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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一所学校的公民实验 [打印本页]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5-22 08:10
标题: 一所学校的公民实验
一所学校的公民实验2010-01-06 来源: 中国青年报(北京)　

在这里，每年的10月15日-11月15日，是约定俗成的“竞选月”。学生会的主席要经过班级、年级到学校的层层公开选举，然后由全校1800多名学生选民投票产生。一个见证过“竞选月”全过程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说：“这和美国总统大选没有太大的差别。”

一个学生举着印有候选人姓名的糖果。

每月一次由校长参加的学生会例会现场。

12月24日圣诞节，李庆明打扮成圣诞老人在校门口鞠躬，发糖。

竞选现场。
和马丁·路德·金一样，黄浩芃的竞选演讲主题，同样是“我有一个梦想”。
但不同的是，这个14岁男生的梦想，只是成为深圳市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属学校的学生自主委员会（以下简称“学生会”）主席。
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年末，他已经梦想成真。学校里，随处可见这个新任学生会主席的大幅海报。海报上，这个戴着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八年级学生，正高举右手，做出一个挥拳的动作。
这张获胜者的海报，只是这所拥有某种独特气质的学校的一个缩影，还有更多让人惊讶的事情，正持续不断地发生着。
在这里，每年的10月15日~11月15日，是约定俗成的“竞选月”。学生会的主席要经过班级、年级到学校的层层公开选举，然后由全校1800多名学生选民投票产生。一个见证过“竞选月”全过程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说：“这和美国总统大选没有太大的差别。”
在这里，学生会的主席有权组织自己的“内阁”。在每月一次的校长例会上，他和“内阁成员”们将对学校的公共事务提出意见和建议，校长会一一记录，然后当面解释，或立刻作出整改。
在这里，有一个40多人组成的学生记者团，成员遍布每个班级。在每周一的早会上，他们能够通过广播站，对教师甚至校长本人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
最有代表性的场景是，只要没有特殊原因，学校的校长一定风雨无阻地站在校门口向学生鞠躬，并要求学生也对他鞠躬还礼。
5年多来，这所坐落于深圳市著名富人区“华侨城”中，被每平方米6．5万元的豪宅、种满名贵花木的园林和高尔夫俱乐部环绕的公立九年一贯制学校里，50岁的校长李庆明，正致力于向下一代推行他的公民教育主张。
“我们要挖掘每个孩子身上的潜质。但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也没有关系，他可以当一个好公民。”李庆明说。
“如果我漠视自己的权利，不对身边的公共事务发表意见，那是我的错”
李庆明培养“好公民”的第一个努力，是让孩子们学会选举。
他从2004年开始推行学生竞选制度。刚开始，他只选择了一个四年级班级作为试点，但效果“出人意料的好”，于是第二年，他便把竞选推广到整所学校。
每年10月15日~11月15日，是学校雷打不动的“竞选月”。小到每个班级的班长，大到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团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都由学生选举产生，每人一票。
李庆明和教师一起，为“竞选月”确定了严格的程序和制度。一届学生会主席的选举，先要通过班级海选和年级海选，从高、中、低年级各选出两名候选人；然后，在全校的竞选大会上，6名候选人要经历演讲、才艺展示、公开辩论、回答选民提问等各个环节；最后，经过全校1800多名学生的几轮投票，选出获胜者。
选举章程规定，任期一年后，主席自动离职。学校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公证小组”，负责监督选举过程以及计票。这个机构的成员，通常由已经卸任的学生会成员担任。
一个叫孙晓峰的学生，连续参加了4年竞选，并在2008年成功当选学生会主席。一年后，他离职，却拒绝了进入“公证小组”。
“我承认，自己是有私心的，”这个前学生会主席解释自己的动机，“我知道哪些学生更适合进入学生会，但这种判断，会影响我在公正小组的工作，这样对其他候选人是很不公平的。所以，我宁可放弃这个职位，让所有人都在一个公正中立的环境里竞选。”
在竞选过程中，孙晓峰给李庆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2005年到2008年，孙晓峰连续参加了三四年竞选，虽然屡战屡败，却始终不放弃。
第一次参选，他比第一名少了600多票。但就在宣布结果时，出人意料的一幕发生了，在演讲台上，这个五年级男生非常有风度地向自己的对手握手表示祝贺。但走下台后，他却躲到角落里，抹起眼泪。
曾有人问过孙晓峰：“如果有一个机会让你竞选“华侨城”社区的人大代表，你会怎么做？”这个15岁的中学生考虑了几分钟，便说出了如下答案：先是走访社区的各户居民，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再告诉选民们，如果自己当选了，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在选举的宣传上，他会在社区各处张贴自己的宣传海报，然后定期举行竞选演讲，并且和“智囊团”一起，为自己的选举确定一个系统的，能够持之以恒的方案。
“公务员就应该为公民服务，如果没有做好，那是他的错，但如果我漠视自己的权利，不对身边的公共事务发表意见，那是我的错。如果大家都漠视了，这个社会怎么能进步？”经过4年的竞选洗礼，这个嘴角刚冒出稀疏胡楂儿的九年级学生已经对公民、权利这些字眼非常熟稔。
“一颗娇嫩的自由民主的种籽，已经植入你我的心中”
这更像是一场发生在少年间的选战。
为了获胜，候选的学生开始学习如何动员身边一切资源。父母和家人是首要支持者。他们会和孩子一起学习各种才艺，帮助孩子修改演讲稿、准备公开辩论的题目、纠正他们的演讲姿势。
每个候选人都有自己的“智囊团”，并在宣传上各出奇招。有人在糖果上印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到各个班级去散发；有人带着助手，在操场上抬着自己的大幅海报转圈，还喊着整齐的口号；甚至有家长在学校周围升起10多个大气球，气球下方的横幅上写着孩子的名字，号召选民投他一票。
当然，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每个人都会强调同一个口号：“为同学们服务。”这是由校长确定的主题。
黄浩芃依然记得初次登台参加竞选时那种“紧张感”。在此之前，他是个内向的男生，虽然成绩一直很好，但他很少在公共场合说话，也从来没有当过班干部。有段时间，身为某国企高管的母亲，一度还想让他转学，因为这个新学校才成立了两年多，她很担心孩子的“学业问题”。
2008年，他决定参加竞选。第一次演讲，他全身都在发抖，脚抖得“几乎站不住”，左手拿的发言稿“抖得哗哗响”，右手“抖得连麦克风都拿不稳”，他好几次用力握拳，试图固定住麦克风，却发现“手有点不听使唤”。原本设计的开场白是大喊一声“大家好”，可他紧张得控制不住声音，一开口就破嗓了，台下的选民嘘声一片，他在台上听得清清楚楚。
“豁出去了，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念了。”时隔一年，这个男孩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看得出有些不太好意思，“反正只是抱着尝试的想法去的，凡事总得有第一次吧。”
克服了初期的紧张后，他觉得和这个舞台“越来越熟悉”。在接下来的几个环节中，他开始逐渐地适应了竞选的节奏，在才艺展示诗朗诵《海燕》中，他甚至做出了一个“在排练时都很难练好”的展翅飞翔的动作。
这个初次参加选举的男孩一直走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在全校1719张学生投票中，他以20多票的微小差距，输给了孙晓峰。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黄浩芃并没有闲着。他决心要参加第二年的“竞选”，并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他开始关注新闻里那些播音员播报新闻的方式，也开始模仿电视上那些政治人物的举手投足。他的“智囊团”，则早早从各个方面对他的“竞选”提出建议。作文好的人帮他修改演讲稿，美术好的人设计海报上的各个细节。甚至，一位演讲顾问会告诉他改正在台上的一些小动作，并纠正他演讲时的语气与节奏。
在11月15日全校竞选日那天，他和“智囊团”抬着自己的大幅海报，到各个班级去“拉票”，一个在音乐方面有特长的“助手”，还带了一支长笛，走到每个班级，都会吹上一曲。
在演讲台上，他说出精心准备的演讲词：“一年前，我与今天一样，信心百倍地站在了这里，我落选了。但是今年我又来了，因为我不想错过这样一个伟大的时刻，因为无论是对于我，还是你，无论是对于学校，还是中国，今天都是一个超越平凡的日子，因为在这样的日子里，一颗娇嫩的自由民主的种籽，已经植入你我的心中，并悄悄成长。”
他最终如愿以偿，在最后的全校投票中，获得了1120张选票。新任学生会主席工作很卖力，挑选了“很精干的内阁成员”、“整顿了学生会工作的风气”。他要求助手们每周都写工作计划，在每周例会上共同讨论。
黄浩芃的母亲，对儿子的学业多少有些担心。她希望儿子在“服务好同学”的同时，也能保持住现在“班上第三名”的成绩。毕竟，“无论学生会的工作做得多么好，最后能有好成绩，考上好大学，才是根本”。
但黄浩芃却对自己的未来很自信。他觉得，“在这所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用得上”。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刘芳林天宏)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5-22 08:11

