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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宋代水车诗歌价值研究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0-10-23 20:22
标题: 宋代水车诗歌价值研究

宋代水车诗歌价值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方立松
惠富平

《农业考古》2010年第1期

水车最初产生于东汉末年，又称翻车，后传到南方，成为南方水田经济重要的灌溉器具。唐时水车在南方就已应用，但有唐一代，关于水车的记载似甚寥寥。[1]人们对水车的结构、制作标准，及运用情况不甚了解。直至元代《王祯农书》面世，人们才真正知其真面目，该书里的“农器图谱”对元代我国生产工具作了系统的总结和梳理，其中“灌溉门”对水车的类别、形制、功能都有详细的介绍，图文并茂，附以诗歌。由于《王祯农书》成书之际在元立国不久，《王祯农书》上的农具大都可视为宋之器物。但对宋代水车的了解却通过下一朝代人的书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实际上，在蔚为壮观的宋诗中，有许多描写农事活动的诗歌，其中。有不少由文坛大家创作的水车诗。通过解读这些水车诗，不仅可以比照《王祯农书》里的水车，了解宋代水车的技术“印记”，而且可以还原宋代农村社会真实图景，不失为研究宋代有关社会经济生活的珍贵资料。

一

宋代诗风平淡朴实，众多文人墨客把目光转向下层、转向农村，直接描写农器、农事活动和农民生活状况，出现了一大批深刻反映农村生活，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农业诗歌，其中，水车作为农家器物，车灌作为农事活动，成为宋代文人着力表现农业、农村、农民的鲜活题材，从而使水车诗歌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水车诗首先表现了水车这一器物的不同名称、形制、结构，真实记录了车灌技术特点。具有研究宋代水车技术的史料价值。

有宋一代，“水车”称谓是最普遍的，是个宽泛的概念，它既包含翻车，又涵盖筒车。

到了王祯那里，在介绍灌溉器具时，王祯却不用“水车”这一名称，却分翻车、筒车两类予以介绍，翻车分人力翻车、水力翻车、牛转翻车，筒车分水力、畜力，表明了这位农学家的严谨。相反，宋诗中，名称却没有分得这么清晰，主要有“龙骨车”、“踏车”，“水轮”、“竹车”、“筒车”称呼，但从中明显看出与王祯的承继关系，也可以看到水车的结构和技术“印记”。

一是龙骨车。

王祯在《农书》中说：“翻车，今之龙骨车也。”但王祯并不是称龙骨车的第一人，早在宋代，就有“龙骨车”之称。宋诗中，涉及龙骨车的称谓不在少数。龙骨车因形而得名。最经典的说法是苏轼的《无锡道中赋水车》：“翻翻联联衔尾鸦，犖犖确确蜕骨蛇，分畦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牙。洞庭五月欲飞沙，鼍鸣窟中如打衙。天公不见老翁泣，唤取阿香推雷车。”[2]
该诗对龙骨水车的形状和车水过程，作了惟肖惟妙的刻画，水车翻转时像排列有序的尾鸭，木链条似蛇骨串在一起。这首诗被王祯直接引用附在“翻车”条后，说明王祯认同它是关于龙骨车来历的经典论述。其实，王祯沿用宋人的还有东汉末年创制的翻车就是后来龙骨车的观点，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中说：“水车古无见，庄子曰：‘汉阴丈人凿隧而人井，抱瓮而灌，则直提瓮汲井，汲满即出而灌之，未有机巧也。’子贡于是语以桔槔之制，其说曰：‘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沃汤。’案此意制是就有水处立木其上，交午如十字，一头系瓮，一头虚垂，人为制其低昂，故其挈水若抽，数如沃汤也。沃汤者，汤之沸腾而涌起者也，此其为械，比之抱瓮，则无载焉，则事半而功倍矣。然而自此进至汉，皆未有今世捲水之车也，不独未有捲水之车也，虽水擁水碓，亦无载焉，故知智未及知也。《魏略》曰：‘马钧居京都，有地可为园，患无水以灌，乃作翻车，令童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人，其巧百倍于常。’此方是今之水车也矣。” [3]
二是踏车。

