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美术教育的演进,美国学者阿瑟·艾夫兰(Arthur Efland)在其《美术教育史:视觉艺术教育里的认知与社会思潮》中有相当的阐释。该著于1990年在纽约初版,中文本由邢莉和常宁生翻译,译名《西方美术教育史》,2000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书中叙述了古希腊至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美术教育,并借助欧洲美术教育的影响,来反思美国美术教育中的问题。作者的反思,可以帮助我们从历史角度认识80年代以后视觉文化教育何以能够成为今日西方美术教育的主流和发展趋势的问题。
关于古希腊到启蒙时代的欧洲美术教育之发展,艾夫兰把握了审美教育从手工训练中最终分离出来的大势,而对今日视觉文化教育来说,更重要的是艾夫兰指出了柏拉图的模仿说对后世美术教育的影响。尽管艾夫兰并未论及视觉文化这一概念,但我们知道柏拉图的模仿说在西方美学中的奠基意义,甚至西方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再现理论,也都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例如,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对梵高《农鞋》一画的解读,后来招致了美国理论家夏毕洛(Meyer Schapiro)的反驳,更引来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的进一步辩驳。虽然艾夫兰完全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时期西方学界有关再现理论的论争,都以柏拉图学说为逻辑起点,而在今日视觉文化研究和美术教育中,柏拉图引发的模仿与再现的问题,则是学术界最重要的理论议题的起点。
类似的例子还有法国思想家福科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的开篇就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开兹《宫娥》一画而对再现问题的讨论,以及他在文集《这不是一只烟斗》中对比利时现代画家马格利特之同名超现实绘画的解读和发挥。九十年代初,美国哲学家、艺术批评家阿瑟·丹托也就这个问题在《马克·坦西:视觉与修正》(Mark Tansey: Vision and Revision,1992)中作了进一步探讨。到九十年代末,另一位美国哲学家马克·泰勒(Mark C. Taylor)也在其《探索图像:马克·坦西与再现的终结》(The Picture in Question: Mark Tansey and the End of Representation, 1999)一书中进一步研究了这个问题。欧美学者对再现问题的深度研究,不仅是今日视觉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也为今日美术教育中一些最根本的学理问题,例如教育目的和教育方法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而这一切,都源自柏拉图对模仿与再现问题的发难。
按照艾夫兰的历史研究,自浪漫主义运动以来,西方美术教育的目的,时常在培养学生的个性表现能力和培养学生的社会意识之间摇摆。到了美苏冷战时期,美国的美术教育家们有了共识,认为美术教育的目的不是单一的,美术教育的方法也随着目的的发展而发展,于是美术教育逐渐具有了综合特征,这既是兼顾个性的自我表现和艺术的社会作用,也是兼顾审美教育和造型技能的培养。这样,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种被简称为DBAE的美术教育理论便在美国出现,到80年代末发展成熟。
三 视觉文化与多学科美术教育
艾夫兰的《美术教育史》述及小学、中学、大学的公共美术教育和专业美术教育,虽然他在书末提到了DBAE,但仅一页篇幅,未展开论述。DBAE是一套有关中小学美术教育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力倡改变美术教育专注于作品制作的单一性,转而从美术创造、美术史、美术批评、美学这四个学科,进行融会贯通的综合美术教育,以期培养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和批评判断能力。DBAE的实质,是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综合性,这一实质,反映了后现代的文化特征,也预示了后现代之后美术教育向视觉文化教育的发展。
为了说明DBAE在多学科中的综合性,我且从这个术语的翻译切入。九十年代初,笔者到北美留学,攻读美术教育专业的学位,那时有一门课就是学习DBAE的理论和方法。我当时对这套新理论很感兴趣,打算向国内美术界和教育界介绍。提笔作文,首先面临的便是怎样翻译DBAE这个术语,这涉及的并不止是语言问题,而是对西方美术教育之历史和发展趋向的认识,以及对DBAE之实质的理解。
如前所述,在80年代以前,西方美术教育摇摆于培养学生的个性表现力和社会意识之间,反映在教学上,就是以制作作品为主。随着美术教育家们对综合知识和综合能力之重要性的认识,美术教育渐渐超越了作品制作的单一性,而包括了美术制作、美术史、美术批评、美学四个方面,即多方面的综合教育。因此,我在90年代初撰文向国内作介绍时,将DBAE翻译为“综合美术教育”。这种译法属于意译,顾及了DBAE的综合性,但忽略了四个学科的相对性。DBAE的英文全称是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字面直译是“以学科为基础的美术教育”。在90年代中后期,有台湾学者就采用了这样的直译,国内也有学者采用了同样的译法。这种译法偏重彼此相对存在的四个方面,字面翻译准确,但忽略了DBAE的综合性教育理念。到21世纪初,国内学者王柯平将其翻译为“多学科艺术教育”,顾及了四个学科的独立性和DBAE的综合性。实际上,艾夫兰在《美术教育史》一书的末尾,便用了“走向和谐的交融”作为最后的小标题,他在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了未来的综合趋势。
的确,术语问题不仅涉及翻译理论,更涉及字面背后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敏感。就翻译而言,20世纪后半期的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萨瓦里(Theodore Horace Savory)认为,译者在翻译时应该回答三个问题:原文说的是什么、原作者的意图是什么、原作者的表述方式是什么。回答了这些问题后,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便可在意译和直译之间进行恰当的选择。DBAE所涉及的四个学科,如果孤立地看,它们是工业社会之精细分工的产物,对应于20世纪前半期的现代主义。然而,DBAE出现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盛期,是后工业时期的产物。后工业主义强调人的价值,强调人对机械主义之精细分工的超越,强调人的综合运作能力。这不仅是后现代艺术与现代主义艺术的一个区别,也是后现代教育与现代主义时期之教育的一个区别。正因此,在西方出现于后现代时期的“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教育理念,才得以在后现代之后长足发展,并促成视觉文化教育的成型。这一切正好说明,具有综合性实质的多学科DBAE,预示了当代美术教育向视觉文化教育发展的大趋向。
DBAE是西方美术教育探索和实践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尽管这一理论已经提出20多年了,但今天仍然是北美美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DBAE的理论,自1998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美学·设计·艺术教育丛书”已经陆续翻译出版了美国学术界几乎所有相关的权威著述。王柯平等四位作者更撰写了专著《美国艺术教育新台阶》,详尽介绍了DBAE,是著2006年出版,收入同一丛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