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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论聂绀弩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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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9-19 16:18
标题:
论聂绀弩诗
论聂绀弩诗
作者：于沧海
小引
甲申之秋，余求学济南，偶知侯公井天之事，因访焉。晤谈，则公虽已年过八旬，而犹勤勉聂诗，前后六易而版其稿，真而热诚，端令人肃然起敬，天生此人，实聂之幸也。后又来往，渐周知其事，为爱聂诗故，心亦近密，遂为忘年之交矣。稍稍及其诗，余讷于言，因敦期余勿顾盼时流，全面以评价，诺之。先是，拙撰《红禅室
诗词
丛话》已略有论及聂诗者，以未窥全豹，久痒其事，今机缘际会，亦所谓数也？聂诗之蕴，海内评论已大抵括之，而得其佳处，余且不细论，但就余所创“神味”说一义以观之，其诚愿无失侯子之望也。
一 、聂诗于传统之开拓意义
今人注目聂诗之开拓，多就其艺术特色以言之，其或以为开拓新境，或以为虽出于打油诗而超越之，或褒或贬，实皆未中其实质，以其观点所据，仍囿于传统诗学之理论及精神也。欲论聂诗之开拓，若不归结至其能突破传统“意境”理论之束缚，其为隘陋也必矣。其开拓之境，非在“意境”之之领域而为新意境，乃是进乎意境之上、出乎意境之上之开拓，生面别开，世之誉聂诗为晚清至今第一且为唯一之一人，其意义若不附丽于此，则犹隔靴搔痒，莫得其会心之领悟者矣。
聂诗此一新境界，摆脱传统而自新，余名之以“神味”也。“神味”一说乃《红禅室
诗词
丛话》所倡，意在突破传统诗学之“意境”理论而裨益新时代之文学。由批判继承王国维《人间词话》之“境界”说，脱弃钱钟书《谈艺录》之倒退（其第六则赞“神韵为诗中最高境界”即不知过不得聂诗此一关也，后《管锥编》一八九则仍综核“韵”义，赏之不已）及宗白华之歧路（自王静安之后，以宗氏体悟意境最深至，惜岐文学之路而转向艺术），梁宗岱之稍发展意境理论而惜更狭仄且无本质之突破，此中细节，可参《红禅室
诗词
丛话》及《金庸说部研究论稿》（与李振波合著）及《红禅室曲话》等书，其体系庞大，意蕴深细无法一一在此详述也。简言之，意境与神味之区别，即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与明代无名氏之民歌《锁南枝》（“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捏咱两个。捏一个儿你，捏一个儿我，捏的来一似活托，捏得来同床上歇卧。将泥人儿摔破，着水儿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之区别。《人间词话》之“境界”说虽集意境理论之大成，实则其为总结，已在理论层面而不及于现实之创作，开启新境，不可期也。盖诗自唐时鼎盛后即转衰，唐末司空图之《诗品》及有关诗论，即已堪称意境之理论成熟之作。诗在宋为词，在元为曲，元曲之变已尽，其后之诗，洵多死灰，渐趋于腐朽，而不可救药。宋元明清亦各有诗，安得谓之诗在宋为词，在元为曲？夫事物之变，由乎生力，至其巅峰，生力渐少，死气渐多，后不胜前，即其死道，此在人道未必然，其在艺道则为必然也。