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第一份副刊创刊至今，中国报纸副刊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发展历程，其承担的报业角色与社会功能也随着时代的改变而不断更替。本文便以副刊诞生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等几个历史阶段为脉络，纵向阐述中国报纸副刊功能在一百多年里的变化，并提出了其功能嬗变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动因。
关键词：中国报纸 副刊 功能
历史上，副刊曾经有过十多种名称，从最早的“文苑”、“余审”、“丛载”、“余录”，到随后的“谐部”、“说部”、“附张”、“附章”、“附页”，再到接踵而至的“文艺栏”、“文艺版”、“报尾巴”、“报屁股”，最终才稳定为“副张”、“副镌”和“副刊”。由此可见，这在当今中国报纸中牢踞四分之一领地，肩负着独特报业使命，堪称报学与文学奇妙交织的副刊，是经历了时代慎重选择与历史严肃定位的。从1897年11月24日，上海《字林沪报》附出的中国第一份报纸副刊《消闲报》创刊至今，中国报纸副刊走过了一条百年求索的漫长道路，这期间，副刊所更替的不仅仅是名称，更有其由外到内的深层次蜕变。本文便以中国报纸副刊发展的四个大阶段为顺序，一窥中国报纸副刊功能的嬗变。
文人遣兴、涉趣消闲
《消闲报》的问世不是偶然。《字林沪报》于1882年创刊之初，为了与《申报》争夺读者，每日在新闻后面刊载“诗词杂作”以吸引读者的兴趣，由于销量大增，而后又干脆在“正张”之外出了“附张”，用专门的版面来集中刊登诗词、小品、乐府、传奇之类的消闲文字，从此开创了早期副刊的雏形。《消闲报》第二号中《释消闲报名之义》一文有曰：“一篇入口，笑口既开，虽非调摄精力之方，要亦可为遣闷排愁之助也。此可为当道诸公消闲者也。” 显然，《消闲报》始刊时，已经着眼于副刊的最基本功能，即“遣愁、排闷、醒睡、除烦”(《沪报附送消闲报启》)，为有闲阶层提供一种调节业余生活的读物，同时也不忘带有一定“启其聪明”、“开其智窍”的知识性，将读者面扩大到男女老幼、布衣名士等方方面面。
然而，早期副刊“味味都能入药”，无一而不备的消闲性质终究没有能抵挡住劣等滑稽与腐朽趣味的滋生。且不说频繁刊载一些空洞无物、毫无新意的文章，甚至于还以一些谈相说命、扶乩算卦的低级趣味来取悦读者。其时，风格轻松的“海派”报纸副刊上，捧戏子、选花魁，红男绿女、调情骂俏竟是毫不避讳;港澳报纸的副刊中，谈鬼说怪、色情下流的文风，也令其他任何地方的副刊望尘莫及。而最为标榜趣味第一的，当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个特殊温床中孕育出来的一个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其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男欢女爱、名人私情、奇人逸事，“时而轻便有趣”，时而“哀感顽艳”，以此让读者沉湎于这类爱情故事中，逃避现实，“忘却那许多不快活的事”。 于是乎，这时期以追求消闲遣兴为要务的副刊，逐渐为人所轻视，甚至被人评价为“附张的罪状，言之不尽” 。
但事实上，早期副刊标榜消闲的功能，远非字面上表现的那么简单。托言消闲，还往往包藏着我国旧知识分子的愤世嫉俗、不满现实的情绪。对于社会的黑暗，他们只能做出此类佯狂出世的反应，风花雪月、玩世不恭的背后也不难看出那个时代正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复杂世界观，以及他们于涉趣艳冶文字之余所宣扬的社会主张与文学主张。
尽管如此，早期副刊为迎合大众、吸引读者而创办的初衷，使得其只具备了文人遣兴、涉趣消闲的功能，又因为副刊长期附缀于报纸版面的最后，因此又得了“报屁股”的谑号。但此时，中国报纸副刊在漫长的报业发展进程中所要扮演的历史角色与承担的历史功能才刚刚开始。
“为自我觉醒之绝叫”
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人们对副刊的性质和社会作用的新认识。1916年，李大钊在《晨报》前身《晨钟报》的发刊词《晨钟之使命》中明确提出，要新文艺“犯当世之大韪”、“为自我觉醒之绝叫”。乘着五四的东风，中国报纸副刊渐渐摆脱旧式报屁股的窠臼，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园地。
1923年8月1日，天津《新民意报》副刊在其《本刊今后的趋向和任务》一文中明确提出，今后副刊的任务有三项：一是“介绍各国民众的思潮到中国来，做我们该改造途上的参考品”;二是“用舆论的力量”启迪民众;三是“用艺术的力量去滋养读者”。同时声明将坚持“常常把所有的篇幅让给各团体出版一种定期的或不定期的刊物”的作法，刊登关于“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批评”，坚决反对“把那种消闲式的文学登在报上，供人们为消遣品”。 曾历任五四“四大副刊”之《晨报》和《京报》副刊编辑的孙伏园，在总结其编辑副刊的经验时也曾说过，一张成功的报纸副刊，必须具备知识性、思想性和娱乐性，“无论对于社会，对于学术，对于思想，对于文学艺术，对于出版书籍，日报附张本就负有批评的责任。” 由此可见，五四时期，人们对于副刊的认识已不再局限于供人消闲或提供娱乐上，而是看到了副刊应当肩负的传播知识、启迪思想、滋润人心以及广泛开展社会批评的多项功能。
