乐及坚实的进步。”
“生本教育”所要实现的，也正是这样的理想。
同一面理想之帜，把理论者与实践者紧紧团结在一起。自1999年以来，“生本教育”实验学校从最初的15所，逐渐发展到现在的100多所。这些学校由于依靠儿童自身的解放，不断出现令人激动的变化和办学成绩。
在经济发达、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特别是珠三角地区，这一场教育变革犹如滚滚巨浪，奔腾而来。
“生命如何伟大，我们每天在实践中都看得到”
2006
年秋季开学，广州市越秀区东山育才实验学校初一年级的第一节语文课，要学习德国儿童文学作家凯斯特纳的《开学致词》。
走进教室之前，在李卫林老师的心里，有一些忐忑不安。
这是他第一次以“生本教育”的方式授课。此前，他曾接受过一些“生本”理论培训，也观摩过一些“生本”课堂，但他还是不免有些疑虑：“生本”要求教师放弃逐句逐段的讲解，而是抛出有价值的问题，让学生你一句、他一句地讨论，这样的课堂怎么掌控？依靠学生，他们能行吗？
读完课文，他试着问学生：“这篇文章，最打动你们的是什么？”
学生说：“课文里写着：‘不要把老师的讲台看作是皇帝的宝座或是传道的讲坛！老师坐得高一点，不是为了你们向他祈祷，而是为了使你们彼此看得清楚一些。老师不是教官，也不是上帝，他不是一切都知道……’为什么德国人这样看待他们的老师？而我们却不是？”
“还有，‘不要过分用功’！这跟我们中国人也不一样！”
“‘不要完全相信你们的教科书！’为什么我们的老师从来不这么说？”
课文的内容让孩子们感到如此新鲜和惊奇，一会儿工夫，他们就提出了一大堆问题。
这时李卫林提醒说：这些问题，都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关。学生马上追问：“中西方文化有哪些差异？这些差异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这可真是一个大问题。
按照“生本教育”的要求，学生提的问题，还要靠学生自己去解决。于是李卫林给学生布置了一项作业：《中西文化差异之我见》，让他们以小组为单位，挑选角度去查找资料、写作，期限是1个月。
没过几天，就有性急的孩子拿着他们的提纲给老师看，有关注中西教育差异的，有关注文化传统差异的，有关注民族精神差异的，等等。不到一个月，各小组都交来了他们的论文，每篇都有1万多字，角度各异，材料丰富，写得像模像样。
这成为李卫林一次难忘的教育经历。他说：“在那之前，我从未想过自己的学生能有这样的水平。从那以后，我开始相信‘生本教育’。我也开始相信，学生的潜力，的确是无穷无尽的。”
从此，他更加放手，在每节课上都组织学生自由讨论。
教学方式的转变，带来了学生的巨大变化。出于讨论和辩论的需要，学生不仅要精准地理解课文的深意，而且“非常自觉”地加大了课外阅读量，有的甚至已经在读《中国古代哲学史》。在学校的网站上，李卫林专门为学生建立了读书论坛，他们每星期都会确定一个主题，交流读书感悟。
事实上，很多参加“生本教育”实验的教师都在感慨，当他们真正把课堂的主体地位还给学生，真正做到全面依靠学生时，他们看到了以前想也不曾想到的、无穷的美景。
在深圳市沙河小学，从学生识字到学课文，都完全依靠学生自己。
学生识字，靠学生们之间的交流：这个字有什么特点？我是怎么记住的？许多难字，被学生自己编了好玩的故事，连老师听了都拍案叫绝。
学课文，就以学生谈感受为主。如果一个学生能够使用精确简练的语言，引用动人的故事、睿智的名言来佐证他的观点，就会带来同学、老师的热烈掌声和由衷敬佩。那是一种非凡的成就感，成为激励他们进一步扩大阅读的力量。在一年级的时候，就有学生开始读世界名著，其涉猎之广，让老师惊叹。
“传统上非常重视的语法教育、字词解析、段落划分等，我们一点都没搞。上课就是以学生的阅读和谈感受为主，把课外阅读内容迁移到课内来。”四年级语文教师胡梅说：“我们把充分的时间和空间留给学生，让他们大量读写、感悟，让学生直接接触语文的本真和核心。”
胡梅也从来没有辅导过学生的写作，可是大量读写之下，“学生的写作能力甚至超过了老师”。这给胡梅带来很大的快乐，“学生的文章写得那么好，我很想找个人倾诉！”
有一次，她把学生的一篇习作挂到网上，4天时间竟有了8000多次的点击率，还有60多个回复。更让她得意的是，很多网友在赞叹之余，都忍不住质疑：这么好的文章，怎么可能是四年级的学生写出来的！