如以画论，历代不乏造赝高手，其所造赝品，几与原迹无差，然在吾人心目之中，两者之价值犹霄壤之异也。宋元明清之诗，犹奉意境为极致而不知更进，即犹画之赝品也。其有一征，曰可复也。意境之构成，意象为其元质，意象则情、景二事之所成，在吾国尤以“化景物为情思”为意，纯粹写景，情融其中，意融于情，理趣融其内，如盐在水，玲珑剔透之境是尚，王静安之尚“无我之境”，岂徒然哉！若“神味”说之一义，则尚“无复”（拙撰《新二十四诗品》有此一品，此外“烂漫”、“泼辣”、“最佳”、“细节”、“淋漓”等俱是）。情、景如竹梅江河、花榭禽鸟、小桥流水之类，历代大量重复于诗，意境比似而不厌，岂非怪事？亦良由乏才阙力，如循吏焉。“神味”之无复，则由意、事二元质缘起，结晶为细节，细节若以上所引无名氏之《锁南枝》，意味俱新，非不欲复，实不可复、无以为复也，其不可复，由于意之不可复，若意境之复，则由于情景之可复，其不同如此也。故不可复之神味，其难较之意境之创造，不啻倍蓰也。聂诗如《锄草》诸作，皆运意以行，烂漫缠绵，其所造非复仅是意境，而更以“神味”胜也。其诗所以特出于时而开拓新境，亦罔不由此之故也。《红禅室曲话•二七》云：“盖意境者，其力在自然人生，两者相融而无间，相互体贴，不着意于互胜，其特征乃和谐，以静为主而兼有动，使动不突出也；若神味者，其力则在人生尤在人事，模写自然，不过以见风致风神，点染人事，则因性情以见其神（内美），因事之复杂多变班驳异彩而得其味，神味之力，多赖细节，意境则多赖兴象。细节如‘你问当家中有媳妇，问着不言语’之类，兴象如‘枯藤老树昏鸦’之类。‘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是细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空梁落燕泥’是兴象；后者观察体贴入微，乃写景之佳者，似亦有细节，然非真细节，以其所指乃自然，而所得在景物之风致趣味而已，与前者之指意而及人生，明显不侔。如‘桃下柳蹊，乱分春色到人家’非细节，纵其情思之妙不可思议，若‘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细节。
诗词
中虽有细节，然以体制言之，元曲却最为宜。细节而蕴含内美或抽象具哲学思蕴，则易致神味之境界”，细节直指人、事，此二者抉神出味，生动活泼，烂漫泼辣，意境非其比也。聂诗依托历史背景，此一段历史本即无限异样之精彩，绀弩又善加点染，寄以细节，以诗存史，因史彰诗，自易出彩。故绀弩集中此种之作，与传统以意境胜之诗作迥别，今人贬之者蔑如之以“打油”，褒之者又苦其非意境理论而能牢笼，以是苦恼苦闷，盖不知“神味”一义也！若以是观之，则不独豁然而悟聂诗佳处之所以为佳，且其开拓之意义，可无忸怩自卑以称之焉！使绀弩闻此义旨，亦当喜不自胜矣。嗟乎，世之大美，处乎丑恶朽腐卑劣惨淡之境地，皆以为非，无名以正其美，其不自安且有若是之艰难也！
意境非诗中之最高境界，近人中亦不无察之者，《红禅室
诗词
丛话•稼轩词论稿述略》已稍论之，如《人间词乙稿序》云：“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唯一稼轩，然亦若不以意境胜。”窥见消息，而未深究，不能自圆其说，亦无可奈何也。《红禅室曲话•四九》又云：“实则意境本即极其致于艺术，若钱氏《中国诗与中国画》已明王维诗画俱善意境，而画在吾国最尊，诗却其次，故意境非文学之最高境界也，此则未有人深思之，由之以进，突破‘意境’一义机在乎是矣。”钱种书《谈艺录》倡言“神韵为诗中最高境界”，实不知《中国诗与中国画》之结论适与之自相矛盾也。