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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本栏目开通后,接到武汉多芬学校书法家张学礼先生电话垂询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0-11-2 11:58
标题: 本栏目开通后,接到武汉多芬学校书法家张学礼先生电话垂询
张学礼




  1975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古道风书法社会员,从事少儿教育十六年,被《书法报》、省文化厅、教育厅评为优秀书法辅导教师。现为武汉多芬艺术校书法教学总监,主要从事5-12岁少儿书法启蒙教育研究,编著有《书法快速入门-隶书1》、《书法快速入门-隶书2》等。

  书法作品被《闻一多纪念馆》收藏,多少儿书法教育文章发表于各级专业报刊,其中《展示,为少儿书法教学插上翅膀》被收录在《书法教育研讨论文集》(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教育学会)和《王府杯书画艺术与素质教育高峰论坛论文集》(书法报社)。

  



与著名书法家金伯兴先生合影



著名书法家铸公合影



所教学生在书法报现场比赛中获金银奖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0-11-2 12:00
张学礼应邀参加书法报·第二届全国少儿书画教学高峰论坛
  2009年5月6日上午9时,书法报·第二届全国少儿书画教学高峰论坛开幕式在江苏常州青少年宫隆重开幕,武汉多芬艺术学校少儿书法教学总监、少儿写字教育专家张学礼应邀参加。











   
张学礼老师应邀参加少儿书画教学高峰论坛            

       开幕式现场











全国各地名师汇聚一堂,共议少儿书画教育    中国书画院院长张杰观看名师书画展










    
  张学礼在会上发言               听名师讲少儿书法课











                    与书法报社社长舟恒划先生合影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0-11-2 12:02
展示,为少儿书法教学插上翅膀


    张学礼:1975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小教高级教师,从事少儿教育17年,中共党员。主要从事5--12岁少儿写字教育研究,编著有校本教材《隶书快速入门一》、《隶书快速入》二》、《颜体入门一》、《铅笔字楷书字帖》等。多次被《书法报》、省教育厅、文化厅评为优秀辅导老师,作品录入《全国名师书画作品集》并被闻一多纪念馆收藏,论文《展示,为少儿书法教学插上翅膀》入选《书画艺术与素质教研育论文集》及《书法报?书法教研论文集》,并接受记者采访,多次应邀参加全国少儿书画教学高峰论坛。现为武汉多芬艺术学校书法教学总监,主要从事5-12岁少儿书法启蒙教育研究.
  2007年10月,带学生参加书法报?第三届少年儿童书画大赛暨2007年现场书画大赛获一金一银成绩。
  2008年10月,带学生参加书法报?第四届少年儿童书画大赛暨2008年现场书画大赛获四金一银成绩。
2009年8月,所辅导学生刘子瑜(6岁)在书法报?第五届少年儿童书画大赛暨2009年现场书画大赛获特等奖。
    我从事教育有18年,从事书法教育7年,培养学习书法的学生近800人。在多年的书法教学中,我觉得要使学生学好中国的传统书法,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作为老师,应有扎实的书法功底;二是学生要对书法充满兴趣和自信。我这里根据个人的实践体会向大家介绍一种提高学生对书法兴趣和自信的方法——展示。

一、展示的作用
现代社会,要想推广某个项目或让别人接受某种事物,最常用的是采用展示的方法,如产品推广开展销会,做产品示范。像新闻发布会、运动会、广告等,也可以看作是展示的一种形式。唯有展示才能被人知道了解,继而才可能被接受和推广。像现在的“超级女生”、“同一首歌”更是展示了歌和歌手的魅力,使众多人接受、痴迷并渴望自身也被展示,从而有力推动了音乐的推广。书法,理当也需要多样的展示,使更多人深入了解、参与,并产生被展示的渴望,这样才能更有力地推动书法的发展。少儿书法教学,也需要多样的展示,通过展示少儿的书法作品,练字心得,精神品格,使之交流,彰显个性,激发兴趣,增强自信。如此看来,利用好展示,就如同为少儿书法教学插上了一双翅膀,使教学变得愉快轻松。
二、展示的范围
展示的范围大致可分为三类:以内部交流为主的小范围的展示;以地方区域交流为主的中范围的展示;以省际、国际交流为主的大范围的展示。这三类范围的展示,当是由小范围的展示逐步扩展到中范围的展示,再扩展到大范围的展示,之后便形成相互交叉进行的态势。小范围内展示的优点是操作简易,所花精力和财力少,可高密度实行。大范围内展示的优点是更有利于拓宽学生眼界,提高书写能力与水平,激发兴趣和自信力。但由于所耗精力和财力较大,所以宜适量进行。
三、展示的方式
1、日报表。在教小学生练书法的过程中,我坚持每次练字为每个学生填写一张日报表,其正面为学生姓名,书法课程的各项分数、课堂及课外纪律表现;反面多为上次作业评比结果。这种类似成绩单的日报表实际上就是对学生在书法作业、练字态度、练字效果上的一种展示,这种展示能及时地将学生当日情况反馈给学生及家长,也是我运用最多最常见的一种展示方式。
2、展板、简报。当学生在一段时间内写出一些作业或作品后,我便收集这些作业或作品,定期或不定期利用展板、简报的形式展出。在展板上展示多是将学生的作业或作品收集、筛选,分类贴在一块或多块板子上展示。展示的地点可在学生练字的教室前,也可是校门口、街道、广场等地。简报是自己临时办的,主要刊登学生的优秀作业或作品,一般为一月一期,每期着力介绍一名优秀学生。这种展示方式主要对象是学生、学生家长及周围人群。

3、参加社会实践。
(1)举行以节日为主题的专题展览或表演。我国每年节日都有很多,如春节、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十一国庆节等,这些节日有的洋溢着浓浓的传统文化气息,有的渗透着爱国主义情感。在这些节日举办现场书法表演或展览,既可加强对学生德育教育,又能恰如其分地向社会展示学生书法艺术成果。我除了每年春节前夕组织学生为乡亲义务写春联外,还举办了以书写童年歌谣为主题的庆“六一”活动,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迎“十一”书法现场表演。
(2)配合机关事业单位和商家活动的展示。社会上有些机关、事业单位和商家需要搞一些活动,此时不妨也争取一些机会与他们合作,不失时机地向社会展示一下。如在2006年,我与本地富迪超市合作,开展购物送书法作品的活动;2007年,又与本地移动营业厅联合在春节前夕开展了充话费送对联的活动。除此之外,我还让学生书写条幅参与教室装饰等活动。参与社会实践的展示方式,使学生感受到了书法的实用性,拉近了人们与书法的距离。
4、组织或参加比赛。比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学生作品展示的一个评定。对比赛的参与,我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组织学生参加那些由教育、文化书协等部门及《书法报》等主流媒体主办的书法比赛,另一种是自己内部组织比赛。前者主要是让学生在中范围、大范围中加以交流展示,后者是为了加强小范围内的交流展示。如2007年我组织学生参加了由《书法报》主办的第三届全国少儿书画暨首届少儿现场书画大赛和由湖北省教育厅、文化厅主办的湖北中小学生幼儿书法作品比赛,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每年都要举办三期内部比赛:“硬笔描红比赛”,“硬笔临写比赛”,“毛笔创作比赛”。学生们在比赛中交流,比赛中切磋,比赛中展示,书法水平提高很快。
5、投稿及网上发布。我积极利用报刊杂志、网络发表学生的作品及关于书法类的文章。报刊杂志具有权威性,且易于保存,网络发布具有及时、成本低的特点,所以这二者都应多加采用。在网络方面,我创办了明华书画网,及时发布学生书法作品和文章,介绍优秀学生及相关信息,这既是小范围的交流,也是中、大范围的交流。
以上列举的五种展示方式,大多是综合交错使用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互补性。近些年,我通过这些展示方式,确实提高了学生学生书法的兴趣和自信,使他们乐于书法。展示,让我在书法教学中犹如插上一双翅膀,带着孩子们尽情徜徉其中。

