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人更进而提倡师法清学,按照当代中国学者同样的方法与观念治中国学术。伯希和时代西方汉学的成熟,以整个欧洲学术的发展为背景和依托。19世纪下半叶以来,实证史学在欧洲占据主导,受科学化倾向的制约,考古和文献考证日益成为史学的要项。法国势力最大的写实派史学家古朗日(Fustel de Coularges)声称:"在最细密处去直接解析遗文,只相信遗文所指出的意义" 。这种重视文献与考古的研究,使汉学逐渐脱离以往的两种偏向,即不通中文只据西文的道听途说,和虽识中文却不加分析的以讹传讹,与清学颇为接近,但核心仍是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用以研究中国,往往有失文化本色。以中国固有方法整理文化遗传,不可或缺。受导师的影响,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人留学北京,实地学习中国的学术方法。
与伯希和、高本汉、马伯乐等人久为中国学者所称道的情形相反,葛兰言以社会学方法解析中国古史的创新,在中国本土却长时间反应平平。1929年其《中国上古文明论》出版后,更引起强烈批评。1931年,丁文江在英文《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第15卷第2期发表长篇评论,对葛兰言的著作乃至人品予以严厉抨击和讽刺。丁氏虽不是史学专家,但是地质学家兼通文化人类学,对中国上古史颇有研究,而且此文如果不是与傅斯年等人讨论的结果,至少写作过程中得到后者在文献等方面的帮助。后来傅斯年称赞道:"凡外国人抹杀了中国的事实而加菲薄,他总奋起抵抗,……论学如他评葛兰内的文,都是很有精彩的。" 可见此文代表当时中国史学主流派的观点。王静如说葛的"观念很有些和国内大学者意见不同",或即指此。此后直到1939年,杨 才在英文《燕京社会学界》(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撰文介绍葛氏的学历师承方法,并对丁文江的批评有所回应。1940年代,杨 又在北京的中文《社会科学季刊》连载内容更为详尽的《葛兰言研究导论》。王静如于1943年在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演讲《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也重点介绍了葛兰言的学术方法。但是代辩诸文发表于日本占领时期,与大后方的学术联系基本隔绝,远不及丁文的影响深远。所以杨 不无认真地称葛兰言之名不显于中国,是不幸遇到了丁文江这样的对手。
使战后国际中国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人物,是被称为"美国中国研究开山祖"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欧风美雨经过一轮对垒,显出后来居上之势。然而,如果说葛兰言只是研究方法脱离中国历史及史学,费正清则在将汉学研究重心由古代下移到近现代并应用社会科学方法的同时,本质上有全面退回沙畹以前欧洲传统汉学的弊端,尽管表面看来更具现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