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述：女自由撰稿人现状(组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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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05月06日新浪娱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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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林正立志打响品牌自由撰稿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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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XINHUANET.com 2005年01月07日 16:43:10 来源：经济参考报 |
文/石新荣 １９９８年５月，徐林正从浙江来到了北京，选择了当时并不被外人看好的职业——自由撰稿人。时至今日，他已经成为了在京自由撰稿人中较为出色的一位，不仅靠写稿所得在北京买了房子、娶了妻，还出版了《文坛剽客》、《老李飞刀》、《先锋余华》等８本专著。日前，徐林正对记者袒露了其从事自由撰稿职业的心路历程。  和许多自由撰稿人一样，徐林正也面临着诸多不公平的待遇 “我离开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厌倦了看别人脸色的生活，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渴望身心的自由。也正是从那时起，我有了做自由撰稿人的朦胧想法。我渴望‘落魄江湖仗笔行,独立苍茫自咏诗’。我相信，只要有笔在，任何艰辛的生活都会变成充满讴歌的吟唱。”在徐林正的描述中，记者感受到了他当年对梦想的渴望。 “我当时的所有积蓄有６０００元，这使我可以在北京很从容地游玩和思考。” 正式决定做自由撰稿人是１９９８年５月１日，此前，徐林正用２４００元钱买了一台传真机，在西苑挂甲屯附近租了一间带电话的平房。考虑到日后可能会经常搬家，又特意去双榆树邮局租了一个信箱。这样，就有了此后被很多编辑们熟悉的“北京双榆树邮局１７号信箱”。自此，这个信箱与徐林正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一张张面额从数元到数百元的汇款单成了他的“工资”。 徐林正告诉记者，从开始做自由撰稿人的那天起，他就把自己定位为“四独立”的自由撰稿人，即：独立经济、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独立采稿，也可称独立撰稿人。 “我这个人似乎凡事都喜欢争第一，当时我就想做中国独立撰稿第一人。我认为，要做独立撰稿人，必须经济独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思想和人格上的独立。为此，我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不向任何人借钱，不接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赞助。为了做到独立经济，我发奋写稿。仅２００３年，就发表、出版作品达５０多万字。至今，发表、出版的作品已经超过了１００万字。” 徐林正坦言，凡事有所得，必有所失。自由撰稿人是最自由的，不用费尽心机看单位领导脸色，不用挖空心思处理同事关系，不用每天早起上班，不用着装整洁举止得体。但自由撰稿人也是最不自由的，必须要看生活的脸色：小到一支笔，大到电话费、打车费、房租、饭费。 事实上，为了让稿件有与众不同的卖点，自由撰稿人必须独立撰写稿件，尽量采写独家新闻。徐林正那时的投稿对象主要是省会城市和一些地市级报纸。每篇稿件每次投２０多家媒体，每周一、三下午１４时到１７时，不少媒体会准时打电话来约稿。正是在理想与生活的重压下，他的《当代十大文坛剽客排行榜》、《八国联军侵华留下哪些文化后遗症？》、《人民文学诗歌奖为何颁给自杀者和精神病人》、《茅盾文学奖缘何矛盾重重》等一些视角独特、观点新颖的文化稿件，几乎覆盖了全国主要媒体。一篇好稿件甚至累计收到了上万元的稿费。靠这些收入，徐林正在颐和园边上买房、娶妻，过上了许多自由撰稿人梦寐以求的安定生活。 “与许多自由撰稿人相比，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坚持‘四独立’、不投机取巧，使我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获得了社会承认，并逐渐打响了自己的品牌。我与众不同的采访开场白：‘我叫徐林正，自由撰稿人……’也被越来越多的采访对象所接受。”谈及此，他显得异常兴奋。 “富得只缺钱了” 据记者了解，徐林正曾梦想做一名深入虎穴、揭露真相的记者。其实，即便选择做自由撰稿人，他仍旧未放弃自己的理想，仍旧坚持独立批评的声音。６年的自由撰稿人生涯，他写了“文化批判三部曲”：《文化突围》、《文化嘴脸》和《文坛剽客》。 其中《文坛剽客》出版于２００２年６月，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部专门研究剽窃抄袭的书”。书中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一些他经过深入调查的“文坛剽客”。该书出版后，《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南方都市报》等多家媒体均以显著位置报道了此事。 “我在做批评报道时非常注意收集和保留证据，以便使每一篇批评文章都言之有理，不怕对方打官司。对某些有身份有地位的批评对象，出于自我保护，我往往会‘留一手’，不把证据全部发表。在写《文坛剽客》一书时，我左边放着《民法》，右边放着《著作权法》。” 著名作家莫言曾在《文坛剽客》的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其实我们应该有一支和专业的记者相抗衡的自由撰稿人队伍，形成竞争，甚至是监督。