多芬艺术学校学员书画成绩的四个展示平台:
1. 一份《多芬艺术》或《多芬书画》,年发行量5万份,遍及武汉三镇;
2. 一场大型比赛或演出,现场展示学生的基本功;
3. 一次高规格的展览,让学生的优秀书画作品与教师同台展出;
4. 一本精美的《多芬少年儿童书画集》,永久珍藏孩子成长的足迹。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0-11-2 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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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1-3 04:30
海岳名言
宋.米芾
      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是何等语?或遣辞求工,去法逾远,无益学者。故吾所论,要在入人,不为溢辞。
      吾书小字行书,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迹跋尾,间或有之,不以与求书者。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
      江南吴<山完>、登州王子韶,大隶题榜有古意,吾儿友仁大隶题榜与之等。又幼儿友知代吾名书碑及手大字更无辨。门下许侍郎尤爱其小楷,云每小简可使令嗣书,谓友知也。
      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诗云:“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今有石本得视之,乃是勾勒倒收笔锋,笔笔如蒸饼,“普”字如人握两拳,伸臂而立,丑怪难状。由是论之,古无真大字明矣。
      葛洪“天台之观”飞白,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欧阳询“道林之寺”,寒俭无精神。柳公权国清寺,大小不相称,费尽筋骨。裴休率意写牌,乃有真趣,不陷丑怪。真字甚易,唯有体势难,谓不如画算,勾,其势活也。
      字之八面,唯尚真楷见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钟法。丁道护,欧、虞笔始勾,古法亡矣。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书。
      唐官告在世,为褚、陆、徐、峤之体,殊有不俗者。开元已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开元已前古气无复有矣。
      唐人以徐浩比僧虔,甚失当。浩大小一伦,犹吏楷也。僧虔,萧子云传钟法,与子敬无异,大小各有分,不一伦。徐浩为颜真卿辟客书韵,自张颠血脉来,教颜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
      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如颜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会主人意,修改披撇,致大失真。唯吉州庐山题名,题讫而去,后人刻之,故皆得其真,无做作凡差,乃知颜出于褚也。又真迹皆无蚕头燕尾之笔,《与郭知运争坐位帖》有篆籀气,颜杰思也。柳与欧为丑怪恶札祖,其弟公绰乃不俗于兄,筋骨之说出于柳。世人但以怒张为筋骨,不知不怒张,自有筋骨焉。
      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后经生祖述,间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见也。
      世人多写大字时用力捉笔,字愈无筋骨神气,作圆笔头如蒸饼大,可鄙笑。要须如小字锋势备全,都无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实得之榜字,固已满世自有识者知之。
      石曼卿作佛号,都无回互转折之势,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颠教颜真卿谬论。盖字自有大小相称,且如写太一之殿,作四窠分,岂可将一字肥满一窠,以对殿字乎?盖自有相称大小,不展促也。余尝书天庆之观,天、之字皆四笔,庆、观字多画在下,各随其相称写之,挂起气势自带过,皆如大小一般,虽真有飞动之势也。
      书至隶兴,大篆古法大坏矣。篆籀各随字形大小,故知百物之状,活动圆备,各各自足,隶乃始有展促之势,而三代法亡矣。
      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李邕脱子敬,体乏纤浓。徐浩晚年力过,更无气骨,皆不如作郎官时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恶札,全无妍媚,此自有识者知之;沈传师变格,自有超世真趣,徐不及也;御史萧诚书太原题名,唐人无出其右,为《司马系南岳真君观碑》,极有钟王趣,余皆不及矣。
      智永临集千文,秀润圆劲,八面具备,有真迹。自颠沛字起在唐林夫处,他人所收不及也。
      字要骨格,肉须裹筋,筋须藏肉,帖乃秀润生布置,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变态贵形不贵苦,苦生怒,怒生怪;贵形不贵作,作入画,画入俗:皆字病也。
      “少成若天性,习惯若自然。”兹古语也。吾梦古衣冠人授以摺纸书,书法自此差进。写与他人,都不晓。蔡元长见而惊曰:“法何太遽异耶?”此公亦具眼人。章子厚以真自名,独称吾行草,欲吾书如排算子,然真字须有体势,乃佳尔。
      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
      尹仁等古人书,不知此学吾书多。小儿作草书,大假有意思。
      智永砚成臼,乃能到右军;若穿透,始到钟、索也。可永勉之。
      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片时废书也。因思苏之才《恒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为天下法书第一。
      半山庄台上多文公书,今不知存否。文公与杨凝式书人鲜知之。余语其故,公大赏其见鉴。
      金陵幕山楼隶榜石,关蔚宗二十一年前书。想六朝宫殿榜皆如是。
      薛稷书慧普寺,老杜以为“蛟龙岌相缠”。今见其本,乃如柰重儿,握蒸饼势,信老杜不能书也。
      学书须得趣,他好但为乃入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
      海岳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世者凡数人。海岳各以其人对曰:“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1-3 04:31
书 论   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大抵书须存思,余览李斯等论笔势,及锺繇书,骨甚是不轻,恐子孙不记,故叙而论之。
夫书字贵乎正安稳。先须用笔,有偃有仰,有攲有侧有斜,或小或大,或长或短。凡作一字,或类篆籀,或似鹄头;或如散隶,或近八分;或如虫食木叶,或如水中科斗;或如壮士佩剑,或似妇女纤丽。欲书先构筋力,然后装束,必注意详雅起发,绵密疏阔相间。每作一点,必须悬手作之,或作一波,抑而后曳。每作一字,须用数种意,或横画似八分,而发如篆籀;或竖牵如深林之乔木,而屈折如钢钩;或上尖如枯秆,或下细若针芒;或转侧之势似飞鸟空坠,或棱侧之形如流水激来。作一字,横竖相向;作一行,明媚相成。第一须存筋藏锋,灭迹隐端。用尖笔须落锋混成,无使毫露浮怯,举新笔爽爽若神,即不求于点画瑕玷也。为一字,数体俱入。若作一纸之书,须字字意别,勿使相同。若书虚纸,用强笔;若书强纸,用弱笔。强弱不等,则蹉跌不入。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心后,未作之始,结思成矣。仍下笔不用急,故须迟,何也?笔是将军,故须迟重。心欲急不宜迟,何也?心是箭锋,箭不欲迟,迟则中物不入。夫字有缓急,一字之中,何者有缓急?至如下乌—字,下手一点,点须急,横直即须迟,欲[乌]之脚急,斯乃取形势也。每书欲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谓书。若直笔急牵裹,此暂视似书,久味无力。仍须用笔著墨,下过三分,不得深浸,毛弱无力。墨用松节同研,久久不动弥佳矣。
笔势论十二章并序
   告汝子敬:吾察汝书性过人,仍未闲规矩。父不亲教,自古有之。今述《笔势论》一篇,开汝之悟。凡斯字势,犹有十二章,章有指归,定其模楷,详其舛谬,撮其要实,录此便宜。或变体处多,罕臻其本;转笔处众,莫识其源。悬针垂露之踪,难为体制;扬波腾气之势,足可迷人。故辨其所由,堪愈膏盲之疾。今书《乐毅论》一本及《笔势论》一篇,贻尔藏之,勿播于外,缄之秘之,不可示知诸友。穷研篆籀,功省而易成,纂集精专,形彰而势显。存意学者,两月可见其功;无灵性者,百日亦知其本。此之笔论,可谓家宝家珍,学而秘之,世有名誉。笔削久矣,罕有奇者,始克有成,研精覃思,考诸规矩,存其要略,以为斯论。初成之时,同学张伯英欲求见之,吾诈云失矣,盖自秘之甚,不苟传也。
创临章第一