又云：“吾国本重诗画相通，故诗中多以意境胜者，静安归结其义，功实至伟，惜更进一步，以归结诗中之无以意境胜者，则未悟。宗氏移之艺术，可谓归其正宗，与文学之求第一义却无涉。或以为意境为诗中所特有，则认婢做小姐矣。意境何以非文学之极致？盖艺术极于物，以物为主，故以淡远深邃为尚而求灵动，恽南田之云‘元人幽亭秀木自在化工之外一种灵气’是也，其极致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文学重人而反是，而重平凡之中以见大美，其为物态韵致，则尚泼辣烂漫；其境界以人生及现实世界之变幻多端、复杂深刻故，而远胜于艺术，驳杂融一，是其征也。‘一’以见其深，驳杂以见其姿态之烂漫，总之为‘神味’一义也。 ”余以“神味”说一旨论聂诗，不可不使读者稍知其义旨也，《红禅室曲话•三一》综其要义，兹亦录于此焉：
一、兼静态而以动态美为主，其最高之姿态为泼辣烂漫，以此为切入现实世界之契机（虚实互生，以实为主。虚所以提升提炼实而得其精华，以入于更高境界之实。）
二、“神味”重内美，而重人格境界、思想境界、精神境界，此与意境美大异。
三、人物或人物形象之最高境界：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此一境界由进王静安之“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而得。
四、“神味”说之三要素：事、意、细节。而以性情一之；性情尤重朴素，由天真而至烂漫，得人间之情味而至泼辣、豪放。
五、“神味”之内质：豪放之境界。
六、“神味”之本质特征：不可复（性情、细节）。意境则多复而大同小异，此由“情”、“景”易单调故也，而唐以后之诗史足以证之。
七、“神味”创造之法：由大俗而臻大雅，其境界为平凡而造伟美。
八、三境界之别：艺术以灵动为特色，人生以意境（尚淡远超逸）为特色，文学以神味（“神”为物之极，味为人之极）为特色。
九、“神味”为杂多融一之美，以天真烂漫、淋漓尽致为外在最高之表现形态。“神”为一物之极致，“味”为多物或人与物和合之极致。
一О、比喻：意境如王士祯所言之龙，云中只露一鳞一爪；神为如张僧繇之画龙点睛。意境如鲲鹏乘风，神味如凤凰涅槃。
一一、意境以写意为极致，神味以豪放为极致。
一二、意境典范代表之作如李易安之《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神味典范之作如《挂枝儿》（“我侬两个忒煞情多”）。
一三、“神味”说之目的：理论上为突破意境，故文学上为促使开一新境界而别造兴盛，人生则为人而以人为最无价之价值也。
一四、意境，由有限以求无限也；神味，则是将有限最佳化也。
一五、意境以兴象为中心，神味以细节为中心。
由上所论者观之，绀弩之诗实具莫大开拓之功，宜俯视众人而灿烂乎一代也。诗之衰而后，诸人皆梦寐而犹以意境为事，独绀弩突围而出，以貌似打油之形式与游戏之意态以为之，歪打正着，又有其必然之因素存焉。仅以此论，绀弩诗之在诗史上杰出之地位，即无人能撼之矣。“神味”为文学之最高境界，不独以诗为然，绀弩之诗不过在此领域之表现而已，一峰独秀而寂寞无援，若小说则颇众星灿灿，此则又非本文之所关者矣。
二、聂诗成就之原因
绀弩《题〈宋诗选注〉并赠作者钱钟书》云：“吾诗未选知何故，晚近千年非宋人”，羡钱氏之善作注也，何永沂、顾学颉皆言之矣。顾云“宋词中有一派专门走奇险巉刻，僻涩新奇，不道故常，不落俗套”，其实聂诗虽有此风貌，却非其佳处。又《答钟书》云：“我以我诗行我法，不为人弟不为师”，亦半大话，其心则是矣。然推其成就之原因，则不得不综论诸种种之因素也。