悼念仪式现场。

竞选现场。
“要鼓励学生成为公民，首先要保证他们能有一个表达意见的畅通渠道”
当了近30年老师，陆平还是第一次被学生当面批评，而且还是在校长主持的学生会例会上，这让她“当时多少有些不适应”。
事情说来也简单：2009年12月最后一周，陆平主持的学校“公民养成中心”，接连举办了两场活动。学生们觉得这周活动安排过于密集，而上一周却什么活动也没有。于是，在每月末的学生会例会上，有学生会的干部当着校长的面，对此直接表达了不满。
按照会议的程序，接下来，陆平便向学生解释，原本安排义卖活动的第三周，恰好赶上初中学生的月考，为了不耽误考试，才作了这样的调整。并且，她向学生表示，“中心以后在安排活动的周期上，一定会注意频率和方式”。
作为每月一次例会的参加者，陆平直言自己“有压力”，因为“你不知道孩子在会上会说什么”。
的确，这样的会议已经举行了将近5年，在与会教师和学生们的回忆里，会议上的议题五花八门。从“室内球场的通风条件不好”，到“学校鱼池的换水不够及时”；从“教师拖堂，没有按时下课”，到“初三的课程过多，占用了学生社团的活动时间”；从“集会散会后的地面纸张无人清扫”，到“检查厕所卫生的学生，最好注意性别”，几乎囊括了学校日常管理工作各方面的细节。
最为“尖锐”的时候，学生甚至直接对校长本人提出了批评。
有一次开会，李庆明不断地接听手机，有学生便提出：“希望校长能够尊重我们，开会的时候不要打手机。”
李庆明只得放下手机，向学生们解释，刚才的电话，是为了去落实学生们提出的建议。但从此以后，他开会时都把手机调成了静音。
这样的监督与批评，不仅仅发生在学生会的例会上，而且发生在许多更为大型的公共场合。在某次周一的早会上，有学生会记者团的播音员播报了一个小记者写来的稿件。稿件中称，上周的升旗仪式上，有几位老师在交头接耳，“希望这几位老师能够尊重国旗”。
更令人吃惊的是，记者团并非只会批评，孩子们“居然也懂得斗争策略”。在时隔一周的周一集会上，记者团的播音员又播报了一篇稿件，文中称，“在上一周的集会中，那几位老师没有再出现交头接耳的状况，这说明他们虚心接受了批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学学习”。
看着这些“小屁孩儿”们在参与公共事务时“严肃认真的大人样子”，陆平有时候也会觉得“很搞笑”。
在她的记忆中，有这样一幕在成年人看来颇为有趣的场景：有一次会议时间延长了，一个三年级的学生会干部，一本正经地看了看手表，然后举手说：“校长，会议的时间已经到了，你看我学习也很忙，我妈妈在外面接我，我能先走吗？”
但在觉得有趣之余，她也深切地感受到，在这所学校里，师生关系确实有了一些“和以前不一样的改变”。她甚至会用“公民社会”和“臣民社会”的区别，来解释这种变化。
“以前的孩子很顺从，将就老师，而老师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不需要任何解释，”她说，“但现在不一样了，在公民社会里，我们也是为学生服务的，做任何事情，都要公开透明，让接受服务的人满意，这不是很好吗？”
而在李庆明看来，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正是他追求的教育目标之一：“我们要鼓励学生成为公民，首先要保证他们能有一个表达意见的畅通渠道，鼓励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这才是公民教育的应有之道。”
“这能让我体会到一种平等和尊重”
在深圳的教育界，李庆明是一个公认的“争议人物”。
在学校老师和朋友们的眼中，这是个“精力超人、多才多艺”的校长。他能用意大利语演唱“具有专业水准”的歌剧，还能画一手漂亮的铅笔画；上大学的时候，他的100米能跑出11.2秒的成绩，至今仍是那所高校无人能破的纪录。在学校里，大到各种规章制度的确定，小到校门口张贴的标语上的标点符号，事无巨细，他都亲自过问；同时，他还兼任着一本全国教育类期刊的执行主编；一忙起来，这个50岁男人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在椅子上打几分钟的盹，又精神抖擞。
但在许多教育局的领导和同行眼中，这又是个不折不扣的“异类”。在深圳教育界，他有着“疯子”，“狂人”的外号，每年，围绕着他的去留，都有诸如“死定了”、“马上就要被调走了”之类的传言。
自从2004年正式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以来，李庆明一直致力于“在学校上渗透公民意识”，他把自己的公民教育主张归纳为5点：公民人格完善、公德基本伦理、公益服务精神、公共事务参与和公理世界认同。包括“竞选月”和每月一次的学生会例会，都是他一手推行的。
但理论一转化为实践，就出现了种种在旁人看来“很难理解的行为”。引发争议的核心问题是，李庆明作为一个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校长，“不去好好抓教学，却成天搞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5年来，只要没有特殊原因，每天早上7点20分学校开门，这位校长一定风雨无阻地站在校门口向学生鞠躬，并要求学生也对他鞠躬还礼。
“我们总在说要尊重孩子，与孩子们平等相处，但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孩子们直接感受到这种尊重呢？我觉得鞠躬就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他解释道。
不过，一开始，学生们也很不适应，反应也大不相同。有孩子看到李庆明鞠躬，吓了一大跳；有孩子直接愣在门口，半天反应不过来；还有孩子看着鞠躬的校长，错愕地跑进学校里，连头都不敢回。
学校里的老师们也对这个新任校长的“出格举动”议论纷纷，甚至有人写信到教育局告状，称校长在学校推行“日本式鞠躬”。哭笑不得的李庆明只能翻出《礼记》告诉教师，鞠躬礼是中国自古就有的礼节。
即使是李庆明本人，在刚开始鞠躬时也很不适应。尤其是消息传开，引来了许多家长和路人围观，他一边鞠躬，一边心跳加速，“脸烧得通红”。
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个鞠躬的校长，成了这所学校一道感人的风景。有媒体评论称：“近6年的鞠躬，他把孩子们的心鞠得纯粹了许多。”的确，已经习惯了校长向自己鞠躬的孩子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回报着对这个校长的尊重。
有一个低年级的小女生，经常在鞠躬之后，偷偷地往李庆明的手里塞上两颗糖，然后飞快地跑走。
有一个冬日，一个初三的女生走进校门，李庆明向她鞠躬，她也还礼，然后走到李庆明身边，对着他的耳朵悄悄说道：“校长，天气冷了，你要加件衣裳。”
一年级学生袁纵横的家长张红也记得，儿子头一天到学校上学，她送他到学校门口。起初，她并不知道有校长鞠躬这件事，但儿子背着书包走过李庆明身旁时，这个校长照例向这个孩子鞠了一躬。
这个时候，她看到儿子停了下来，想了一小会儿，便转身正对着李庆明，毕恭毕敬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然后高高兴兴地跑进了学校。
那一瞬间，这个母亲一下子没控制住自己的眼泪。
“我从来没有教过他鞠躬这个事情，但校长做了，他也照着做，我相信，这会在他的心灵里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以后，他长大了，也会同样去尊重别人。所以，我要感谢李校长，给我的儿子上了生动一课。”她说。
今年12月24日早上，李庆明同样站在校门口鞠躬，但多少有些不一样的是，他穿上了圣诞老人的衣服，在向学生鞠躬之后，他还会往学生手里塞上几颗糖。
但四年级学生桑雨晴却对校长的装扮不太满意：“糖是挺好吃的，可他要是能贴上圣诞老人的白胡子，那就更像了。希望他明年改进吧。”
在桑雨晴的记忆中，看上去和蔼可亲的校长，一共和她说过3次话，谈话的内容她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一次是站着，一次是弯着腰，一次是蹲着的”。
“我最喜欢他蹲着和我说话，其次是弯着腰，最不喜欢他站着说话了，”这个小女孩认真地说，“因为蹲着离我最近，这能让我体会到一种平等和尊重。”
“我们要教育孩子们成为有灵魂、有情怀的公民”
“鞠躬风波”刚刚平息没多久，2006年，李庆明又在学校里做了一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再度引发了一场大争议。
这年暑假，学校里一个男生跳楼身亡。在一向重视安全的中国教育界，处理这类事情的通常做法，都是“家丑不可外扬，低调解决”，但李庆明却决定在学校里举行一场悼念仪式。
消息传开，一下子炸了锅。在很多人看来，让这些未成年人过早地接触死亡，容易造成他们内心的不安和恐慌。还有一个教育局的领导问李庆明：“事情弄大了，万一引来了媒体，到时候收不了场，该怎么办？”
“我只是想让孩子们正视死亡，这样他们才能更加尊重每一个生命。”面对每一个前来质疑的人，李庆明都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
而悼念仪式的举行，也起到了李庆明期望的教育效果。
这个男孩所在班级的班主任老师，特意选择了一张男孩生前快乐地吹泡泡的照片，“来表达这个逝去生命曾经有过的最为阳光灿烂的一面”。
在低沉的音乐声中，这个班级的孩子手捧着鲜花和蜡烛，缓缓走到教室中央，把鲜花放在正中间，再将蜡烛放置在鲜花的四周，组成心形。然后是一分钟的默哀仪式，整个教室里鸦雀无声。
随后，男孩的班主任念了一首刚刚创作的小诗，来表达自己的悲伤和惋惜，男孩的好朋友们也陆续上台发言，回忆起和小伙伴相处的点点滴滴。
在场的人们都哭得泪眼朦胧，李庆明无意中看见，那位之前提出过反对的教育局领导，也在人群中擦眼泪。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李庆明又在学校里组织了全校师生的悼念仪式，他从巴赫的乐曲《Air》中节选出一段52秒钟的旋律，学生们双手十指并拢，低头在心中默默祈福。
如今，这种生命教育已经成了学校的常态。每天的早操结束后，学生记者团便会播报前一天世界上发生的灾难新闻，然后全校学生在《Air》悲伤旋律的陪伴下，举行一个一分钟的静默仪式。
有学生在校内论坛上这样说道：“当自己和父母之间产生特别大的分歧时，我也曾冲动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参加了‘静默仪式''后，我开始明白生命、亲情和友情的可贵，今后我将更加尊重自己的生命。”
这样的留言，让李庆明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们要教育孩子们成为有灵魂、有情怀的公民。这些悼念仪式，就是教给孩子们这些层面的东西，我可不希望自己教出的学生，是只懂得知识技能、只懂得谋生之道的人。”他说。
“几十年的教育，又教育出多少真正懂得对自己对社会负责任的人？”
无论是“竞选月”、“鞠躬教育”，还是“生命教育”，即便是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都是“一种很难让常人理解的超前行为”。一名学校老师说，根据自己的了解，教育局领导桌面上关于李庆明的告状信，已经有厚厚一叠了。
但李庆明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甚至认为，这几十年来的“德育教育”，已经被历史事实证明，是“完全失败的产物”。
“这些年来，我们的德育教育，总是喊一些假大空的口号，我们几十年的教育，又教育出多少真正懂得对自己对社会负责任的人？”他托了托眼镜，“对学生的要求，不要太高太多，只要他们能做一个好公民就行了———有活力，有自信，有智慧，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有情怀。”
这个50岁的校长，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校长。在一篇题为《寻找知识分子》的演讲中，他这样写道：“这4年多来，我最关注的就是，如何为一所学校灌输一种独立、自由、高蹈的精神……4年了，我依稀感受到这种精神已经在我校氤氲化生、凝聚成气。为此，我是有些暗自欣喜和欣慰的。我有时甚至得意地认为，即使我离开此地，谁也无法再轻易地抛弃这种自由精神、独立品格和高蹈情怀。”
2007年，学者丁东曾应邀到学校来访问，他旁听了一节九年级学生的历史课。课堂的主题，是4部关于恐怖主义的影片。
根据丁东的回忆，在课堂上，学生讨论起这样的主题———恐怖主义有什么特点？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人类应当怎样对待恐怖主义？如何看待中国青年前几年为“9·11”事件喝彩的现象？
这些初中生，在课堂上争相发言，各抒己见，成人能提出多少种看法，他们也能提出多少种看法，甚至能提出许多连成人也想不到的见解。而教师的作用，则是引导学生的思考步步深入，“只寻求伦理的底线，不要求统一的结论”。
事后，他十分感慨地说：“这所学校的学生，无论学习成绩、艺术修养、公民意识，都有良好的发育。中国能有100所这样的学校，未来就大有希望了。”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刘芳林天宏)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5-23 07:28