    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也,墨者兵甲也,水研者城池也,本领者将军也,心意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策也,飏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点画者磊落也,戈旆者斩斫也,放纵者快利也,著笔者调和也,顿角者蹙捺也。始书之时,不可尽其形势,一遍正脚手,二遍少得形势,三遍微微似本,四遍加其遒润,五遍兼加抽拔。如其生涩,不可便休,两行三行,创临惟须滑健,不得计其遍数也。
启心章第二
    夫欲学书之法,先乾研墨,凝神静虑,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则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此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昔宋翼乃锺繇弟子。尝作是书,繇乃叱之,遂三年不敢见繇,即潜心改迹。每作一波,常三过折;每作一口,常隐锋而为之;每作一横画,如列阵之排云;每作一戈,如百钧之弩发,每作一点,如危峰之坠石;口口口口,屈折如钢钩;每作一牵,如万岁之枯藤;每作一放纵,如足行之趋骤,状如惊蛇之透水,激楚浪以成文。似虬龙之蜿蜒,谓其妙也;若鸾风之徘徊,言其勇也。摆拨似惊雷掣电,此乃飞空妙密,顷刻浮沈,统摄铿锵,启发厥意。能使昏迷之辈,渐觉称心;博识之流,显然开朗。
视形章第三
    视形象体,变貌犹同,逐势瞻颜,高低有趣。分均点画,远近相须;播布研精,调和笔墨。锋纤往来,疏密相附,铁点银钩,方圆周整。起笔下笔,忖度寻思,引说踪由,永传今古。智者荣身益世,方怀浸润之深;愚者不俟佳谈,如暗尘之视锦。生而知者发愤,学而悟者忘餐。此乃妙中增妙,新中更新。金书锦字,本领为先,尽说安危,务以平稳为本。分间布白,上下齐平,均其体制,大小尤难。大字促之贵小,小字宽之贵大,自然宽狭得所,不失其宜。横则正,如孤舟之横江渚;竖则直,若春笋之抽寒谷。
说点章第四
    夫著点皆磊磊似大石之当衢,或如蹲鸱,或如科斗,或如瓜瓣,或如栗子,存若鹗口,尖如鼠屎。如斯之类,各禀其仪,但获少多,学者开悟。
处戈章第五
    夫斫戈之法,落竿峨峨,如长松之倚溪谷,似欲倒也,复似百钧之弩初张。处其戈意,妙理难穷。放似弓张箭发,收似虎斗龙跃,直如临谷之劲松,曲类悬钩之钓水。峻嶒切于云汉,倒载陨于山崖。天门腾而地户跃,四海谧而五岳封;玉烛明而日月蔽,绣彩乱而锦纹翻。
健壮章第六
    夫以屈脚之法,弯弯如角弓之张,[鸟][焉]、[为]、[乌]之类是也。立人之法,如鸟之在柱首,[彳]、[丫]之类是也。豌脚之法,如壮士之屈臂,[凤]、[飞]。[凡]、[气]之例是也。急引急牵,如云中之掣电,[日][月]、[目][因]之例是也。豌脚荆斡,上捺下燃,终始转折,悉令和韵,勿使蜂腰鹤膝。放纵宜存气力,视笔取势。行中廓落,如勇士伸钩,方刚对敌,麒麟斗角,虎凑龙牙,筋节拿拳,勇身精健,放法如此,书进有功也。牵引深妙,皎在目前,发动精神,提撕志意,荆剔精思,秘不可传。夫作右边折角,疾牵下微开,左畔斡转,令取登对,勿使腰中伤慢。视笔取势,直截向下,趣义常存,无不醒悟。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1-3 04:32
教悟章第七
    凡字处其中画之法,皆不得倒其左右,右相复宜粗于左畔,横贵乎纤,竖贵乎粗。分间布白,远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稳。当须递相掩盖,不可孤露形影及出其牙锋,展转翻笔之处,即宜察而用之。
观形章第八
    夫临文用笔之法,复有数势,并悉不同。或有藏锋者大,藏锋在于腹内而起。侧笔者乏,亦不宜抽细而且紧。押笔者入,从腹起而押之。又云:利道而牵,押即合也。结笔者撮,渐次相就,必始然矣。参乎妙理,察其径趣。憩笔者俟失,憩笔之势,视其长短,俟失,右脚须欠也。息笔者逼逐,息止之势向上,久久而紧抽也。蹙笔者将,蹙,即捺角也;将,谓劣尽也。缓下笔,要得所,不宜长宜短也。战笔者合,战,阵也;合,叶也。缓不宜长及短也。厥笔者成机,促抽上勿使伤长。厥,谓其美也,视形势成机,是临事而成最妙处。带笔者尽,细抽勿赊也。带是回转走入之类,装束身体,字含鲜洁,起下笔之势,法有轻重也。尽为其著而后反笔抽之。翻笔者先然,翻转笔势,急而疾也,亦不宜长腰短项。叠笔者时劣,缓不宜长。起笔者不下,于腹内举,勿使露笔,起止取势,令不失节。打笔者广度。 打广而就狭,广谓快健,又不宜迟及修补也。
开要章第九
    夫作字之势,饬甚为难,锋先来去之则,反复还往之法,在乎精熟寻察,然后下笔。作/字不宜迟,\不宜缓,而脚不宜赊,腹不宜促,又不宜斜角,不宜峻,不用作其棱角二字合体,并不宜阔,重不宜长,单不宜小,复不宜大,密胜乎疏,短胜乎长。
节制章第十
    夫学书作字之体,须遵正法。字之形势不得上宽下窄;如是则是头轻尾重,不相胜任。不宜伤密,密则似疴瘵缠身;不舒展也。复不宜伤疏,疏则似溺水之禽;诸处伤慢。不宜伤长,长则似死蛇挂树;腰枝无力。不宜伤短,短则似踏死蛤蟆。言其阔也。此乃大忌,可不慎欤!
察论章第十一
    临书安帖之方,至妙无穷。或有回鸾返鹊之饰,变体则于行中;或有生成临谷之戈,放龙笺于纸上。彻笔则峰烟云起,如万剑之相成;落纸则稗循施张,蹙踏江波之锦。若不端严手指,无以表记心灵,吾务斯道,废寝忘餐,悬历岁年,乃今稍称矣。
譬成章第十二
    凡学书之道,有多种焉。初业书要类乎本,缓笔定其形势,忙则失其规矩。若拟目前要急之用,厥理难成,但取形质快健,手腕轻便,方圆大小各不相犯。莫以字小易,而忙行笔势;莫以字大难,而慢展毫头。如是则筋骨不等,生死相混。倘一点失所,若美人之病一目;一画失节,如壮士之折一肱。予《乐毅论》一本,书为家宝,学此得成,自外咸就,勿以难学而自惰焉。
用 笔 赋
    秦、汉、魏至今,隶书其惟锺繇,草有黄绮、张芝,至于用笔神妙,不可得而详悉也。赋以布诸怀抱,拟形于翰墨也。辞云:
何异人之挺发,精博善而含章。驰凤门而兽据,浮碧水而龙骧。滴秋露而垂玉,摇春条而不长。飘飘远逝,浴天池而颉颃;翱翔弄翮,凌轻霄而接行。详其真体正作,高强劲实。方圆穷金石之丽,纤粗尽凝脂之密。藏骨抱筋,含文包质。没没汨汨,若檬汜之落银钩;耀耀唏唏,状扶桑之挂朝日。或有飘飖骋巧,其若自然;包罗羽客,总括神仙。,季氏韬光,类隐龙而怡情;王侨脱屣,欺飞而上征。或改变驻笤,破真成草;养德俨如,威而不猛。游丝断而还续,龙鸾群而不争;发指冠而背裂,据纯钩而耿耿。忽瓜割兮互裂,复交结而成族;若长天之阵云,如倒松之卧谷。时滔滔而东注,乍纽山兮暂塞。射雀目以施巧,拔长蛇兮尽力。草草眇眇,或连或绝,如花乱飞,遥空舞雪,时行时止,或卧或蹙,透嵩华兮不高,逾悬壑兮非越。信能经天纬地,毗助王猷,耽之玩之,功积山丘。吁嗟秀逸,万代嘉休,显允哲人,于今鲜俦。共六合而俱永,与两曜而同流;郁高峰兮偃盖,如万岁兮千秋。
《题卫夫人〈笔阵图〉》后
晋 王右军
    夫纸者,阵也。笔者,刀槊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飏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此不是书,但得其点画尔。昔宋翼常作此书,翼是钟繇弟子,繇乃叱之。翼三年不敢见繇,即潜心改迹,每作一波,常三过折笔;每作一点,常隐锋而为之;每作一横画,如列阵之排云;每作一戈,如百钧之弩发;每作一点,如高峰坠石,屈折如钢钩;每作一牵,如万岁枯藤;每作一放纵,如足行之趋骤。翼先来书恶,晋太康中有人于许下破钟繇墓,遂得《笔势论》。翼乃读之,依此法学,名遂大振。欲真书及行书,皆依此法。若欲学草书,又有别法。须缓前急后,字体形尔。昔宋翼常作此书,翼是钟繇弟子,繇乃叱之。翼三年不敢见繇,即潜心改迹,每作一波,常三过折笔;每作一点,常隐锋而为之;每作一横画,如列阵之排云;每作一戈,如百钧之弩发;每作一点,如高峰坠石,屈折如钢钩;每作一牵,如万岁枯藤;每作一放纵,如足行之趋骤。翼先来书恶,晋太康中有人于许下破钟繇墓,遂得《笔势论》。翼乃读之,依此法学,名遂大振。欲真书及行书,皆依此法。若欲学草书,又有别法。须缓前急后,字体形势,状等龙蛇,相钩连不断。仍须棱侧起复,用笔亦不得使齐平大小一等。每作一字,须有点处,且作余字。总竟,然后安点。其点须空中遥掷笔作之,其草书,亦复须篆势、八分、古隶相杂,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纸。若急作,意思浅薄,而笔即直过。惟有章草及章程行狎等不用此势,但用击石波而已。其击石波者,缺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谓之隼尾波,即钟公《泰山铭》及魏文帝《受禅碑》中已有此体。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若直取俗字,不能先发。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遂成书尔,时年五十有三。惑恐风烛奄及,聊遗教于子孙耳,可藏之,千金勿传。
自论书
晋 王右军
    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张精熟过人,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后达解者,知其评之不虚。吾尽心精作亦久,寻诸旧书,惟钟、张故为绝伦。其余为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贤,仆书次之。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平南、李式论君不谢。(平南,即右军叔平南将军王廙也。李式,晋侍中。)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1-3 04:33