据高旅序等材料，可知绀弩作诗，纯出无意偶然，其作亦本自得自乐，无意于佳。高引聂论诗语，颇可注意。如“诗有打油与否之分，我以为只是旧说。截然界线殊难画，且如完全不打油，作诗就是自讨苦吃；而专门打油，又苦无多油可打”、“五四后新诗，其佳者确在文学上辟一新境界，此与学外国诗颇有关系。至今新旧异体并存，实为两物，各不相能，而旧诗终以难为通俗，通俗太过，又已不成其为旧诗，故虽有大力，亦不能使之重归文学与小说、戏剧同科。新诗则尽管有不可人意者，却终为文学形式之一。其中原因非一，可谈者亦多，惜无人谈之耳”、“作诗本为消遣，根本不懂作法，过去根基也浅，（过去有时也搞搞新诗，有看不起或厌恶旧诗之意）……”。
上之所引，颇可透露诸多消息。其始也，绀弩本恶旧诗，亦即其于以意境理论为矢的之旧体诗本不能满足，奠基于此。其于新诗，偶感兴趣，其原因则不过是新诗“却终为文学形式之一”，换言之，即作新诗非其初衷，不过别无选择或赶时兴耳。由此之故，其结局则成就无几，强扭之瓜难为甜也。其次，则其于新诗之态度，极为正确，即其虽有佳作，不过寥寥无几，前途希望不可见也。由此，目光又转向旧体诗，则一为通俗太过，如黄遵宪之所谓开新意境者，今日观之，实陋劣无观，反失意境之佳处，是开拓而无成者，绀弩必不满意，然此一路径实足以启发之焉。又次，绀弩于旧体诗之最不满意处为其无能于通俗，恨其所写甚为雅化，内容狭仄而情趣麻木，面目可憎而毫无生气，现实世界之流美，拒之而已。由论“又苦无多油可打”，则知绀弩作诗求有诗味，而无论不忌其形式为打油与否。由自言“根本不懂作法，过去根基也浅”及“作诗本为消遣”、“作诗有很大的娱乐性，吸力亦在此”，则知其为诗，必求于多趣而有情致，由昔之浅，则必广借书典以驰骋以见其淋漓挥洒、无拘无束、驳杂博辩之意态韵致，且其用力，必大专注于诗中之对句及意味之锤炼，以见人、事、世蕴之神味也。聂诗出色之处多在此二端，可知之也。故绀弩之能成就其诗，虽著游戏之姿态，实于开拓之境中借以释其负担耳，非幸也，实由于积极无拘之态度及不求外物之凭藉而唯求自证之自信，暗中摸索之超绝群伦超乎时空之识见，而以成就之也。不知乎此，不可谓为聂诗之解人也。其能思而思到，无形中窥见正路，同代之人无可办此者，如近代以旧体诗名者，颇亦不乏其人，如鲁迅、郁达夫、田汉、老舍等，亦有可观之作，其天才才力，亦未必下于绀弩，然皆无此先进之识见，而妨碍其最终之成就。其中最可惜者为钱钟书，明以推出以意境胜之诗在诗中为第二义之结论，却不知更进开拓，无思即无成，岂不宜哉！若绀弩之为幸也，则论其杂文，次于鲁迅；论其博学，逊于钱钟书；论其性情，亦未必妙绝于同时之人，亦似有之，然何独绀弩卓荦不群于诗？此数者皆非根本之原因而已矣。故绀弩虽似无意于诗，而实大有心，于游戏之总体心态之下而苦心经营，别出蹊径而不拘常格旧路，此实其诗之得成就之最第一之原因也。
其次，则其离奇谲幻之人生境界及人生经历也。绀弩之本色一书生耳，其才虽高，却不无幼稚，此自世俗圆滑世故之目以观之也，然在吾人，却剥去此一幼稚之外壳，而探得见其正而诚之本心，真而热烈之衷心，于此世界及人皆抱无限热爱之良心，追求真、善、美之高尚心，不尚无畏厌恶雕饰丑恶之真心，向往自由渴望摆脱一切诸束缚而我行我素之欲望，宛然如生也。王船山云：“唯此窅窅摇摇之中，有一切真情在内，可兴可观，可群可怨，是以有取于诗”，盖人之处乎此宇宙自然人生之中也，凭其内心本真自我之冲动，凝聚灵魂之光华，灌注真情之力量，有一种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缠绵悱恻不可自解不能喻拟之执著在，莫名其妙而油然而生，浩然而盈，沛然以发，黯然以寄，有其不得已之一段意思在，外人断不可解释领悟，绀弩有之，其人生境界有若此也！