踏车，因靠人的自重和多人双足协作踏动而得名，反映的是龙骨车的动力特征。人倚架上，踏动拐木，带动龙骨板循环转动，刮水上岸。张孝祥说：“江吴夸七蹋” [4]说明这种踏车在我国东南一带很受欢迎，而且运用成熟，有了七人踩踏的大型号，黄干在《甲子语溪闵雨四首之一》中描述一种在福建沿海使用的超大型踏车：“塘中龙骨高数层，龟圻田中纵复横，青裙箬笠倚车卧，但有空车无水声。” [5]这是一种很高大的龙骨车，高达数层，置于塘边汲水，可惜具体结构不详，但说明，宋代龙骨车的制造技术已高超，连如此高大的水车都能制作，一般水车应不在话下。可见这种踏车功能大，“踏车激湖水，车众水欲竭”，[6]踏车激荡湖水，汲水量大，几乎把湖水车干了。

三是筒车。

筒车出现在唐代，时称水轮，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唐人陈廷章《水轮赋》，是一种利用水流转动的灌溉器具，它置于水流湍急的河川中，利用水力推动水轮旋转，将水提上岸去。有宋一代，“水轮”之称较为普遍，这是沿用唐的名称。这从梅尧臣的《水轮咏》、李处权《土贵要予赋水轮》等诗名中可见一斑。而“筒车”、“竹车”、“竹龙”之称基本上是南宋时才出现的。这在南宋人张孝祥的诗集中有充分反映，如“筒车无停轮，木枧架高格。”[7] “象龙唤不应，竹龙起行雨”。[8]这些名称反映的是筒车的材料特性。简车所有材料为竹材，我国南方盛产竹材，人们就地取材，利用竹材扎制筒车，特别是挹水筒用天然的竹筒盛水，很好地利用了竹材的中空特性，堪称绝妙。“筒车”、“竹车”，因之得名。因灌溉效益显著，也称竹龙。

关于筒车结构和汲水过程，宋诗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信息，如

宋人李处权诗：“……一轮十筒挹且注，循环下上无时了……。” [9]

这种筒车上有十个挹水筒，不停地挹水。张孝祥诗中也说：“联绵十车辐，伊轧百舟橹。转此大法轮，救汝旱岁苦”。[10]这说明，十个挹水筒的筒车在宋代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一提的是宋诗从驾设条件、动力优劣等方面把龙骨车与筒车进行了比较。如龙骨车，“村田高仰对底苽，咫尺溪流有等差，我欲浸灌均两涯，天公不遣雷鞭车，老龙下饮骨节瘦，引水上诉声呷呀，……”[11]该诗对龙骨车汲水情景有生动的描述，说明龙骨车灌溉只有在田高水底，有水位差、地形差的地方才能实现，依靠龙骨车车头浸入水中，龙骨车带动龙骨木链，引水上田。

如筒车，“取车当要津，膏润及远野，与天常干旋，如雨自濛泻，置心亦何有，在物偶相假，此理乃可言，安得圆机者”[12]该诗首先指出，筒车驾设一定要放在“要津”处，然后才能如雨自泻，膏润远野。何为“要津”，宋人赵蕃：“两岸多为激水轮，创由人力用如神，山田枯早湖田涝，惟此丰凶岁岁均。[13]筒车只有驾设在两岸有激水即水流湍急的地方，方能“用如神”。点明筒车的架设需要复杂的水文条件，比龙骨车难得多。

《土贵要予赋水轮》：“吴依踏车茧盈足，用力多而见功少。江南水轮不假人，智者创物真大巧。一轮十筒挹且注，循环下上无时了。四山开辟中沃壤，万顷秧齐绿云违。绿云看即变黄云，一岁丰穰百家饱。”[14]

筒车灌溉靠的是利用山区的水文条件，靠激流产生的水力推动，自灌自覆，流转无劳人力；踏车灌溉靠的是人力，伤劳损力，日久，脚上都磨出了老茧。相比之下，筒车灌溉体现出巨大的优越性。所以简车令宋人赞不绝口，最精彩的要数张孝祥的诗《湖湘以竹车激水，粳稻如云，书此能仁院壁》：

“象龙唤不应，竹龙起行雨。联绵十车辐，伊轧百舟橹。转此大法轮，救汝旱岁苦。横江锁巨石，溅瀑叠城鼓。神机日夜运，甘泽高下普。老农用不知，瞬息了干亩。抱孙带黄犊，但看翠浪舞。馀波及井臼，春玉饮酡乳。江吴夸七蹋，足茧腰背偻。此乐殊未知，吾归当教汝。”[15]