精彩的课堂讨论，大量的阅读，在“生本教育”实验班里成为普遍的现象。
在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人均自主阅读量已达到1300多万字，相当于课标规定高中生阅读量的2倍。大量阅读带来语文知识和能力的迅速增长。在广州市小学生语文能力竞赛中，前10名里华阳小学就占了4名。要知道，全市有1000多所学校呢。
经常深入学校，不断看到这些由学生创造的“奇迹”，郭思乐教授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学生是什么？学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是天作之才，是天地间多少万年发展的精灵！生命如何伟大，我们每天在实践中都看得到。”
“每个人都有他的天赋，他的聪明才智说也说不完！教学最大的资源是孩子本身，远比那些硬件、电脑、高科技手段都要紧得多。只有当他的潜能真正被激发，学习效率才能真正提高。”
学习的发生之处是学生。任何时候，都要坚定地相信学生、依靠学生。这是“生本教育”理论的一个基点，也是“生本教育”实践的一个出发点。
“教师的最高境界，是‘不见自我’”
周伟锋，199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广州四中，1995年开始上郭思乐教授的研究生课程班。郭教授的课上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去听，号称“‘生本教育’最忠实的追随者”。
当时的广州四中，是个破破烂烂的“四类校”，他们的学生，是重点高中招完了剩下来的。作为一名数学教师，周伟锋感到自己压力很大。
在进行用“生本教育”方法实验的第一个学期，他的学生看起来比别的班都要“差”一些：考试成绩不如别人，课堂上还“乱哄哄”的。但到了高二和高三，“学生的学习热情，根本没办法挡”，几个平行班也再不能跟他们相比。
最后高考的结果，震惊了整个广州市。周伟锋所带的两个文科班，数学平均成绩超过了广州市最有名的重点高中，而且，全市文科数学成绩第一名、第三名和第五名都出在他班里。
震惊之余，很多人猜测：那样的生源，取得这样好的成绩，教师还不得“拼上命”啊。
而周伟锋的“轻松和悠闲”，却令人大感意外。
他说：“我讲得很少，只是在关键的地方点拨一下。新课，不超过15分钟。复习课，不超过10分钟，很多时候不超过5分钟。我把很大的主动权交给学生，靠数学本身的魅力去吸引他们。”
“提高学习成绩有很多种方法，比如反复地机械训练，也会有效果。但我们不同，我们‘生本教育’，是先学后教，不教而教。”
“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是基于自己的思考，在互相启发、质疑当中进行的，他们的探究很深入。当学生在课堂上有了体会和收获，他们的学习兴趣就会空前提高。”
事实上，周伟锋从来不苦口婆心地给学生讲解那些定理和例题，而是把“发现问题连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光荣”，都一并还给学生；他也很少检查学生的作业，而他们却以极大的热情，把它完成得很好……
学生的学习成绩是值得赞叹的，但那仅仅是“能够测量”的部分。至于学生对数学魅力的沉醉、对这门学科的热爱和无尽的探索精神，以及三年来积极、自主的学习生活，却是一张试卷无法反映的！
随后的几年，周伟锋不仅被评为“广东省名教师”（整个广州市只评了8个人，他是唯一的数学教师），还成为校长、广州市人民政府督学、市人大代表、市数学研究会会长。他社会活动很多，但一直还带着两个班的课。
这时，有人向周伟锋提出：“你能够做到，是因为你太优秀了。我们可做不到。”
“难道，这个办法只有我能用吗？”周伟锋在心里问自己。
2004
年秋天，他从华南师范大学找了两个成绩中等的实习生，在高一教了一个学期。每节课，周伟锋只坐在教室后面，评点一下该怎么教。一个学期之后，他们结束实习回去了。到高二，他又找了两个实习生，又教了一个学期。