凝聚外物之万类殊致，感悟天地宇宙之哲思义理，附丽自我内心激荡澎湃不可掩遏之感情，际会以发其烂漫纯粹之奇谲梦幻，悠然自得以炫其辞采之游漫，神与思会而趣与味谐，赏其心则真美与俱，抒其辞则奇艳竞陈，诙谐以见自我之有馀，夸张以见体物之能运，无限快乐，无限浩叹，人生境界之体验，酸甜苦辣辛，黑白黄红紫蓝橙，文学境界之灏烂，皆相期以相成，莫其征而可辨！绀弩之经历，可称人类历史上最为波谲云诡丰富多彩之时期也，尤其文革十年，尤足为吾国之书生增色！同一时也，或随风而转舵，或坚贞以灭没，或浮沉于波涛，或苦思而未得，因惆怅而困惑。独绀驽以天真独全之性情，以改造旧体诗为心期，以开拓诗之新境为祈想，以小巧之思寄之于诗，与时代相表里，犹夜空之缀众星，何其淋漓而灿烂者也！
又次，绀弩之能历患逢艰而保持乐观自信之态度，端赖其烂漫之性情，不汲汲于现实世界，无浸染于世风劣陋，虽有《锄草》“物理难通心自焦”之困惑，而“为人自比东方朔”，游戏自掩之意态，诗本如其人，放得一幅庄严面目，反得许多意想不到之乐趣也。如此之人，时时可得生活之趣，“美其名曰上工去，恰被丁聪画眼窥”（《丁聪画老头上工图》），其调笑戏谑而有幽默之趣、放达之致，亦缘其所历之艰难未至为惨痛惨绝也，否则其诗中挥洒指斥之意，恐将更回肠荡气而激郁跌宕矣。绀弩书生也，其性情颇有豪放之趣，唯其有书生之真，心中尚留得一种童真在，其态乃能于烂漫无拘，乃能以诗心诗眼以悟以观现实世界，如寒夜之火种，外物虽足以败馁其身，而心灵深处始终有一点希望在，故其诗中笔下之人事景物，鲜不熏染幻梦想望之色彩，理想之色彩，诗性之色彩，此一漫漫不知其终始涯际之现实世界，恒为此童真之心所把握欣赏，而具有无限真美之姿致，悠然自信淡然容与之余暇，未必不使此内心之生气，时时处处感染于此一不可捉摸之现实世界也。唯其豪放也，乃能摆脱一切束缚，无限之近于大自然及其千形万态之事物，而得其真致，“弃被抛琴入老林，一冠一锯一提琴。满怀流水高山意，一片苍松翠柏心”（《伐木赠董汉岑》），挥洒自然而快畅无比，现实世界之遭遇，反使人物拉短距离，自然界之纯粹晶莹生鲜活色之美，涤荡心胸之怔郁尘滓，物我相融物我惺惺之境界，意外凑泊，想中俯仰，豪放之致，有自来矣！其于人也，则尤有会心，“车上姑娘和汗下，雨中芍药让人清”（《给马飞天送饭》）、“口中白字捎三二，头上黄毛辫一双”（《女乘务员》），美之要义，不独在有无功利之心境，且在处乎丑恶艰难之中，亦能于美有余力以赏之，能分神以享之也。其于事也，则不拒寻常之趣，“得意还愁人未觉，频来故往众人前”（《球鞋》），老子婆娑自得之意，而有童趣之表现；“此腹今宵方不负，剔牙正喜月当楼”（《中秋寄高旅》），饕餮恣肆之意态，益增其烂漫天真之神味也。《红禅室
诗词
丛话》有云：“
诗词
须话，但话便自动人，此中诗比词尤难焉。须不能如道学家正襟危坐面目，但当因性情而行，于礼法之类，大可随宜处分之，如严慈膝下烂漫之小儿女也，与做人不同，此第一法。
诗词