许多记者的批评稿子往往因为某种原因遭到封杀，当然也有许多记者的不够水准的稿子因为近水楼台而得到发表。如果有一支健康的生气勃勃的自由撰稿人队伍，就能改变这种局面。在很多自由撰稿人看来，莫言的话是对他们的期望与肯定。 但现实情况是，在常人看来，所谓“自由撰稿人”似乎不是一个光彩的称谓，无论是新旧社会，自由撰稿人的阶层总是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其中就有一些依靠寻章摘句、移花接木生存的文坛剽客。 “某些自由撰稿人确实生活懒散、沉迷酒色、穷困潦倒，一些自由撰稿人甚至不惜移花接木、当‘包打听’、唯钱写稿……对于这些，我一直要求自己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向优秀采访对象学习，尤其是优秀的自由撰稿人学习。如自由撰稿人李敖和余华，他们一个在面对困难时永远保持微笑，一个在文学上特立独行、灵气十足。” “自由撰稿人无规律的生活，往往会导致身体状况不佳。我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将生活规律从熬夜改成了早起，坚持锻炼。２００３年９月，我参加了北大自行车协会，每周一三五训练。近期，我计划单骑走全国，一方面积累创作素材，另一方面充分享受骑车的乐趣。”徐林正说。 采访中，记者明显感到了徐林正对于自由撰稿这项职业的热爱。徐林正认为是自由撰稿使他变得富足，以至笑称：“我富得只缺钱了。” 渴望得到尊重 “博尔赫斯的那句话‘仿佛水消失在水中’非常符合我刚到北京做自由撰稿人时的情景。我没有工作单位，没有固定的住所，没有呼机，没有手机。我把自己扎扎实实地弄丢了，如同隐在森林的一片树叶，仿佛落在沙漠中的一粒沙子。” 徐林正告诉记者，做自由撰稿人以来，他时常有找不到自己身份的苦恼，有一种深切的精神上的苦闷和孤独。无论是在办信用卡、租用邮局信箱这样的生活琐事上，还是在做批评报道时，常被要求“开单位证明来！”在徐正林看来，这是对自由职业者、对公民个人身份的一种歧视。 尽管“十六大”报告明确了包括自由撰稿人在内的自由职业人员的身份，将他们同样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肯定了其合法地位。但实际情况却是，大部分自由撰稿人仍然遭遇着诸多不公平的待遇： 其一，自由撰稿人如同“无业游民”，这是整个社会的观念问题。在买房、办理信用卡、出国等方面，由于没有“组织”和单位，自由撰稿人的麻烦很多。 其二，写批评文章遭遇报复时，感到很无助。尤其是一些被批评的对象，常借助单位或团体的势力打压自由撰稿人，使自由撰稿人备感势单力薄。 其三，大部分互联网在转载稿件时，均不支付稿费，这对于靠稿费为生的自由撰稿人几乎成了致命的打击，导致不少人被迫改行。余下的一些自由撰稿人也只能依靠专栏写作维持生计。 “由于互联网的发展，１７号信箱的稿费单越来越少，但我依然习惯有空就去１７号信箱看看，17号信箱已经成了我永远无法割舍的朋友，如果我好久不去，它会寂寞的。然而，有一天，当我打开１７号信箱时，发现里面只有一沓厚厚的广告，而没有一张稿费单。那一刻，我突然有了一种如同自由撰稿人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的血卖不出去的恐慌。我担心自己如同许三观一般，花费心血的稿子突然没人要了，那种多年追求并喜欢的独立撰稿人的生活方式，可能就会突然失去！” |
| 都市自由撰稿人的生存状态透视 文/花房臻儿 来源：青年一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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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一定要经营你的长处；如果你除了写作之外一无所长，建议你还是先找一份职业。 4．用电脑写作：用E-mail发稿；第一次投稿时最好采用非虚拟方式，并且附上名片。 5．互联网并不能代替你的采访，也不能代替你订阅报刊。 6．“磨刀不误砍柴功”，要舍得多花一些时间研究你的读者，永远把读者当做你的亲人。 7．“地毯式轰炸”往往得不偿失，但是也“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投稿面还是宽一些好；原则上每家报刊只联系一位编辑，大报每个部门可以联系一位编辑；学会站在编辑的立场看问题；永远每次只寄一篇稿子；和编辑谈稿费，好比和你的科长谈工资，往往吃力不讨好，除非你是王蒙、王朔、王安忆。 8．写作和投稿都是“滚雪球”，着急没有用，坚持数年、十数年、数十年，必有奇效。 9．做自由撰稿人惟一一条比做官强的是：没有人命令你退休。 10．如果写作的过程本身并不能使你获得某种乐趣，最好趁早另择高枝。 |
自由撰稿人：一个特殊的写作人群 | |
本报记者 张振胜 | |
| 做了一年的自由撰稿人，王彦决定要放弃了：“压力太大了，最多再做半年，就要做别的事去了。” 王彦的压力主要来自经济上：“收入少，去年稿费只挣了8000多。” 在做自由撰稿人之前，王彦在中国散文协会上班，每月的收入最少也有2000多块。 那时他就开始写小说，但工作的束缚使他的创作很 |
| 自由撰稿人：文化圈里的“野生动物” |
|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8-12-04 |