http://xnjyw.5d6d.com/thread-21359-1-1.html

上为学术评审重要信息[不再催促]

http://xnjyw.5d6d.com/thread-21341-1-1.html
另一项学术评审工作重要信息/请点击.

http://xnjyw.5d6d.com/viewthread.php?tid=21151&extra=&page=5

美术活动重要信息/请点击

http://xnjyw.5d6d.com/redirect.php?tid=22001&goto=lastpost#lastpost
http://xnjyw.5d6d.com/redirect.php?tid=22001&goto=lastpost#lastpost

现场教学简案/并自赞砸。。。。。。。。。。。。。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0-31 08:12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1-18 18:49

作者: 胡威 时间: 2010-11-18 19:18
最有代表性的场景是，只要没有特殊原因，学校的校长一定风雨无阻地站在校门口向学生鞠躬

只有学校领导自己做好榜样，哪有学生和普通老师不会做好呢？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5-15 18:28

最有代表性的场景是，只要没有特殊原因，学校的校长一定风雨无阻地站在校门口向学生鞠躬

只有学校领导自己做好榜样，哪有学生和普通老师不会做好呢？
胡威发表于 2010-11-18 19:18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8-31 12:32
刘芳：公民第一课发布

时间:2011-06-01
作者:刘芳

　　这个还有几天就18岁的大男生，要给自己一份“成人礼”：参选人大代表。他爱周杰伦，爱NBA，但他更爱胡适、爱孟德斯鸠，他善于思考，特立独行，在学校爱挑头儿，争取更多的平等对话的机会。观察家说，这便是——

　　还有几天刘若曦就18岁了，他为自己准备好了生日礼物：参加今年深圳市福田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

　　这份特殊的“成人礼”在微博上晒出后，深圳市高级中学的这个二年级男生几乎是一夜走红。5月30日下午，他先后接待了5批前来采访的记者。

　　他向记者侃侃而谈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关于中国的论述，但这并不妨碍他接着就与教室里其他同学轻松谈笑。送走最后一名记者，他马上和同学们在空地上玩起了毽子，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他的毽子踢得特别好，可以踢那种很复杂的花式。”提起这个长得胖墩墩、样子憨厚的大个子男生，班里的一名女生笑着说，“你别看他讲起道理头头是道，一副特别有思想的模样，但平时和大家在一起玩的时候却该干吗干吗，从不摆谱。”

　　这天下午，刘若曦本该平静地坐在教室里上课，而不是被学校安排在一间会议室，接受记者的集体采访。但他的一个决定，开启了自己的公民课程。

　　5月29日中午，他发微博称：“还有10天，我便成为一名成年的中国公民。经与父母商讨，我已决定参选今年深圳市福田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姓名：刘若曦年龄：十八岁参选理由：依法参选人大，是宪法赋予每位公民的权利。理念：人民代表为人民。为民众表达诉求、争取利益。口号：民主政治，需要每个人的参与。请投下你神圣的一票。”

　　尽管还没有什么响亮完整的竞选理念、参选口号和纲领，但他的微博迅速引来了网民的大量围观，其粉丝以每小时100人的速度增加。截至5月31日凌晨6时14分，他的微博粉丝量达到1749个，转发量超过3000次，评论数以百计。

　　他的英语老师李忠贵也想跟帖，特意撰写了一首打油诗支持他，却因为网络忙碌始终无法成功。

　　学校很多认识他不认识他的同学都“挺他”，很多学生在网上表示：“希望他能成功！”身边的同学很多以掌声支持他，甚至有人在学校见到他，打招呼都改成“刘代表”了。

　　他所在的深圳市高级中学高二八班的同学们对他的“参选”并不感到意外。同学们说：“这件事发生在他身上，简直太正常不过了，他就是这样的人，跟他平时没什么两样。”

　　同学眼里，刘若曦就是爱“挑头儿”。“食堂听证会就是他带的头！”上学期末，学校举行考试，为了让学生提前体验高考的感觉，学校决定实行单人单桌。没能安排进教室考场的高二八班，只能把冷飕飕的食堂当考场。面对这样的“不公平”，刘若曦号召同学联名给校长写信，双方还坐下来进行了“食堂听证”。最终食堂虽然还是成了考场，但是经过这样的民主评议，同学们和校方达成了共识，他们也坐在打扫得干净整齐的食堂里平静地考完了试。

　　甚至，刘若曦敢于挑战学校似乎不那么合理却白纸黑字的校纪校规。“男生的头发不能长过耳朵”，但是一度刘若曦的头发总是在“违规”的临界点上忽隐忽现，校方责令他马上理发。他却质疑：“长头发就不是好学生吗？那学校里那些留长发的艺术系毕业的男老师为什么就可以？很多偶像明星也留长发，其中也不乏榜样级人物。”

　　“有个性、有主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有思想”，这几乎是每一个带过他的老师对他的评价。从高一到高二，他的考试成绩一直在十名左右徘徊，“英语尤其棒，是难得的尖子”。

　　可刘若曦认为自己并不讨老师的喜欢。“可能是我不太听话，自己的观点比较多。老师也批评说，希望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他说。

　　的确，这个高中生的视线远不只在校园。下大雨时，他会在微博上实时播送路况：梅山街水已高过鞋，通行不得。他去医院看病，发现楼层设置极为不便：八楼看内科，一楼缴费，三楼心电图，再回八楼，再去一楼缴费，二楼抽血，下午3点拿报告。于是他在微博质疑：这些事不能一次干完吗？他坐高铁，发现车站距离市区太远，回家就用微博质疑这样的设计有问题。

　　他不认同现在的教育，他觉得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养活养富了一批“考试产业者”，这种看似公平的教育体制，牺牲了学生的自由发展。他不愿意自己成为不会思考的“考试机器”。

　　他算得上是“潮男”，像同龄人一样，追着周杰伦的演唱会看，抢购iPhone4，喜欢看NBA篮球，喜欢听日本植村音乐《厕所女神》。但这并不影响他热衷“三农”问题，他对那些农民工工资拖欠事件表示很心酸。他还呼吁大家每月捐出10元钱给一家慈善机构，帮助那些在农村需要帮助的人。他说：“愿施比受更有福！”

　　当然，相比得奥运金牌这样很远的大事，他更愿意考虑学校的体育馆之类的“小事儿”。他一次次看学校的体育馆规划图，希望学校能重视体育。他会说：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拿了再多金牌又有何用，只能说明举国体制在攫取金牌上的成效，并不是中国的体质教育的成果。体育课都舍不得上，要给期末考试让路，不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吗？

　　他不躲闪那些尖锐的问题。他对社会上“恨贪官，又拼命报考公务员；骂垄断，又削尖脑袋往高薪单位钻；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的现象，予以评论：很多人不希望平等，只想在不平等中占据有利的位置，从而俯视一切。

　　在他摆满课本、练习册的书本堆中，扎眼地摆着一些似乎本不该属于中学生的大部头。随便一翻，一本蔡定剑的《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映入眼帘，里面早已用红、蓝两种颜色画满了批注。