之体格须老成，气调须正，怀抱须大，性情须着童心，以一切童真之表现皆不顾世俗，而能透世俗之重围也。此第二法。两法行，而神味生矣。‘活’字乃余所倡‘神味’说之灵魂。”若非由此性情，绀弩之诗安得能臻于神味之境界邪？诸人为诗，皆患性情太过严正，严正则体物体事必不能深融独到。其尚书者，书生气、头巾气、腐儒气太重；其尚俗者，又患不能淘精弃粗，流气、无赖气、荒唐气太重，而于世俗之真美无目。诗中李杜，皆有性情处，使性情处便是其佳处，其他所谓才也力也格也调也，皆是粉饰扭捏之处，非其真面目真本色也。性情之具矣，要须二致，乃能成大：一则由本心性之活力而触物之致，其发为诗则为烂漫；一则由人格境界、精神境界、思想境界以提升其性情，以触以激于现实世界之美、丑、恶、善诸相，其发为诗则为泼辣矣。绀弩此处所表现之性情，无所顾忌，狂放恣肆而见其本来面目，不假雕饰遮羞，其出色处乃是因世俗之力量以为未必然与相搏冲而得，其在自我之内心则未必不以为然也，故见其姿态烂漫若此，此种之神味，洵自古以来
诗人
所无也。唐之韩愈所开雄奇光怪一路，清龚自珍所开奇丽恍惚一路，皆无是之痛快淋漓而露其真性情也。西人波德莱尔启西方现代主义之源头，流派纷呈而异美洋溢，惜其颓废荒诞之色彩，虽足以极事物之致，然多未能以性情为根本，其神味亦佳，而不过因丑恶以思，未若绀弩之似写丑而实益反衬其性情之美也。《老子》有云“反者道之动”，余则曰反者文之致也。逞其恍惚怪奇而离于虚夸浮艳，指事瑰丽博达而离于淫芜巧浮，反以为诗，中其正旨，亦可尚矣，亦将去神味之境界而不远矣。
又次，绀弩之诗，又得力于其杂文甚多。杂文以博辩为趣，其趣之尚，实神味之所必由经也。杂文者剔理抉微乎事之趣蕴，其事较之文学诸体，尤易直接于现实世界，其文字、形式之弹性皆宽松，故能不拘一格，既抉事理，又富文学之神味。其体虽古已有之，然不过皆聊备一体，鲜发其善长与美。及鲁迅乃集大成而蔚成奇观，郁达夫评之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洵当之而无愧。此体似专为批挞丑恶假劣而设，而气势雄博老烈，以泼辣为色，则神味生矣。绀弩亦善此体，而转拓于诗，改造旧体而以文为诗，益逞其博辩焉。吾国古之哲人，早知杂多统一之理，惜诗中不悟者多，古代之抒情诗特为发达，老杜白乐天叙事之作，遂惊艳诗史，然亦未至博杂一步，诗心较正故也，犹古之大家闺秀，自有许多事仿不得小家碧玉也。韩愈才劲，开张以文为诗，宋诗承之，大掉书袋而殊少趣味，亦非是才小，唯识见未具，少所开拓耳，其雄浑雅健之基，则初奠矣，此譬犹诸料齐备而作手尚欠工夫，和合五味以出佳肴，未便善也。若夫绀弩，则由杂文之素质故，遂度越前人而更进一步，在其诚为自然之事耳。今古
诗人
，具此杂文之良基者实不可多得，若鲁迅，虽亦作旧体，奈其心不在于此，且先生性情偏于持正，其幽默与味多具冷色调，先生之才实非诗最能体现其特色者。以此言之，绀弩诗之得以成就，实非幸也。必得此种种之因素萃于一身而不可或缺，乃得成就也。夫天地间既有如“神味”之义旨待我发明，则自唐诗衰而后，意境腐朽千余年，宜生一人以振之也，此之一人，舍绀弩而为谁哉？
三、聂诗之“神味”
绀弩之诗，神味胜也。神者，体物精也，其极致为传神，即性情，性情人各一面，如其容颜之异。容颜之异特肤浅事耳，以此别人，不得要领，故以性情别也。其融于物境，则天人合一是其所尚，亦即王静安所云之“无我之境”；其在人境，则曰人格境界、思想境界、精神境界，总之曰“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也。欲传神，则须越形似而逼神似，故不拘于形式而活荡之，以持其生气焉；欲得味，则须广取博纳而提纯结晶，以入于创造之境，而欲入于创造之境，则必须破弃旧有而扬弃旧事物，如此则其触亦必烈，其色亦必瑰丽，因之以入于“无我之上之有我之境”，而蛹化为蝶，期于灿烂之一飞，凤凰涅槃，无非为再生一新我、大我。于是灿烂烂漫，馨美异常，此之谓“神味”之境界。若绀弩之诗，良有以也。以此境界揆之于古，虽陶渊明不足以当之，唯屈子、辛稼轩、关汉卿数人足以当之耳！神味之境界，以古为例，元曲是其最为卓异之代表，而其时吾国之诗之变已尽，元曲遂成诗与小说之妥协物、过渡物，而神味之境界，亦渐遁入小说一脉。新诗诞生，有极少数能臻此境界者，旧体