稿费知多少 《合肥晚报》上曾发表过一篇短文《作家稿费揭秘》，如此说： 早先记者约王朔写稿，王朔的口气很牛：“你们报社给我多少钱？我写一个字5元钱，2000字就1万元。”当时记者吃了一惊，心想按这个标准，王朔也不要去“玩”影视剧了，光靠“码字儿”也发了大财。不信。后来，果然，最近王朔“息影”了，重操旧业，出书“卖字儿”，新作一本接一本。 写作者出一本书能赚多少钱？答案是：低的几千元，一般的几万元，高的达几十万元，甚至近百万元。能靠写书赚大钱的，一般是三类人：一类是金庸、王朔、余秋雨、易中天等知名作者；二类是赵忠祥、徐静蕾、白岩松等知名人士；三类是各类畅销书如《明朝那些事》、《鬼吹灯》等的作者（这类书的获利者往往是一个群体或数人）。而对于出版社来说，只要能拿到他们的作品，开机印刷，“就像印钞票一样”。 目前，出版社给作家稿费有两种支付方式：一是付稿酬，自前些年稿费调整以来，稿酬一般是千字40至150元。当然，一些报纸杂志为了约名作家的稿子，有时千字开到200至300元，稿酬最高的杂志可能是《知音》，千字能开到l000元；另一种方式是付版税，标准是8％至l0％，当然也要看作者，版税拿到20％甚至更多的也并不少见。所谓版税，就是作者拿的钱是按照上述比例，从总码洋中提取。 版税及书价一旦确定，作家拿多少钱就取决于印数，而印数取决于作家的知名度和作品本身的价值。贾平凹《怀念狼》的起印数是15万，王朔《美人赠我蒙汗药》是20万，余秋雨作品的起印数也相当高。以《美人赠我蒙汗药》为例，王朔的版税拿l2％乘以起印数和书价16.8元，他一本书能赚40万元之多。 当然，作者拿的钱当中，还应该扣掉个人收入调节税。 曾有传言，说赵忠祥靠《岁月随想》和《岁月情缘》两本书赚了200万元。当记者向他核实时，赵忠祥回答：“《岁月随想》赚的钱不到l00万元，还要上税；《岁月情缘》的钱也不是一下子就拿的，依版税是卖掉多少，出版社给结算多少。”这意思是说，差不多？ 还记得曾看过一篇文章，题目直截了当——“稿酬大战又起硝烟，千字纪实稿最高5万元”，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当下纪实类名杂志高稿酬情况： 近年来，随着报刊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稿费越涨越高，国家规定的稿酬标准自去年起也从原来的千字20元至40元增至千字40元至l00元。为了夺得好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吸引更多的读者，一些有实力的大报大刊不惜重金求稿。近日，广东省《家庭》杂志在其今年六月推出的“头条”征文大赛中宣布，自今年下半年起，凡在其杂志上发表的头条纪实稿件，可获稿费l.5万元，同时，还可以参加头条大赛佳作奖评选和每年一度的《家庭》佳作奖评选，一等奖的奖金分别为1.5万元和2万元。如果一篇稿件有幸能发为头条并同时获得两项大奖的话，那么这篇几千字纪实稿件的稿费可高达5万元！ 如此高的稿酬，在令同行咋舌的同时，也难免引起一些不景气报刊的叹息，这些报刊连支付国家的最低稿酬标准都有困难，要跟上攀升到如此之高的稿酬标准，显然力不从心。其实，以《家庭》、《知音》为代表的生活纪实类杂志的高稿酬制度由来已久，且一直实行，至今未变。他们就是用这种策略吸引了大量“好稿”（包括各种“内幕”、“猛料”、“惊险刺激”的内容），从而吸引读者，使发行量大大提升。发行量上去了，广告、利润也就随之攀升，付给“好稿”高稿酬就不在话下了。其实这也算是“良性循环”。 自由撰稿人的不自由 有一位自由撰稿人兄弟深有感触地说，所谓自由撰稿人，其实是“不自由撰稿人”—— 明明一个十分完善而能够把握中心命脉的选题计划，可只要老编一开口，你就不得不将自己心爱的东西大刀阔斧地宰得面目全非。而且，此过程中不得有半点杂音，否则你的东西就只有胎死腹中的厄运了。 我所遇见最为惨烈的事件，莫过于当一本书稿完成以后，通知你说选题计划有变，需重新写；等眼睛都看痛了，手打字都酸痛了以后，好不容易作如释重负状，兴致勃勃地交稿，得到的消息是此选题计划本社已经取消。完，所有的功夫全白费。 做“不自由撰稿人”已有好长一段时间，最大的感受是：忙和累。 “自由撰稿人”中的自由，大家都知道不过是写什么和什么时候写的自由。至于说谁给你发、发多大的豆腐块、给你多少报酬，那你可完全没有自由。 说实话，走自由撰稿人的道路是需要勇气的。 一位编辑说：我在文艺副刊干了l0年，我的很多作者都是放弃了固定的工作岗位而走上自由撰稿人道路的。他们最初可以说经年累月，连一分钱都拿不到。辛辛苦苦写出的文字最后连敝帚自珍的信心都没有了。况且那几年电脑还没有这么普及，誊抄是很费工夫的。 |
| [size=+2]职业调查：自由撰稿人 我要的是自由自在 | |||
| 胡雅杰 | |||
陈海燕 26岁 湖北人 1999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北京某中学任教一年后离职，成为自由撰稿人。 本期调查时间： 2001年3月12日 调查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日报》社院内陈海燕租住地 ★每个月可以挣到三四千元 ★每个月写两万多字 ★平常也做书，也许会有十几万的收入 ★纪实作品有不少是虚假的 ■您为什么放弃了正常的工作而从事自由撰稿？ 做自由撰稿人最重要的是自由，而在其他单位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人事关系的左右。同时自由撰稿人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收入也还可以。 ■您在学校时一个月可以挣多少钱？现在一个月能拿到多少钱？ 在学校时一个月能拿到一千三四百元，现在完全靠稿费，收入不固定，平均是两三千元吧。最多时一个月拿到过4000多元。 ■您现在主要给什么地方写稿？ 报纸、杂志都有。稿件的线索一个是自己去找，还有就是一些比较熟的报纸杂志的编辑给选题然后去采访。很多的关系都是慢慢建立起来的，我从大二的时候就开始投稿，那时在班里算高收入。 ■您现在每天的作息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一般是早晨8点多钟上街逛逛，感觉感觉外面的情况，或者看看书做点手头的工作。下午基本上会去采访，晚上在家写稿。 ■您作为自由撰稿人没有任何的相关证件，采访上会不会有困难？被拒绝过吗？ 我还从来没有被拒绝过。我一般都是事先与采访对象约好才去采访，如果需要去采访一些案件，就会找平时合作得好的杂志开介绍信。 ■您现在写的稿件都是按自己的兴趣写的吗？ 也不一定。我现在主要写两类稿件，一类是纯文学的，符合我的兴趣但不来钱，另一类是纪实的，我不太感兴趣但来钱。没办法。写纪实类的稿费高，可以拿到每千字200多元的稿费。 ■您每个月写多少字？ 大概两万多字吧。这稿费基本上就够我生活的了。我租房子每个月用600元，自己做饭用四五百元，再加上其它开销，肯定够了。 ■那您其他时间干什么？ 我正在与其他人一起做两本书，做好了拿到十几万应该没问题。说起来要想有钱也会很快。 ■现在所谓的纪实类作品据说有不少是虚假的，是这样的吗？ 有这个问题。虚假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些大型的杂志，他们刊登的作品主线是不失实的，但具体描写会失实。另一种是小杂志，刊登的作品杜撰、拼凑的就比较多了。 ■您以前做过这种事吗？ 