　　刘瑜的《民主的细节》、李泽厚的《论语今读》、龙应台的《亲爱的安德烈》、周国平的《人生哲思录》，也在他的阅读书目上。“每周都要住校，没事无聊的时候，不读书能干吗呢？”就连他的英语老师，也常常想跟他交流书目。上政治课的时候，老师经常点名要他发言。

　　这个号称不爱凑热闹、有“人群恐惧症”的大男孩，最崇拜的人物是胡适。他说：胡适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有很多社会和政治观点，即使在今天也有现实意义。

　　他在微博里引用胡适的话：“我们谈自由，就是要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不承认异己自由的人就不配谈自由。”

　　以胡适为榜样，在微博上，刘若曦表示自己要容忍甚至接受“异见”。有人质疑他：你为什么不用简体汉字呢？用简体字会拉近你和选民的距离。很快，他的原本惯用的繁体字微博就改成简体字了。

　　如今，很多网友赞赏他，“后生可畏，90后的小子不得了”。不过也有网友认为，“参选很性感，现实很骨感！选举需严肃对待”。还有种种议论，说他是官二代，是作秀，并表示自己“肯定不会选一个小屁孩做本区的人大代表”。甚至，还有谩骂的。

　　刘若曦表示：“我真的没有‘作秀’的想法，我只是想唤醒大家的权利意识。”与其在网上打口水战，他选择了静静地在图书馆捧着《选举法》研究。

　　他说，之所以还没来得及做田野调查，是因为“对自己要参选的选区还没有确定”。参选之前，这个高二男生特意去图书馆查阅了有关选举的法律知识，并且通过深圳市政府网站和福田区人大网站，了解区人大代表的换届时间、参选的程序等等。

　　深圳高级中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蒋平评价道：“这个孩子从今天开始，已经长大了，从未成年人变为成年人。这是一个具有仪式感的标志。”

　　刘若曦的同学说，他虽然热心公益，却从不主动申请当班干部。有同学评价他：“他似乎天生就淡泊名利，但是如果他愿意自荐，我们很愿意把他选成班干部。”

　　6月8日是刘若曦的18岁生日。“我要跟父母一起度过这个生命中最难忘的日子。另外，我还将把我的参选纲领等完整的文件在网上公布。”

　　刘若曦父亲是深圳市的一名公务员，母亲是一位教师。他说，父母对自己一向是开放、宽容的教育方式，自己想做的事情只要不违法违纪，他们都支持。但具体到参选这件事，他表示，爸爸说不上是“非常支持”，只是“允许”自己去做。

　　他说自己的理想不是去政府部门工作，大学毕业之后，他更加愿意做一名独立的评论员和学者。

　　他在微博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大环境也会随之改变，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能决定自己几点起床。”

来源: 中国青年报 | 来源日期：2011年06月01日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8-31 12:32
刘芳：公民第一课

时间:2011-06-01
作者:刘芳

　　这个还有几天就18岁的大男生，要给自己一份“成人礼”：参选人大代表。他爱周杰伦，爱NBA，但他更爱胡适、爱孟德斯鸠，他善于思考，特立独行，在学校爱挑头儿，争取更多的平等对话的机会。观察家说，这便是——

　　还有几天刘若曦就18岁了，他为自己准备好了生日礼物：参加今年深圳市福田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

　　这份特殊的“成人礼”在微博上晒出后，深圳市高级中学的这个二年级男生几乎是一夜走红。5月30日下午，他先后接待了5批前来采访的记者。

　　他向记者侃侃而谈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关于中国的论述，但这并不妨碍他接着就与教室里其他同学轻松谈笑。送走最后一名记者，他马上和同学们在空地上玩起了毽子，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他的毽子踢得特别好，可以踢那种很复杂的花式。”提起这个长得胖墩墩、样子憨厚的大个子男生，班里的一名女生笑着说，“你别看他讲起道理头头是道，一副特别有思想的模样，但平时和大家在一起玩的时候却该干吗干吗，从不摆谱。”

　　这天下午，刘若曦本该平静地坐在教室里上课，而不是被学校安排在一间会议室，接受记者的集体采访。但他的一个决定，开启了自己的公民课程。

　　5月29日中午，他发微博称：“还有10天，我便成为一名成年的中国公民。经与父母商讨，我已决定参选今年深圳市福田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姓名：刘若曦年龄：十八岁参选理由：依法参选人大，是宪法赋予每位公民的权利。理念：人民代表为人民。为民众表达诉求、争取利益。口号：民主政治，需要每个人的参与。请投下你神圣的一票。”

　　尽管还没有什么响亮完整的竞选理念、参选口号和纲领，但他的微博迅速引来了网民的大量围观，其粉丝以每小时100人的速度增加。截至5月31日凌晨6时14分，他的微博粉丝量达到1749个，转发量超过3000次，评论数以百计。

　　他的英语老师李忠贵也想跟帖，特意撰写了一首打油诗支持他，却因为网络忙碌始终无法成功。

　　学校很多认识他不认识他的同学都“挺他”，很多学生在网上表示：“希望他能成功！”身边的同学很多以掌声支持他，甚至有人在学校见到他，打招呼都改成“刘代表”了。

　　他所在的深圳市高级中学高二八班的同学们对他的“参选”并不感到意外。同学们说：“这件事发生在他身上，简直太正常不过了，他就是这样的人，跟他平时没什么两样。”

　　同学眼里，刘若曦就是爱“挑头儿”。“食堂听证会就是他带的头！”上学期末，学校举行考试，为了让学生提前体验高考的感觉，学校决定实行单人单桌。没能安排进教室考场的高二八班，只能把冷飕飕的食堂当考场。面对这样的“不公平”，刘若曦号召同学联名给校长写信，双方还坐下来进行了“食堂听证”。最终食堂虽然还是成了考场，但是经过这样的民主评议，同学们和校方达成了共识，他们也坐在打扫得干净整齐的食堂里平静地考完了试。

　　甚至，刘若曦敢于挑战学校似乎不那么合理却白纸黑字的校纪校规。“男生的头发不能长过耳朵”，但是一度刘若曦的头发总是在“违规”的临界点上忽隐忽现，校方责令他马上理发。他却质疑：“长头发就不是好学生吗？那学校里那些留长发的艺术系毕业的男老师为什么就可以？很多偶像明星也留长发，其中也不乏榜样级人物。”

　　“有个性、有主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有思想”，这几乎是每一个带过他的老师对他的评价。从高一到高二，他的考试成绩一直在十名左右徘徊，“英语尤其棒，是难得的尖子”。

　　可刘若曦认为自己并不讨老师的喜欢。“可能是我不太听话，自己的观点比较多。老师也批评说，希望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他说。

　　的确，这个高中生的视线远不只在校园。下大雨时，他会在微博上实时播送路况：梅山街水已高过鞋，通行不得。他去医院看病，发现楼层设置极为不便：八楼看内科，一楼缴费，三楼心电图，再回八楼，再去一楼缴费，二楼抽血，下午3点拿报告。于是他在微博质疑：这些事不能一次干完吗？他坐高铁，发现车站距离市区太远，回家就用微博质疑这样的设计有问题。

　　他不认同现在的教育，他觉得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养活养富了一批“考试产业者”，这种看似公平的教育体制，牺牲了学生的自由发展。他不愿意自己成为不会思考的“考试机器”。

　　他算得上是“潮男”，像同龄人一样，追着周杰伦的演唱会看，抢购iPhone4，喜欢看NBA篮球，喜欢听日本植村音乐《厕所女神》。但这并不影响他热衷“三农”问题，他对那些农民工工资拖欠事件表示很心酸。他还呼吁大家每月捐出10元钱给一家慈善机构，帮助那些在农村需要帮助的人。他说：“愿施比受更有福！”

　　当然，相比得奥运金牌这样很远的大事，他更愿意考虑学校的体育馆之类的“小事儿”。他一次次看学校的体育馆规划图，希望学校能重视体育。他会说：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拿了再多金牌又有何用，只能说明举国体制在攫取金牌上的成效，并不是中国的体质教育的成果。体育课都舍不得上，要给期末考试让路，不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吗？

　　他不躲闪那些尖锐的问题。他对社会上“恨贪官，又拼命报考公务员；骂垄断，又削尖脑袋往高薪单位钻；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的现象，予以评论：很多人不希望平等，只想在不平等中占据有利的位置，从而俯视一切。

　　在他摆满课本、练习册的书本堆中，扎眼地摆着一些似乎本不该属于中学生的大部头。随便一翻，一本蔡定剑的《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映入眼帘，里面早已用红、蓝两种颜色画满了批注。

　　刘瑜的《民主的细节》、李泽厚的《论语今读》、龙应台的《亲爱的安德烈》、周国平的《人生哲思录》，也在他的阅读书目上。“每周都要住校，没事无聊的时候，不读书能干吗呢？”就连他的英语老师，也常常想跟他交流书目。上政治课的时候，老师经常点名要他发言。

　　这个号称不爱凑热闹、有“人群恐惧症”的大男孩，最崇拜的人物是胡适。他说：胡适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有很多社会和政治观点，即使在今天也有现实意义。

　　他在微博里引用胡适的话：“我们谈自由，就是要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不承认异己自由的人就不配谈自由。”

　　以胡适为榜样，在微博上，刘若曦表示自己要容忍甚至接受“异见”。有人质疑他：你为什么不用简体汉字呢？用简体字会拉近你和选民的距离。很快，他的原本惯用的繁体字微博就改成简体字了。

