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棻 沈祖棻
沈祖棻夫妇
沈祖棻作品
沈祖棻作品再论程千帆之诗，沈祖棻之词 | |
——兼驳刘永翔君 | |
赵益 | |
2006年秋，因为某种机缘，翻阅了不少关于近现代学人的掌故笔记，其中有刘永翔先生的《钱通》一文（载其《蓬山舟影》一书）。读后发现其中文字大有不当之处，遂在所撰《“钱学”已成清谈之助？》（刊《中华读书报》2006年12月13日）一文中给予了批评。时隔半年，刘永翔先生发  程千帆 默存先生对同辈的月旦之评与戏谑之语，被一些人奉若至宝，以为哗众之具。 拙文批评的是刘先生《钱通》一文第四十八条。姑再迻录其条全部文字如下： 子钱子曰：“程千帆之诗‘野野狐’（吴语“胡乱而作，勉强成篇”之意，较北人语“凑合”更带贬义），其妻沈祖棻之词稍胜，然闻其佳者多吴瞿安点窜之笔，未足窥其真面也。”（《蓬山舟影》34页） 拙文的批评主要是四句话：“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故作笺释，代人言事”。刘先生或以为“峻厉”，但若出于公心、本乎事实，语虽激烈，当亦不失为救弊之道。 先看“故作笺释，代人言事”一评，此乃就其文前半部分记钱氏评程千帆语之后所加“笺注”（即上引刘文中括号内之语）而发。 括号中的文字既然是刘先生的手笔，又附于他人语下，称之“笺释”，自是事实。《钱通》一文五十条，无论是“采于道途”，还是“聆于钱府”，除三处标明文献出处，一处注人名，一处解释南戏剧名外，均未另附按语，独有此一条刘先生亲加疏论，此不是“故作”，又是什么？钱先生既然未说过此话，那不是刘先生的“代言”，又将焉属？前辈先生戏谑评骘之谈，用得着别人去“我注六经”吗？“钱迷”们拾其咳唾、发其私语，收集轶闻、爬梳异论，但是不是由此就有权利成为槐聚先生的法定代言人？！ 刘先生振振有辞地辩解说他对“野野狐”的解释没错，显然是未明拙文话锋所向。当然，也有可能不是真不明白，而是故作未知，以逃避失于忠厚之讥。 昔日学者，其为人处事、论学衡文，大抵都是对前辈尊重，对后辈提携，对同辈则“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又常以善意的“不服”，达于切磋砥砺之效。就默存先生率性谐趣之谈而论，正如我在《“钱学”已成清谈之助？》中所说过的，“钱锺书先生以非量之才，颇好臧否人物，固然有其狂放不羁的个人性格因素，但也可以说是古代名士风度的一脉相传，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即闲堂老人（即程千帆，编者注，以下同）当面受之，想亦不以为怒而反以为喜，至多付之莞尔、心有未服而已。”近几十年来，世态丕变，传统断裂，前辈先生的风范固已久湮不存，而其行事准则，也已为今人所不晓了。所以，像默存先生对同辈的月旦之评与戏谑之语，才会被一些人奉若至宝，以为哗众之具。等而下之者，更将前辈先生的风雅掌故，转为低俗谈资。仅仅如此倒也还罢了，但如果进而发人私语，故作深解并作诛心之论，就不能不允许他人站出来说话。刘先生被默存先生誉为“温克醇厚”，要是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那我就实在也不准备再说什么了。 至于闲堂先生的诗作究竟如何，此乃论文评艺之事，虽世有定评，刘先生自也可以去发表个人意见。不过，尽管槐聚先生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但却不一定是一切学术研究与文艺欣赏的终极审判者，刘先生说诗论词，大可不必事事“疏不破注”。当然，刘先生“槐下拜钱”，以《管锥》、《谈艺》为圭臬，也是刘先生的自由，可是文艺批评毕竟仍有其基本准则在，若一味强搭瓜李，牵强附会，亦不免堕入浅妄一类。本人于诗学固未能略窥堂奥，但也不禁认为像刘先生那样以“小结裏”为务，斤斤于《闲堂诗存》中的几处韵律是否严整、几句对仗是否工稳，“侧重成章之词句，忽略造艺之本原”，实在不见得高明。