刚出道的时候也做过，比如曾编造“我”是个女的，因为婚外恋离开了丈夫，经过一些挫折又回到了丈夫身边这样的故事。我现在早就不会这么瞎编了。造假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您知道在北京有多少纯粹的自由撰稿人吗？ 这不好统计，总在几百人以上吧。他们一般分几类，有专写小说的，有专写纪实作品的，有专门写纯文学作品的，也有给书商写书的。有的生活挺苦的，我很佩服他们，他们是纯粹为了文学理想在奋斗。 ■自由撰稿人一般会一稿多投吗？ 我是一稿多投但不一稿多发。这是我在大学时就定下的规矩。就是说一篇稿子会同时给几家投稿，谁先决定用我就会告诉其他家不要再用了，这有一个信誉问题。 ■您觉得什么人才能做自由撰稿人？ 我觉得自由撰稿人应该首先是个记者、编辑，同时也该是个作家、思想家，但在我国这一点很难达到。因为严肃的东西市场小，稿费低，通俗的东西市场大，稿费高，大家为了生存只好屈就市场。自由撰稿人的素质相应也越来越差。这挺可悲的。 | |||
| 《北京青年报》 2001年4月09日 |
谢泳 丁东：论自由撰稿人——以王小波为例 |
| 标签： 王小波 |
| ● 谢泳 丁东 |
| 一、作为自由撰稿人的王小波 作为小说家，王小波的作品并不晦涩。但真正进入他的小说世界，并充分地理解其价值，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目前的情况下，在理解作为小说家的王小波之前，我们想先在理解作为自由撰稿人的王小波方面作一些尝试。我们认为，这是走进王小波的精神世界必须穿越的一扇门。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把视野放远，先回顾一下中国自由撰稿人的坎坷历程。 自由撰稿人，在当今中国，这个概念具有特定的含义，主要指不隶属于固定工作单位，没有固定工资收入，又以写作为职业和经济来源的人。而在英文里，自由撰稿人Ｆｒｅｅｌａｎｃｅ，与我们国内通常的理解有所区别，它是指未签约的自由作家。在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度里，自由撰稿人都是一种正当的职业。在发达国家，作家、记者、学者中的一个相当的比例，是自由撰稿人。他们这种自由表达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比如英国诗人弥尔顿就提出了这样的理念：“富于自由精神和天才的人，他们显然生来就宜于研究学问，而且是为着学术本身而爱好学术；他们不为金钱和其它的目的，而只为上帝和真理服务；并且追求一种流芳百世的声名和永垂不朽的赞誉，这是上帝和善良的人们对于出版书籍促进人类福利的人乐于赠与的”(弥尔顿：《论出版自由》中译本27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自由撰稿人的产生，是伴随着市民社会而来的。较为成熟的市民社会，才有公共空间。而公共空间，是自由撰稿人生存的起码条件。 ( 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自由撰稿人这种称呼，但文人无非两种可能，一是入仕作官，二是在野为民。虽然士的普遍理想是入仕，但隐逸山林的自觉者也不鲜见。还有不少文人入仕不成，于是舞文弄墨，一吐胸中块垒。如曹雪芹、蒲松龄等人笔下的千古不朽之作就是这样产生的。但古代中国还没有形成在野文人卖文为生的社会机制。曹雪芹文章写得那么好，仍然是举家食粥酒常赊，所以，他们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撰稿人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自由撰稿人在中国几乎是与现代新闻出版业同时诞生的。自由撰稿人存在的首要条件是一定程度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而在未有电子媒介之前，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表现方面就是新闻出版自由。在中国，民间办报是从一些受西方思想影响的进步士绅开始的。１８９５年，康有为、梁启超和其他几位具有改良思想的士绅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并创办了《中外纪闻》，由梁启超和他的朋友麦孟华撰写有关时事方面的文章，不久便在北京的士绅官员中广为流传，最多时发行三千份左右。第二年，在黄遵宪的推荐下，梁启超又开始了他著名的《时务报》笔政生涯(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４４－４５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 8月出版)可见，当时已经具备了自由撰稿人的生存空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件专律》中规定：“凡欲以记载物件出版发行者，可向出版发行所在之巡警衙门呈请注册，其呈请注册预备两份，并各详细叙明记载物件之名称，或定期出版或不定期出版，出版发行人之姓名、籍贯及住址，出版发行所所在，有股可分利人之姓名、籍贯及住址，及各种经理人之姓名、住址”(刘哲民编《近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２－３页，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12月版)。对于违反者的处罚规定为：“所科罚锾不得超过银一百元，监禁不得超过三个月”(同上)。这说明清末建立的新闻出版的法规也是相对宽容的。20世纪初，西风东渐，在上海等商埠，现代新闻业和出版业已经发展起来。于是，出现了一批以自由撰稿为生的文化人。其中从事通俗小说写作者开了以大众文化为主要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先河，而以宣传社会革命或社会改良、开展启蒙为主旨者则成为以精英文化为主要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先驱。现代商业书局和期刊的出现，也使得文人有可能选择自由撰稿人作为自己的谋生方式。吴福辉在一篇讨论现代期刊的文章中谈到：“中国期刊的稿酬正式成为制度，据说始于《小说月报》。