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和反思（葛景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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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和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和变化，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处于从研究观念到研究方法的转型期。概括起来可划为四个阶段：渐变期、突变期、一元发展期、多元开放期。 一 二十世纪初至五四（1900－1918）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转型的渐变期。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新时代的发轫期。 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学术界，弥漫着浓厚的信古、崇古之风。几千年来的学术思路基本上是沿着“注经”和“解经”路子，遵循着“注不破传”和“疏不破注”的尊经信古的原则，没有大的发展。虽说十三经的注疏洋洋几百万言，但都是阐述“圣人”的思想，作者本人不敢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即使是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也是打着对经书注释的方式，来贩卖自己的“私货”??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的。如北宋的王安石，清代的戴震（注：王安石著《三经新义》借训释《诗经》《尚书》《周礼》来阐述他的变法思想。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借训释字义，批判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坚持“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哲学。）等人，他们的新思想和新见解都淹没在对“圣人”思想的注疏中。在文学研究方面也是如此，对诗歌、散文、戏曲和小说的研究，大都体现在学者对诗文集和戏曲小说的注释和评点中，既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科学的说明，只能是科学研究的资料，而不是学术研究的最终成果。清代乾嘉学派的考证，算是比较接近历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了，但也只是“准科学”，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于受到维新变法思潮的影响和西学东渐的沾溉，才有个别先知先觉的思想家和学者打破了旧的治学框子，尝试着用新的治学观念和方法，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做了新的试探。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梁启超和王国维。 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为推行其政治维新的学说而提倡“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他论诗能以西方诗歌与中国诗歌对比，主张中国诗歌革命以“旧瓶装新酒”，“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注：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1页。），并首先将“理想派”和“写实派”的西方文学流派的概念用于中国的小说批评中（注：参见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号（1902年11 月）。）。在五四以后，他写专文以人格和文格来论述屈原和陶渊明（注：参见梁启超《屈原研究》，《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1月9－15日；《陶渊明》，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从情感的角度来分析杜甫的诗歌，以“情圣”的称号以取代“诗圣”的称号来推戴杜甫（注：梁启超《情圣杜甫》，《晨报副刊》1922年5月28日。）。 梁启超虽不以古典文学研究为主业，但他能以西方文学观念来观照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以其当时的地位和影响来说，实为开风气的人物。王国维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是一个首开风气的人物。他第一个运用西方美学的观念研究《红楼梦》，写出了《红楼梦评论》这样具有近代美学意义上的论文，并首先将戏曲做为中国正宗文学来研究，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宋元戏曲史》。他的《人间词话》在中国古代美学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开拓，是中国新美学的奠基之作，其中提出中国诗歌“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注：《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1页。）， 书中引入西方 “理想派”与“写实派”的文学观念，来解说本国诗歌的不同流派和创作方法，并在借鉴西方美学观念的基础上，根据中国抒情文学传统，提出“境界”之说，开辟了中国美学新概念，是一部中西结合研究中国诗歌美学的杰作。梁启超和王国维首先给古老的中国吹进一股新鲜空气，其时虽未能蔚然成风，影响的范围还不大，但却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 二 五四运动至解放初（1919－1949）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转型的突变期。 五四运动如一阵狂飙，将西方文化的新思潮，吹进了当时依然是闭关锁国的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它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对中国的封建文化进行了猛烈而强有力的批判。西方文化的新观点、新视角、新思路和新方法，像潮水一样冲击着中国固有的学术观念，打破了中国惯有的学术套路，运用大胆怀疑的理性精神和逻辑实证的科学方法，对中国的传统学术和文化进行反思，从整体上重新审视、清理和重建了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中国的科学研究，只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才逐渐地建立起来。 