诗词
则几乎无有，绀弩诗一出，遂遥接元曲而诗复兴，亦使余所倡之“神味”说，为裨益诗之创作计，庶几而又得一确凿之证据，明一可能之方向也。
绀弩诗之神味，首先得自打油诗之气质也。打油诗虽名为诗，实无视为诗者，亦犹娼妓为人，实无视为人者，虽然我之所不敢赞也。然娼妓虽名不佳，实不乏才艺貌心兼佳者，若打油诗，其有两种之素质，因可使诗得期于神味之境界。一曰自由无碍之姿态，可熔铸万类而不惧于俗，故深具形式活泼与内容富于活力之两种可能；一曰幽默诙谐之风格，与传统意境之冲淡献远、超逸放旷显别，而宜于讽刺、夸张或想象，而此数者，又极易与事结合，以出其意，其讽刺、夸张、想象之处，又多与细节相关，而“事”、“意”、“细节”三者，实为神味之境界之最要素。故绀弩借打油诗此两种之素质以扬弃之，可谓化腐朽为神奇。此种诗如《中秋寄高旅》、《锄草》等皆是，诸人评论已繁，兹从略也。绀弩之诗，无事不可入诗，亦俗亦雅，亦庄亦谐，亦正亦反，亦中亦西，犹若大杂烩，味之丰富鲜活，罕有其比。因其诗中往往有事，其事又广有背景，其事本奇趣万千，诗中但稍加点逗，则一若点红之突出于翠碧，神味淋漓而美不胜收也矣。又者，绀弩旧体诗根基既浅，则其为诗必特用心于对句，此点前已拈出，其对句又恒无恒法，大胆创新而千奇百怪，尤多字面形式之对，往往神味横生得于是也，令人拍案叫绝，眼界为之一开，如《钟三四清归》之“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赠董冰如高启洁夫妇武昌》之“门对珞珈山不远，人携辩证法同居”、《九日戏柬迩冬》之“嵩衡泰华皆0等，庭户轩窗且Q豪”、《赠浩子》之“棉衣棉裤三天跑，小女小儿一见才”（清严廷中[北吕•一半儿]《扬州春事》：“杏花谢了豆花才”）、《推磨》之“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古来诗中对句之佳者，唐有老杜，所谓杜样者也，雄深开阔，如“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之类，李义山学之而增以丽，深浑沉郁逊矣，明清
诗人
多有继武者。在宋则有陆放翁，最为出色，如“名酒过于求赵璧，异书浑似借荆州”、“缪从学道肱三折，不遇知音尾半焦”、“官赋早输无吠犬，农耕已毕有闲牛”之类，趣味并佳而性情神见，惜放翁亦一书生，书本之趣毕竟过雅。绀弩则雅俗并美，奇趣唐突，如《赠周婆》之“自由平等遮羞布，民主集中打劫棋”、《桥夜》之“星烂月空银喷嚏，月泅星海玉身腰”、《再扫萧红墓》之“光线无钱窥紫外，文章憎命到红中”、《中秋寄高旅》之“红烧肉带三分瘦，黄豆芽烹半碗油”，已成标准之聂样。杜样壮郁虚浑，聂样贫嘴打油，皆足千古。盖行行出状元之理，于今为尤宜也。此譬之情事，女于男之贫嘴心是口非，不可为假象所惑也。绀弩之诗，贫之尤者、贫之出色者也。以文学之传统而论，其不得志于当时者，一为明之民歌，热辣缠绵，大胆真挚，令肃庄者侧目，其心之赏否，以其伪装也深厚，人不得其知也；一则为绀弩之诗，譬犹绝色佳人，其美自无可非议，然其只能投一人之怀抱而使知其味，旁观者未必不手痒而心妒，口违其心，情势使然而非关于佳人本身之美也。绀弩诗之处世，约略仿佛。神味之境界，文学之最高境界也，众或不可至焉，不能至则不可能赏之，亦其素质使然，而归其心于口之嗜味之不同，物以类聚，而品以群分，其不知聂诗佳处而无能赏之，亦属必然。至若妒嫉其为野狐毒草者，持必欲毁灭之而后快之心，其心亦危诡矣！唯秉公心而真知其价值者，乃能无私以扬美之，能追与否，诚利害之心态而弗顾屑也。