尽管三个学期中，有两个学期都是实习生在教，而学生们却已经学完了高中数学的所有内容。他们立即参加广州市的高三第一次模拟考试，成绩就超过了重点学校的高三学生。等高考时，他们的平均成绩大幅超过了全市6所重点高中的校平均成绩。
这次“实验”，让周伟锋有了说话的底气：“连实习生都能做，还有谁是做不了的？你只要认同学生是可以自己发展的，你只要认同这一点，什么样的生源、什么样的师资都可以放开手脚去搞。”
近几年，周伟锋在广东省内外做了不下100场报告，“不遗余力地介绍、推广‘生本教育’”。作为市数学研究会会长，他在四、五千名数学教师中施加影响，努力使他们逐步接受“生本教育”理念。以前，广州市的数学成绩在全省21个地市中排第12名，好的时候是第10名，现在却稳定在前5名，甚至前3名。
就这样，周伟锋和他的同行们，在课堂上饯行着“生本教育”的“先学后教，不教而教”，以同样的轻松和悠闲，战胜了辛苦打拼的“汗水主义”。
对此，郭思乐教授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把传统的“教师苦教”比作插秧，多少年来，农民把秧苗插得密上加密，以为付出的劳动越多，就会收获得越多。可是，这样做既折磨着秧苗的根系，又没有给它们留出足够的生长空间，破坏了秧苗自由生长的规律。于是，秧苗们拥挤着，无奈着，无法发展。
后来，人们发现了“抛秧”的方法，减少了劳动量，却保护了秧苗，给它们带来自由生长的欢快，也当然地带来了高产。
“回到教育问题上，我们一直在做着类似的事情。”郭思乐教授说，“我们的校长、家长，还有教师自己，一直以为教师做得多，是一种光荣的传统，是服务充分的表现，教育质量会因此提高。”
“然而，当我们把知识划分得十分细密、又对学生提出十分细密的要求时，学生的思维就被局限住了。他们没有必要想什么，也想不出什么，后来是懒得想什么。实际上这就是学生对违背自然的教育的报复。他们对这种‘保姆式’的教育，并不领情。”
那么，教师究竟应该怎样做？他的价值，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印度哲学大师奥修把这样一句话称为最伟大的祷文：“当鞋合脚时，脚就被忘记了。”脚被忘记，是因为脚处于“忘我”状态，工作得非常好；反之，如果鞋不合脚，脚疼了，就会被时时记起。
同样的道理，当教育适合学生时，学生就忘记了自己在学习，忘记了自己是在课堂上，甚至忘记了自己。在忘我的时刻，学生的能量就不会被教师的说教所消耗，真正出现投入和着迷的境界。
失去多时的人的自然本性，这时会回到学生的身上。“他会像自然界的那头鹿，毛色鲜明，忽闪着黑宝石似的眼睛，处处显示活力”。平时要花几个钟头甚至几周时间才能“教”会的东西，现在也许有几分钟、几十分钟就足够了。
相反，如果教师上课的时候，竭力想收回“教”的权力，那么，他必然为自己的教学环节所计，一再打断学生的活动，或者企图以学生的活动为自己的表演服务。当学生表现出茫然和不配合时，他默默地动怒了，他偷偷地用力拉扯动作慢的学生……
此时，鞋子不合脚了，脚就开始反对。那些自然的、和谐的、跃动的和充满效率的美，转眼间就荡然无存了！
“教师的最高境界，是‘不见自我’。他应该是一只最合脚的鞋子。”郭思乐教授说，“他的核心任务，不是自己‘教’，而是组织学生‘学’、服务学生‘学’。他要为学生创造生机勃勃的、令学生‘忘我’的课堂。”
“我们不参加统一考试，但我们要评研”
6月中旬，各个学校都进入了紧张的总复习阶段，准备迎接一学期里最重要的期末考试。
从1999年就开始“生本教育”实验的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学，他们在做什么呢？6月18日上午，在事先未打招呼的情况下，我们有幸听到了一节常态的“评研课”。
这是二年级一节复习长度和重量单位的数学课。头一天，学生们刚做了一份“稍有些陷阱”的习题，他们要在这节课上，重点探讨其中出现的问题。
开始的10分钟，是四人小组内部讨论，看看自己的答案与别人是否一致？不一致的，谁的对？教室里响起了一片嘈杂的争辩声，有的学生企图说服别人，有的在反驳。被说服了的，拿起橡皮擦掉了错误的答案，互相不能说服的，用红笔重重地画上红三角。
然后，是小组汇报，向大家介绍“最难做、最容易错的一道题”。
第一组，四位同学都上了讲台。他们选择的题目是：“操场每圈400米，小华跑了2圈半，小明跑了1200米，谁跑的距离长？长多少米？”