　　如今，很多网友赞赏他，“后生可畏，90后的小子不得了”。不过也有网友认为，“参选很性感，现实很骨感！选举需严肃对待”。还有种种议论，说他是官二代，是作秀，并表示自己“肯定不会选一个小屁孩做本区的人大代表”。甚至，还有谩骂的。

　　刘若曦表示：“我真的没有‘作秀’的想法，我只是想唤醒大家的权利意识。”与其在网上打口水战，他选择了静静地在图书馆捧着《选举法》研究。

　　他说，之所以还没来得及做田野调查，是因为“对自己要参选的选区还没有确定”。参选之前，这个高二男生特意去图书馆查阅了有关选举的法律知识，并且通过深圳市政府网站和福田区人大网站，了解区人大代表的换届时间、参选的程序等等。

　　深圳高级中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蒋平评价道：“这个孩子从今天开始，已经长大了，从未成年人变为成年人。这是一个具有仪式感的标志。”

　　刘若曦的同学说，他虽然热心公益，却从不主动申请当班干部。有同学评价他：“他似乎天生就淡泊名利，但是如果他愿意自荐，我们很愿意把他选成班干部。”

　　6月8日是刘若曦的18岁生日。“我要跟父母一起度过这个生命中最难忘的日子。另外，我还将把我的参选纲领等完整的文件在网上公布。”

　　刘若曦父亲是深圳市的一名公务员，母亲是一位教师。他说，父母对自己一向是开放、宽容的教育方式，自己想做的事情只要不违法违纪，他们都支持。但具体到参选这件事，他表示，爸爸说不上是“非常支持”，只是“允许”自己去做。

　　他说自己的理想不是去政府部门工作，大学毕业之后，他更加愿意做一名独立的评论员和学者。

　　他在微博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大环境也会随之改变，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能决定自己几点起床。”

来源: 中国青年报 | 来源日期：2011年06月01日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3 07:34
　“教孩子做个有种的人”——几位语文老师的公民教育尝试
　　《齐鲁晚报》2011年09月19日
　　记者：刘彦朋
　　
　　杭州市学军小学六年级学生黄翰尘的妈妈从来没想过，语文课还可以像郭初阳那样去教。“他想讨论一个什么话题，就会从各种角度、依托各种文本展开，而且从不给话题定式或结论，引导孩子给出自己的答案。”
　　作为一名高一学生的母亲，越读馆最打动朱勤的，是郭初阳给她的儿子金泰来推荐的第一本书———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她也被深深吸引了，几乎是陪着孩子读完整本书。
　　这两位家长都是或曾是越读馆的学生家长，都愿意冒着可能会影响孩子分数的危险，让孩子去学习一门远离分数的课程。
　　
　　语文课要“有趣、有料、有种”
　　7日上午，在杭州市文一西路湖畔大厦越读馆西校区的一间小教室，郭初阳坐在最后一排，背靠着窗户，面前摆的厚厚一摞书不是语文教辅，而是《聊斋志异》、《围城》、《奇幻世界》等一类的文学和科幻经典。
　　他曾经就职于杭州市外国语学校，与蔡朝阳、吕栋合称“浙江三教师”，同为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成员。因为共同编辑一本《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他们仨成了挑战语文教科书的“死党”。目前，蔡朝阳和吕栋仍在各自的学校教书；郭初阳则在杭州开了一家“教什么课自己说了算”的越读馆。
　　“小组本身是松散的，有几十个人，大都是中学老师，平时大家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最初我们都是《新教育读写月报》的作者，上面有我一个专栏，专门质疑小学语文教材中存在的问题。后来这家杂志的主编李玉龙就找到蔡朝阳、吕栋和我，把我们聚在一起，让我们分别给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三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挑错。《救救孩子》就是这次活动的成果。”
　　采访中，郭初阳一直静静地倚墙而坐。但一聊起语文教育，马上就会语速加快，并配以手势，有时还会伴随着爽朗的大笑声。
　　越读馆秋季开班第一节课，郭初阳准备的是“有趣的鬼故事”。但他要讲的，不是纯粹吓人的鬼故事，而是文学经典中的鬼故事，恐怖且有趣、有人情味的。为此，他重新翻阅《围城》、《聊斋》、《奇幻世界》、《野草》等几十本文学经典。
　　“像莫言讲过的鬼故事：要经过芦苇荡，但一趟水，水中冒出无数个小红孩，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几次都是如此，最终莫言只能在岸边呆一夜，第二天才回家。这就是最有人情味的鬼故事。”郭初阳说。
　　“我现在花大把时间做的，就是把优秀的文学或儿童文学资源进行转化，变成我的课堂素材，拿到课堂上让学生去研读、探讨，去发现这些作品深层的、内在的东西。”
　　但郭初阳的课程内容不会偏离“有趣、有料、有种”的课程宗旨。郭初阳坦陈，这“三有”来自于《读库》杂志，他非常认同这三句话。
　　“有趣，课堂设计的主题要尊重孩子的性格和特点，一定要非常有趣，首先让他喜欢，才能吸引他听下去，在有趣好玩中，不知不觉进入状态；有料就是有内容。每次除了我准备的三四页对开纸的讲义之外，还有15分钟读报探讨时间，一节课阅读量有五六千字，再加上视频材料，信息量很大，而且都是经典；第三有是有种，其实读一本书，最终目的就是要成为有种的人。一个有正义感的现代公民，不是一个思想上的奴才。”
　　郭初阳对自己研发的课程一直很自信。“这种模式很难复制，因为我对老师要求的课程研发和课堂敏感能力，体制内百分之九十九的老师无法达到。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习惯于那本教科书，很难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
　　“我们现在正在慢慢地固化一些课程，希望四五年之后，让某一年级的课程有一个标准化的范式。”郭初阳说。
　　
　　一次“立”的尝试
　　即使在杭州，由于师资、家长认同等限制，能利用业余时间到越读馆学习的也只有一小部分学生。当时正好《救救孩子》被媒体热炒，“有人质疑说我们也只能批判批判，拿不出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郭初阳回忆说。
　　这时，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出版人杨继波提议，“那你们何不自己编一套小学启蒙读物，作为家长和学生的参考呢？”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一套由五人编写的《新蒙学丛书》将在今年11月份出版，包括《为什么要开会》、《你是否相信有一个神》、《从前有个点》、《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东西买回家》等五本。著名作家、公共知识分子傅国涌在这套丛书的总序中写道：“2010年《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的出版，曾引起了公众包括许多家长对小学语文教材的关注和审视。如果说，《救救孩子》是‘破’，那么，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套读本，便是他们‘立’的一个小小尝试。”
　　作为《为什么要开会》的作者，郭初阳说这本书的原理来源于罗伯特议事规则。“美国人开会跟我们不一样，人家开会有一套规则，每个人都有发言、表决的权力。我们所谓开会，就是领导讲话我们听，或者在下面睡觉。我们的孩子从小学到大学，都要开很多会，但可能从不知道怎样开会才更有效率。”
　　《你是否相信有一个神》和《从前有个点》更像姊妹篇，从科学和信仰两个角度同时解释宇宙和世界。丛书统筹蔡朝阳觉得，这两本书放在一起读就很有意思，信仰和科学，看起来矛盾，其实对拓展孩子思维有好处。
　　而《我是中国人》侧重阐释中国人的国民性。蔡朝阳解释说，这本书强调的是：我是人，我生活在中国，是中国的文化赋予了我中国人这个特性。同时，这本书还对中国人为什么不爱排队、爱闯红灯等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常立是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的硕士生导师，《从前有个点》的作者。因为与蔡朝阳教过同一名学生朱桂英，两人在两年前结识。他这本书通过15个小童话故事，讲述了宇宙、质量、时间的起源等。作为一名5岁孩子的父亲，常立发现，“根据我们的研究，只要注意方法，孩子在接受哲学、政治学等一些知识时，并不比成人差。”
　　“公民社会常识是应该让孩子们知道的。现实中我们的孩子最先接触的是爱国、爱民族等这样一些抽象、宏大的东西。等他们读了硕士、博士，却要反过来教他们电梯要先下后上、不要随地吐痰。这就是本末倒置，正常的肯定是先掌握常识，意识形态的东西让他们自己去思考、判断。这也是这套丛书的价值所在。”蔡朝阳说。
　　
　　“离开学校反倒让我更接近教育本身”
　　9月9日，教师节前一天，绍兴市稽山中学却一点也没有过节的气氛。因为绍兴市正在创建文明城市，检查组可能随时去学校检查，这让稽山中学的空气也变得紧张了起来。“麻辣语文教师”蔡朝阳就在这所学校任教。
　　对“麻辣语文教师”这个称号，蔡朝阳并不感冒，“那只是我们本地报纸的一个噱头。”
　　蔡朝阳觉得自己是一个低调的人，特别是在学校，“这种中规中矩的单位，领导不喜欢太出头的。像我教了十几年，最近连续两年高考语文最高分出在我班里，但体制内的各种‘优秀教师’、‘满意教师’都没我的份。因为我跟媒体接触太多，领导认为我不是体制培养的人。”
　　“实际上我是温和的改良者，因为我也很体谅我的领导及一些照本宣科的老师，理解他们被体制束缚得身不由己。比如说中小学的班主任老师，到处都是繁琐的事情，自己还有孩子，根本没有时间研究教学问题。”
　　蔡朝阳曾一度认为学校教育演绎成了精致的“暴政”。“对分数和升学的膜拜，简直武装到了牙齿。比如说一所高中的高三有十四个班，教育局要求学校必须考上200名一本，学校就把200人分到各个班去，重点班30人，普通班10人，作为单科老师必须保证10名学生的单科分数达到该科一本的平均分，工资、奖金都跟这个挂钩，太精确了。”
　　“教育体制把学生和老师当做机器，老师很难在里面发挥个人的特长，只能在外围做些事。”蔡朝阳一脸苦笑。
　　或许正是这些原因，最终促成郭初阳在2008年“逃离”公办学校，创办了越读馆，跟公立学校比，现在他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课程本身。“让老师变得简单、纯粹，我们就是上课的，所以我绝大部分时间用来备课，离开学校反倒让我更接近教育本身。”
　　而吕栋说：“我们小小教书匠，改变不了太多。我们能做的只是打个喷嚏，让大家知道教科书得了重感冒，小心传染。”
　　利用中秋节三天假期，金泰来正在看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朱勤觉得儿子可能理解不了这本书的全部内涵，“但他掌握了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对社会现实有了跟以前不一样的认识。”
　　8日上午，家住杭州春天花园附近的徐承志来到越读馆给上小学6年级的儿子报名。他说，之所以来给孩子报名，一是朋友推荐，二是因为《救救孩子》扉页上印的那句康德的话：“父母在教育孩子时，通常只是让他们适应、认识当前的世界———即使它是个堕落的世界。”
　　就在郭初阳们千方百计地试图打破体制束缚，呼唤让孩子回归常识时，近期，教育部在一场教材修编培训会上再次明确要求，课本修订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程渗透，并将其写入《品德与社会》等学科的新课标。
　　有出版社预计，按照这一要求，新编教科书中将会有更多革命小故事、革命诗歌等，外国文学、童话故事的内容将受到挤压。即使在地理课中，也要站在国家认识观念的角度考虑；讲世界地理时，可以强调对非洲的援助，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一位一线语文老师认为这“有点祸害人”，因为孩子对革命题材的小故事，主要是看“比较精彩的打斗情节”。学习飞虎队、刘胡兰这类英雄的故事，引导不好，会让孩子产生盲目牺牲的冲动。
　　而蔡朝阳也发现，现在很多普通年轻人的戾气很重，常因为一件小事就打群架、提刀砍人，甚至在一些学校也时有发生。“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一直是仇恨教育，把爱与同情忽视了。历史课我不反对战争的讲述，但语文课、课外读物里面，就应该多把一些人文的东西放进去。”
　　2001年以来的第八次课程改革，打破了以往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垄断教材编写的统编模式，曾被视为一大进步。而据媒体报道，目前中小学文科教材正酝酿回归统编。我们的孩子到底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材？百年树人，可别伤着了那些娇嫩的祖国花朵。
　　
　　
　　记者手记
　　郭初阳、蔡朝阳、吕栋，浙江一群活跃在教学一线的语文老师，通过一次对小学语文教材的集体挑错走到了一起。他们自称教书匠、空想家、思想小贩。他们有的还在体制内，却无时不在琢磨如何打破现行教育体制的束缚；有的已跳出了体制，却发现远离了学校，才真正接近了教育。但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培养有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现代公民。
　　他们认为，对小学语文教材，仅仅是批判、质疑是不负责任的。眼下，他们历时一年编纂的新蒙学丛书即将出版，从理性、建设性的角度，向小学生提供一套公民启蒙读物。他们的尝试能成功吗？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0-8 19:39
一个学者的公民实验
2004年05月12日