而挦撦割裂、死于言下，将子苾先生名句“有斜阳处有春愁”之“斜阳”、“春愁”直解为“日本军国主义”、“国难”，不免又令人觉得刘先生也就只擅长运典属对，很难说是懂得比兴讬讽的。“权龙襄”云云，出意命笔与切磋诗艺之道相差太远，就更不值得一驳了。 2 沈祖棻之词学究竟渊源何自？ 沈祖棻之词学“受知”于汪东先生，“世所共知”。 拙文“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之评，乃就刘先生《钱通》此条后半段记钱氏言沈祖棻词经吴梅“点窜”而“稍胜”云云所发。 首先要指出的是，《钱通》此语与论程千帆诗的戏谑评点之谈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否定“毅然愿人亡而词留”的一代词人的作品为其人“真面”，不能不说是一项十分严厉的指控。按照无罪推定原则，谁主张，谁举证，刘先生既然在《钱通》一文中单单“主张”（无论是以谁的名义）而不“举证”，别人就不能没有怀疑的权利。 人心不古，已非一日，本人不会为此而“长太息”。这里我只想就事论事，看看我的怀疑与刘先生的回复究竟孰为有理。 刘先生首先是说我“犯了一个逻辑错误”，认为“博闻强记的人不会说错话”是一个“荒谬的大前提”，言下之意，是认为钱先生也会说错话，就像程先生记错了夫人的生年一样。刘先生又进一步申说道：“至于槐聚先生，他尽管博闻强记，却从未以一贯正确自居，《管锥编》、《谈艺录》的不断订补足以为据。”是，刘先生说得不错，再博闻强记的人也会出错，钱先生是人而不是神，自亦不能免俗。但我的怀疑并非是出于逻辑推理，而是建立在子苾先生真实的词学渊源以及钱先生知道不知道此一授受关系的事实之上。假如能从逻辑上证明不是钱先生说错，就是刘先生记错，那么一切也就不用谈了。 刘先生显然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于是又进行了一大段的“考证”，首先是根据子苾先生自述，得出子苾先生“不忘所自，言必称汪、吴二师”；又据张春晓女士的叙述，考出沈先生词学“受业于汪东、吴梅两位国学大师”；最后又据《吴梅日记》，指出沈、吴早自1932年即有交往，“师生感情非常融洽”。但不幸的是，刘先生的考证既远非精博，尤属无的放矢。 拙文哪里否定了吴、沈二人的师生关系？吴梅自1922年至1937年，均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任教（其间曾兼光华大学、金陵大学课），曾担任中央大学中文系一至四年级的《词曲概论》课，所以我指出子苾先生1934年9月方入金大研究班，正是特别强调她在1934年以前就读中大时就上过瞿安先生（吴梅）的词曲课。刘先生费尽心机地“考证”出“子苾先生根本不是1934年9月考入金大研究生班以后才向瞿安先生问学”，不能证明我“网漏吞舟”、“数典忘祖”，而恰恰说明了刘先生自己需要补课。一位是中文系的教授，一位是中文系的学生，他们的师生关系还需要特别说明吗？！中大数位才女发起词社“梅社”，点绛唇沈祖棻、西江月尉素秋、霜花腴曾昭燏、齐天乐游寿等人常作雅集，其词作先后由瞿安、寄庵两先生评点，又常与授业诸师作文酒之会，稍明近代词林掌故的人都能如数家珍，更是不需要像刘先生那样再去翻检《吴梅日记》的。 拙文指出子苾先生“词学乃受知于汪东而非吴梅”，也根本不是否定吴、沈的师生关系。“受知”与“受教”、“受业”、“受影响”义不相同，刘先生学养兼深，想必不会不明白这个简单的常识。如果说特别拈出子苾先生“受知”于寄庵而非瞿安就意味着对“受教”、“受业”、“受影响”于后者的否定，那只是刘先生一个人的逻辑。 问题的关键是：在汪、吴两位老师之间，子苾先生的词学究竟渊源何自？“受知”于汪东，是否“世所共知”？ 子苾先生不忘师恩，这是为人弟子的起码准则，但并不能作为学术渊源的证明。师法路数，也不能以一般师生关系与师弟感情为定。三四十年代的南京，中大、金大两校大师云集，并多相互兼课，而两校学生遂得转益多师之幸，先后就学于中大、金大两校的子苾先生更不能例外。闲堂、子苾夫妇与瞿安老师的感情一直很好，1938年双方逃难之际，犹在不断通信，互致殷勤。