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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底，交通运输部宣布已建成通车的国家高速公路要进行命名编号及标志更换等工作，新编号将由字母标识符和阿拉伯数字编号组成。时隔一年，官方数据显示，此次全国高网更名涉及全国近5万公里高速公路，约17万块标志牌需更换。因为此次更换路牌花费较大，各省之间成本不一，不少城市花费总额高于市场报价。据各省投资数据计算，更换一块路牌花费最少为8000元左右，全国17万块高速路牌大更换则需耗资13亿元。可是，这一投资并没有换来预想的效果，反而给出行者带来了新的不方便。此外，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方便驾驶员记忆，在过渡期内采取一块路牌上新、老路名共存的方式。这意味着，当过渡期结束后，全国很可能迎来新一轮更换路牌“烧钱”热潮。此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发争议。尽管有关部门表示更换路牌是出于解决编号不一、标识不规范等问题，而且也借鉴了国外发达国家高速公路管理的成功经验，但这一涉及全国百姓出行的决策，因事先没有征求公众意见而招致“劳民伤财，效果甚微”的批评，可谓又一例没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公共决策。
从有效管理的角度来看，高速路换牌或许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任何政府部门公共决策都必须立足本国现实，充分考虑本国民众的需求，广泛征求各方意见，才能使良好初衷真正达到理想效果。当有关部门宣布国家高速公路以字母加数字的模式统一命名的消息后，有人就敏锐指出“西化何时休？全国高速公路进入‘G’时代！”可谓一语中的。而且，为什么要用英语字母命名而不用汉字？实际上，这次高速路命名字母化并非独立事件，比如，火车票的车次都是以Z1、D2、K3等标示而非直1、动2、快3等，北京地铁出站口都是用A、B、C、D标示而非甲、乙、丙、丁，城市里很多楼宇都用A座、B座、C座标示而非一号、二号、三号。而且，更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中国国家电视台居然采用CCTV四个英文字母为台标，国内男篮联赛称之为CBA，飞机票即使是国内机票也普遍存在日期、月份甚至始发地和目的地都是英文标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英文字母在我国语言中的大量出现，不但造成交流的不顺畅，破坏了正常的语言环境，而且也对中文母语带来冲击，对语言安全和文化安全带来挑战。因时代发展需要而采纳外来词，这是很正常的语言交流，也符合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但采纳外来词必须以我为主，而非反客为主。就此而言，先人给我们做出了很好榜样，如汉代来自西域的“葡萄”、“胡笳”、“茉莉”等，魏晋以后来自佛教的“因缘”、“刹那”、“禅”等，近代来自西方的“民主”、“科学”、“社区”等。先人们能翻译出“火车”、“飞机”、“电视”，我们今天这些后人就对GDP、CPU、DNA、IP无能为力了吗？
不是能力不够，而是信心不足。如庞朴先生所言：“我们中国现在老老实实地用国际公制，什么‘公斤’、‘公分’、‘公升’、‘公里’――可能只有中国人和法国人这样――英美他们才不管你这些，还是用他的英镑、英寸、英里、加仑，他们怎么就那么理直气壮啊？所以啊，至少在这方面，现在需要和国际接轨的不是我们中国，而是英国、美国这些国家。”当前，很多国人尤其是精英们仍然好慕西风，如果不随口蹦出几个英文词句，就不显得文明、新潮和见多识广，对来自西方的一切都认为是“先进”的而不加分辨生吞活剥，结果却因水土不服而造成了很多很多的南橘北枳。更令人心忧的是，各种官方机构和大众传媒也在这方面推波助澜，尤其是多年强行推广全民学英语，从各个方面给给民众强烈的心理暗示，那就是用英语表达的是先进的、国际的、规范的。这次高速路换牌就是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借“规范”之名而不自觉的“西化”结果。
原载于《环球时报》（北京）2010年07月29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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