采古来能书人名
宋 羊欣
   
    (齐王僧虔录) 臣僧虔启:昨奉敕须古来能书人名,臣所知局狭,不办广悉。辄条疏上呈羊欣所撰录一卷。寻案未得,续更呈闻。谨启。
    秦丞相李斯。
    秦中车府令赵高。(右二人善大篆。)
    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阳狱。增减大篆体,去其繁复。始皇善之,出为御史,名书曰“隶书”。
    扶风曹喜。后汉人,不知其官。善篆、隶,篆小异李斯,见师一时。陈留蔡邕。后汉左中郎将,善篆、隶,采斯、喜之法,真定《宜父碑》文犹传于世。篆者师焉。
    杜陵陈遵。后汉人,不知其官,善篆、隶。每书,一座皆惊。时人谓为“陈惊座”。
    上谷王次仲。后汉人,作八分楷法。
    师宜官。后汉不知何许人、何官。能为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书。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书其壁。观者云集,酒因大售。俟其饮足,削书而退。
    安定梁鹄。后汉人,官至选部尚书。得师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鹄书悬帐中。宫殿题署,多是鹄手。
    陈留邯郸淳。为魏临淄侯文学,得次仲法。名在鹄后。
    毛弘。鹄弟子。今秘书分分,皆传弘法。又有左子邑,与淳小异,亦有名。
    京兆杜度。为魏、齐相,始有草名。
    安平崔瑗。后汉济北相,亦善草书。平苻坚,得摹崔瑗书。王子敬云,极似张伯英。瑶子寔,官至尚书,亦能草书。弘农张芝。高尚不仕,善草书,精劲绝伦。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每书云:“匆匆,不暇草书。”人谓为“草圣”。芝弟昶,汉黄门侍郎,亦能草。今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也。
    姜诩、梁宣、田彦和及司徒韦诞。皆英弟子,并善草。诞书最优。诞字仲将,京兆人,善楷书,汉魏宫馆宝器,皆是诞手写。魏明帝起凌云台,误先钉榜而未题。以笼盛诞,辘轳长絙引之,使就榜书之。榜去地二十五丈,诞甚危惧,乃掷其笔以下,焚之。仍诫子孙,绝此楷法,著之家令。官至鸿胪少卿。诞子少季,亦有能称。
罗晖、赵袭。不详何许人。与伯英同时,见称西州。而矜许自与,众颇惑之。伯英与朱宽书,自叙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
    河间张超。亦善草,不及崔、张。
    刘德升。善为行书,不详何许人。
    颍川钟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车征,二子俱学于德升,而胡书肥,钟书瘦。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繇子会,镇西将军,绝能学父书。改易邓艾上事,皆莫有知者。
    河东卫觊。字伯儒,魏尚书仆射。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草体微瘦,而笔迹精熟。觊子瓘,字伯玉。为晋太保。采张芝法,以觊法参之,更为草稿。草稿是相闻书也。瓘子恒,亦善书,博识古文。
    敦煌索靖。字幼安,张芝姊之孙。晋征南司马,亦善草书。
    陈国何元公。亦善草书。
    吴人皇象。能草,世称沉著痛快。
    荥阳陈畅。晋秘书令史。善八分,晋宫观城门皆畅书也。
    荥阳杨肇。晋荆州刺史。善草隶。潘岳诔曰:“草、隶兼善,尺牍必珍。足无辍行,手不释文。翰动若飞,纸落如云。”肇孙经,亦善草、隶。
    京兆杜畿。魏尚书仆射。子恕,东郡太守。孙预,荆州刺史。三世善草稿。
    晋齐王攸。善草行书。
    泰山羊忱。晋徐州刺史。羊固,晋临海太守。并善行书。
    江夏李式。晋侍中,善隶、草。弟定,子公府,能名同式。晋中书院李充母卫夫人,善钟法,王逸少之师。
    琅琊王廙。晋平南将军,荆州刺史。能章楷,传钟法。晋承相王导,善稿行。(廙从兄也。)
    王恬。晋中将军,会稽内史,善隶书。(导第二子也。)
    王洽。晋中书令,领军将军。众书通善,尤能隶行。从兄羲之云:“弟书遂不减吾。”(恬弟也。)
    王珉。晋中书令,善隶、行。(洽少子也。)
    王羲之。晋右将军,会稽内史。博精群法,特善草。羊欣云:“古今莫二。”(廙兄子也。)
    王献之。晋中书令。善隶稿,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羲之第七子也。)兄玄之、徽之、兄子淳之,并善草、行。
    王允之。卫军将军,会稽内史,亦善草、行。(舒子也。)
    太原王濛。晋司徒左长史,能草、隶。子脩,琅琊王文学,善隶、行。与羲之善,故殆穷其妙。早亡,未尽其美。子敬每省修书云:“咄咄逼人。” 王绥。晋冠军将军,会稽内史,善隶、行。
    高平郗愔。晋司空,会稽内史。善章草,亦能隶。郗超,晋中书郎,亦善草。(愔子也。)
    颍川庾亮。晋太尉,善草行。庾翼,晋荆州刺史,善隶、行,时与羲之齐名。(亮弟也。)
    陈郡谢安。晋太傅,善隶、行。
    高阳许静民。镇军参军,善隶、草,羲之高足。
    晋穆帝时有张翼,善学人书。写羲之表,表出,经日不觉。后云:“几欲乱真。”会稽隐士谢敷、胡人康昕。并攻隶草。
   飞白本是宫殿题八分之轻者,全用楷法。吴时张弘好学不仕,常著乌巾,时人号为“张乌巾”。此人特善飞白,能书者鲜不好之。(自秦至晋凡六十九人。)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1-3 04:34
山谷论书(一)
      黄庭坚(1045年—1105年,宋仁宗庆历五年——宋徽宗崇宁四年),宋代文学家、诗人、书法家。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宇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治平三年进士,历官集贤校理、著作郎、秘书丞、涪州别驾、吏部员外郎。山谷诗风奇崛放纵,开“江西诗派”之先河。与苏轼并称“苏黄”。《宋史》本传云:“山谷善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元赵孟頫评黄书云:“得张长史圆劲飞动之意,望之如高人胜士,令人敬叹。”山谷尝自云:“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墨迹,乃窥笔法之妙。”又云:“元祐间书,笔意痴钝,用笔多不到,晚入峡见长年荡浆,乃悟笔法。”是篇《山谷论书》辑自《山谷题跋》、《山谷文集》等。
      《山谷文集》有宋乾道刊本、明嘉靖、万历刊本、清乾隆刊本。《山谷题跋》有《纷欣阁丛书》刊本,《四部丛刊》本。
      古人作《兰亭叙》,《孔子庙堂碑》,皆作一淡墨本,盖见古人用笔回腕余势;若深墨本,但得笔中意耳。今人但见深墨本,收尽锋芒,故以旧笔临仿。不知前辈书,初亦有锋锷,此不传之妙也。
      《东方曼倩画赞》,笔圆净而劲,肥瘦得中,但字身差长,盖崔子玉字形如此,刚辈或随时用一人笔法耳。
      《黄庭经》王氏父子书,皆不可复见,小字残缺者,云是永禅师书,既刓缺,亦难辨真赝。字差大者,是吴通微书,字形差长,而瘦劲笔圆,胜徐浩书也。
      《佛遗教经》一卷,不知何世何人书,或曰右军羲之书。黄庭坚曰:吾尝评此书,在楷法中小不及《乐毅论》尔,清劲方重盖度越萧子云数等。顷见京口断崖中《瘗鹤铭》大字,右军书,其胜处乃不可名貌。以此观之,良非右军笔画也。若《瘗鹤碑》断为右军书,端使人不疑。如欧、薛、颜、柳数公书,最为端劲,然才得《瘗鹤铭》仿佛尔。惟鲁公《宋开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间。治果善学书,合处不减古人,然时有僧气可恨。羊欣书,举止羞涩。萧衍老翁亦善评书也。
      宋儋笔墨精劲,但文词芜秽,不足发其书。子瞻尝云其人不解此狡狯,书便不足观。
      王侍中学钟繇绝近,真、行皆妙,如此书乃可临学。谢太傅墨迹,闻都尉李公照有之,不作姿媚态度,惜不见尔。
      郗方回书,初不减王氏父子,诚不浪语。
      章草《千字文》集书家定为汉章帝书,缪矣。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乃周兴嗣取右军帖中所有字,作韵语。章帝时那得有之?疑只是萧子云之最得意者。右军尝戏为龙爪书,今不复见。余观《瘗鹤铭》,势若飞动,岂其遗法邪?欧阳公以鲁公书《宋文贞碑》得《瘗鹤铭》法,详观其用笔意,审如公说。
      欧率更书《化度寺碑》,所谓直木曲铁法也,如介胄有不可犯之色,然未能端冕而有德威也。
      书家论徐会稽笔法;“怒猊抉石,渴骥奔泉”。以余观之,诚不虚语。如季海笔,少令韵胜,则与稚恭并驱争先可也。季海长处正是用笔劲正而心圆。若有工不论韵,则王著优于季海,季海不下子敬。若论韵胜,则右军,大令之门谁不服膺?往时观“怒猊抉石,渴骥奔泉”之论,芒然不知是何等语,老年乃于季海书中见之,如观人眉目也。“三折肱,知为良医”,诚然哉!季海暮年乃更摆落王氏规摹,自成一家,所谓卢蒲嫳其发甚短,而心甚长,惜乎!当时君子莫能以短兵伐此老贼也。前朝翰林侍书王著,笔法圆劲,今所藏《乐毅论》、周兴嗣《千字文》皆著书墨迹,此其长处不减季海,所乏者韵尔。
      王著临《兰亭序》、《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字》,皆绝妙,同时极善用笔。若使陶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力也。颜太师称张长史虽资性颠佚,而书法极入规矩也,故能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如京洛间人,传摹狂怪,字不入右军父子绳墨者,皆非长史笔迹也。盖草书法坏于亚栖也。
      周、秦古器铭,皆科斗文字,其文章尔雅,朝夕玩之,可以披剥华伪,自见至情。虽戏弄翰墨,不为无补。
      钟太傅表章致佳,世间盖有数本,肥瘠小大不同,盖后来善临拓本耳,要自皆有佳处。
      两晋士大夫类能书,右军父子拔其萃耳。观魏、晋间人论事,皆语少而意密,大都犹有古人风泽,略可想见。论人物要是韵胜,为尤难得。蓄书者能以韵观之,当得仿佛。
      右军真、行、章草、藁,无不曲当其妙处,往时书家置论,以为右军真、行皆入神品,藁书乃入能品,不知凭何便作此语?正如今日士大夫论禅师,某优某劣,吾了不解。古人言:“坐无孔子,焉别颜回”,真知言者。
      右军自言见秦篆及汉《石经》正书,书乃大进,故知局促辕下者,不知轮扁斫轮有不传之妙。王氏来,惟颜鲁公、杨少师得《兰亭》用笔意。
      右军笔法如孟子道性善,庄周谈自然,纵说横说,无不如意,非复可以常理拘之。
      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弥觉成就尔。所以中间论书者,以右军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尝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似左氏,大令似庄周也。由晋以来,难得脱然都无风尘气似二王者,惟颜鲁公、杨少师仿佛大令尔。鲁公书今人随俗多尊尚之,少师书口称善而腹非也。欲深晓杨氏书,当如九方皋相马,遗其玄黄牝牡乃得之。
      宋、齐间士大夫翰墨颇工,合处便逼右军父子,盖其流风遗俗未远,师友渊源,与今日俗学不同耳。王、谢承家学,字画皆佳,要是其人物不凡,各有风味耳。观王濛书,想见其人秀整,几所谓毫发无遗恨者。王荆公尝自言学濛书。世间有石刻《南涧楼诗》者,似其苗裔,但不解古人所长,乃尔难到。
