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之友网

标题: 天地间多了什么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0-9-10 22:35
标题: 天地间多了什么

天地间多了什么

——龚鹏程《四十自述》读后

杨传珍

龚鹏程先生的影响，目前还限于学界，但可以预言，他的影响将溢出上庠，对公众的精神状态产生积极影响。

在传统文化处在启示录式的时代，龚鹏程为华夏文明注入新质的勇气、姿态和过程，对当今和后世，都有着难得的启示。龚鹏程为什么会成为龚鹏程，又是怎样成为龚鹏程的？《四十自述》坦言道出了他的心路历程和探求方法。可以说，《四十自述》是一位身处王纲解纽、学林失范时期的建设者“向着理想生成”的心灵史诗。

按说，四十岁还不到写回忆录的年龄。这个时候的学人，必然置身学术红尘、无法退出是非场域，许多经历和感悟，不宜于坦言道出。可是，龚鹏程却以饱满的生命激情和特立独行的学术勇气，写出了27万字的自述公之于世，以反省强化自信，在梳理个人往事中为来者举烛披荆。

早在在大学时期，龚鹏程就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见识。老子有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前人理解为，天地是不仁的，把万物视为草狗。这显然不符合老子的一贯思想。可是，《道德经》里的白纸黑字，不容置疑。龚鹏程从文字学入手，考证出古代“仁”和“忍”相通，指出，老子所谓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应该读为“天地不忍以万物为刍狗”。这样一来，两千多年的难题，被龚鹏程轻易解决，而难得的是具有学理依据。
同样的例子还有对《庄子·齐物论》中“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图也”的解读。“图”字有谋划、贪图、意图等意义，如果照此理解，这句话就是“显露圆滑多智的样子，是圣人所图谋的”。联系下句“为是不用而寓诸庸”以及庄子的一贯思想，这“滑疑之耀”，应该是圣人所批判的，起码不是圣人所图谋的。前人为了解决一矛盾，把“圣人之所图”解释成“圣人所不图”。可是，这个“不”字，是武断地加进去的。如果阅读典籍遇到不通之处，就随意增删字词，那就违背了学术规范，属于公开篡改。龚鹏程通过一番训诂，认为“圖”是鄙的本字。这样，把“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图”读作“滑疑之耀，圣人之所鄙也”，就前后贯通了。

   以上两个例子，乍看是训诂的功夫，其实是他的见识使学问活了起来。我们虽然不能知道龚鹏程在读经时有哪些“前理解”，但可以推想，那些训诂领域的饱学之士，应该知道“仁”和“忍”相通，“圖”与“鄙”之间的衍生关系。为什么别人没有如此解读，只有龚鹏程能够发现并一语道破呢？说到底，还是见识的高下。

清人章学诚说：“记性积而成学，作性扩而成才，悟性达而为识。”（《章氏遗书·九》）《四十自述》记述了龚鹏程在淡江大学求学时的阅读。龚鹏程对中国文化是敬畏的，这决定了他的阅读不是居高临下的把玩，但他一刻也没有诚惶诚恐地跪在先贤面前接受教化。他以平等的心态与古人亲近，接受传统精神的滋养。同时，他在吸收前人营养的过程中，随时跳出经史文本及其注疏营造的神圣迷阵，直视本质，时刻提醒自己对此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判断所谓经典在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中能够占据什么位置。

   这样，阅读过程就成了鉴别真伪、区分高下、丰富学养、建构体系、发现他人误区的综合过程。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阅读，使他与华夏文化的精华部分融为一体。在这个维度里，回顾晚清以来传统文化之裂灭，审视学界之昏懵，追问其原因，一个立足传统却有别于传统的文化学者诞生了。

获得台湾师大国学博士学位之前的龚鹏程，其交游范围还限于学界，但他对世事的洞察与感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可是，他虽然拥有了透视物情本质的能力，却没有失去天真，这正是他创造力旺盛的原因所在，也是学术良知与学术勇气伴随的根基。《四十自述》卷三《试剑》章，记述了作者发表对台湾“国家文学博士论文内容与方法评析”引发的学界地震。这场风波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两岸学者对中文系教学和学位论文选题的弊端已经有了公认，笔者读了这段文字，仍然佩服龚鹏程的见识与勇气。

   一个民族的精神质量，既来源于先人留下的经典，也取决于当代学人对经典的阐释。我们在坚信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前提下，不能忽视在已有的知识体系中，掺杂了一些假知识和坏知识，更不能忽视学林中活跃着知识骗子和学术蠹虫。基于此，我们的精神深处，就隐藏着误读传统而形成的病灶，它不仅对人的价值判断具有破坏力，而且决定着对文化的“前理解”，使接受呈现着择劣趋势。这样的效应开始发生在有话语权的“先知”之中，经过几代人的滚动，假知识和坏知识及其派生出来的认知范式，进入公众的“集体无意识”，成为“常识”。少数学人的病源，一旦蔓延出去，就会使那些主观上敬畏传统、以复兴优秀传统抵制礼崩乐坏为己任的担当者，把良知与热情投注到扩散病灶的悲剧中去。