汇报的第一个学生说：“我请大家注意‘2圈半’。”他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示意图（一不小心画过了头，他的同伴帮他把多余的擦掉）。
第二个学生：“我们的方法是，先算1200米是多少圈，1200/400=3圈，再算2圈半是1000米。1200—1000=200米，所以，小明跑得长，长200米。”
他们讲完了，由全班同学发言，进行质疑和补充。
第一个学生：“你们算得太罗嗦了，要么算3圈，要么算1000米，就能作出比较，不用都算。”
第二个：“你的1000米是怎么来的？”汇报的学生回答：“是400+400+200得来的。”他听了有些不满意：“太没有水平了！我们已经学过乘法，应该用400×2+200！”
第三个：“那么，后面的200米又是怎么来的？它是400米的一半，应该是400/2。所以，完整的算式应该是400×2+400/2。”
第四个：“要特别注意2圈半的‘半’字！我们组有3个同学都错了，只有1个同学没有错，因为我们三个都没有看到那个‘半’字。”
第二组，选择的题目是：“6个铅球共重24千克，平均每个铅球重多少克？”
汇报的同学说：“我们小组有3种答案，4克，4千克，4000克。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哪个对？”
全班同学都帮他们解决问题。第一个同学：“应该是4000克。4克嘛，好轻哦。”
第二个：“可是，难道24/4=4000吗？”
第三个：“我们也有这个问题。不过人家问是多少克，不应该是4千克吧？”
第四个：“如果人家问是多少千克，写4就够了。可人家问的是多少克，所以应该把4千克写为4000克。24/6=4千克，4千克=4000克。”
教师：“大家明白了没有？”学生：“明白了！”
第三组，题目是：“4吨+5吨〇9000克”（比较大小）。
汇报的同学说：“我填的是=号……”他突然顿住，摸了摸后脑勺：“哦，我错了，把9000克算成9吨了，应该是＞号。”
全班同学发言。第一个学生：“一定要看单位哦。多少吨一定会大于多少克！4吨不用加5吨也大于9000克！可以省好多力气。”
第二个：“除了要看单位，也要看数字。多少‘吨’不一定大于多少‘克’。如果是9000000克呢？不就等于9吨了吗？”
第三个，慢吞吞地：“要先看单位，再看数字。不要着急，慢慢在心里算，然后再写上去，就不会错了。”（掌声）
第四组：题目是：“30米／5＝（ ）分米”。
汇报的同学：“这道题，是有一点陷阱的！不要以为30/5是6，就在后面填6，要看清后面的单位是分米，所以要填60。”
组里的同学总结道：“从小单位到大单位要减去1个0，从大单位到小单位要加上一个0。”
全班同学发言。第一个学生：“你说的不完全对，从毫米到米是1000进制，要减掉3个0。”教师：“你的反对很有价值。”
第二个：“有的是10进制，有的是100进制，有的是1000进制。要看清是哪种进制的。”
第三个学生要发言，教师说：“如果重复就不说了，好吗？时间不多了。”学生不慌不忙地：“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这样算的，30米是300分米，300分米/5就是60分米。”教师：“好棒！”（热烈的掌声）……
临下课，教师说出了她整节课最长的一句话，她说：“今天这节课，同学们讲得特别清楚，谢谢你们！”
执教这节课的，是年轻的数学教师赖艳。她说：“我们的学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不参加统一考试，但我们要‘评研’。”
在这样的“评研课”上，学生们相互质疑，自我纠错，每个人都有他的思考。你看，孩子们自己列举了产生错误的种种情形，又通过辩论一一去否定它。任何逻辑上的漏洞，都逃不过他们敏锐的眼睛。而他们的老师，只需站在一边，看他们操着慢条斯理的可爱童声，一点一点地去逼近真理，那是一种何其美妙的境界！
不考试，却产生了比考试还要高的效益。六年级毕业考试，华阳小学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达到了惊人的98.9，几乎到了不失分的地步。由此可以得知，他们在日常的“评研”当中，是怎样扎实地夯下了知识的基础。