在这个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五四“四大副刊”——《晨报副镌》、《京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以及《民国日报·觉悟》。首先，《晨报副镌》是五四时期最负盛名的报纸副刊，它不仅经常刊载解放思想、改造社会的文章，同时还极力宣扬马克思主义，并发表大量文章与通讯介绍俄国革命和建设的真实情况，在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像李大钊的《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新旧思想之激战》，瞿秋白同志的《饿乡记程》、《赤都心史》，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等都是这个时期《晨报副镌》的上宾。除此之外，《京报副刊》也和《晨报副镌》一样，具有鲜明的干预生活、干预社会的色彩。《京报副刊》偏重于文学，为综合性文艺副刊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它又曾先后设立了包括社会问题、教育问题、文学与艺术等方面的专门性副刊，“开创了新副刊的系统分工” 。更重要的是，在鲁迅先生的指导和参与斗争下，《京报副刊》和《莽原》周刊、《语丝》周刊、《猛进》周刊以及《国民新报》副刊，形成了北伐前北京的进步文化战斗堡垒，取得了抨击军阀政府及其文化走卒的光辉战绩，直到1926年4月24日《京报》被封，26日《京报》经理兼总编邵飘萍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枪杀，《京报副刊》才结束了它光辉的最后一页。至于《时事新报·学灯》，在1919年创刊之初就以宣传新文化自命，并明确指出了“内载关于学术及社会问题之提倡，评论思潮，研究讲坛，丛谭名著，译述新文艺，学术界消息及讨论通讯诸门，藉以革新思想，促进文化” 的主旨。尽管在政治立场上，《学灯》与其它三大副刊相去稍远，但仍然不可忽视这一阶段中，它在传播文化、宣传思想、参与斗争等方面的重要功绩。在五四“四大副刊”中，《民国日报·觉悟》则是战斗性最高，最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一个。《觉悟》从一开始就鼓吹“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主义思想，并刊载大量文章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思想阵营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想阵营的论战。同时，《觉悟》非常关注社会思潮与政治思想的变迁，例如1924年曾刊登沈雁冰的《对于泰戈尔的希望》和《泰戈尔与东方文化》等文章，以反击玄学家和复古主义者企图利用泰戈尔文艺与哲学的消极面掀起复辟逆流的叵测居心，于无形之中展现出了无产阶级报纸副刊的某些特点。
总而言之，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报纸副刊的巨大变化，副刊所实际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取得的社会效用也使得人们对于它的功能有了全新的理解与认识。尽管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不能片面的评价副刊功能此时或彼时的优劣，只能清醒的认识到中国报纸副刊确实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相应的历史责任，但仍然不可否认的是，五四时期，中国报纸副刊于漫长的耕耘摸索中，逐渐找到了更合适自己的位置。
风雨各由掌舵人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闻事业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化，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建立了对新闻机构的控制和统治;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独立的革命新闻事业正蓬勃发展。除此之外，既受左翼进步作家及无产阶级革命浪潮影响，又直接受制于国民党当局的民营报纸也在这一历史夹缝中艰难地寻找着自己的定位。因此，在五四以后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这个阶段中，中国报纸副刊的功能可谓是风雨各由掌舵人。
撇开国民党的反动新闻事业不谈，中国共产党的报纸副刊既延承了五四时期的优良传统，又发挥出了新的历史功能。以创刊于1930年的《红军日报》为例，它的副刊《血光》既有编辑形式上的相对独立性，又统一于报纸总的宣传任务，具有鲜明的党性和生动活泼的革命色彩以及通俗易懂的大众化特点。尽管《红军日报》只发行了6期，但无产阶级报纸副刊的功能已经有所体现，即服务党的宣传宗旨、贯彻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以通俗的风格服务大众、以昂扬的激情参与斗争。而这一段时期我党最具有代表性的报纸副刊，当数在国统区出版的《新华日报》副刊与创刊于延安的《解放日报》副刊。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创办的惟一一份党报的副刊，《新华副刊》不愧为“黑暗中的灯塔”，“它的出现，在国统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了广大人民的良师益友，进步文化运动的组织者和鞭挞反动派的武器” 。《新华副刊》将很大的精力倾注于为群众服务，如开设《读者与编者》、《代邮》、《简复》、《读稿杂记》等专栏，以加强编辑与读者的沟通，同时还曾经面向国统区全体人民群众举行“七七”征文，积极了解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百姓生活。《新华副刊》还在注重知识性与趣味性的同时，主动投身于进步运动的组织与文艺斗争的论战，特别是郭沫若于1944年3月19日至22日发表的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其影响已远远超过文艺的范围，在国统区与反动派作斗争的历史中留下了一段佳话。因此，《新华副刊》被大后方的读者称为“反法西斯的激烈战斗中文化武器的担当者”，“一切读者在工作与战斗之余的‘文化公园’” 。