说到这里，让我们抛开偏见、冷却情绪，理性地正视中华文化所面临的境况。你会发现，“五四”一代学人，因为在传统文化中浸润已久，当古老中国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洗礼时，为了应对挑战，没作审慎考虑，就以发达国家的军事、经济为座标，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轻率的否定。这种声音，借助政治因素，压倒了维护传统的主张。结果，时代弄潮儿对西方强盛源自民主科学和工具理性的渲染，只是提高了国人的物欲，加重了文化自卑，更使学界染上了急功近利的恶习。这种恶变，借助20世纪的传播技术，由精英弥漫到民间；学术研究的职业化，使某些靠人文学科吃饭的人，组成了利益共同体；研究方法的不断引入，使得精妙战术用于错误战略成为可能。这样的胡闹，最终成为习惯，成为规范，靠此安身立命的职业人，或者没有反省意识，或者没有反叛的勇气，或者不具备扭转的力量，大家浑浑噩噩，心照不宣，太平无事。套用孟子的话说，为学不难，不得罪巨室。

龚鹏程与生俱来的心理素质和能动阅读，扩展出了他的器量，大的器量与使命感结合，决定了他的学术勇气和对世故不屑一顾的澄明心境。这个在生命深处奔涌着经世豪情的文化担当者，洞观了传统精神已经析出大众意识、与学林早就貌合神离的严酷事实，于是作出了一系列惊天动地之举。这自然会激怒整个群体，而群体的情绪又容易陷入非理性。龚鹏程置身自己点燃的烈火之中，以法眼俯瞰历史走向，用最自信方式，把回应的心力专注于学问，以继续建设证明自己的正确，没有滑入以耗散生命作无谓之争的怪圈。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在民族文化受到剧烈挑战的历史关头，对传统负有责任的知识分子，常常会作出两种选择：一是以悲剧英雄的姿态，维护和保存传统，把外来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降到最低限度；一是充当外来文化过滤器的角色，选择、引进、驯化、改造外来文化，植入民族文化的肌体当中，使传统文化在适应历史变局中不致彻底流失。汤因比认为，这两种知识分子同样可贵。可是遗憾得很，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华夏文明所受到的挑战不能说不剧烈，但是，汤因比所说的两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却没能占据中国历史舞台，改变中华文化景观的，却是另外两种知识分子：革命家和新儒家。实践证明，这两种人都没给古老的中华文化注入活力，当然也就不能使民族文化在20世纪的大洗牌中赢得应该有的席位。

由于新儒家和革命家与汤因比所说的两种知识分子在外观上相似，历史阴差阳错地接纳了他们。这些人不仅占据了历史舞台，而且还结成神圣同盟，联手封住了不同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要给中华文化带来真正的复兴，知识分子必须选择汤因比没有想到的第三条路，这就是，剥离陋儒俗儒们给传统文化加上的层层包装，扭转学界已经习惯了的范式，以历史性和世界性的眼光，发现传统文化中最优秀、最有活力的因素，激活，凸显，让异化的复归原本，羸弱的强壮，已经死亡的获得再生，使精神传统的精华部分，将恶劣文化与虚假文化的混合体取代。这，就是龚鹏程的使命，也是他在《四十自述》中所宣称的理念。事实上，他始终为实践这一理念进行着艰辛的努力。

   在总体基调上，龚鹏程是一位严肃的文化学者，但他有着深浓的诗人气质，是没有遭受技术理性分割的完整学人。在撰写学术专著时，他不得不囿于学术规范，行文中只好限制灵动，让位于逻辑表达。在《四十自述》中，作者蕴藉的诗性风格得以尽情发挥。所以，这部启示录式的自述，又是一部诗情洋溢、可亲可感的美文。

本书以记述作者的学术活动为主干，审视广阔的文化走向，吐纳学林风云，臧否杏坛得失。作者充满自信地指点文化江山，对传统文化的裂灭发出痛心疾首的呐喊。同时，对佯装学术大老的冬烘极尽讽刺挖苦，畅快淋漓地扫荡学林中的枯枝败叶。最为可贵的是，作者以自省为基点，坦诚言说自己的治学方法、策略、境界，他捧给读者的，既是作为研究成果的“鱼”，更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渔”，是试图改观学界现状和文化走向的设想，是终究要在他人心中发芽的学术种籽。用朱熹老夫子的话说，《四十自述》使“天地间多了些子”。

欢迎光临教师之友网 (http://jszyw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