作者全面地介绍了筒车的形制、材料、灌溉过程和功效，高兴之余，想起家乡吴地还不知有如此机巧之物，还在使用“足茧腰背偻”的踏车，实在劳苦，因此说要把筒车技术带回家乡。该诗反映了筒车与踏车在运用上的地域差异，说明筒车是山地经济灌溉之产物，为山区乡民灌溉之利器，在湘桂丘陵山地一带十分盛行。所以王祯在其“筒车”条后加以引用。

此外，畜力的运用在宋诗中也有记载，《得雨复用闻水车韵》：“蜕骨木龙忧不雨，更唤两牛眠下土。水从地底飞上田，不减在天行雨苦。庭中忽见天雨花，白衣真人游郡衙。但愿为霖莫为潦，免使泥陷赢牛车。”[16]
我国风力龙骨车的最早记载始见于宋诗。南宋刘一止(1078—1161)《苕溪集》卷三载：“老龙下饮骨节瘦，引水上诉声呷呀．初疑蹙踏动地轴，风轮共转相钩加。……残年我亦冀一饱，谓此鼓吹胜闻蛙。”[17]这里，“风轮”当指风力龙骨车的风轮，可能风力小，需人力助之。从“残年”二字推断，风力龙骨车出现当是公元1150年前后的事。风力在《王祯农书》并未反映，这可能与它在宋元时期应用不广有关。
用诗来准确描述水车的形制、动力是很难的，但从宋代水车诗，我们依稀可知，宋时水车主要有翻车、筒车两类，动力主要有人力、畜力、水力三种。说明水车在宋代不仅形制、结构上已完全定型，而且自成体系，技术成熟。这些诗歌有的不仅直接被王祯所引用，而且其反映的内容与《王祯农书》上的叙述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王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梳理和总结，使人们对水车的结构有更详实的了解。

二

宋代水车诗艺术地再现了广大乡村农民车灌活动这一农事景观，从一个侧面充分反映了宋代农民生活状况和社会关系，是了解宋代农村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
宋代水车的普及是在宋代南方经济大发展背景下层开的。水利的兴修，特别是南方陂塘等小型水利工程的普及化，圩田、梯田等土地开垦利用的进一步拓展，水稻种植之积极推广与品种的改进，耕地面积的扩大等，这些为水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宋诗中，可以看出水车已是农村常见之物，车灌是稻作经济一项重要的农事活动，村前村后，陂南陂北，到处都有水车风，都能听到水车的呕哑之声。“前村后村水车声，伊伊轧轧终夜鸣” [18] “荒村终日水车鸣，陂北陂南共一声” [19]
在我国南方，水车负有了灌溉(含抗旱)、排涝两大功能。对此，水车诗有充分地反映，如描写抗旱：

“七月不雨井水浑，孤城烈日风扬尘，楚天万里无纤云，旱气塞空日昼昏，土龙蜥蜴竟无神，田中水车声相闻，努力踏车莫厌勤，但忧水势伤禾根，道傍执动者何人，稻塍争水杀厥瞵，五湖七泽水不贫，正赖老龙一屈伸”[20]，七月，烈日炎炎，田野焦枯，扬尘四起，万物无神，唯有车戽之声，远近皆闻。

“鸣鸠唤雨如唤晴，水车夜啼声彻明，乖龙嫩睡未渠醒，阿香推热呼不应，下田半湿高全坼，幼秧欲焦老差碧，书生所向便四壁，卖浆逢寒步逢棘，还家浪作饱饭谋，买田三岁两无秋，一门手指百二十，万斛量不尽穷愁，小儿察我惨不乐，旋沽村酒聊相酌，更哦子美醉时歌，焉知饿死捐沟壑，水车哑哑止复作。”[21]这首悯旱诗，使人对旱灾下的人们产生深深的同情，尽管如此，人们仍不放弃，“水车哑哑止复作”。水是庄稼的生命。当旱灾发生时，人们救禾首先想到的是车水，水车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于是以微弱的人力抗御自然界的淫威，这需要付出多大的辛劳啊!不过有时老天开眼，喜降甘霖。