在学术方面，出现了疑古思潮，主张重新审视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传说中的上古史提出怀疑（注：五四时的疑古派以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为代表，他们的主张都集中体现在他们所编的《古史辨》中。）。对先秦的经书、诸子的真伪和出现的年代进行重新审视，对几千年来的崇古信古之风针锋相对地进行大胆批判。在文学研究的领域中，如对上古传说中的三皇、五帝、黄帝、尧、舜、禹是历史或是神话传说的争论，对孔子是否删《诗》的争论，对屈原其人之有无的争论，对李白是汉人或是胡人的争论，对《水浒》成书过程的争论，对《红楼梦》是影射或是自传的争论等，及对旧的经典进行重新认识，都是受了五四怀疑和批判的民主精神的影响。 五四的科学精神则表现于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中大量引进了西方科学研究的新概念和新观念。如对学科的区分和界定，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文史哲是不分的，文学研究一向是经史的附庸。西学东渐以后，文学研究才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同时，新的科学方法的引进，也增加了研究的新视角，扩大了研究的视野，改变了研究的方式。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过去一直是注释式、评点式、诗话式或诗文选式的方法。新的研究方式则采用现代的论文和专著的形式，以全局审视来代替零散的、局部的、对具体作的个别的品味，以理性的把握来代替直觉的、感性的体悟。运用归纳、演绎和推理的科学方法，极大地开阔了研究的视野和研究的力度，超越了对具体作品的依附，增强了思维的逻辑性，使思想和认识进行条理化、系统化和科学化。 新方法引进了西方的逻辑学、美学、文艺心理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文本学、接受美学等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尤其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引进，以历史的、审美的、文化的各种视角来观照文学现象，以辩证的观点来研究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发展的观点来观察事物的动态变化，有益于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性。 五四运动以后的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中期，是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这是一个名家辈出的时期。如前所说，梁启超和王国维是在五四前开二十世纪学术新风气的人物，但他们在五四以后的学术活动也很活跃。同时又出了一批像胡适、鲁迅、陈寅恪、闻一多、郑振铎等大师级的人物。 胡适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不但倡导了中国的白话新文学，对中国历代的白话文学也有深刻地研究。他受进化论的启发，用“历史的演进法”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考证出这些小说故事是在历史流传中逐渐丰富起来并经过多次加工成书的。他用自传说来解释《红楼梦》，考证曹雪芹的家世，对索隐派的旧红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从而建立了新红学，直开俞平、伯等人的《红楼梦》研究的先河。胡适自称自己是一个有“考据癖”的学者，他的考证既继承了清儒家法，同时也受了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他所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影响了五四之后的整整一代学人。 鲁迅在“取英美之新说，探其本原”（注：鲁迅《题记一篇》，《鲁迅全集》卷八，《集外集拾遗补编》第332页。）思想的指导下， 在收集中国古代小说的基础上（他集辑有《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等书），写出的中国第一部小说史《中国小说史略》，至今仍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圭臬。他的《汉文学史纲要》观点和见解之犀利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关系》对文学与世态关系研究之深刻，其通识卓见，至今仍是少有可及。 陈寅恪是一个能掌握和运用八种文字的中西贯通的渊博学者，是他首先发现，南北朝时对中国语言的四声之研究是受梵文唱呗影响的结果（注：见陈寅恪《四声三问》，《清华学报》九卷二期。）。他的这个独特发现，对中国音韵学的研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他的中外古今的“通识”，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别有会心。他的《元白诗笺论稿》（成于40年代而出版于解放初），以诗证史，以史解诗达到圆融无碍的地步。他的博识和会通功夫，只有后来的钱锺书才能步其后武。 闻一多运用考古学、语言学、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方法来综合考察与研究中国上古神话、《诗经》和《楚辞》，破译了许多难解之谜。闻一多对唐诗研究有一种高屋建瓴的眼光，他用审美的眼光从文学史的高度来评价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认为它是宫体诗的自赎，是“诗中之诗”、是“顶峰上的顶峰”。他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研究陈子昂，通过对陈子昂与张若虚、阮籍、庄子、李白、杜甫等人做比较，又将陈子昂诗与建安诗相比较，从而对陈子昂诗的特点与历史地位做出了恰当的评价。他善于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他将中国的诗经与印度的《梨俱吠陀》、希伯莱的《旧约》及希腊的荷马史诗相比较，以说明《诗经》在世界文化史的独特地位及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闻一多宏阔的理论眼光和坚实的考证功夫，使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创获甚多。 郑振铎对中国的通俗文学情有独钟。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是采用进化论的观点写的，将中国文学史分为古代、中世、近代三期，着重从文体的进化来分期，其中对外来文化如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做为重点研究，对民间通俗文学也极为重视，认为这是促进中国文学发展的两大重要因素。