绀弩诗之神味，多得力于其洒脱之姿态，而无卑视于俗，不忌于俗，因能借其性情之力以驰骋于打油诗，虽其并未及于世俗之真精神及实质，而俗语杂言兼收并蓄，下里巴人风致颖异，亦足以使诗界侧目，而别有一种格调生焉。如《画报社鱼酒之会赠张作良》开篇即云“口中淡出鸟来无”，如此用语，诗中古未曾有，唯元曲中稍见其例，而不甚多。绀弩以此类俗语入诗，本有视诗无何之超脱之意，且以书生之意态为之，颇有体面人入群氓之尴尬，其所示意味，毕竟不十分似，而不免见嗤于方家，然措之优雅之氛围，而有石破天惊之效果，且若乡下人进城，虽迷于城市之五光十色，而其归乡自不妨大肆吹嘘而炫夸以为资本也。此种之诗虽未必见佳，然其谐趣之韵味及恣肆无忌之情状，自可使神味归结于此，以见其人，而与辞采固不甚相关者矣。书生之豪放，正以其未甚当行，故颇有意趣而与事杂谑融讽，细节穿插，亦可深蕴，如《解晋途中与包于轨同铐戏赠》之“相依相靠相狼狈，掣肘偕行一笑‘哈’……”、《即事用雷父韵》之“枯对半天无鸟事，凑齐四角且桥牌”、《代周婆答》之“一冬园圃光葵杆，瘦硬枯高懒未除”、《惊闻海燕之变后又赠》之“方今世面多风雨，何止一家损罐瓶”、《有赠》之“得半生还当大乐，无多幻想要全删”、《悠然六十》之“日三斤酒半碗饭，断一回腰千次肠”、《钟四往四清》之“出问题时有毛选，得欢欣处且秧歌”、《赠老梅》之“天下祸多从口出，号间门偶向人开”、《步酬怀沙以诗勖戒诗》之“留一狂夫天意厚，白双老眼帽檐斜”、《拾野鸭蛋》之“明日壶觞端午酒，此时包裹小丁衣”、《嘲王子夫妇怕冷》之“此夜四窗皆白昼，全家一炕共奇温”，如此之类，虽未至烂漫，亦颇含蓄风致，嚼之有味。绀弩又有妙词一首，即《沁园春•赠木工李四》，大有神味，稼选亦有此调戒酒之作，益奇肆，则绀弩未之若也。绀弩为词甚少，惜未大用心于此道也。
四、聂诗之不足及缺陷
绀弩本质上一书生也，“为人自比东方朔”（《锄草》原稿），“愁君学博心多累，恨我时平见每偏”（《有光枉过》），“事有千头皆卧治，人余两眼但书淫”（《即事》），朔之所处为尴尬之位也，去君颇近而用始终不得其远也，故其言行愈诙谐，其内心益痛楚，亦即绀弩之心态，故不能不有牢骚，如“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自由平等遮羞布，民主集中打劫棋”、“天涯二老连三月，茅厕千锹遣百愁”（《清厕同枚子》）、“尊酒有清还有浊，吾谋全是亦全非”（《赠答草•序诗》）、“酒不醉人人怎醉，书诚愚我我原愚”（《赠梁羽生》）、“乾坤定后无棋局，酒肉香中一佛徒”（《真宅》），如此之类不胜枚举。绀弩既经逢历史上之一奇局而遭艰难，口发牢骚亦在所难免。然苟以为其有牢骚讽刺而疑其悟，而疑其忠，则又非知绀弩者也。感绀弩之境界，书生之愚忠耳，迂腐乃性情使然，忠则合乎爱国爱家之大前提，故虽若尔，却使人敬。其人生境界始终不出此大前提而于最高当权者无非议二心，此与熊鉴绝不同也。熊鉴以诗讽事而直若怒斥，疾恶如仇，绀弩则宁身死心碎而不出二语，故诗借打油，亦不无此种之原因，或有讽而已，书生本色于斯毕见！以此，其诗亦难入于深融厚大之境也。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0-12-2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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