“七月欲尽八月初，天久不雨暑未徂，下田焦卷上田槁，愁叹不止田间夫，呕哑水车日夜响，漕河扬尘成坦途，喜见此溪深且广，玄云忽起西北隅，林间槭槭水沤起，两岸人物欢欲呼，……”[22]严重的旱情使干枯的河道变成通途，忽然风生云起，久早逢雨的人们喜不自禁，欢呼起来。多日的辛劳终换来一场喜雨，“水车罢踏戽斗藏，家家买酒歌时康” [23]。

如描写排涝：除了灌溉与抗旱，在东南一带，水车还有排涝作用。由于水网密布，地势低洼，一旦降雨过多，排水不及，易生涝灾，特别是宋时圩田的过度开垦，破坏了水系，导致排水不畅，产生内涝，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车戽救被水淹没的庄稼，在多雨的江南梅雨季节里，车戽分秒必争，十分心焦。

“……海上云来循地阴，波间漏日泻黄金，水车倦踏伤淫潦，无奈连天雨正深。” [24]
“已看城郭半浮楂，水戽联翩接渚涯，天意若知民意切，停鞭且知阿香车。” [25]

水漫城郭，淫潦伤民，尽管水戽联翩、水车倦踏，无奈天不知民意，依然连天雨正浓。

我国是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水涝旱灾严重威胁着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而水车因排灌功能大，是人们抗旱排涝的有力工具，某种程度上成为人们救田的希望所在。毕竟生存的压力重于一切，“龙骨翻翻水倒流，藕花借与稻花秋。鱼兼熊掌不可得，宁负风光救口休[26]。所以，车戽活动与经济发展关系重大，与百姓生产生活利益攸关。对水车的抗旱与排涝，范成大用一首诗加以高度概括：“下田戽水出江流，高垅翻江逆上沟。
地势不齐人力尽，丁男长在踏车头”。[27]范成大这首诗第一句说的是排涝，第二句说的是灌溉抗旱，最后两句说明车灌活动之艰辛。范成大为南宋著名田园诗人，号石湖居士，苏州人，出身下层，经历了不少民间疾苦，关心民瘼。曾任处州知州，修筑通济堰，深知灌溉对农业的重要。晚年隐居家乡苏州，创作大量田园诗，对吴地农民生产生活、风俗民情进行了全面的反映，关注下层百姓，特别对吴地农民耕作之勤、车戽之苦有更深的体会。他深知排灌是一项十分繁重的农事。所以一个“长”字，可谓画龙点晴，道出农民车水之苦，体现了范成大“忧稼穑，悯老农。爱民情怀。

每逢天灾之年，百姓度日如年，这一特殊时期，阶级矛盾激化，社会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对此宋代水车诗予以深刻揭露：

《久早即事》：

“畅鸟下饮百川空，民自祠龙祷社公，岂是长官浑忘却，水车声不到城中，轮租常占一村先，不望明时举力田，老畏里胥如畏虎，败人诗思扰人眠。” [28]该诗形容天旱得吸干百川，老百姓到龙王庙祷雨，而官吏浑然忘却了此事，只因水车声传不到城里。

“前村后村水车声，伊伊轧轧终夜鸣，皇天不雨四十日，高田何止龟兆出，田家眼穿望早禾，早禾不熟奈饥何，今年神祠祷不应，沽酒买牛空费多，天公高居民父母，有耳应闻下民语，乞我滂沱半朝雨，免遭县吏鞭笞苦” [29]“惭愧田家趁好晴，鸦鸦两岸水车鸣，畦丁露宿腰镰健，憧妇泥行脚板轻。作苦仅能供伏腊，有年何处不昇平，只愁官里催租动，里正敲门沸似羹。” [30]

同样是饥荒之年，温饱不济，租税却照旧，一个是恐遭县吏鞭笞。一个是愁官府上门来催租，蛮横的里正敲门如同开水沸腾一般，愤怒的百姓质问老天：“天公高居民父母，有耳应闻下民语”。诗歌深刻反映了人祸猛于天灾，民不聊生的现实，暴露出宋代基层农村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和危机。
总之，宋代水车诗反映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深刻的，它通过对车水灌溉情景的描述，反映了宋代农民车灌下的生活状态和精神感受，有的述说了旱涝天灾下的车戽劳作的艰辛和农民生活的悲惨，有的表现久旱逢雨的喜悦心情，有的揭示了自然灾害重压下农村社会阶级关系的扭曲，给我们展示了宋代农民生产生活的一种原生态。