延安《解放日报》副刊最突出的时期体现于1942年改版之后。改革后的副刊政治方向明确、文艺内容丰富、综合性加强、优秀作品涌现，成为无产阶级新闻发展史上辉煌的一页。例如在为配合整风运动而开辟的《整顿三风讨论资料特辑》中，曾发表许多充分反映延安文艺下乡的重大成果、大生产运动的热情场面的文章。在这一时期里，文艺评论与话剧创作也空前活跃，《解放日报》副刊逐步成为了繁荣文艺创作、交流学术思想、促进科学发展、普及文化知识的园地，起到了其他版面不能替代的作用 。
由此可见，这个时期中无产阶级党报副刊的功能是明确有力的。而相比之下，同时期中国民营报纸副刊的发展状况则具有随民族资产阶级摇摆不定的二重性。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爱国热情、自身利益等各方面的矛盾交织中左顾右盼、谨慎抉择。他们有时采取“中间偏左，遇礁则沉”的方针，有时却以“小骂大帮忙”为其特色，所以民营报纸副刊所发挥的功能总是左右不定，甚至于在同一种报纸上还会出现根本对立的两种观点，但不管怎样，不同的民营报纸都有一个共同的做法，就是经营与自己新闻政治立场相适应的嫡系副刊，任何一家民营报纸都概莫能外。
正是由于不同角色的参与，使得这个历史阶段中报纸副刊的功能呈现出不同的倾向。然而不管是进步的、革命的，还是落后的、保守的，可以同样理解的是，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力量都已经懂得将副刊作为实现其政治、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理想的有力工具，并且对其可能承担与产生的作用仍在不断地追寻和探索。
喉舌与市场：谁将选择谁?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中国报纸的副刊又经历了一段迂回漫长的发展道路：从1949年至1956年间副刊的短暂繁荣，到1957年至1966年间副刊的杂文特色突现，再到1966年至1976年“十年浩劫”中副刊的凋零，及至粉碎“四人帮”后副刊重新恢复兴盛，一直到80年代以来中国报纸副刊开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发生转变，这期间决定中国报纸副刊功能定位的因素实际只有两个，即喉舌与市场，副刊究竟选择谁?而又被谁选择?
事实上，副刊曾经片面强调教化，报纸曾经片面强调喉舌，是产生功过是非的关键。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报业结构曾长期处于行政绝对主导的固态单一，机关报只强调报纸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只从舆论宣传上片面界定报纸的属性，这使得报纸副刊只需要承担起一种功能，便可以高枕无忧。但是，这种状况在不久以后副刊随着报纸被逐渐卷入市场经济的浪潮而彻底改变。不管是晚报复兴时期，副刊掀起的“扩版热”;还是90年代初专刊、周刊、特刊的一时兴盛;亦或90年代中期以来，副刊从自身文艺性着手，不断深化、细化、实用化、综合化，报纸副刊的功能已经清晰地呈现出了这样的特点——为报纸参与市场竞争服务，追随时代潮流、迎合读者需求，成为报纸最终占领报业市场的一件武器。
在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报业竞争的压力下，中国报纸副刊功能的转变无可厚非，这也充分显示了报纸副刊的功能是可以不断挖掘，且灵活而又多元的。但透过历史，纵观副刊功能的交替变迁，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中国报纸副刊与政治形势、文化背景、社会生活、时代主题所存在的不可分割的最深层次的联系。同时还得到了一条基本规律：不管副刊经过怎样曲折的发展道路，它将始终循乎民族传统、应乎时代潮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论任何时期的中国报纸副刊，都有一个共同的功能，即服务于民族、服务于时代。
参考文献：
① 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华文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
② 王文彬，《中国报纸的副刊》，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
③ 陈昌凤，《蜂飞蝶舞——旧中国著名报纸副刊》，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
④ 员怒华、王灿发，《中国报纸副刊的嬗变》，《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1月第4卷第1期
⑤ 蒋晓丽，《副刊：不独立的文学大众传播方式》，《四川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9月第30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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