记者沙林

　 “我觉得我生活在古希
腊时代。”文明学学者北野总是沉浸在他心驰神往的古希腊的思想中，用那一套指导他的社会实践。

　中国现在有一些学者在努力克服“文人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弱点，参加社会实践，试图“改良”社会。北野是其中之一。

　 “我写完了《中国文明论》、《人道的两极》、《道性与时间简史的对话》后就不想写了，三本书分别研究人类文明的问题、人类的仇恨问题和人类思维的问题，理论研究到头了，剩下的就是参加社会实践。”

　他的实践之地就是他生活的小区，北京东面一个有名的中高档社区“银枫家园”。

　银枫家园的有名既因为当初开发商大做广告，吸引了许多文艺界和商界名人，也因为在入住的几年中业主不断跟开发商和物业闹出纠纷，以至到市里请愿、静坐、找新闻媒体的，不亦乐乎。

　北野最喜欢的一个词是“正义”，他尽量通俗地把他的正义理论讲给“银枫家园”的五百多户居民。他在给居民的一封信中写道：“真正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文明社会，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在我看来，与其说是物质的，不如说是精神的，是人心的……”

　他似乎有了点成功的影子，去年年底，他被居民选为银枫家园业主委员会主任。

　 “一个人的道德水准与他有多少钱，受过什么教育，是否留过洋没有任何关系！”

　银枫家园2001年开始入住，北野把他那套复式住宅装修得很雅致。他善结交，使这里很快成了一个社交中心。

　不久他就高兴不起来了：

　 “你看，充满了私搭乱建，侵占公摊面积的事，把公共楼道当自己家的储物间，什么破烂都往楼道放，把物业的工作人员当他们家的‘保姆’，随意打骂、呵斥等等……

　 “隔壁银湖别墅（与银枫家园是一个开发商）有北京最贵的别墅，价值在千万左右，住了中国最红的艺人，结果这些人来了之后，在如画般的别墅里大兴土木，私搭乱建，把个好好的别墅区弄成了新的大杂院，绿地也占了，六七百平方米还不够住，又搭起小棚子。自己家四周种上树，一围，全不管这个别墅区看着如何，更不知道这是在自己毁自己！这些人随便找理由就不交物业费，其中有一对中国很红的影视夫妇，说什么围栏为什么是铁做的而不是别的做的等，就不交物业费了。小小的物业公司拿他们没什么办法，于是他们津津乐道在圈里圈外当笑话讲。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也难怪他们的东西总是油腔滑调的档次，占了便宜了，能不咧嘴笑？我现在在电视上一看到他们就赶快把台换了。”

　北野把这些人比为“穷人乍富”。突然富了，但精神还停留在筒子楼、大杂院里，不知怎么过高档生活。

　北野的朋友、作家黑马评道：“因为他们是穷人出身，没继承穷人的优点，却只继承了穷人的劣根并发扬光大。他们既不代表穷人，也不代表富人，是穷富结合的怪胎。必须矫正他们的行为。”

　北野带着我巡查银枫家园和周边别墅的一些“乱像”，比如私搭乱建，破坏环境什么的。

　 “其实，中国在很多方面都不比外国差，在房屋的硬件方面也比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强。但就是人不行！好好的地方，让有些国人一住，完了！我身为银枫家园的业主委员会主任，困惑无比！一个人的道德水准与他有多少钱，受过什么教育，是否留过洋没有任何关系！今天的问题是，越是有钱的人，名人，受过西洋教育的极少数人越缺德，越不懂道理。

　 “今天很多中国人的物质生活远比西方中产阶级的物质生活好，我们的高楼大厦比西方多多了，我们的彩电、冰箱和汽车的拥有量也马上要成为世界第一，但为什么我们不快乐？原因是我们这儿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不如人家。我们的天空比他们的灰，我们陌生人之间的帮助和笑脸比他们少，我们之间的不信任比他们多……”

　他看着我强调：“不要以为有车有房就是好生活！

　 “如果生存环境糟糕，你的汽车洋房有什么用―――现在在城里开车早已不是享受了，不遵守交通道德的人乱别乱挤，加塞争道，每一次开车都是一次受气的经历。俗话说，能在中国开车，那在世界任何地方开车都如天堂；同样，即使你住在一个一千万元的别墅，如果你的邻居纵狗乱叫，乱扔垃圾，你管一下就结了仇梁，那你还不如没有这个别墅，没有别墅还有希望，所谓富而没希望，还不如穷而有希望。富而没有希望，生活就到头了。

　 “物质享受本身是很狭窄的，你有再多的钱也只能享受一床之地和一天三餐，但就是这狭窄的享受也赖于别人的有道德。这是当下许多中国有钱人不懂的。”

　北野把这些道理写成文章，通过社区网，告示栏发出去。那时他还不是主任，但小区里都知道有一个北作家，爱讲大道理。

　银枫家园的大部分居民们都是本分的白领和专业工作者。他们只是不习惯新生活。北野贴在墙上的《理想国》一文说：“千百年来，人类一直想建立一个‘理想国’，一个自由、平等、博爱，人人安居乐业的国家。其实，这个‘国家’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比如我们这个新型小区里谁不平等，谁不自由？缺的就是一点博爱精神……”

　 “中国人富得太快，精神还留在筒子楼、大杂院”

　北野的《中国文明论》被许多专家认可，认为填补了学术上的空白。去年他在国际扶轮社北京分社（成员全是外国学者、驻京高级记者以及外国大公司驻华负责人）用英语讲了三个小时的中国文明史，大受欢迎，一个星期后又被邀加讲一次。

　北野最可贵的性格是他坚信自己的主张，并且不犹豫，不怯懦地身体力行。不管是在他不要一分报酬地帮助东村和宋庄的前卫画家的行动中（他一直想把体制外的文化人、学者、画家结成一个大的互相帮助的公民团体），还是在与温铁军等学者交流农村基层民主的前途时，他都坚定地但又不露声色地灌输他的古希腊民主理想。