三

水车的兴盛不仅是因为有南方独天得厚的自然环境，更重要的是与南方稻作生活密不可分。车灌不仅是一种物质生产、满足使用需求的农家活动，还是一种精神生产活动的基体，在我国南方，水车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在与水车的朝夕相处中，形成了一些车灌心理与习俗。这些习俗依靠农民的语言和行为传承下来，成为在稻作区较为普遍的存在方式，成为中国稻作文化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

1．水车崇拜情结

龙是中华民族图腾崇拜的对象，龙图腾或龙崇拜不仅渗透到民俗精神生活，而且在物质生活世界也充满着各种与龙有关的民俗活动，龙的神奇力量以名称的形式表现出来，龙骨车名称的由来，就是一种民俗观念的反映，中国人崇拜龙的观念在龙骨车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保持对龙的固有崇拜，因它是祈雨对象，希望它保佑风调雨顺；另一方面，把这种崇拜世俗化和实用化，物化到龙骨车上，同样期望它具有与龙一样的能力，保佑人间的丰收。

把水车设计成龙的形象，喻为龙骨车。在他们看来，龙终究是见首不见尾的，遥不可及的，把水车看成龙的化身，是现实的，把对生活的美好期盼和丰收的理想寄托在龙骨车上，表现了中国人信仰的实用心理和龙骨车崇拜情结。
中国古代农业是靠天吃饭的，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的力量往往很有限。而水车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强了人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信心。对此宋诗中多有反映，“江边终日水车鸣，我自生平爱此声。风月一时都属客，杖藜聊复寄诗情” [31] “人定真能力胜天，一车翻水溉高田，汉阴机在终无力，长忆郊居值早年。” [32]水车给人们带来了人定胜天的信念，是抗旱的利器，所以，北宋诗人王令一首关于水车与龙的精彩对话，凸现了水车的高大形象。
《龙谢水车》：

“水车问龙
来何必召云，去何必飞天?我名不为龙，何能雨尔田?
龙答水车
神龙谢子车，子能未足多。上润虽已然，下竭将奈何。
水车谢龙
水车谢神龙，下竭固无奈。旱则我为用，尔龙尚何谓。
龙谢水车

神龙谢水车，吾语尔来前。尔虽用于人，我亦用于天。在物固不同，于用岂殊然。水下高田乾，尔能俯水取。假人不尔用，尔售田责否。吾虽身为龙，动亦天所主。天犹不有命，我安事为雨。[33]

这场对话虽然说的是水车与龙分工不同，水车是假于人，用于汲水上润，龙是听命于天，降雨为霖，但实讥讽龙空有本领，漠视民生，赞扬水车旱则为民所用，虽是人间凡物，但发挥了龙不能发挥的汲水雨田的作用。王令的作品多揭露社会的黑暗和民生的艰辛，字里行间透着郁塞不平之气，他把水车与龙对比，褒扬水车贬损龙，责怨上苍，说明宋时水车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作用已被充分认识。的确，在传统社会，雨水一直是农作物生长的必须要素。可以说。雨水的适量与否关系着农业收成的丰歉和整个社会经济的成败。古代中国人认为雨水的获得和旱涝之灾，都是神灵意志的产物，受神灵掌控。而水车作为汲水人田的中介器具，缓解了灾情，使更多饥渴的高地旱田得到了灌溉，因此人们在崇拜神灵的同时，因水车具有与神灵同样的功能。也被寄予一种期望。
．
2．女人车水。

一夫一妻制是小农经济家庭的主体，男耕女织、农业与手工业结合是小农经济的结构形式，繁重的田野劳动也使妇女走上了田间。

“……嗟我妇子脚不停，日走百里不离家，绿芒刺水秧初芽，雪浪翻陇何时花。” [34]