该刊1910年创办时，即首订征文条件：‘凡投稿中选者，分四等酬谢：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四元，丙等每千字三元，丁等每千字二元。’当时的物价，查鲁迅最早1921年的日记，《李太白集》一部四册是2元，三人在广和居吃顿饭是3元，到日本医院看病，初诊费是2元，比较贵的是洋行的领结一个6角5分，进口皮鞋一双5元4角。 可见商务的报酬，足够养育一勤奋的作家了”(吴福辉：《三十年代人文期刊的品类与运作》，《东方》1996年6期，22页)。 ( 从新文化运动，一直到40年代末，中国文化舞台上自由撰稿人一直十分活跃。许多大文豪、 大学者和著名报人都充当过自由撰稿人这种社会角色。从鲁迅起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当时民间的书局、报馆可以合法存在。文化人只要愿意，并有一定资金，就可以创办各种形式的报纸、杂志、通讯社。国民党政府统治下虽有严酷的限制，查封报刊也是常有的事，但毕竟从制度上和法理上没有否定私人的出版权利。比如，1930年的出版法即规定：“本法称发行人者，谓主管发售或散布出版品之人”(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法史料》乙编510 页，中华书局1955年版)。民间报刊存在的合法性，不但使得一般的自由撰稿人拥有了生存与生活的空间，就是一些职业革命家，也可以靠自由撰稿维持日常生活。夏衍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我的生活靠稿、版税，除了皖南事变后中央要我从桂林撤退到香港，组织上给我买了飞机票，以及1946年恩来同志要我去新加坡，组织上给了我一笔旅差费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卖文为生”(夏衍：《懒寻旧梦录》611页，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以至他 担任上海市军管领导成员后，被问及每月从组织上领多少小米，竟无法回答。 ( 从50年代初起，所有文化人都被编入单位，成为报社的记者，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电影制片厂、电视台和剧团的编导，国家办的各种研究院所的学者，文联、作协的专业作家，各类院校的教师等等。虽然职业的名称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于单位的人身依附性。工资从单位领，住房靠单位分，职称靠单位评，职务靠单位提，看病靠单位报，出门须单位批……总而言之，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命脉掌握在单位领导的手里，人首先是单位的一员，然后才是他自身。只有主动放弃工资的巴金、主动放弃单位的傅雷和称病回避编入单位的无名氏等极个别的文化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单位人”的例外，自由撰稿人这一社会角色在中国大陆上逐渐完全消失。 自由撰稿人重新出现的萌芽要追溯到“文革”。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在红卫兵运动期间，曾经自发地办了很多小报，其内容虽然多属幼稚的革命狂热，但也不无精彩的文章，比如遇罗克的《出身论》就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而这张小报不过是几个青年学生自己办起来的。青年人随便办报的好景并不长。大约一年多的时间便被官方禁止，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自由表达思想的冲动还在，他们在上山下乡等运动中被分散到农村、农场、工厂等非文化部门，于是在做工种田之余，又拿起笔来。其中一些人，只要能够维持起码的温饱，便把这种自发 的写作当成了主业。于是，产生了一批自外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下文学、地下学术。杨东平 在《城市季风》中这样描述：“前红卫兵把他们的组织行为和活动方式也带到农村。在陕西、 山西的一些知青点，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版油印的知青刊物，相互交流和联系。知青之间进行有目的的跨地区的访问、串联和考察。更大量的是通信交流，是在每年冬天返回北京之时。在众多的家庭聚会中，他们讨论交流各自的思想成果。大约在1970年冬季，在北京知青的‘政治沙龙’中刮起了所谓‘张木生旋风’。张木生是1965年自愿到内蒙插队的北京知青，他的‘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大胆接触了当时的现实，他明确表示反对‘学大寨’，鼓吹‘三自一包’，后来被打成反革命。这可能是这一代人中研究农村问题的最初努力和开端。在冬天的‘沙龙’中传播过和引起重视的思想成果，现大多难以确知，据说，包括赵京兴的《历史哲学》，以及徐浩渊进行的社会调查等”(杨东平：《城市季风》417页，东方出版社1994 年版)。多少年之后回过头来看，其中一些作品竟成为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极宝贵的一页。当然，这些作者当时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一种新的社会角色自由撰稿人的萌芽。因为当 时不管持什么思想，都不可能通过撰稿本身直接获得经济收入以维持生活。整个“文革”期间，取消了稿费。投稿甚至需要加盖公章，否则编辑部无法为不相识的作者承担政治责任。自由撰稿人的重新出现始于70年代末。当时出现的自发刊物的作者之中就产生了一批具有自觉意识的自由撰稿人。这些自由撰稿人虽然数量不是很大，在当时也没有条件以自由撰稿为生，但自由撰稿人独立的精神品质就是在他们身上开始再生的。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是参与体制内的改革。因而那些在社会上威望较高、影响力较强的知识分子往往寄希望于对政府的改革进程施加积极的影响，其存在方式一般仍是在单位的角色规定内活动。他们的身份仍然是作家协会的作家、研究机关的学者、大学的教授等等。 (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自我意识加强。他们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我的价值由我自己决定，我的存在靠我自己证明。在这种背景下，更多的文化人摆脱了单位的束缚，走上了自由撰稿人的道路。 ( 王小波是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于1992年辞去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职成为自由撰稿人的。他的选择有一种象征意义。虽然他不是最早选择自由撰稿作为生存方式的人，但在自由撰稿人中，他是最有自由知识分子自觉性的一个。他清晰地意识到在目前的生存环境中，选择自由撰稿人的生存所能享受到的思维的乐趣。他的妻子李银河这样回忆：“小波作了自由人后的感觉非常强烈，就是觉得太好了，是那种自由了的感觉。接下来不是有人将自由撰稿人干脆就简称为自由人吗，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用不着按点上班，用不着去处理人事关系。在中国哪个单位都有这些事。小波这个人也不是太擅长人际关系的，所以从他这个人的个性和他 需要的时间、需要的生活状态来说，做自由撰稿人是他最喜欢的生活方式”(艾晓明、李银河编：《浪漫骑士》199－２００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7月版)。他也清晰地意识到他 的选择，意味着他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分子开始发言。他在临终前最后一天给远在美国的 朋友刘晓阳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 我正在出一本杂文集，名为《沉默的大多数》。大体意思是说：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从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一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 就从我辈开始。是不是太狂了?(艾晓明、李银河编：《浪漫骑士》42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年7月版) ( 这既是王小波最后的遗嘱，也是理解王小波人生选择的钥匙。 二、自由撰稿人的表达空间、传播空间和市场空间 《沉默的大多数》和《思维的乐趣》，是王小波生前为自己两本随笔集所拟的标题。理解王小波，就不能不先弄清“沉默的大多数”的含义。而“思维的乐趣”，不过是思想自由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他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写道： ( 谈到思想的乐趣，我就想到了我父亲的遭遇。我父亲是一位哲学教授，在５０、６０年代从事思维史的研究。在老年时，他告诉我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如同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惧。他一生的探索，只剩下一些断壁残垣，收到一本名为《逻辑探索》的书里，在他身后出版。众所周知，他那一辈的学人，一辈子能留下一本书就不错。这正是因为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国人的思想搞得彻底无味。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只有很少的人觉得思想会有乐趣，却有很多的人感受过思想带来的恐慌(王小波：《思维的乐趣》２－３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 虽然讲的是父亲的经历，但又何尝不包括自己的感受?王小波直到去世，仍有大约半数的作品未能与读者见面。无论是“沉默的大多数”，还是“思维的乐趣”，说到底，还是是否拥有表达空间和传播空间这个问题。 ( 自由撰稿人的生存，需要一定的表达空间。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存在自由撰稿人的表达空间的。当时的舆论空间里只有一种声音，用当时的一句流行口号来形容，那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九亿中国人，只有一张嘴有发言权，其他都是留声机。70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否定了“两个凡是”，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而否定了历史上多次“左”的错误，这就从深层上粉碎了现代迷信和个人崇拜。从对现代迷信的信仰危机开始，中国人的思想空前活跃，价值观走向多元化。自由撰稿人在这种背景下得以公开走上舆论舞台。自由撰稿人群体之所以能够日益扩大，不止要依赖于一定的表达空间，更依赖于一定的传播空间。传播空间实际上就是市场空间。据李桂海估计，全国现有２０００多种报纸，“一年用稿量1200亿字”。如全国有20万从业记者，“一年也只能写500亿字的稿件，还有700亿字要依靠社会供稿”。他归纳，社会的供稿者大体有三类：一是学者、专家和作家，二是特约记者和通讯员，三是所谓的“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是稿件市场的产物。最早的自由撰稿人出现在江、浙和辽东半岛的一些小县城，现在条件好的大多已进入北京、上海、广州等信息灵通的大城市。他们多以写报告文学和纪实新闻为主，对象以文艺体育明星为目标，有的还购置了电脑，收集了某一方面比较齐全的资料，所以他们已经变成某一方面新闻写作的权威和专家。他们一般一个月能写几万字的稿件，投稿的命中率也较高，稿费都在千字百元以上，所以一个月下来，也有几千元的收入。”“报纸如果一年需用外稿700亿字，按千字 20元标准计算，共需稿费14亿元，假如其中有１／１０是自由撰稿人所写，是１４亿元。 按一个自由撰稿人一年平均3万元稿费的收入，可以养活４０００多自由撰稿人。