“评研”的理论基础，是郭思乐教授的“新错误观”。
他说：“儿童获得的东西，有许多是在他们自己的探索之下获得的。这种探索需要一个过程，当然也会犯不少错误。发现错误，改正错误，就激发了思考。正是在克服错误的过程中，儿童获得了真知。”
“传统上，我们总要求学生的认识‘一次性完成’，这并不符合他们的认知规律。‘生本’的学生，我们给他这样的机会，使他们的认识，可以通过多次或长期地反复式提高来完成。我们给学生足够的时间，让他们逐步地去感悟。”
还记得呀呀学语的孩子吗，他们有时候会犯一些令人发笑的错误。比如：他学着别人的口气，认真地把自己的爸爸称为“你爸爸”。这时，他会惊异地发现，周围的大人们发出一阵善意的哄笑，或许还有一个温柔的手掌，拍一拍他的脑袋。
没有谁会生气、发火。我们都知道：这点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过不了多久，这个走起路来还跌跌撞撞的小不点儿，就能学会全套的、精准的、完美的母语，他自然会排除自己的错误而趋向正确。哪怕他说话比别人晚上个一年半载，我们也不会着急。因为我们相信，他迟早能够学会，不过是略晚一点而已。
然而，一旦孩子上了学，我们就失去了原有的耐心。我们开始否认孩子之间的差异，强行要求他们在同一时间，掌握相同的东西。我们变得着急起来，期中考，期末考，月月考，一旦学生出了差错，那些曾经的善意哄笑和温柔手掌，竟变成了严厉的斥责和无情的鸡毛掸子，让学生心寒胆颤！
我们为什么不能允许学生有一段相当笨拙的学习过程，不能允许错误的出现呢？
“评研”，正是体现了对儿童学习人格的尊重，为他们提供了“出错”和“改错”的机会。为此，郭思乐教授多方奔走，为“生本教育”实验学校争取特殊政策：在非毕业年级，学生一律不参加统一考试。
“如果对蒸馒头的过程实行‘开盖主义’，不断地开盖窥视，馒头反而蒸不熟。”他说，“所以，我们要以最大的耐心，等待……再等待，最后，收获一锅熟透而美味的馒头。” “学生快乐、美好的学习生活，是德育的真正基础”
1999年，周玉娥被任命为华阳小学校长。当时，她的心里有些不情愿。在广州做了多年的教育工作，她明白那是一所“很麻烦”的学校！
学校建在一片泥巴地上，教学楼四处漏雨。这些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的学生都来自附近的城乡结合部，生源复杂，学生很难缠。
果然，上任没几天，就有老师来找她，说班里的孩子跑掉了好几个！周玉娥只得陪着老师四处寻找。在学校附近的一个游戏机室，他们一下子抓住了4、5个。周玉娥“火得要命”，她跑到派出所，强烈要求“端掉那个害人的游戏机室”。
可是，等冷静下来，她又想：就算把这一个端掉了，又怎么能保证孩子不去其他的游戏机室呢？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要用更有趣的事情，把孩子吸引在课堂上！
“我从班主任一直做到校长，做了几十年。我知道要让课堂吸引住学生，会有多么难。”周玉娥说，“那么多年我一直在彷徨。我探索过很多教学实验，都不能奏效。于是轰轰烈烈开始，悄无声息结束。”
“直到我遇到‘生本教育’，我被它深深打动了。我想，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那条道路！”
1999年秋季，华阳小学成为“生本教育”第一批实验学校。如今迈进第10个年头了，学校由一所普普通通的学校，一路评上“市一级学校”、“省一级学校”。而孩子们的收获，就更加令人欣喜。
“以前，我们认为孩子每堂课的注意力只有15分钟，其实，那是被动灌输的结果。对孩子来说，那样的时间，1分钟都嫌多。”周玉娥说，“现在的‘生本’课堂，唤起了学生的热情，他们经常拉着老师不让下课。”
在课外，以前是老师布置大量作业，学生厌烦不已。现在，作业极少，腾出时间给孩子大量阅读，预习。别看孩子们整天忙忙碌碌，他们的心，却是快乐的。他们到处查找资料，甚至在被家长勒令睡觉之后，还偷偷地躲在被窝里看书。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在课堂上实现自己的“成就感”。