脚踏水车日走百里不离家，换来的是雪浪翻陇秧苗绿，该诗让人感到女子车水之辛劳。
“河流满满更满，檐溜垂垂又垂……儿孙汩汰护岸，翁媪扶携上车。[35]写的是一家妇幼老小在排水护岸。
“山田久欲拆，秋至尚求雨。妇女喜秋凉，踏车多笑语……欹眠露下轲，侧见星月吐。龙骨已呕哑，田家真作苦。” [36]

虽然戽水的劳动力主要是男人，但庄稼缺水时节，灌溉农事急，时间紧，女人们也会放下手中活，加入男人车水的行列，和男人一道分担车水之劳。当然女人上踏车，也有“踏车多笑语”气氛，给枯燥单调的车水带来一点活力。女人车水为车戽劳动场面增加了不少特色，这一点被许多文人敏感地观察到而写进诗里，成为最能拨动文人们怜香惜玉的一根情弦。首先在宋诗中得以反映，随后历代描写女人戽水的诗句连绵不绝，数不胜数，成为水车诗中的独特现象。总之，女人车水也是南方稻田劳作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3．车鼓

水车鼓主要用于防汛排涝。

宋代，东南一带人民与水争田，发展圩田。圩田怕涝不怕早，由于水患频发，人们在长期防止涝灾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形成一些制度和措施。水灾到来时，农民所想到的第一个办法是水车戽水，由于地处低洼，积涝成灾，水势难退，非一家一户所能力及。唯有众志成城，集众人之力，集体戽水方能有救田的可能。因此，集体排涝需要有一套组织系统和动员系统。宋代水车鼓的出现便是一种对水车与人力资源的调动和运用。
“梅雨暂收斜照明，去年无此一日晴。忽思城东黄篾舫，卧听打鼓踏车声。[37]

人们闻鼓而车起，鼓声起到召集和激励的作用。这一习俗一直延续下来，元诗中也有记载：“吴田水深三尺许，总是去年秋暮雨，劝农使者催春耕，田甲频挝水车鼓，江村破屋能几家，家家妇姑俱踏车，……”[38]水深三尺，汛情告急，田甲击鼓传讯，连每家的妇女都要出来戽水，由这首诗可知，由负责当地农事的田甲掌管水车鼓，在大水到来之时，它是召集村民、共同戽水的信号，当车戽疲惫之际，鼓声阵阵，有提神振作之用。到了明清直至近代，水车鼓依然是人们车戽的伴奏，“积潦戽水用人力踏车，车床甚大，非四五人不可转踏。时打锣鼓，唱田歌，悠扬赴节，声闻远近”。[39]
任何一个民俗传统都是在一定民众心理、社会心理基础上形成的，从它的出现到大多数人接受直至成为人民生活的一种方式，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由认识到接纳，进而定型为习俗惯例的过程。水车也是一样，同样有一个尝试→产生→被认可→发展完善的漫长过程，水车诞生后并未立即被广大民众所传承，主要用于灌溉菜园，是南方经济的发展使水车的功能由灌溉菜园变成灌溉稻田，功能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地位大大提高，使车戽活动从一种经济行为渐渐成为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事象，这种事象长久下去，衍生为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由物质功能向精神领域渗透，成为一种依附人们信仰和价值观念的民俗载体。宋代车水习俗虽然不是宋人主要的生活模式，但一直延续下来，直至今天。它不仅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而且成为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

四

有宋一代，水车诗的繁盛与王安石、苏东坡、张孝祥、范成大等一大批政治家、文学家对它的格外关注不可分离，他们对水车的吟颂无疑传播了水车，扩大了水车的地位与影响。为何他们如此青睐水车呢?