他的《中国俗文学史》对中国俗文学的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郑振铎还写有一部《文学大纲》，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之林来比较，有一种开阔的世界眼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这部《文学大纲》就是一部世界文学比较史。 在这个时期编撰出版的，还有一些古典文学研究大家的代表作，文学史著作如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分体史、断代史和专题史如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游国恩的《楚辞概论》、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等，还有钱锺书以中西诗学比较研究著称的《谈艺录》。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第一个丰收期。 三 建国到文革结束（1949?1978）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转型的一元发展期。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和其它文化事业一样得到一时的复苏。 这个时期思想和学术研究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着重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来开掘文学的阶级属性、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对唯心史观进行批判。应该说这对文学研究的正本清源是有必要的，对进一步理解文学在意识形态中的恰当位置是有益的。强调古典文学研究的思想性和政治性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过去文学研究轻政治思想、重艺术，忽视经济基础的研究上的不足，使文学研究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但是却片面地强调外部的社会条件对文学的影响，而对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研究却被相对地忽视了。再则是由过去的私家著述和教学，统一为集体的著述，统一思想，统一教材，统一教学，统一模式，虽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著述质量和教学的统一，但却制约学者思维自由度和视角的多样化。五十年代初期，古典文学研究展开了几次讨论，如开展了对俞平伯“旧红学”的批判和讨论，古典文学的“人民性”的讨论，开展了唐诗 “盛唐气象”的争论等，一些老学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和评价过去的古典文学研究，对过去的著作进行了重新修订和改写。但由于片面地强调古典文学研究的“古为今用”和“为政治服务”，片面地拔高古人，把古人现代化，如对屈原、杜甫等人，都冠以“人民诗人”的桂冠，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美其名为“现实主义”诗歌运动，作为古典诗歌“为政治服务”的典范。1957年之后，学术讨论越来越政治化，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少了。1960?1963 年思想稍有宽松，学术研究又活跃了一阵子，在这个时期编出了一些有分量的古典文学研究的著作，如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和全国高校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等。但是由于政治的过度干预，跟政治越来越紧，唯阶级斗争论，简单地以“人民性与反人民性”和“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划线（文革中又以儒法斗争划线），使文学史研究变成了阶级斗争史、思想发展史。使人们的学术思维越来越单一化，学术问题越来越政治化，以庸俗的社会学观点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使研究的多视角变成了单视角，多方法变成了单方法。研究的格局由五四以后的多元化又变成了一元化。这个时期虽然在研究方面没有多大进展（比起前一个阶段反而有明显的退步），但在古籍的收集整理方面却做出了一些成绩。如出版和再版了一批文学的总集，这些总集大部分都是前人整理的，部分是近人整理的。如《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诗》《全宋词》《元曲选》《元曲选外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十种曲》以及历代诗话等。也整理出了一批新的研究资料集，如陶渊明、白居易、柳宗元、陆游、杨万里和《红楼梦》等研究的资料集。值得注意的是文革中出版的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和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二书。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声浪中，它们是惟一带有学术研究色彩的，其研究也算是一家之言，但已颇受“左 ”的思潮影响，颇为学者疵议。 四 第四个阶段，即从改革开放至目前（1978?1999）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转型的多元开放期。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又一次得到解放，新思潮的涌起，给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又一次带来生机。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空前繁荣期。从1978?1984年，这是拨乱反正期，对文革中对古典文学研究的扭曲和变形，进行了全面地拨正。从1984?1989年，是古典文学的理论转换期。在1984年掀起的新方法论讨论的热潮中，现当代文学首当其冲，引进了西方的各种人文学术思潮。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符号学、审美心理学、现代阐释学、人类文化学、人类神话学、接受美学等。此外还横向移植了自然科学的理论“老三论”、“新三论”等。这些五花八门的理论，确实使中国学者大开眼界。对古典文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作用。许多学者尤其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在这些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和启发下，结合中国的传统治学方法，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新理论。