事实上，子苾先生与汪辟疆先生的师生情谊，也不亚于与汪寄庵之情分，但这些与词学授受，究为二事。在学术渊源的问题上，显然是不能“乍睹形迹之貌，武断骨肉之亲”的，否则“与以猫为虎舅、象为豕甥、而鸵鸟为骆驼苗裔，何以异乎？”（《管锥编》，页440） 子苾先生“有斜阳处有春愁”为寄庵先生所激赏，方致力于词，此不仅“世所共知”，刘先生自己也未能否定。闲堂老人述其事最详： 1932年春天，这个性格沉静的苏州姑娘在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汪东先生讲授的词选课的一次习作中，写了一首《浣溪沙》：……（词略）。汪先生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在一个少女笔下有如此微婉深刻的反映，感到惊奇，就约她谈话，加以勉励。从此，她对于学词的兴趣更大，也更有信心了。（程千帆《沈祖棻小传》，《程千帆沈祖棻学记》） 子苾先生于1949年编《涉江词》时致寄庵先生函有曰：“《涉江词》此次重编，以《浣溪沙·有斜阳处有春愁》一首开卷，盖祖棻呈课卷时，以此词为先生所赏，始专力于词，今列卷首，以示渊源所自。”（汪东《寄庵随笔》，上海书店1987年）清晰明确地表达了自己词学授受。闲堂先生则屡云子苾先生“夙从汪先生学”而不道瞿安，其《涉江诗稿跋》曰： 子苾席芬先德，自小能文。洎入南雍，受业于汪寄庵之门，深受激赏。遂从先生专攻词学，卒以倚声名海内……。 闲堂先生与夫人伉俪情笃、同心共命，遂能记“传灯”之绪，而不为泛泛之谈。寄庵先生自己亦云：“余女弟子能词者，海盐沈祖棻第一，有《涉江词》传钞遍海内，其《蝶恋花》、《临江仙》诸阕，杂置《阳春集》中，几不可辨。”（《寄庵随笔》）此与吴梅以唐圭璋为词学弟子第一人，传法之心，迥乎不同。汪先生也从未认为子苾先生可以入于瞿安门下，《寄庵随笔》述吴梅有曰：“吴瞿安治南北曲，稍究声律，自大学设词曲课。瞿安遍历南京，所教甚众。弟子有声者，如任敏中、卢冀野、王玉章等皆是”，又云“圭璋亦瞿安弟子，专力词学。”显然，“所教甚众”与“弟子有声者”不可划上等号。同时，汪先生从不讳言对子苾的知爱，并以知音自许，“顾以祖棻出余门，众又谓能知其词者，宜莫余若”（《涉江词序》），又对沈词进行了细致的评析，至有“皆风格高华，声韵沈咽。韦冯遗响，如在人间，一千年无此作矣”之语。而瞿安则于1939年3月去世，尚不得见子苾先生沉咽弥哀之变。汪旭初先生为太炎门下二妙之一，词学亦有深造，有《梦秋词》传世。子苾先生于1937年以后“国忧家恤，萃此一身”，词境得以精进，“短章神韵，直欲胜蓝”，寄庵先生尝云：“余尝年馀不作词，沈尹默以为问，遂戏占绝句云：绮语柔情渐两忘，茂陵何意更求皇，才人况有君家秀，试听新声已断肠。”其时本师既不能代为“窜点”，况他人乎？！相反，倒是子苾曾代师作赠答，《寄庵随笔》有云：“冯若飞获《明妃出塞图》，乞余题《高阳台》词。词成，若飞甚喜，不知亦祖棻代作。”昔日代师应酬文字，非得意弟子不办。凡此种种，寄庵对子苾先生的知赏，夫复何疑！汪、沈之词学授受，时人早有定论，章士钊题《涉江词》二首其二曰： 剑器公孙付夕曛，随园往事不须云。东吴文学汪夫子，词律先传沈祖棻。（见《涉江词》附诸家题咏） 钱仲联先生《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定沈祖棻为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并以汪东配矮脚虎王英（《点将录》撰成于1983年，钱氏之例，当时生存人概不阑入），亦特标示渊源。其评语曰：“子苾，女词人，出汪旭初门，能传旭初词学。”近人施议对、刘梦芙从文艺批评角度论析《涉江》诸作，对此一近代词史上的授受关系，均无异辞。至此，子苾先生的词学渊源究竟若何，是否“世所共知”，已经不需要再费词章了。 槐聚先生知道不知道此一事实呢？舍弃一切拟测，不妨仅以基本事实说话。抗战军兴，钱先生自欧洲返国后，主要活动地是云南、江西与上海，而程、沈则主要是在四川，1949年前是否见过面，很难确知（钱1979年致程信中有“契阔以来，忽忽将三十年”之语，然所指具体时间不详），故建国以前情况姑且不论。