　他每每相信正义和公正能像感动他一样感化他人，于是他行动，但结果往往是悲剧。

　在这外表很欧式、内里很现代的楼里，有一家在楼道里焊了一扇只有筒子楼才能见到的丑陋的大铁门，把楼道占了一半，公共的窗户也给挡住了，邻居们敢怒不敢言，悄悄反映到当时业主组成的“管委会”。但管委会只对发动大家与开发商斗感兴趣，对这种事不感冒。物业公司也阻止不了。当时布衣一个的北野实在看不过了，就写了一封很有礼貌的劝诫信给焊铁门的送去。主人不在家，就贴在那大铁门上：

　 “尊敬的邻居：我知道给您们写这封信纯粹是‘多管闲事’，但出于对您们的尊敬和爱，出于对银枫家园的爱，我还是决定给您们写这封信。

　 “当邻居让我看到您们装的这个大铁门时，我的确非常吃惊！您们就是我的亲兄弟姐妹，我也要对您们说这样干有多么不应该！别的大道理不说，这个大铁门就像筒子楼里的杰作，您们这不是在自己毁自己的家园吗？如果每个家庭都这么干，一夜之间我们美丽的银枫家园就会变成一个新的大杂院，就会毁在我们手里！请您们千万意识到，您们的行为不仅仅让您的邻居不高兴，而且让小区所有的人都不高兴！您就甘愿冒打官司失败的危险，甘愿冒让邻居、让小区所有的人对您另眼相看的危险，就为了非法侵占门口这几平方米？

　 “我非常诚恳地请求您们做一个明智的决定，尽快主动把铁门拆掉，恢复原样，向邻居道歉，千万别与所有人为敌，让所有人不高兴。就为了图一时痛快，值得吗？我盼望您们作出明智的决定，盼望我们成为好邻居，好朋友！

　 “您们的邻居北野×××房号”

　这封信没有感动大铁门的主人，反而开罪于他。他们夫妇跑去跟物业公司的人说，“告诉北野，不要挨了打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般人认为，干这种事的不是流氓就是没受过教育的街井壮汉，北野说，最可怕的是，在他们那里做这种事的大都是所谓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这对焊铁门的，就是从国外回来的、戴着眼镜的律师。可内里怎一个“土”字了得。

　 “生活在这个小区里的人还没形成普遍的正义氛围，不想管也不敢管，所以有破坏小区习惯的人很猖狂。”但北野要管，他生怕出了一个大铁门，就会出第二个第三个，这样下去，这个“高尚小区”就又会跟他过去住的红庙的居民楼一样了。

　 “我查了《物业管理条例》，上面有规定，这种事发生后可以向有关部门反映汇报。这个有关部门是谁呢？我调查后才知道，是城管大队。我去了城管，他们说楼内的事他们不管。”

　物业公司没有执法权，业主委员会也没有执法权，城管大队又不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法律上的空白。真叫北野犯难了。

　在西方数国留过学的黑马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对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买了一个大宅子，一时奇想，像中国农村有钱人一样把草地全刨了弄成水泥盖地，按说自己院子里的事谁也管不着，但邻居一个电话打去，警察马上就来了，结果这对留学生只得把水泥掀了，重植草木。

　西方有时真宽松，有时管得紧要。我们则该管的地方睁眼闭眼，不该管的地方管得真严！北野感叹：

　 “中国人富得太快，精神还留在筒子楼、大杂院，还认为自己家就是家门里那点地，没意识到20％的公摊面积是他花钱买的，不知道从家门到公共庭院，一路鲜花，一路洁净才是真上档次。你告诉他们这个道理还要挨打。”

　大铁门离北野家远着呢，但他平白无故得罪了一家人，更令人沮丧是，两年了，那大铁门还示威一样结结实实立在那，谁也撼动不了。

　 “当一个人这样做你不制止他时，许多人就会去模仿”

　这几年北野最大的感受是，中国人几千年穷日子过惯了，受苦、受压迫时的忍耐力全世界第一。比如60年代挨饿，比如“文革”被折腾，基本没有人反抗，说不满的话，但一旦过好日子，就不知怎么过了。对权势和黑恶势力仍然不敢吭一声，但某一方面又膨胀得可以。

　北野认为，人性须有两个东西约束，一个是道德，一个是法律。在一个新型小区，物质的进步就可能刺激出新的矛盾，当法律道德都无法约束时，那完完全全可能是负面的东西，成为埋葬我们的坟墓。

　一方面是危险，一方面是希望，北野在发现危险的时候又发现：新型小区又是中国最民主的地方，是最有可能进行文明突破的地方。

　 “比如，温家宝总理前不久亲自签署的《物业管理条例》，完全是按照先进文化的思想设计的，把立约权给了广大业主，把行政权给了物业公司，广大业主付物业费，相当于纳税人给政府钱，物业干得不好，大家可以炒物业。司法权在政府的职能部门手中。理论上说这就是‘三权分立’。在中国是革命性的文件，我把它与美国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等同。事实上不要费太大的劲，只要政府的执法部门依法办事，严格执法，小区就会一片井然。实际中国未来就是由这种小区组成，它们将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细胞。细胞都健康，中国社会就会自然地好转，自然地文明、强盛起来！现在的问题是执法有问题，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人心不古。”

　人心是个大问题。经过几年的民主实践，北野真切体会到：中国的民主、自由，必须有理性和道德做基础，没有理性和道德的民主和自由，只能是魔鬼的民主和自由。

　银枫家园有一个住户与开发商有矛盾，谈不拢，就用车横堵在小区的路上，结果导致整个小区大堵车。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这事发生后，物业公司没有执法权，把警察叫来了，警察不管，说是小区里的事，管不了。

　一切关乎人心。这个业主如果真有冤屈，可以越级找上级申诉，可以找新闻单位，可以找……如果真的什么都不管用，让他三尺又何妨？出此恶招，要损害多少其他业主的利益？这就等于拿500个家庭为自己一点小事垫背。这是什么观念？与“宁愿我负人人，不可人人负我”的恶人想法有何差异？

　最可怕的是，法律无奈，众怒无奈，其他人也会群起效仿。每个人拿自己的一点私事以500住户垫背，这样的小区将会是什么样的小区？所以有学者说，在当下中国，最急需的不是民主，不是科学，不是创造，而是一点点容忍和爱。

　新富没有遵守公民准则的习惯，而“旧富”呢。“五月花号”故国的人到了这块神州，也变得很东方化（北野的话），所谓南橘北枳。或许他们蓦然感到，这样很没有民主和法律的羁绊，很痛快，很爽。

　许多住在银枫家园的外国人娶的都是中国妻子，他们其中的一些人知道怎么违法而不受惩罚。有一个美国人，在小区不准停车的地方停车，物业公司找去，他置之不理，曾有保安劝阻他，他要开车撞人家，农村来的小保安被这一脸凶相的外国人吓坏了……3年来物业拿他没办法，这些正规的公司又不会玩邪的，半夜去砸他的车，反而对这些不遵纪守法的人束手无策。这就是北野说的，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君子不跟小人斗，于是理性永远被蛮霸欺负。

　 2003年春的一天，还是这个外国人又在他们家院里刨砖种树。他住的是一层，外面的花砖是建房时铺就的，下面就是地下车库。把它掀了会破坏原来的防水层和地基。这时谁也不敢去管。平常很有气势的洋博士、CEO、名律师、“黑白两道都玩得转的人”……这时都睁眼闭眼，全不顾被破坏的楼也是他们的楼。这时只能靠这个深信正义和公正的民间哲学家出面了。

　北野找到那个正在刨砖栽树的老外，用英语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老外用中文回曰：这不关你的事，你管不着。北野说，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你来自一个文明国家，应该……老外骂fuckyou。北野也不客气了，用英语回骂。外国人暴怒，跳出来要打北野。北野块头不小，也不示弱。两个人拳来脚往……最终被人拉开。

　在这种文明的高档小区，每一次维权都要以肉搏为代价。北野感叹，我们真是生活在文明世界吗？

　肉搏的代价是，地砖保住了，老外不再刨砖种树了。

　北野总结道：“从人性的角度上讲，西方人并不一定比中国人更好，但为什么中国的后果显得不那么好呢？因为中国人执法有问题，当一个人这样做你不制止他时，许多人就会去模仿。中国社会的乱是模仿的结果。”

　能这样维权吗―――“谁胆大，谁极端谁就是英雄”

　银枫家园像所有的新型小区一样，入住开始的第一个活动就是“维权”。也就是与开发商和物业斗。

　经过斗争，十几户积极分子中涌现出了几位令大家佩服的斗士，有从国外回来的学者，有律师，甚至有家庭妇女和下岗失业的（大公司被裁的白领）各色人等，各有目的，但有个鲜明特点：谁胆大，谁极端谁就是英雄。

　 “我记得最初一个较大事件是2002年1月的堵车事件。起因是原来的那家物业公司在没经过业主同意的情况下把地库停车价从每月350元提到450元，同时地面上又没有停车位。这等于强迫你接受开发商的价格。这引起了业主的强烈不满，在一些人的领导下，把小区行车道堵了，以致车子塞满了整个院子，一直漫到马路上。这成为当时北京轰动一时的事件，许多报纸报道，也惊动了公安机关和外交部，因为有两个国家的大使住在跟我们一个大门出入的银湖别墅。双方僵持了两天，眼看闹成国际纠纷，最终开发商服软，同意所有业主无条件免费在地库停车。