如果再加上图书与刊物的用稿，大约可以养活万人的自由撰稿人的队伍。从现在看，全国以稿费为生的自由撰稿人估计不足千人，所以随着图书报刊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这支队伍还会扩大” (李桂海：《抢好稿：新一轮报刊竞争》，《北京青年报》1996年4月10日3版)。 () 目前中国大陆的自由撰稿人的创作成果大致可分为四类：大众文化消费品、纯艺术作品、纯学术作品、社会见解的独立表达。第一类以大众文化为基本取向，后三类以精英文化为基本 取向。 ( 大众文化消费品的表达空间虽然还达不到随心所欲的地步，但它的传播空间和市场空间连意识形态话语也难望其项背。由于作品的巨大市场效应，这些大众消费品的生产者靠自由撰稿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同时接受者也空前广泛。 ( 以精英文化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表达空间虽然并不狭窄，但其传播空间和市场就不能与大众文化的生产者比肩了。目前，中国大陆以精英文化为主要价值取向的自由撰稿人大致有如下几条表达渠道。 ( 一、出书。一些自由撰稿人已是拥有广泛读者的知名作家。他们的书虽然决非大众文化，但在市场上仍可盈利，所以出版者积极性很高。自由撰稿者也能获得相应的收入。 () 二、在精英文化圈子里的刊物发表。 三、在报纸的副刊、星期刊、周末版发表。这些报纸版面本身的性质是大众文化。但有一些有眼光的报社，如王小波经常撰稿的《南方周末》等，也辟出随笔专版或其他专栏，面向知识分子，用精英文化提高自身的品位，这在无形中也给以精英文化为主要价值取向的自由撰稿人提供了传播空间。 ( ) 四、中国的改革开放，造成了许多国内外信息传播的渠道。社会的变迁，已经使知识分子不再视在海外发表文章为畏途。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报刊和出版机构也需要和欢迎来自中国大陆的真实信息。挣国外的稿酬也成为一些自由撰稿人衣食无忧的保障。 ( 西方社会中的自由撰稿人，主要强调的是不按团体的路线自由行动的人，是未签约的不属于任何公司的那些人。这种自由撰稿人只有在已经完全实现言论自由的体制内才可能出现。 ( 当然，为市场写作并不等于自由。市场规律本身意味着另一种不自由。文化产品的消费者有自己的口味，完全不照顾消费者口味的文化产品是没有市场的。因此，为市场写作本身潜伏着驱使撰稿人媚俗的诱惑。有一位名叫何顿的自由撰稿人曾这样表达自己的选择：“我是一个好作品主义者，绝不愿意生产读者读了就迅速忘记或者根本就读不下去的‘文字垃圾’。我写每一部小说都是抱着极认真的态度去写，这是因为我确实特别喜欢干文学，而且深深觉得文学是我目前的一切!我要是对文学不认真，我就是彻底背叛自己了。我纯粹是要吃饭才写作，而且不但自己要吃饭，还要靠写作养一个今年要读一年级的女儿，附带还要养老婆，因为老婆工资很低。所以我很勤奋，必须每天写才会有饭吃。我没有工资可拿，我的每一分钱都是面对电脑干出来的，哪里稿费高，我就往哪里跑”(何顿：《写作状态》，《上海文学》 1996年2期，３７－３８页)。金钱的压力会使许多自由撰稿人为了赚钱，于不知不觉中放弃精神王国的跋涉，而滑入对大众文化消费潮流的拼命迎合之中。这对于以大众文化为价值取向的撰稿人来说顺理成章，但对于以精英文化为价值取向的撰稿人来说，却无异于失去自身。王小波没有迎合，但他的特殊性在于，他在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李银河回忆：“说到市场这问题，我们是讨论过的。文学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纯文学，一种是娱乐性的。就像电影也分两种：一种是纯艺术片，一种是商业片。娱乐的和严肃的这两种东西之间有明显区别。做纯文学的人在世界各国都是最穷的。你要是打算走这条路，你就别打算发财。所以他经济动机可以说是没有的。再有我们确实也没什么后顾之忧，哪怕他一分钱不挣我们也能活下去。做纯文学是他一生的宿愿”(艾晓明、李银河编：《浪漫骑士》２００－２０１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7月版)。这一点，目前国内多数自由撰稿人还做不到，或者说还没有条件。从长远看，对自由撰稿的制约因素将主要来自于市场。 ( 自由撰稿人在中国大陆的出现和发展，有如一只报春的燕子。虽然他们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影响力还比较小，但用发展的眼光看，其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王小波虽然过早地去世了，但他无愧为90年代中国出现的自由撰稿人的优秀代表。人们从他的选择中，看到了某种希望。这正是他去世后引起从事各种专业的知识界人士的真诚悲痛与长久思考的重要原因。( ) |
| 文章内容 | 90年代的一些媒体之所以能够火起来，从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们：自由撰稿人。 这是前所未有的一帮人，一支钢笔，一台电脑，是他们全部的武器，他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南征北战，纵横捭阖，频频向记者和作家的专利问鼎。稿子一篇篇地抢占了报刊版面，倒让那些“正规军”哑口无言。 由于他们，中国报刊清汤寡水的局面打破了，文人“穷文富武”的现实改变了。虽然主流文坛从不正视他们，但他们仍然骄傲地把“自由撰稿人”五个字印在名片上。他们中，有来京朝圣的“文青”（文学青年），也有求职无门的大学才子。可以说，一个自由撰稿人，就是一部当代生活的心灵史，时代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无不在他们的生存状态中得到昭示。 布满神秘色彩的自由撰稿人群落，是现代都市中一道引人注目的亮丽风景。 有人说，当一名自由撰稿人，只需要“麻、辣、烫”三大件就行了，所谓“麻”就是行文要尽力迎合大众口味，哪怕搞得肉麻兮兮也在所不惜；所谓“辣”，就是要手段老辣，别人不敢写、不会写、不屑写的题材，也要大胆去写；所谓烫，就是要抓热门题材，什么演艺明星、公众热点、奇闻轶事，都要及时反映在笔下。此话虽然偏颇，但从某种程度上，也确能反映了当代自由撰稿人的生存状态。 