      伯英书小纸,意气极类章书,精神照人,此翰墨妙绝无品者。
      张长史《千字》及苏才翁所补,皆怪逸可喜,自成一家,然号为长史者,实非张公笔墨. 余中年来,稍悟作草,故知非张公书,后有人到余悟处,乃当信耳。
      颜鲁公书虽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军父子笔法,书家多不到此处,故尊尚徐浩,沈传师尔。九方皋得千里马于沙丘,众相工犹笑之,今之论书者,多牡而骊者也。
      观鲁公此帖,奇伟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回视酬欧,虞,褚,薛,徐、沈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盖自二王后,能臻书法之极者,惟张长史与鲁公二人。其后杨少师颇得仿佛,但少规矩,复不善楷书,然亦自冠绝天下后世矣。
      观唐人断纸余墨'皆有妙处,故知翰墨之胜,不独在欧、虞、褚、薛也。惟恃耳而疑目者,盖难与共谈耳。
      观江南李主手改表草,笔力不减柳诚悬,乃知今世石刻曾不得其仿佛。余尝见李主与徐铉书数纸,自论其文章,笔法正如此,但步骤太露,精神不及此数字笔意深稳。盖刻意与率尔为之,工拙便相悬也。
      常山公书如霍去病用兵,所谓顾方略如何耳,不至学孙、吴。至其得意处,乃如戴花美女,临镜笑春,后人亦未易超越耳。
      《蔡明远帖》,笔意纵横,无一点尘埃气,可使徐浩服膺,沈传师北面。
      蔡君谟行书简札,甚秀丽可爱,至于作草,自云得苏才翁屋漏法,令人不解。近见陈懒散草书数纸,乃真得才翁笔意。寒溪草堂待饭不至,饥时书板,殊无笔力。
      苏子美似古人笔劲,蔡君谟似古人笔圆,虽得一体,皆自到也。蔡君谟书如《胡笳十八拍》,虽清气顿挫,时有闺房态度。
      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沈著,极近晋、宋人书。往时苏才翁笔法妙天下,不肯一世,人惟称文正公书与《乐毅论》同法。余少时得此评,初不谓然,以谓才翁傲睨万物,众人皆侧目无王法,必见杀也。而文正待之甚厚,爱其才而忘其短也,故才翁评书少曲董狐之笔耳。老年观此书,乃知用笔实处是其最工,大概文正妙于世故,想其钩指回腕,皆优入古人法度中。今土大夫喜书,当不但学其笔法,观其所以教戒故旧亲戚,皆天下长者之言也。深爱其书,则深味其义,推而涉世,不为古人志士,吾不信也。
司马温公天下士也,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而身为度者也。观其书,犹可想见其风采。余尝观温公《资治通鉴》草,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讫无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盖如此。
      昔余大父大夫公,及外祖特进公,皆学畅整《遗教经》及苏灵芝《北岳碑》,字法清劲,笔意皆到,但不入俗人眼耳。数十年来,士大夫作字尚华藻,而笔不实。以风樯阵马为痛快,以插花舞女为姿媚,殊不知古人用笔也。客有惠棕心扇者,念其太朴,与之藻饰,书老杜《巴中十诗》,颇觉驱笔成字,都不为笔所使,亦是心不知手,手不知笔,恨不及二父时耳。下笔痛快沈著,最是古人妙处,试以语今世能书人,便十年分疏不下,顿觉驱笔成字,都不由笔。
      余尝论右军父子翰墨中逸气,破坏于欧、虞、褚、薛及徐浩、沈传师,几于扫地。惟颜尚书、杨少师尚有仿佛。近来苏子瞻独近颜、杨气骨,如《牡丹帖》甚似《白家寺壁》,百余年后此论乃行尔。
      东坡先生尝自比于颜鲁公,以余考之,绝长补短,两公皆一代伟人也。至于行、草、正书,风气皆略相似。尝为余临《与蔡明远委曲》《祭兄濠州刺史及侄季明文》《论鱼军容坐次书》《乞脯天气殊未佳》帖,皆逼真也。此一卷字形如《东方朔画赞》,俗子喜妄讥评,故及之。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1-3 04:35
山谷论书(二) 余尝论右军父子以来,笔法超逸绝尘惟颜鲁公、杨少师二人。立论者十余年,闻者瞠若晚识。子瞻独谓为然。士大夫乃云:苏子瞻于黄鲁直爱而不知其恶,皆此类。岂其然乎!比来作字,时时仿佛鲁公笔势,然终不似子瞻暗合孙、吴耳。
      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今世号能书者数家,虽规摹古人,自有长处,至于天然自工,笔圆而韵胜,所谓兼四子之有以易之,不与也。
      东坡书,彭城以前犹可伪,至黄州后,掣笔极有力,可望而知真赝也。         
      子由书瘦劲可喜,反覆观之,当是捉笔甚急而腕著纸,故少雍容耳。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今来年老,懒作此书, 如老病人扶杖,随意颠倒,不复能工。顾异于今人书者,不扭捏容止,强作态度耳。
      钱穆公、苏子瞻皆病余草书多俗笔。盖余少时学周膳部书,初不自寤,以故久不作草,数年来犹觉湔祓尘埃气未尽。
      余尝论近世三家书云:王著如小僧缚律,李建中如讲僧参禅,杨凝式如散僧入圣。当以右军父子书为标准,观予此言,乃知远近。
      王中令人物高明,风流弘畅不谢安石。笔札佳处,浓纤刚柔,皆与人意会。贞观书评,大似不公。去逸少不应如许远也。
      顷年观《庙堂碑》摹本,窃怪虞永兴名浮于实,及见旧刻,乃知永兴得智永笔法为多。又知蔡君谟真、行简札,能入永兴之室也。
      唐自欧、虞后能备八法者,独徐会稽与颜太师耳,然会稽多肉,太师多骨。
      余尝评题鲁公书,体制百变,无不可人。真、行、草书、隶,皆得右军父子笔势。
      张长史书《智雍厅壁记》,楷法妙天下,故作草草如。寺僧怀素草工瘦,而长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劲难得也。
      《石鼓文》笔法如圭璋特达,非后人所能赝作。熟观此书,可得正书、行草法。非老夫臆说,盖王右军亦云尔。
      张长史行草帖,多出于赝作。人闻张颠,未尝见其笔墨,遂妄作狂蹶之书,托之长史。其实张公姿性颠逸,其书字字入法度中也。
      柳公权《谢紫丝趿鞋帖》,笔势往来如用铁丝纠缠,诚得古人用笔意。
      《道林岳麓寺诗》,字势豪逸,真复奇崛,所恨功巧太深耳。少令巧拙相半,使子敬复生,不过如此。
      见颜鲁公书,则知欧、虞、禇、薛入右军之室;见杨少师书,然后知徐、沈有尘埃气。虽然,此论不当察察言,盖能不以己域进退者寡矣。
      或云东坡作[戈],多成病笔,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东坡书,真行相半,便觉去羊欣、薄绍之不远。予与东坡俱学颜平原,然予手拙,终不近也。自平原以来,惟杨少师、苏翰林可人意尔。不无有笔类王家父子者,然予不好也。
      东坡书如华岳三峰,卓立参昴,虽造物之炉锤,不自知其妙也。中年书圆劲而有韵,大似徐会稽;晚年沈著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盖天资解书,比之诗人,是李白之流。
      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圜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数百年后,必有知余此论者。
      苏翰林用宣城诸葛齐锋笔作字,疏疏密密,随意缓急,而字间妍媚百出。古来以文章名重天下,例不工书,所以子瞻翰墨,尤为世人所重。
      藏书务多而不精别,此近世士大夫之所同病。唐彦猷得欧阳率更书数行,精思学之,彦猷遂以书名天下。近世荣咨道费千金聚天下奇书,家虽有国色之姝,然好色不如好书也,而荣君翰墨,居世不能入中品。以此观之,在精而不在博也。
      学书之法乃不然,但观古人行笔意耳,王右军初学卫夫人,小楷不能造微入妙,其后见李斯、曹喜篆,蔡邕隶、八分,于是楷法妙天下。张长史观古钟鼎铭、科斗篆,而草圣不愧右军父子。
      余书不足学,学者辄笔软无劲气。今乃舍子瞻而学余,未知为能择术也。
      李西台出群拔萃,肥而不剩肉,如世间美女丰肌,而神气清秀者也,但摹手或失其笔意,可恨耳。宋宣献富有古人法度,清秀而不弱,此亦古人所难。苏子美、蔡君谟皆翰墨之豪杰也,欧阳文忠公颇于笔中用力,乃是古人法,但未雍容耳。徐鼎臣笔实而字画劲,亦似其文章,至于篆,则气质高古,与阳冰并驱争先也。
      王荆公书字得古人法,出于杨虚白,虚白自书诗云:“浮世百年今过半,校他蘧瑗十年迟。”荆公此二帖近之。往时李西台喜学书,题少师大字壁后云:“枯杉倒桧霜天老,松烟麝煤阴雨寒。我亦生来有书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台真能赏音。今金陵定林寺壁荆公书数百字,未见赏音者。
      君谟作小字,真、行殊佳,至作大字甚病。故东坡云:“君谟小字,愈小愈妙;曼卿大字,愈大愈奇。”
      余尝评米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然似仲由,末见孔子时风气耳。
      余尝论二王以来书艺,超轶绝尘惟颜鲁公、杨少师,相望数百年,若亲见逸少。又知得于手而应于心,乃轮扁不传之妙,赏会于此,虽欧、虞、褚、薛,正须北面尔。自为此论,虽平生翰墨之友闻之,亦怃然瞠若而已。晚识子瞻,评子瞻行书当在颜、杨鸿雁行。子瞻极辞谢不敢。虽然,子瞻知我不以势利交之、而为此论。李乐道白首心醉《六经》古学,所著书,章程句断,绝不类今时诸生。身屈于万夫之下,而心亨于江湖之上。晚寤籀篆,下笔自可意,直木曲铁,得之自然。秦丞相斯、唐少监阳冰,不知去乐道远近也,当是传其家学。观乐道字中有笔,故为乐道发前论。蔡君谟行书,世多毁之者,子瞻尝推崇之,此亦不传之妙也。
      士大夫学荆公书,但为横风疾雨之势,至于不著绳尺而有魏、晋间风气,不复仿佛。学子瞻书,但卧笔取妍,至杨方驾则未之见也。余书姿媚而乏老气,自不足学,学者辄萎弱不能立笔。虽然,笔墨各系其人,工拙要须其韵胜耳,病在此处,笔墨虽工,终不近也。又学书端正则窘于法度,侧笔取妍往往工左而病右。正书如右军《霜寒表》、大令《乞解台职状》、张长史《郎官厅壁记》皆不为法度病其风神。至于行书,则王氏父子随肥瘠皆有佳处,不复可置议论。近世惟颜鲁公、杨少师特为绝伦,甚妙于用笔,不好处亦妩媚,大抵更无一点一画俗气。比来士大夫,惟荆公有古人气质而不端正,然笔间甚遒。温公正书不甚善,而隶法及端劲似其为人。
      今时学《兰亭》者,不师其笔意,便作行势,正如美西子捧心而不自寤其丑也。余尝观汉时石刻篆、隶,颇得楷法,后生若以余说学《兰亭》,当得之。
      少时喜作草书,初不师承古人,但管中窥豹,稍稍推类为之,方事急时,便以意成,久之或不自识也。比来更自知所作韵俗,下笔不浏离,如禅家粘皮带骨语,因此不复作。时有委缣素者,颇为作正书,正书虽不工,差循理尔。今观钟离寿州小字《千文》妩媚而有精神,熟视皆有绳墨,因知万事皆当师古。
      欧率更书,温良之气袭人,然即之则可畏,颇似吾家叔度之为人。比来士大夫学此书,好作芒角镰利,正类阿巢尔。
东坡少时,规摹徐会稽,笔圆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写颜尚书,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李北海书,其豪劲多似之。往时唯唐林夫学书知古人笔意,少所许可,甚爱东坡书。此与泛泛好恶者不可同年而语矣。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1-3 04:35
中国书法资料库  之法书墨迹