俗话说：“无事生非”。这个词，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为：没有正事做，才去招惹是非。只要学生有了更热爱的事情去做，就再也无暇光顾游戏机室或者网吧，他们自然而然地，与那些地方彻底决裂了！
“学生快乐、美好的学习生活，是德育的真正基础。”这是“生本教育”理论对于德育的一个基本观点。
郭思乐教授说：“产生德育问题的一个重大根源，是由于教学不当而造成的学生厌学、受压抑、无心向学。反之，当学生对学习充满热情，意气风发、努力向上时，德育工作就有了一个十分良好的基础。”
他对于德育的另一个基本观点，是“学生美好德行的建立、人格的建树，不能依靠外在的说教，而必须依靠学生自身的体验和感悟，必须经过学生的内化去实现。”而生本教育的学生自主的课堂和与之相连的生活实践，就成为学生获得真善美、涵养德性的经常性的，最自然、有效的方式。
上个学期，东山育才实验学校的初一学生汤梓欣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了鲁迅的《风筝》。“小组讨论时，我和我们小组的另一个同学，对作者的写作意图产生了意见分歧。”班级讨论时，班上的同学分成了两派，她们两人各领一派，辩论很激烈。
“下了课回到宿舍，我们也没有停下，各自搅尽脑汁、引经据典，一直到晚上10点半熄了灯，还在压低了声音争论。”第二天一早，争执不下的两人“互相拉扯着”，找到她们的老师，希望老师给分出个是非曲直。
“可是，老师并没有评判谁对谁错。”汤梓欣说：“他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独立的观点，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说服别人，也不能被别人说服。要学会容忍不同的观点，因为每一个观点都有它独特的角度，是值得尊重的。’”
这番话，让汤梓欣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她说：“那一刻我突然明白，问题要从不同角度去考虑。不同的观点，不是‘非对即错’，而是可以和谐共存。”
对一个初一的学生来讲，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认识啊。
建立在小组、班级自由讨论基础上的“生本”课堂，由于深刻、强烈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所以，能够充分展示他们真实的天性，既有淳朴、自信、进取、团结的一面，也使狭隘、易冲动、情绪化的一面暴露无遗。
所幸，学生德行的养成，与他们知识的形成相类似，都具有自我纠错的特征。而生动活泼的“生本”课堂，恰恰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自我改变与提升的有利环境。
东山育才实验学校初二学生江佳育，谈起她班里的讨论，有自己的感受：“讨论就避免不了争论。开始，谁的嗓门大，谁的观点更偏激，谁就更容易受到同学的注意和支持。这样的争论，最后经常演化为人身攻击、吵架，甚至拍桌子打板凳。”
“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有些同学，虽然声音不高，但他们不说干巴巴的大道理，还会引用一些能打动人的材料，尽量让语言更优美，他们逐渐争取到了更多的支持者。而那些不偏激、更理性、更新颖的观点，也更容易服人。现在，我们都在向这样的风格靠拢。”
从表面上看，这是辩论技巧的进步，从本质上看，却是学生观察与思考问题的立场发生了变化。他们正逐步摆脱自己的偏激、狭隘，学会容忍与克制，走向理性和成熟。
“在‘生本’课堂上，我们不仅看到学生对同伴的真知灼见由衷的赞美，也看到他们对不同意见的理性质疑。这表明，他们拥有宽广恢弘的气度。”郭思乐教授说，“其弦歌雅意，天籁心声，令人欣喜。”
他说：“事实上，学习生活作为学生生活最基本、最核心的部分，是学生形成美好德行的摇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德行的未来走向。社会对学生道德成长的要求，要借此才能实现。”
“我们的野炊，为什么不能‘生本’一些呢？”