在对新方法的学习和运用中，和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相比，古代文学研究者看起来起步较晚，但却相对说来比较扎实。 九十年代以后，是古典文学研究的成熟期。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思想酝酿，开始结出丰硕的成果。改革开放以来20年间所出版发表的著作和论文的总量，是从五四到文革近六十年间所出版发表的2倍多。 其中有一批颇有份量的学术成果。 在古代文论研究方面，其成绩尤为显著，最能体现新观念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启迪和运用。王运熙主编的八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罗宗强主编的八卷本《中国文学思想史》、蔡仲翔主编的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敏泽的上下卷本《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袁行霈等人的《中国诗学通论》等，都是以国外新观念、新方法为参照，融会中西文艺理论来研究中国文论和古典文学的力作，显然古典文学研究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更大些。 在文学史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华文学通史》，眼界更为宏阔，更具有宏观意识，无论是从识见或是从规模上来看，都比以往的同类著作更胜一筹，而后者还包括了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对研究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交流，相互融会，作了初步的探讨，起了一定的示范作用。北京大学褚斌杰、袁行霈等人编写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纲要》、复旦大学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陈伯海主编《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等也各具特色，富有新意。这说明，在综合研究方面，已显示了在宏观把握方面的理论深度和驾驭能力。 在分体研究和断代史研究方面，有马积高的《赋史》、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王锺陵的《中国中古诗歌史》、葛晓音的《八代诗史》、李从军的《唐代文学演变史》、许总的《唐诗史》、程千帆、吴新蕾的《两宋文学史》、谢桃坊的《中国词史》、杨海明的《唐宋词史》、李昌集的《中国古代散曲史》、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严迪昌的《清词史》、蔡镇楚的《中国诗话史》、王文宝的《中国俗文学发展史》、马学良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史》等著作，不但开拓了新的领域，而且比以前的同类著作更有深度。 在古典文献整理方面，国务院和国家教委都设立了古籍整理委员会。确定的国家重点项目有中国十五大作家集和各朝诗文总集的整理。十五大作家集中，詹?主编的八卷本《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屈守元主编的五卷本《韩愈全集校注》、陈铁民编著的四卷本《王维全集校注》等已经出版，萧涤非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也已完成即将出版。各朝诗文总集中，周勋初、傅璇琮等人主编的《全唐诗五代诗》也即将完成。此外还有“五全一海”的大工程：北京大学主编的《全宋诗》、四川大学主编的《全宋文》、北京师范大学主编的的《全元文》、复旦大学主编的《全明诗》、南京大学主编的《全清词》、南开大学主持编选的《清文海》都在进行中。这些都是功在后人的大项目、大工程。此外还有薛瑞志、郭明志主编的《全金诗》、王季思主编的《全元戏曲》等。同时还陆续新出版了一批研究资料集，如关于《楚辞》、李白、杜甫、李贺、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等。在文献整理方面，主要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收集资料，辑佚辨伪，对古籍进行大规模地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显示了深厚的基本功和古典文学研究队伍的整体实力。 至于运用新观点、新角度、新方法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著作比比皆是，有专门研究文学史新方法论、文学史总建构体系的著作，有从美学角度研究诗歌美学、小说美学、戏曲美学等方面的著作，有从佛教、道教及原始宗教研究古典文学的著作，有从文化学等角度来阐释经典作品的著作。还有的著作和论文从审美心理学、神话学、人类文化学、阐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方面，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了多视角、多方位的研究。这些研究著作和论文，有的开阔了新的研究思路，有的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在中外文化的综合研究方面，这个阶段也取得了丰硕的成绩。钱锺书的五卷《管锥编》，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文词曲与小说打通，以中国诗文与其它社会科学打通，寻求中外文学发展的总规律，实为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之巨擘。 五 回顾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二十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走了一个之字形的路。 简单地说来就是从一元化格局到多元化格局，从多元化格局又走向一元化格局，又从一元格局走向多元化格局。也就是说，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由旧学到新学，由兴盛到衰微又重新繁荣昌盛的漫长道路。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十分深刻的教训。 经过一度磨难和考验，我们民族思维已经越来越趋成熟，思想也较五四时期更加深化。因此，当我们满怀激情跨入21世纪时，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将和整个学术研究一样，愈加繁荣昌盛，硕果累累。 原载《中州学刊》2000年第1期 作者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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