解放后至1977年，政治风波不断，更谈不上论词衡艺，此亦不论。但1977年子苾先生因车祸去世，闲堂先生陆续刊其遗著，大约是在调到南京大学工作后的1978至1979年间，油印《涉江词稿》五卷，并在第一时间寄给了钱锺书。槐聚先生于1979年9月10日复信有曰：“顷复拜子苾夫人遗集之赐，忻慨交心。文情如是，而不得稍假年寿，吐欢愉之好音，咏昭苏之盛世，岂造物之忌才乎，直欲搔首而问青天矣。公收拾整齐，斯文不坠，潜德有光，伉俪之敦，亦足风薄俗也。容当盥诵，一洗尘襟，先此祉谢。”（见《程千帆沈祖棻学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此油印本含《涉江词》甲、乙、丙、丁、戊稿（尚未包括《外集》），前弁汪东之序，后附章士钊、沈尹默等十一家题咏。钱先生即使不赞同沈尹默“昔时赵李今程沈”的评价，至少也能体察汪东“唯余能知”的知赏，更不会不看到绝大多数作品作于“七七事变”之后。既然如此，“吴瞿安”云云，又从何谈起？ 3 沈词佳作是否经过吴梅“点窜”？ 沈词三个时期虽各有风貌，然以后期亦即1937年以后词作为胜，“其佳者”又如何能为已经作古的瞿安先生所“点窜”？ 现在可以和刘先生讨论最重要的问题：瞿安先生改过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学生的课堂习作，也批点过“梅社”的词作，当然还与子苾先生等弟子情意甚洽，但沈词是否经过吴先生点窜，哪些作品经过点窜，是否经点窜而后“稍胜”。本来，“点窜”的指控是刘先生引起的，应该由刘先生举证。但刘先生刻意回避，我只能举出反证，对其谬论一一驳斥了。 刘先生的答文除了据《吴梅日记》中记录的吴、沈交往情况进行推测之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于是便在行文谋篇上玩弄一些技巧以淆人耳目。通过“考证”吴、沈有师生关系来偷换主题，已见前述；而在沈词是否经过吴梅点窜的关键问题上，刘文又避重就轻，故意忽略《涉江词》各词的创作时间，将吴梅1939年即已去世的事实一笔带过。然而在事实面前，刘先生“流于扪摸虚空”之评，恰恰可以用来还治其身。 瞿安先生逝世于1939年3月，自此以后，当然“子苾先生的词稿中就决不可能再有瞿安先生的改笔了”。那么问题的核心也就很清楚：传世的《涉江词》中，有多少作品作于1939年3月以前？ 子苾先生1949年手订的《涉江词》甲、乙、丙、丁、戊集，共收有1932年春至1949年春词作凡408首，其中甲稿起壬申（1932）至庚辰（1940），共64首，仅占全稿约15%（1982年《涉江词》初版为389首，其后《沈祖棻诗词集》则增补至408首，但《甲稿》64首的数量前后无变化）。甲稿中，开篇《浣溪沙》“芳草年年记胜游”作于1932年寄庵先生课上，自不待论；《菩萨蛮》四首作于1937年避往屯溪以后；《临江仙》八首以下，无论是从作者自题还是作品内容上都可以断定作于1938年入川以后（参观程千帆先生笺注及乔以钢、陈望衡、施议对、刘梦芙、叶嘉莹、张宏生、张春晓诸家论述）。由此，甲稿中可以从创作时间上明确断定作于瞿安身后的即有近五十首。通览甲稿，《浣溪沙》“芳草年年记胜游”以外，仅有《曲游春·燕》、《曲玉管·寒蝉》、《水调歌头·雨夜集饮秦淮酒肆用东山体》、《霜花腴·雪》、《高阳台·访媚香楼遗址》、《高阳台·雨织清愁》七首属于寄庵先生所云“肄业上庠，覃思多暇，摹绘景物，才情妍妙”之作。 据尉素秋回忆，吴梅词学概论课上所布置的习作，以锻炼技巧为主： 吴师则担任一至四年级词曲必修和选修课程。一年级的《词学概论》一开始，规定每两周填词一首，限制很严，尽选些僻调、难题、险韵。他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作诗只作五七言绝句，填词只作几首浣溪沙一类的东西，不会有成就的。”他虽逼得紧，批改起来却很认真，朱墨鲜明，连圈点也一笔不苟，和印出来的一般。（尉素秋《词林旧侣》，载《程千帆沈祖棻学记》） 从学习的角度说，吴先生的意见非常正确，其训练亦颇严谨，对子苾先生打下良好的基础功不可没。