水稻历来是南方的主粮，自唐以后，我国经济中心加速了南移，稻作经济发展迅猛，南方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展出一整套精耕细作稻作生产体系，这个体系涵盖了从育秧、深耕、移栽、耘田、灌溉、烤田、割获等不同的生产环节，其中灌溉因周期长、用水量大，贯穿整个水稻生长期，而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如遇干旱，雨水不调，则需勤灌。支撑这个精耕细作体系的物质技术系统是水田农具体系。唐以后，我国南方形成了以江东犁、水车为标志的水田农具体系，到了宋代，不仅水车的种类有了增加，而且还新增了一些农具，如深耕用的铁搭，移栽用的秧马、平板、秧绳，中耕用的耘荡。这些农具完全适应水田劳作，它们种类繁多，各有分工，使用广泛，高效省力，为南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为农业生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同时这些农具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渐渐成为一种承载农民生活与情感和乡村习俗文化的附属物。因具有一种实用和精神与文化的功能，引起一些关心民间疾苦的政治家、文学家的情感共鸣。如秧马是一种很先进的插秧机具，状如小舟，农民骑着秧马插秧，不仅速度快，劳动强度也大大降低。苏轼对它进行了全面生动的描绘。在《秧马歌》诗序说：“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 [40]这些器物虽寻常平凡，但省时省力，方便农作，成为诗人们热衷表现的对象。有宋一代，是我国农事诗大繁荣时期，宋代诗人尚自然，喜欢田园和田园生活。他们中很多人本来就出生于乡村或小镇，有的终生未仕，生活在田园之中，熟悉和热爱乡村；有的历经官场风波，时沉时浮，做过地方官，非常了解乡村，非常关注民生，所以他们通过农事诗一方面来反映当时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情况，一方面表现对劳动人们生活和命运的关切和同情。尤其他们看到了水车灌溉带来的效益，感受到技术先进所释放出的能量，同时龙骨车和筒车劳作反差大，引发众多文人人生多艰的慨叹，成为他们抒发悯农情结的生动案例。如宋神宗熙宁年间，苏东坡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迫外放，任杭州通判，江南农民的艰辛劳动激发了他的悯农之心，在赈灾路过无锡郊外时，苏东坡目睹旱情严重，看到农民们踩着龙骨水车汲水，十分辛劳，悯农之情油然而生，写下了《无锡道中赋水车》。该诗前四句歌颂了龙骨水车在抗旱中显示的威力，后两句质问老天爷为什么置若罔闻，没有看到老农在哭泣?表现了作者对遭受旱灾的农民的同情和对农业生产的关心，这首诗像一面镜子映照了苏轼的民本思想。实际上，宋代水车诗大都是现实主义作品，反映现实，抒发情感。由于每个人的人生遭际不一，水车诗在成为表达他们社会思想和人生态度的同时，又体现出不同的个性色彩。

在宋代诗人眼里，筒车是最美的，不仅美在结构和功效上，而且爱物及乌，延伸到政治上，把筒车比喻成一种德政的标本。

如张孝祥，大旱之年，在广西兴安境内，见筒车挽水灌溉，使广西桂北山区一带稻田一片葱郁，引发感慨。

“前日出城，苗犹立槁，今日过兴安境上，田水灌输郁然，弥望有秋可必，乃知贤者之政神速如此，辄寄呈交代仲钦秘阁：

筒车无停轮，木枧着高格。粳称接新润，草木丐馀泽。府公为霖手，号令行顷刻。愿持一勺水，敬往寿南伯。[41]

该诗重点是最后四句，作者由筒车灌溉想到为民“父母”的府公、县令们，希望他们像筒车那样做个播洒甘露的人，时刻让子民们得到恩泽。自己愿意舀一瓢清泉当作美酒，去敬献这些能为民造福的父母官。张孝祥为南宋著名爱国诗人，安徽和县人，因受排挤，远离京城临安，时任静江府(府治在今桂林)知府，身处偏僻之地，作者仍察民情，恪尽职守。在张孝祥看来，为宫要不扰民，踏实为民做事，为百姓造福，这就是德政。这是筒车给他的启示，体现作者难得的平民作风和悯农情怀。

把筒车视如德政典范的，不止张孝祥一人，早在北宋时期范仲淹就在《水车赋》中，称赞筒车“如岁大旱，汝为霖雨”，“器以象制，水以轮济。假一毂汲引之利，为万顷生成之惠。扬清激浊，诚运转而有时；救患分灾，幸周旋于当世。有以见天假之年，而王无罪岁者也。……河水浼浼，得我而不滞不凝；原田莓莓，用我而无灾无害。仁常汲下，智复跔深，于以见因民之利，于以见洗物之心。若夫大禹之年，应资治水必也，高宗之世，亦命为霖。至如贤人在辅，德施周普，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则斯车也，吾犹不取。” [42]