陆机《平复帖》
陆机(261—303年),字士衡,晋代吴郡(今苏州)人。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以《文赋》最知名。书法能章草,传世有《平复帖》。此帖应是介乎章草和今草之间的过渡性书体,帖中用秃颖劲毫,笔意生动,风格平淡质朴,是流传有绪的西晋名家法书钜迹。

米芾临王献之《中秋帖》 王献之(343—387年),字子敬,小名官奴。书精诸体,尤以行草擅名。与父王羲之并享书名,史称“二王”。《中秋帖》是宋代米芾据王献之《十二月割帖》的不完全临本。笔迹流怿,情驰神纵,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

李白《上阳台诗》
李白(70l一762年),字太白,一字长庚,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曾寓居山东。唐代伟大诗人,亦擅长书法。此帖落笔天纵,收笔处一放开锋,毫无含蓄,更显苍劲。看来笔已颓,人也醉。纸敝墨渝,笔泐意连,点画行走于云烟明灭之中。现存诗仙遗墨,唯此一件。
     
    李建中《同年帖》
李建中(945-1013),字得中北宋洛阳人。书法主要受唐、五代欧阳询、颜真卿、杨凝式三家影响。其作品对于由唐入宋书法艺术的过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年帖》风格朴厚而不乏姿态,善于把欧阳询修长严谨的结体,与颜真卿书法中的丰肥点画巧妙结合,拙中藏巧,浑厚不滞,格调温和冲和。




       米芾《寒光帖》
《 寒光帖》与《盛制帖》均是写给好友蔡肇的书札。蔡肇,字天启, “ 润州丹阳人,能为文,最长诗歌 ” , “ 张商英当国,引为礼部员外,进起居郎,拜中书舍人。 ”( 《宋史》 ) 二帖行草相间,笔法变换,倾侧求势,流美婉转。属款 “ 黻 ” ,说明是米芾四十一岁前的作品。后隔水有明代董其昌跋。

      

苏轼《新岁展庆帖卷》
《新岁展庆帖》为苏轼给陈慑 ( 季常 ) ,与其相约公择 ( 李常 ) 于上元在黄州相会之事的书札。据帖中所写时间 (“ 上元 ”) 与事由推知,该帖应作于北宋元丰四年 (1081) 春季在黄州时,苏轼时年四十五岁。苏轼在黄州时期与陈慑往来书信频繁,且在与他人信中亦常提及陈糙,可知二人交谊深厚。此帖现与《人来得书帖》裱于一卷。二帖下笔自然流畅,劲媚秀逸,笔笔交待分明,精心用意。虽为书札,却写得非常精致,字的入笔、收笔、牵连交代分明,是苏轼由早年书步入中年书的佳作。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1-3 04:36

王珣《伯远帖》
王珣 (349—400 年 ) ,字元琳,小名法护,晋时琅琊临沂 ( 今山东临沂 ) 人。以辞翰著称,善行草《宣和书谱》称他为 “ 草圣 ” 。《伯远帖》是王珣写的一通信札,也是传世晋人墨迹中唯一具有名款的真迹。行笔出入顿挫,锋棱俱在;笔笔有浓淡变化,后笔过搭前笔处毫锋重迭,笔顺天成,绝无钝滞之迹:落简挥毫,字字顾盼,尽得优游俊朗之风神。

隋大方等大集经
《大方等大集经卷》,略称《大集经》。本卷包括“虚空目分中净目品”第五、“中圣目品”第六和“中辟支佛乘晶”第七。全卷用纸13张,每张横51.5厘米,有乌丝栏。从卷后尾题的笔迹看,尾跋与经文不是同一人书写,而是经生抄写,做功德的人再题记。经文书法点画清劲遒婉,结体方圆兼得,面目秀丽平和。笔锋墨彩,纤毫可见。




北周大般涅槃经
《大般涅槃经》,又称《大涅槃经》,《涅槃经》、《大经》,凡13品40卷,北凉昙无谶译。本卷抄写的“大般涅槃经卷第廿七”为南本涅槃经,亦见于北本涅槃经卷第29。其书法风神疏朗,体格圆整,已开唐风。
杨凝式《夏热帖》
唐代王方庆献《万岁通天帖》中收有东晋王氏《疖肿》、《柏酒》、《尊体安和》诸草书帖,体势雄奇险峻,运笔爽利挺拔。而《夏热帖》与之相比,,可相颉颃。宋代王钦若跋称此帖“字画奇古”,即指得晋人草法。




   唐《古今译经图记》

该写本四卷完整,共18张半纸。书法劲媚逋峭,整饬谨严。如果说颜真卿《多宝塔碑》反映出与经生书的联系,那么本卷可与颜碑相映生辉。



黄庭坚《杜甫寄贺兰銛诗页》
此帖系《宋元宝翰册》之一,黄山谷草书杜甫寄贺兰锯五言诗。此帖笔法圆劲,笔势连绵,如龙蛇飞动,达到心手两忘之境地。尾“寄贺兰锸”四字写作行楷书,矫拔精健,与前草书诗文的飞动气势相得益彰。帖虽短短八行,却是山谷草书佳作。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1-3 04:36

      
       传王羲之《兰亭序》神龙本 唐初,临摹《兰亭序》风行,在众多摹本中,尤以此本最精妙。因钤有唐中宗年号“神龙”印,被称为“神龙本”。其不见间架结构优美,而且行笔的踪迹、墨彩的浓淡,也都十分清楚,因此历代评家均认为其表现原作笔墨最为真切。