前述《甲稿》七首在南京时的作品中，《高阳台·访媚香楼遗址》是子苾先生参加中大老师社集之作，《绿意·次石斋韵》为赠答友朋之作，可以不论。《曲游春》、《曲玉管》、《霜花腴》或算僻调，有可能就属于这些课堂习作。然而有具体要求的课堂作业（汪东的词选课，则重在文艺欣赏，习作当亦不作形式限制。参前引尉素秋文），毕竟难以产生抒发真性情的作品，至少很难能成为佳作是可以肯定的，故子苾先生手订词稿时删汰殆尽，仅留数首而已。 子苾先生既“于其少作，删除独多”，故闲堂先生于其殁后辑《涉江词外集》，所收“定稿时所删汰者”凡104首（程千帆《沈祖棻诗词集》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先交《词学》刊布，又于1994年附于《沈祖棻诗词集》。其中存有子苾先生1933年至1936年在南京所作共25首，其中包括一首1935年“步霜厓师韵”的《齐天乐》。此一部分所以被删芟，除了作者自己“壮悔少作”的选择标准外，大约与老师寄庵先生的评点也不无关系。在这25首中，大部分都有寄庵先生的批评如“用意须力避重复”、“微嫌单薄”、“恐四声有宜酌处”、“稍弱”、“欠妥”等。无论这25首与瞿安有无瓜葛，它们毫无疑问不能算作是沈词之“佳者”，这一点怕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更何况，《外集》最早刊布于《词学》第八辑，出版于1990年10月，而刘先生进谒槐聚先生则在1985年。其时钱先生既尚未睹见《外集》，自亦不能为刘先生道之。 汪东《涉江词序》有曰： 余惟祖棻所为，十馀年来，亦有三变。方其肄业上庠，覃思多暇，摹绘景物，才情妍妙，故其辞窈然以舒。迨遭世板荡，奔窜殊域，骨肉凋谢之痛，思妇离别之感，国忧家恤，萃此一身。言之则触忌讳，茹之则有未甘，憔悴呻吟，唯取自喻，故其辞沈咽而多风。寇难旋夷，杼轴益匮。政治日坏，民生日艰。向所冀望于恢复之后者，悉为泡幻。加以弱质善病，意气不扬，灵襟绮思，都成灰槁，故其辞澹而弥哀。（载《涉江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寄庵先生之评，知人论世，剖析精微，实堪定论。毫无疑问，沈词三个时期虽各有风貌，然以后期亦即1937年以后词作为胜。作者取“涉江”为集名，寓意具在，更不待言。对此世无异辞，刘先生自己也是承认的。既然如此，“其佳者”又如何能为已经作古的瞿安先生所“点窜”？ 实际上，除转移视线外，刘先生的答文早已技穷。最后只有采取釜底抽薪之法，凭空断言槐聚先生对前后沈词之评价，独与众人“酸咸异嗜”。甚至不惜“强联吴越”，用钱先生独不喜《浮生六记》、《蒹葭楼诗》等毫不相关的事例来作无端牵合，以证成己说。这种移花接木、割裂逻辑真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刘先生也不想一想，如此一来，就必然“证明”钱先生独以前述七首“肄业上庠”之作为《涉江》之佳，此将陷钱先生于何地焉？不欲贻人之讥，抑亦难矣！ 钱、程、沈三先生俱已往矣。三位先生中，以子苾先生遭遇最为坎壈，初以清藻之才，蜚声词坫，未几国忧家恤，萃乎一身；鼎革之后，又为“右派”家属垂三十年，方入清明之世，竟罹飞来之祸，而身殁之后，犹还遭受到一些中伤与诽谤。但尽管如此，我也相信子苾先生不过付之于一笑，正如闲堂先生所说的，“世界上有一种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别人，却从来不想从谁那里得到什么报答的人，祖棻应当算是其中之一。‘经筵钓石能随分，万里江山放眼宽。’她九泉有知，也不会因为某些人在她生前身后对之极不公正而斤斤计较。”不过，历史并不会因为仁者之怀而失去公正，一切是非善恶，终将会在它的明镜照鉴中洞显无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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