范仲淹生活的时代，正处北宋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是宋代中央集权统治由稳固而出现全面危机的时期。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进入中央政府，受命发起新政改革。他改革新政的核心是澄清和改善吏治的问题。有宋一代，冗官成灾，他们苟且因循，不注重修身，不求奋勉，无所作为，墨守只想升迁发财。从中央到地方，机构重叠而人浮于事，行政效率极其低下，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营。是宋代统治机体上的恶性肿瘤，不仅耗费和侵蚀着国家和人民的大量钱财，成为宋“积贫”的因素之一，基于上述情势，范仲淹大声疾呼，对于地方官员的选任，政府应赶快采取措施“急救之”，而“救之之术，莫若守宰得人” [43]，即要求政府按德才标准选任地方官吏。在此，范仲淹作《水车赋》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求地方官像筒车那样“为万顷生成之惠”，“扬清激浊”，“救患分灾”，仁智兼俱。为官一方，要实施贤人之治，德泽天下，使百姓如沐春风，如饮甘霖。这是范仲淹理想中的地方官标准，从而使筒车被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成为范的政治理想的一个标本。然而命运与范氏开了一个玩笑，他的择才标准因触及官僚集团的核心利益，导致庆历新政很快流产。为此，范的命运引发了宋人孔平仲的感慨，“(范文正)公为水车赋云：‘方今圣人在上，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则斯车也，吾其不取。，意谓水车惟施于旱，不旱则无所施。公在宝元、康定间，边鄙有事，骤加进擢，晏静则置而不用，亦与水车何异。” [44]说范的政治遭遇和筒车一样，用则有用，不用则无用，意思是即使有筒车一样的德才，也受制于人，命运多舛，世事难料，引发人们对改革者命运的思考。

而在王安石水车诗里，看到更多的不是车水之苦，而是车水的轻松和快乐的释放。熙宁年间，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推行改革，后在顽固派激烈反对下，改革失败。晚年寓住江宁。时值元丰年间，他继续关心新法，写诗歌颂新法。如《元丰行示德逢》：“四山絛，映赤日。田背坼，龟兆出。湖阴先生坐草室，看踏沟车望秋实。雷蟠电掣云滔滔，夜半载雨轮亭皋。早禾秀发埋牛尻，豆死更苏肥荚毛。倒持龙骨挂屋敖，买酒浇客追前劳。三年五毂贱如水，今见西成复如此。元丰圣人与天通，，千秋万岁与此同。先生在野故不穷，击壤至老歌元丰。” [45]《后元丰行》：“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雨风。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水秧绵绵复多余，龙骨长乾挂梁相。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筍肥甘胜牛乳。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0习鼓。吴儿蹋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老翁堑水西南流，杨柳中间栈小舟。乘兴欹眠过白下，逢人欢笑得无愁。” [46]

第一首诗描写了虽遭遇旱灾，但作者用“坐”、“看”两字表示了对丰收的信心，一场及时雨让车水的辛苦得到了回报，昭示着元丰年间是顺应天意、值得歌颂的好年景。第二首诗直接描绘了元丰年间人民在获得丰收后的欢乐景象。在风调雨顺的日子里，水车束之高阁，高高挂起，借水车的“无为”来歌颂元丰年间的太平盛世。可见隐退后的王安石对神宗继续推行新法仍然热情支持，借这两首诗表明了对改革的乐观信心和美好愿望。

托物言志，借物议论，宋代诗人熟悉水车，喜爱水车，注重挖掘水车的不平凡之处，从而使水车诗向纵深拓展。把水车与自己的命运、个人的政治主张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水车的内涵得以丰富，大大拓展了水车诗的深度和广度，把水车诗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层次。

宋代南方经济的发展给水车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为水车诗的大量涌现打下了物质基础。车戽活动的日益频繁和功效使水车活动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从而进入宋代文人的视野。宋时，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是向上的，崭新的水车体系也是新鲜的、开放的、充满活力的，才使得宋代诗人诗情奔涌，热情讴歌生活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包括水车在内的一些器物成为宋代文人从事文学创作的活题材，丰富了田园诗内容。因散发着奇异的技术魅力而成为宋代田园诗里一朵奇葩。宋代是水车发展的繁荣时期，水车诗是水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内含丰富的技术信息，而且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生活等史料价值，成为技术与文化结合的生动一例。
(本文为2007--2008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皖江地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为：AHSK07-08D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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