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湘：维系刘关张关系的就是一个“义”字，在这个“义”字中间，有种种故事发生的是关羽。首先是对刘备和张飞的“义”，他结拜以后，在乱世中闯天下，在闯天下的过程中间逐渐树立了政治抱负、政治理想，然后开始把个人之间的结义关系深化到所谓的国家大义上来，因此他们的行为就和所谓的恢复汉室的目标联系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间颠沛流离，遭逢很多的磨难，而且把很多的责任都堆在了关羽身上。比如说他们打散了，关羽被包围，只有两条路：一是战死；一是投降。关羽可以战死，但是他选择了所谓的假投降，因为他的肩上还有另外一个担子，两个嫂嫂在他手里，这是他对兄长的责任。因此他就做了一个选择，我投降，但是必须为投降变节寻找一个合乎道德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降汉不降曹。
关公的气节和仁爱是他被崇拜的原因。一旦条件成熟，他坚决地辞去一切诱惑，不接受官印，给他的金子也都封起来，给他的锦袍用刀挑着不用手拎，然后想尽一切办法杀出一条血路，这都是义，就是对承诺的信守。
南方周末：关公崇拜是否悖逆民主社会和法治社会的精神？是否与当代价值观冲突？
王鲁湘：肯定。它作为某种适当的补充，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说社会是白社会和黑社会两个结构。有阳光的地方就一定有阴影，那么作为一种社会的补充，义的合理性是存在的，它背后实际上是诚信。
只不过在江湖社会里，这种所谓的诚信常常变质了，变成了这种诚信的义只对我这个小团体。对外，杀人放火什么事都可以干，这就使它的价值标准双重化了。所谓的地下社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民间社会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才需要有所谓法治社会，法治社会是可以跨越集团利益的社会结构。法律最大的一个属性是，它是一个公器，在一个多元的、多层次的、彼此是陌生人的社会里头，最可能维持一个整体的利益的，就是法律。黑社会做不到这样，所以它的破坏性也就显而易见，我们必须把它限制在一个非常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不能让它形成一种可以和法治社会抗衡的力量或者标准。
关键是这个民族值不值得信任
南方周末：你如何评价中国的民间崇拜和宗教信仰的差异？
王鲁湘：讲到关公崇拜，一定先从大的方面了解中华民族的信仰状态和信仰结构。有很多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拿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信仰形态，和世界的一神论信仰进行比较，发现很大不同，这个不同使相当一批主流学者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间，缺少一个宗教信仰的层面。有人甚至认为在中国文化的宏观结构中间，没有宗教文化的板块。这就使他们大惑不解。
在一神教的民族看起来，没有宗教信仰，一切都无从谈起。所有关于道德的最终的说明，人类道德感的来源，包括法学的基本原理，其实都来源于宗教。没有宗教做终极的探索，或者做终极设定的话，我们一切道德层面的东西、法律层面的东西在逻辑上是不能推到底的，都会变成相对主义，所谓的绝对价值就不存在。全部都是相对主义，这个民族怎么能够长期延续？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民族值不值得信任？但是我们看到，中华民族恰恰是在古老的民族中间延续时间最长的。而且在这个生存中间，并没有因为这种好像缺少宗教的终极关怀，在很多问题上就是一种相对主义的价值观，而导致它的文化所谓的变态、走样。这似乎是一个不可理解的现象。
南方周末：宗教和信仰的产生和文明史的诞生是什么关系？
王鲁湘：一神论者强调绝对宗教，就是只有一个神，没有第二个神，这个神也没有配偶。而且这个神在某种意义上是不能被人格化的，就是至高无上的，全知全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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