     
       蔡襄《扈从帖》 和《蒙惠帖》一样,此帖也是蔡襄治平元年到二年赴任杭州之前,在汴京写给李端愿的。两帖书法风格极接近,均为蔡氏书札中的精品。

           蔡襄《纡问帖》 蔡襄(1012-1067),字君谟,诗文、书法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书法更被称为本朝第一。《纡问帖》系致亲友的一通私函,没有上款。风格介于《虚堂帖》与《自书诗卷》之间,既有前者点画肥拙的特点也有后者笔法趋于流畅的倾向,是蔡襄书法由早期向中期渡的作品。
         范仲淹《远行帖》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
《远行帖》是写给朋友的应酬私函。此帖书法风格与《道服赞帖》的瘦硬方劲相似,但尺牍不象“赞文”那么正规,因此书写时较为率意。


   苏轼《归院帖》 《归院帖》系《宋人法书六种卷》之一,从帖文中可知,是苏轼为翰林学士时所书,即在北宋元褚元年至四年七月间(1086—1089) ,年龄在五十至五十三岁间。对东坡书,前人虽云学颜真卿、杨凝式,但实际受徐浩行书影响最深。此帖笔致萧散,结态随意,似不经意而笔到法随,已不见学古痕迹。诚如东坡自己所说:“不践古人,自出新意。”帖虽短短五行,却似进于化境。

  郑簠《七言诗轴》 郑簠(1622一1694年),字汝器,号谷口,清代上元(今江苏南京)人。工书 法,尤以隶书擅名于清初书坛。其隶书融入草书笔法,形成疏宕纵逸、顿挫飞扬的独特风格,对清代隶书产生很大影响。此轴抄录了唐代王建的七言诗 一首,其书法结体端秀雅逸,而笔画的粗细及运笔却极富变化,尤其是一些草书笔法的应用,更增加了全幅飘逸灵动之势,同时又不乏庄重沉实的气息,代表了郑簠隶书的典型风格。

  姜宸英《洛神赋册》 姜宸英(1628一1699年),字西溟,号湛园,又号苇间,清代慈溪(今浙江慈溪)人。工书善画,书宗米、董,飘逸俊秀,为清初帖学书法的代表人物。此册抄录了汉曹植的《洛神赋》。从书风推测,应该试姜氏晚年所书。其风格秀劲,取法于唐代虞、褚、欧诸家,兼融汉魏之意,是姜宸英的代表作品。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1-3 04:37

      
         杨凝式《神仙起居法》 杨凝式(873—954年),字景度,五代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工诗歌,擅笔札。书法遒放,宗师欧阳询、颜真卿,笔势奇逸,常有意外之趣。此幅小草书,似随意点画,不假思索,墨痕浓淡相间,时有枯笔飞白,尽得天真烂漫之趣。
           
传柳公权《蒙诏帖》
柳公权(778—865年),字诚悬,唐代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书法学颜出欧,正楷最佳,遒媚劲健,端庄缜密,自立法门,世称“柳体”,与颜真卿书并有“颜筋柳骨”之称。《蒙诏帖》为宋人临本,但筋骨刚健,颇得柳书之妙。


         
             传颜真卿《湖州帖》

颜真卿(708—784年),字清臣,号应方,祖籍琅琊(今山东临沂)人。工正书,擅草法,从褚遂良、张旭得笔法。其书浑厚清峻,沉着遒劲,被世人誉为“颜体”。《湖州帖》为宋人仿本。书法圆转连绵,丰丽超动,墨色华润,心境安然见于纸上,同《祭侄文稿》的悲切,《争座位》的激昂意态迥别。

         
   
         薛绍彭《大年帖》 薛绍彭,字道祖,号翠微居士,平生与米芾交往密切,亦善于鉴古。书法“结法内撅,锋藏不露,而古意时溢毫素间,不作倾险浮急态”(王世贞语),时人并称“米、薛”。《大年帖》又称《晴和帖》或《大年借墨帖》,原为三帖合卷之一,现在只存此一帖。书法圆健,结构茂密,以骨力胜,深得二王遗意。帖中所称《异热帖》为王羲之书,承晏、张遇均为古时制墨名家。上款“大年太尉”应是宋宗室、名画家赵令穰。


   
       欧阳修《灼艾帖》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工书法,“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灼艾帖》体现了欧阳修书法受唐人欧阳询、颜真卿二家影响,结体有颜书的宽绰,笔势具欧书的险劲。

           
               林逋《自书诗卷》 林逋(967-1028),字君复,北宋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工书法,擅行草书,风格清劲,被陆游称为“高胜绝人”。《自书诗卷》是林逋存世的唯一长篇巨制,为其代表作。此卷章法极为疏郎,字的大小差别不大,极富整体效果,给人以清新、脱俗之感。在北宋前期的书家之中,林氏是将书法与人品修养结合的最完美的一位。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1-3 04:38
中国书法资料库  之法帖拓本


宋拓《绛帖》
汉张芝书
冠军帖
宋拓《淳化阁帖》
晋王羲之书
二谢帖



宋拓《绛帖》
魏钟繇书
宣示表
宋拓《绛帖》
晋王献之书
地黄汤帖
宋拓 《淳化阁帖》
晋王羲之书
初月帖
宋拓 《淳化阁帖》
晋王羲之书
十月七日帖
  
宋拓 《淳化阁帖》
晋王羲之书  
奉告帖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1-3 04:38


宋拓《绛帖》
齐王僧虔书
谢献帖
宋拓《西楼苏帖》
苏东坡书
丧母当令长子迈来此







宋拓《绛帖》
宋梁武帝书
数朝帖
宋拓《绛帖》
唐僧怀素书
祝融高坐帖
宋拓《绛帖》
宋羊欣书
暮春帖



宋拓《绛帖》
秦李斯书
田畴帖

宋拓《大观帖》
梁萧子云书

宋拓《大观帖》
唐薛稷书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1-3 04:38


宋拓《汝帖》
晋索靖书
月仪帖
宋拓《汝帖》
晋王羲之书
山阴帖






宋拓《大观帖》
晋王献之书
鹅群帖

宋拓《绛帖》
晋王献之书
《鸭头丸帖》

宋拓《大观帖》
唐柳公权书
宋拓《大观帖》
晋王羲之书
小园帖

宋拓《大观帖》
晋王羲之书
适得书帖

宋拓《大观帖》
晋王羲之书
王导书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1-3 04:39

宋拓《兰亭序帖》
梁萧子云书
出师颂

宋拓《兰亭序帖》
唐张旭书
肚痛帖


宋拓《汝帖》
晋王羲之书
增感帖
宋拓《西楼苏帖》
宋苏东坡书
问养生


宋拓《鼎帖》
晋王羲之书
远宦帖
宋拓《西楼苏帖》
宋苏东坡书
雨中一首
宋拓《西楼苏帖》
苏东坡书
二疏图赞

宋拓《西楼苏帖》
宋苏东坡书
菊说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1-3 04:43
当代中国书坛格局的由来
——二十世纪末的思考 黄 惇

[内容提要]
●清代碑学影响下的流风与碑派的新发展
●碑帖融合的创作模式与其领域的拓展
●帖派的再兴与对二王系统文人书法传统的回归
●外来艺术思潮的冲击与“现代书法”的探索
● 尾语
[关键词]    传统 现代 探索 思考