一夜之间他杀出重围 在北京自由撰稿人中，最值得深思的“个案”也许当数杨光，在我们采访的自由撰稿人中，他占了几个第一，年龄最小（23岁）、学历最低（小学文化）、速度最快（从写作到发表处女作不到六天）。当这位来自大西北的电脑评论家坐在我们面前海阔天空时，我们还以为他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想不到他说：“哪里，我只是放羊娃的出身。”我们以为他只是幽自己一默，想不到他全是实话实说。 杨光出生于宁夏平原一个封闭的山村，由于从小性格与环境格格不入，初中才上了一个多月就退学回家，这一“出格”举动自然无人理解。 无事可干，他放着家里的几只羊，想象着只在电视上见过的现代都市。几年后，他怀揣四十多元钱，把理想的羊群放牧到了北京。刚到北京时他还没见过真正的电脑，甚至在北京的最初两年里，电脑也只能是他的梦中情人。他换过若干工种，吃过不少苦头，所挣不多的工资全都买了电脑书籍和报刊。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预备购买电脑的小老板请他当购物参谋，在中关村，杨光验货侃价大刀阔斧，竟省下了两千元。客户大悦，杨光也就挣了平生第一笔“大钱”：800元。他又东拼西凑，买了一台二手386。他想借此机会多做一些电脑生意，但对身无分文的他来说，“空手套白狼”只能是画饼充饥。百无聊赖，把自己的电脑派上了用场，他把学习电脑的心得体会整理出来，投寄几家报刊，想不到不出一周就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到月底，十来笔稿费汇到他名下。歪打正着使他信心大增，在毫无心理预备的情况下，他做起了自由撰稿人。 由于初次出道，路径不熟，他一下子撞上了“黑客”。常跟他打交道的一家报刊发过他六七篇稿，但到结稿费时却一拖再拖。一个偶然的机会杨光发现，这是一家挂在其他报社名下的“皮包报社”。直觉告诉他，自己的一千多元稿费有可能鸡飞蛋打。 他多次去找责任编辑江×，对方置之不理。他又到报社财务室去查，会计说稿费已经被江代领。杨光索要，江避而不见，他找主编，主编也推三推四。 在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杨光苦思对策。在零下十多度的冰屋子里，一个念头使他浑身发热。告状！他买回大量法律书籍，并找了律师，写了诉状。在诉状中，他并不像其他原告那样狮子开口漫天要价，而是一分不多一文不少，只要自己的一千多元，但是他的另一条款却破了中国纪录：要求被告在包括中心电视台在内的一百家媒体上公开向他道歉。 一纸传真发到报社，一切迎刃而解。在“最后通牒”期限内，拖了两个月的悬案顺利解决。 此事在北京传开了，再有报刊跟他打交道时都开宗明义：“我们是正规报刊，不会拖赖你的稿费”，有些报刊还开绿灯，预支稿酬。 一切都像是个神话，仿佛一夜之间，杨光杀出资历的重重包围一举成名，创造了一个信息时代自学成才的奇迹。自1998年10月至今，他的论文接二连三被《北京青年报》、《网络世界》等四、五十家报刊发表，并被《电脑报》、《作家文摘》等多次转载，有的刊物还特辟专栏连载他的自传。他的论文涉及软件、硬件、网络、企业文化等多个领域。现在，杨光正在构思两本书，一是长篇自传《从牧童到作家》，一是《给比尔?盖茨上课》。 对这两本书的出版，他并不着急，他预备在即将建立的个人主页上连载。 没有路费的“独立制片人” 与杨光比起来，林教头要倒霉得多。虽然出道多年，林教头却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林教头毕业于安徽某大学政教系，做过几年中学教师。上班期间，就一直因为“不务正业”遭到四周人们的孤立，穷乡僻壤，只有发表过的几个屈指可数的中篇是他的唯一安慰，一本省作家协会会员证为他带来不大不小的名气。可惜有了上顿没下顿的稿费只是一种饿死肉体撑死精神的幻像，加上学校工资时不时要延期才能发下来。他索性把目光对准了北京。他 没有冒然辞职，而是请了长期病假。北京的确是个布满竞争的城市，但这里的竞争远非他想象中的优势竞争，劣势竞争也时时显山露水，一个人的能力跟机遇并不是正比关系。他在公司写文案，妙手文章自是赢得老板称道，然而到发工资时却并不比几个只会溜须拍马的闲人更多。他像误入白虎堂的林冲，一怒之下，他跳槽来到另一家公司，以期工作环境的改变能为自己带来好运。想不到这样做的结果是每况愈下，天下老板一般黑。老板的面孔像走马灯一样在他面前飞来飞去，他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婆家”，兜里的银子反而比刚来北京时更少。 上班实在让人疲惫，他无比渴望回到写作中去。在一间只有七平米的小屋里，他啃着馒头榨菜苦干了两年，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终于杀青。他兴冲冲去找出版社，但在十几家得到的答复全都一样，经济风险太大，出版费用得由作者自己负担。这时有一个好心的编辑给他出谋划策，说书稿卖给出版社作者吃亏，有经验的作者都是自己找投资，到时候作者自己可以拿百分之十的版税。林教头去找了几个书商，但人家看都没看稿子就拒绝了他。林教头犟劲上来了，你们不出，老子自己出！他到印刷厂一打听，发现出书利润极大，一本售价二十元的书，成本只有四块钱，按一万册算，每本可以赚十六万！林教头茅塞顿开，四处活动借钱，老家的亲友都以为他在北京发了大财，竟然都肯借给他。八万元到手，房东也对他刮目相看，也拿出两万元存款入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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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继芳
隐伏在各种媒体背后的自由撰稿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被贴上了时尚的标签，归入了SOHO一族，与弹性工作制、无纸化办公、休闲私生活和高薪酬阶层放在一起等同齐观。但是，在真实生活中，这些另类职业人的生活状态究竟怎样?在网上几个自由撰稿人聚集的站点，笔者通过与他们的对话和浏览论坛的发贴，悄悄掀起了“自由撰稿人”这层光鲜的时尚盖头，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地认真打点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