　 “开发商‘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堵车行动的组织者由此成了小区的维权英雄，其中有几个人在后来当选为管委会（当时不叫业主委员会）成员。

　 “但我很快发现问题，这些人进了管委会后，要么不干事，要么处处找物业公司和开发商的毛病。开发商提出让大家重新交费，这边就提出让开发商无法接受的条件，比如通过民意测验方式调查多少钱大家能接受―――调查结果是270元，这个价格开发商绝对承受不了，只得退出物业管理，找了一家大的连锁公司银达物业来接替他们。

　 “银达新来的张经理是一位中年女士，非常敬业，为了把工作做好，以便能最终签成合同，每天晚上工作到很晚，经常就在沙发上和衣而睡，第二天一大早接着干。她的精神感动了我。的确，自银达来了后，小区发生了根本转变，管理水平提高了。刚开始我也是主张坚决斗争的积极分子，甚至说开发商不是做生意而是抢劫，但张经理的工作使我反思，身为一个业主，除了和开发商斗以外，要想过更好的日子，是否还应更多地理解别人的工作，要有合作精神而不是整天斗。

　 “银达公司同意停车费重新降回350元一个月，但谈判还是崩了。管委会的理由是：350元与270元差距太大。我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每年免一个月的停车费，共免两年。管委会提出永远免下去。结果又一次谈崩。

　 “有一次开会，我惊奇地发现斗争积极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交物业费的。其中一个人公然说，我就不交物业费，我没请你给我打扫卫生，你给我打扫你活该。当时我非常生气，我看清了这些人的嘴脸，他们不是想带领大家过好日子，而是想方设法鼓动业主的不满情绪，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业主向管委会反映物业存在的问题，常常得到这样的回答：不交物业费就行了。而且在开会时，常常煽动大家不满，引起大家的愤怒，然后高喊不交物业费。我发现这种情绪越来越失去控制。由于我和管委会的领导是朋友和邻居，没法直接正面反对他，而且他代表一个合法组织，有十几个人围着他，而我孤身一人，于是只能从侧面提醒。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经过了7个月的谈判，银达物业多次劝告管委会进行认真谈判，甚至为了让管委会满意，撤了十分敬业的张经理―――她没黑没白地干，最后还是成了替罪羊，走的时候哭得很伤心―――即使这样，还是没有讨得管委会欢心，于是银达物业借着合同到期从小区撤出。造成没有保安、汽车乱停、没有人收垃圾的灾难性局面。引起了小区所有业主的愤怒和不满。

　 “这个时候，住在这里的外国人纷纷搬走，房子也卖不出去，过去10000元一个月的租金，现在5000元也租不出去。银枫家园的房产所值大打折扣。管委会还在那振振有词地说这是银达物业在要挟业主。

　 “小区乱了，人们骂街，集会，找原因……我以朋友身份劝管委会负责人辞职，他坚决不辞……我们俩真正撕破脸是我不断写些文章贴出来，宣扬合作精神，监督管委会。有一天晚上，一个邻居把我们约在一起，想让我们再联手。这位留洋回来的人显得很烦，说你不要老骚扰我们，我说怎么是叫骚扰呢？是对话，他说，你没有资格跟我对话，他举了一个例子，使我彻底对他失望。他说一个人想跟法国总统对话就能对了吗？我当时大笑起来……我从此对他公开批评起来。我以个人名义召开了一个会，宣读了一篇文章《两种思想的斗争》，我在会上提出弹劾管委会领导。在这期间我受到了人身威胁，有人要打我，有人骂我是汉奸，走狗，是汪精卫，拿了物业公司的钱。那些天就跟‘文革’一样，到处是匿名传单，到处是谣言，说物业费要涨到五六块。人们三一群五一伙议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管委会蛮自信的，自己设计了选票，声言，如果50％投不信任票他们就下台。票是他们的人发到每户去的，并进行了诱导，但开箱结果，大部分住户要求他们下台，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有关政府部门说，那你们就下台吧。

　 “他们把小区推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既没有物业，又没有管委会，完全无政府状态，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就撒手不管了。这时政府要求开发商继续维持，但越来越多的人不交物业费，什么物业公司都无法维持，银枫家园快要崩溃，给政府添了大麻烦。到了年底，小区办、社区、开发商几方牵头，重新组织选举。我本来不想参加，但许多人怂恿相劝，结果我以84％的支持率成为新的业委会委员，并全票当选为主任。这一天是2003年12月20日。”

　 “在这种氛围中，人们意识到，要像一个体面的人，像一个绅士那样生活”

　银枫家园里有一块写着“顺风车站”的牌子，想搭顺风车的人，只要站在牌下，小区里的车从这里路过，就会主动停下来问，去哪里，要不要搭车？

　这个带有欧洲环保主义色彩和柏拉图理想国味道的事一出现，马上被在博爱精神上饥渴已久的中国社会大为叫好，上百家媒体先后报道。这是北野这个民间学者上任后的第一个大手笔。

　他十几年都在叫喊着自由、民主、博爱，一旦掌握了一个“国”，该如何经营？他觉得应马上给民众以安定安全，他组织居民投票选择物业，84％的住户选择了被前任气走的银达物业。合同很快签好。随后他开始了小区的制度建设和信心建设。

　 “经过了漫长的斗争后，大家对美好生活的信心必须恢复。我做了一系列工作，我请大家参观整个小区的内核，历来大家以为物业工作就是请几个保安，到了地下室才发现地下线路密如织网，有电力系统、供水系统、温控系统、煤气系统……这时业主才对物业的复杂工作有了一点理解。”

　为了增进人们的互相了解，北野建立了老年俱乐部，妈妈会，顺风车站……

　新闻界问北野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建顺风车站？

　这个想法来自他的朋友亚丁的一段亲身经历：“那天，亚丁和夫人开车去巴黎郊外看朋友，天下着雨，路很滑，不小心车冲出了公路，陷在路边的泥里。当时有很多路过的车都停下来问是否需要帮助（在欧洲见难不救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时，走来一个法国农民，高大的身材，红脸膛，高声对大家说：‘你们都走吧，这事包在我身上。’当时亚丁心里直嘀咕，这家伙想干什么？这个法国农民说：‘你别急，等我一会儿。’说着，转身走了。亚丁说，当时，老婆怀着孕，天下着雨，又阴又冷，人生地不熟，眼看天就黑了，心里十分焦急。不一会儿，只见那个法国农民咚咚地开着一个大拖拉机来了。他二话没说，从拖拉机上跳下来，钩上钩子，把小车从泥里拉到公路上。他说：‘我陪你开一两公里，如果你的车没事，你就走，有问题我带你去修车。’车开了一段没问题。亚丁下了车紧紧地握着那个法国农民的手，那个感激劲就甭提了！从小长这么大能说的感激的话都说了：什么我请您吃顿饭，咱们交个朋友吧，至少您给个面子，我请您喝杯咖啡？给钱人家也不要。最后说：‘这样吧，您给留个地址，改天我登门谢您！’你猜那个法国农民说什么？他说：‘你对我最好的感谢就是当你发现别人需要帮助时你也去帮助别人。’

　 “我们聊天那天正好是学雷锋的日子。大家谈起今天中国人的道德和互助精神之差，见死不救，人心冷漠，对比一个普通法国农民的道德水准感慨万千。”

　北野是研究“文明学”的，他十分清楚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哪儿。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讲，西方社会是“公民社会”。这个社会的传统是注重公民道德。这种道德有两个特点：一是遵纪守法，二是强调帮助他人就是对自己的最好帮助。而我们的社会传统上是家族社会，然后又进入“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结构和基本的人际关系靠亲情、服从及政府的压力维持。结果是，我们的社会并不缺少美好的说教，问题是好想法总落不到实处。人们不注重从细小的个人修养做起，总着眼于空洞的理论，结果大事做不好，小事也做不好……

　 “让人们在互相帮助中感受到一点温暖！”于是北野在亚丁的启发下决定建立这个在欧洲已经很普遍的互助形式―――顺风车站。

　 “在北野当主任以前，大家都很失望。”业委会七成员之一、美国人斯考特？普古达对我说。这是一位家财过亿的投资人，在曼哈顿和安大略湖都有豪宅，他说，“我知道这个小区大家的关系曾经很紧张，现在大家都充满了希望，北野把一个分裂的社区团结在一起。另外使整个物业委员会对社区有了乐观的看法。”

　一直关注银枫家园社区民主的“国家西部干部研修领导小组”办公室助理主任、从哈佛留学回来的博士徐轶尊从北野的试验中看到希望：“我学的是制度经济学，我的老师是哈斯。我们发现，现在中国社会许多高得离谱的成本都是道德和信用危机造成的。我们进行过很多调查，村一级的自治现在推行得很可怕，一是恶势力介入，二是宗族势力成为核心纽带。导致对内成本非常低（家族一言堂统治），对外却非常高。北野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他的‘温情改良’能避免农村的那种可怕局面在城市出现。他在国家的细胞中创造了一种友好公正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人们意识到，要像一个体面的人，像一个绅士那样生活……他在中国的基层避免了对抗和暴戾。”

　建设部和北京市很重视北野的实践，有关部门要把银枫家园树为典型，北野现在成了忙人，到处发言做报告。但他并不总遂心如意，社区网上充斥着骂他的帖子，说他净玩虚的，什么正义公正？把物业费降下来才是真……

　我们分手的时候，北野一个人在黑夜里徘徊。他很孤独，在这纷乱的物欲世界里，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和欢迎他的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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