去年秋天，广州市骏景小学要进行一年一度的秋游。有老师提出来：咱们给孩子组织一次野炊吧！想想看，孩子自己煮饭、烧菜，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多么有趣。
可是，野炊要生火、用水，还免不了动刀，样样都是不安全因素啊。陈武校长和老师们合计来合计去，觉得太难。就在决定放弃的那一刻，陈武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们的野炊，为什么不能‘生本’一些呢？”
骏景小学是一所成立不足5年的新学校，自成立之时，就开始进行“生本教育”实验。“生本教育”给学校带来了积极的课堂、欢欣的师生。学校也很快成为“广州市义务教育规范化学校”，不久前，还被评估为“被社会认可的好学校”。
那么，在课堂之外，学校的其他方面，可不可以“生本”呢？
陈武校长和老师们决定，就从这次野炊开始，试一试！
按照“生本”的原则，应该把老师“事无巨细的交代、细致入微的安排”，都转化为学生的思考、研究和自主决定。于是老师们都在班级布置了“研究任务”：“要野炊了，请你告诉大家，应该准备些什么？怎样分工？注意些什么？”
学生们很快行动起来。他们调动起自己所有的生活经验，在互相讨论、质疑、补充当中，一份份关于安全、分工、日程等各方面内容的“野炊预案”出台了。
五年级3班的“野炊使用刀具注意事项”，就是其中的一份：
1.刀具是很锋利的，能不用就不用，例如蔬菜之类的完全可以用手撕的。
2.实在要用刀，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切菜时，不要把手指放在刀具的正下方。
3.不要拿刀来玩，也不要挥舞刀具。
4.妥善保管好你的刀具，不用时放在背包里。
5.切记：使用刀具时，心急可能会酿成大错。
6.如果被刀切伤了，马上用干净的水清洗伤口，再用创可贴止血。
最后，祝大家野炊愉快！
在随后召开的全校大会上，由学生们登上讲台，代替校长和老师进行了周密详尽的“安全教育”。孩子们告诉大家，应该怎样用刀，怎样用火，怎样注意周围的危险事物，比如水塘。而老师们，只是坐在台下，倾听，微笑。
野炊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出发的那一天，孩子们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他们欢呼着、雀跃着，因为这是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野炊！
事实证明，他们的预案非常有效，整个活动热火朝天却又井井有条，之前最担心的安全问题，也没有出现任何纰漏。
当然，以孩子们有限的生活经验，还不足以应付所有的情况。
有一个班，当炒菜的铁锅在火上烧得滚烫的时候，他们才想起来：哎呀，怎么忘了带一块垫手的抹布！眼看锅里的菜都要发黑了，孩子们急得团团转。有个男孩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棒，串起铁锅的两个耳朵，把锅端了下来。他的“英雄行为”，引来一片欢呼。
还有几个学生，当他们得意地把“烤好”的鸡翅端给老师的时候，突然懊恼地发现，还有一些血水顺着肉缝，慢慢地流出来……
多少日子过去了，那些小小的插曲，还一直是学生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这次野炊，是我们学校管理工作的一个里程碑。”陈武说，从此“生本”理念在他们学校，由课堂教学延伸到班级管理和学校管理。
他们把所有能依靠学生做的事情，都交还给学生，放手让他们去做。
学校甚至把原来用于书写校训的、全校最显眼的一面墙，都还给了学生，作为他们自主创作的“涂鸦墙”。现在，那里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地方。
有一次，学校里进行“装饰教室创意比赛”，当班主任刘迅老师把这个消息告诉学生时，他们却认为：“我们的教室已经装饰得很漂亮了，为什么还要推倒重来呢？太浪费，又不环保。”刘迅虽然觉得放弃比赛有些可惜，但是，“既然学生说得有道理，为什么不尊重他们的意见呢？”最后，他们还是放弃了比赛。
“与在课堂上一样，‘生本’管理的基点，是要充分尊重学生的立场、想法。”刘迅说。
参与“生本教育”实验的不少学校和教师，都自然地把“生本教育”理念，迁移到他们的管理工作当中，郭思乐教授高兴地说：“我们有大的原则，但在具体实践中，校长和老师们做了很多创造性工作。”
东山育才实验学校的李卫林老师，也是一位班主任。他对于如何做好班级管理工作，有自己的思考。“其实，以前我们下了很多功夫去管的事情，都是学生本身的需要，比如自习课保持安静，教室与宿舍的整洁等。我们管得太多，反而让他们把自己的需要忘记了。”
就像那个有名的故事，有个老人因为受不了孩子踢球的喧闹，就付钱给他们。当老人一点一点减少所付的钱时，孩子们说：“就这么一点钱，我们才懒得给你踢呢。”从此放弃了这项曾经让他们那么快乐的游戏。
“我们不就在做那个老人吗？我们惯常的管理方式是，‘做好了加一分，再做好一点加两分，做不好就扣分’，把学生天性的需要变成了分数和奖惩。‘生本’管理就要把他本身的需要给回他。”
于是，李卫林让学生自己去讨论，去制订规则：“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应该怎样去保持？”“在班级里，什么行为是受欢迎的，什么行为是让人讨厌的？”
经过讨论，学生们认为，“脏乱和嘈杂是让人难以忍受的”。所以，他们一致同意：不能在自习课时大声讲话，不能乱丢东西，也不能把零食带到教室来吃，因为“味道太大会影响别人”。谁违反规则，就会成为“令人讨厌的人”，遭到大家的“白眼”和“指责”。
李卫林说：“以前，是我要求他们去做，天天在耳边喊，他们还逆反，跟我对着干。现在是学生自己要这样做，效果当然不同。我很少去督促他们，可他们自己做得很好。”.“生本”式的管理，让老师从繁重琐碎的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也让学生摆脱了无休止的“说教”和“唠叨”。学生尝试着“做自己的主人”，这让他们对老师心生感激与热爱。师生之间的关系，因此变得更加健康、和谐与亲密。
在广东，乃至全国，“生本教育”呈现了良好发展之势。
博罗县，广东省的经济欠发达县。罗阳镇一中，博罗县最薄弱的初中之一。前几年，在全县45所初中里，他们的综合排名是倒数第3、4名。校园只有17亩，是县城最差的；生源被称为“箩底橙”，意思是挑剩下的、又青又烂又酸的“货底子”。
数学教师林东平记得，当年的课堂，他要把大部分精力用于维持纪律。有一次，几个学生“大闹天宫”，他忍无可忍，对那个闹得最凶的学生说：“你不听讲可以睡觉，不要影响别人！”而学生则毫不客气地回敬：“个个老师都让我睡……我哪里睡得了那么多！”
就是这所学校，2004年进行“生本教育”实验后，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2007年，学校在全县一跃而为第7名。这两年，每到招生季节，校长陈留明都要关闭手机，“躲避蜂拥而至的家长”。
博罗县教育局局长陈锡坤说：“‘生本教育’在这样的学校取得了成功，很有说服力。”2007年，县教育局决定把“生本教育”推广到10所小学、10所中学；2008年，又推广了10所小学，10所中学。
在博罗县那些偏僻的山区，孩子们打着赤脚、脸上还粘着泥巴，但他们却与城里的孩子一样，因为“生本教育”而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2002年，“生本教育”实验进入香港，2005年，进入澳门。
2007年，在广东省教育厅的直接推动下，“生本教育”实验开始在全省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中开展，首批学校有15所。
2008
年，“生本教育”北上江苏、江西、北京等地，一批实验学校相继涌现。
对此，郭思乐教授感到自豪。同时，他又不满足，他还要把事情做得更好。
这位戴着宽边眼镜、语调平和的斯文学者，胸中自有丘壑。他说：“我们要用生动的实践，告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教育可以这样简简单单地来做，但学生能够学得无限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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