   
一 清代碑学影响下的流风与碑派的新发展
    当代书坛的第一支重要力量是清代延续至今的碑派。
    崇碑思潮的出现,可追溯到清代初中期的前碑派,大抵从郑簠(1622—1693)起,有了专一向汉碑学习的典型。雍乾时扬州八怪中的金农(1687—1763)受郑簠影响,开始完全舍弃王羲之以来的传统,在师碑的同时,转向对古代无名书家的学习,他曾有这样一首诗:“曾稽内史负俗姿,书坛荒疏笑骋驰,耻向书家作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 金农书法的实践甚至比这首诗所表达的走得更远,在他的隶书、碑化了的行书和后期的隶楷、漆书中,成功地实践了自己的思想。
    金农以后的碑派,实际上正是像金农那样以舍弃二王系统的文人书法传统为代价的,并同时从碑版、金石和非文人书家的民间书法中开掘出了另一传统。从书法本身发展而言,二王一脉的文人书法传统在清代主要是由赵、董书风为体现的,由于帝王之喜好,文人书法被宫廷化,蜕变中失去了其本身具有的自由精神,因此在当时成为碑派革新的对立面。在碑派的发展中,理论家充当了先导的作用,尽管阮元、包世臣和康有为三位碑学理论家对待帖学的态度不一,但在崇碑的立场上却是前后一致的。值得充分注意的是他们大都在宏扬金石碑版的同时,否定了宋代以来学习书法的主要对象——刻帖的价值,以为《阁帖》漶漫、屡屡翻刻失真,而认为只有碑刻保留了千年之典型。这种观点,在康有为(1858—1927)所著《广艺舟双楫》中发展到了极点,他专列《卑唐》、《尊碑》两节,在以北朝碑刻与唐碑的比较中,以魏碑审美为评定标准,完全漠视书法发展的历史。当然勿庸置言,清代碑派所走的路依然与历代各家变革之路相同,所谓“借古开今”是也。康氏思想的宗旨即是变革,如其所言:“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 然而清代碑派所祟尚表现的金石气,显然亦主要是从风化、漶漫之金石拓片中获得,其特征表现为用笔追求厚重、苍茫、浑穆,这种追求在短短百年的碑学运动中,使笔纸的运用、书法的审美趣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令人不解的是在碑学高潮之中,似乎谁也没有用其之矛去攻其之盾,那些被康有为鼓吹的穷乡儿女造像,不论如何残破漶漫或错字连篇一样受到顶礼膜拜,似乎并没有人去问一声,为什么刻帖漶漫、翻刻失真即当抛弃,而碑刻漶漫、残破模糊,却当倍加颂扬呢?康氏回答得并不错,“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 潮流到来的时候,掩盖了一切。
    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堪称碑派理论的总结,本世纪初它的影响是空前的,在开掘碑派审美,研究碑派技法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由于其尊碑贬帖的过激立场,负面效应也十分强烈。清代以来的碑派开启了一个帖派所不能囊括的以篆隶、北碑和无名书家为中心的传统,但却抛弃了这个原始传统进化后的二王一系文人书法传统,这碑学理论中所蕴含的这种反传统主义,导致了整个中国书法传统的断裂,这种思潮从清中叶以来一直影响到当代,当然毫无疑问也漫及日本与韩国的书坛。
    本世纪初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书家,几乎清一色都是从碑派大潮中涌现出来。民国初年聚集于上海的吴昌硕(1844—1927)、康有为、沈曾植(1850--1922)等,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的作品散发着浓郁的金石气,风格以雄浑、厚重、朴拙为主要特征。这一时期直到二三十年代涌现出的许多书家,几乎都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漠不关心,坚持走摹古的道路,若曾熙、李瑞清、萧蜕庵、王福庵、罗振玉、王个簃、钱瘦铁、朱复戡等等。吴昌硕的众多弟子,几乎仅守师门鲜有创造。李瑞清等人则描头画角、极尽颤抖之能事去表现康有为提倡的“雄奇角出”。唯王福庵以工稳秀雅的篆书另辟蹊径,在运用碑派笔法的同时,以工笔回归秦唐二李和二周金文。
    从清代中期碑派崛起,循序出现了隶书、篆书、北碑的高潮,而进入民国时期隶书创作表现平平,篆书则向雄浑和秀雅两极发展。最有影响力的还是以康有为所实践的北碑,但这一时期的摹古风气,已使吴、康、沈之后的书法家丧失了创造的活力。碑派大潮之后的退潮势在必然,这在李瑞清僵化的笔下,及吴氏弟子多人一面的流派书风中,无可奈何地展现出来。
    吴、康、沈的弟子们和许多私淑弟子,一直活动到本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民国初康体风靡一时,但40年代已鲜见效仿者,随着其年龄最小的女弟子萧娴于1997年谢世,中国书坛似再难寻觅康体风貌的书家了。吴派的延续性最强,直到今日仍不乏追随者,他具有个人风格的《石鼓文》成为新的经典。沈氏的书法风格本不成熟,弟子中以王蘧常宗其衣钵,而影响较大。尽管以纯粹效仿这几位大师艺术风格的作品渐渐淡化,但康氏所提倡的北碑风格,他自己所表现的拙、重、大的阳刚之美,以及吴昌硕在其篆隶行草中所表现的金石气息,都对当代的书风施以巨大的影响。
    如前所述,清代碑派中的一个重要贡献还在于开崛了向无名书家的书迹学习,向不为历代文人启齿的民间书法被重新投之以新奇的目光。晚清之时,先是安阳甲骨文出土,此后西北楼兰、敦煌、居延汉晋简牍出土,更有敦煌藏经大量发现。近世以来,不仅西北汉简的出土与日俱增,更添江淮汉简的大量发现,其中像《云梦睡虎地秦简》、《长沙马王堆西汉简帛书》、《青川郝家坪战国木牍》、《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都是历史上未曾见过的新资料。因而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容量之富,风格之多,足可淹没康氏笔下所举众多北朝碑刻的名目。碑派所提倡的取法对象迅速地得到扩展。这些历史上未曾发现过的无名书家书迹,在新的历史时期极大地支撑了碑派书法艺术的新发展。
    甲骨、汉晋简牍残纸、敦煌写经,均于本世纪初开始被发现,但当时的书家却鲜有问津者,其原因或为康、吴等人的书法笼罩,或言书家之宗旨以摹古为主,对接受新鲜事物麻木不仁,当时的书家也许完全没有注意到,雍乾时扬州八怪中的金农早已在实践古代的写经体了。当然这一时期缺乏敏锐的理论家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只有罗振玉(1866--1940)在研究甲骨文的同时,开始以甲骨文为素材进行创作,其他出土书迹几乎在当时书家的笔下没有反映。平心而论,罗振玉以文字学家摹写古文字的方法所书写的甲骨作品,缺乏艺术表现力,虽影响甚微,却是他首先以当时新出土的古文字资料进行创作的。然而自80年代到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信息传递高速发展的时代,一旦新出土的书迹资料公布天下,立即有众多人投以极大的热情,那些原本从篆隶碑版起步的书家,在掌握了篆隶的基本笔法后,很容易从新出土书迹的造型上获得新的感觉,并以此独张门户。在70年代末全国首届书法篆刻展上,一张摹拟痕迹明显的《石门铭》或《张迁碑》的作品可以入选,并给人以久违了的新鲜感,但随着当代书法发展的深入,先后在全国书展和各地书展中出现了汉简、秦隶、马王堆帛书、楚简、楚金文、甲骨文、中山王装饰篆书的阵阵热潮,至于以晋唐写经、魏晋残纸、汉金文和砖瓦文字、印章文字为借鉴对象的作品也纷纷出台。这些作品从创作思想到用笔特征似乎可以说完全是清代碑派的延伸,但从作品的面貌和取材的倾向来说则是全新的,我们看许多优秀的书家,在篆隶创作中由于输入新的源头活水,对清代重新光大的这两种书体都有突破和前进。有意思的是,这种风气在日本与韩国也一样有增无减。这说明碑派尽管在三四十年代已经有退潮之迹象,但在八九十年代中国的书法热中,由于新出土资料的支撑,其发展的势头重新看好,并将影响到下个世纪。
    北碑一脉,当代的书家和爱好者,已不再有康有为所言“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的局面,多元的创作格局和大量新的出土资料,冲淡了对北碑的新鲜感。作为楷书体系的北碑,更多地成为基础训练中的一环,而隐到了创作的背后。在各种展览中魏碑正书作品相对减少,尽管它仍然占据着一定的市场,然而其表现形式往往融入了行草,静态转变为动态。民国时期那种以功力为表现的工整魏碑书风,似已鲜见。这既是北碑一脉在李瑞清等人笔下已显颓势的继续,也是北碑一脉寻找更广阔出路的必然。
    篆隶两体的创作,当然也有两难的情结,随着现代进程的发展,传统古文字学的研究队伍迅速萎缩,现阶段中国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在释读古文字能力方面甚至不如一个有数年写篆和篆刻创作经历的爱好者,大量出版的古文字工具书,亦只是以楷体对照,而不作分析。小学的兴盛在历史上曾是碑派兴起的重要因素,而今的衰退无疑将影响未来以古文字为基础的书法篆刻艺术创作。
    此外,康有为所著《广艺舟双楫》作为碑派书法理论的总结,对本世纪的书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被人们深刻地认识到。自30年代偏于一隅的成都人刘咸炘在《弄翰余沈》一书对其评说批判以来,直到近二十年来,才出现重新审视其书学思想的新研究,但对清以来碑派思想加以系统的清理和研究尚待深入。近二十年来,关于碑学资料的研究亦有长足的发展,如山东一地就先后举办了《汉碑研究》与《北朝摩崖刻经研究》等专题学术讨论会。要使自清以来的碑学健康地发展,这种研究工作当是必不可少的。
二 碑帖融合的创作模式与其领域的拓展
    碑帖融合论,出现于清碑派高潮之后,发展到当代,碑帖融合之路有了更广阔的视野。
    早在清道光年间,两位杰出的书家赵之谦(1829--1884)与何绍基(1799—1873)已创造了碑帖结合的典型,他们手下既有个性鲜明的篆隶作品,更能在行草中将碑帖熔于一炉。以赵之谦为例,后世称其行书为颜底魏面,一称“魏行”。赵之谦的好友江湜亦尝赞美金农的行书,认为全从汉碑中溢出。因为金农未曾涉猎魏碑,故后世称其为“碑行”。据笔者研究,金农创造的这种“碑行”,在当时尚不被社会广泛认可为“行书”,金农自己也只将其当作“稿书”来看待,并对自己的这一书体抱有羞涩之感。我们注意到金农可以大胆地创作十分前卫的“漆书”,但其传世墨迹中竟没有一件是以这种碑行来创作的条幅或对联,这说明他只用“碑行”来写诗文稿和题跋。相比之下,赵之谦虽然也称自己不善行草,只会“稿书”,但他不仅用自己的“魏行”写手札诗稿,并且用于创作对联和屏条。金农时代“行书”的概念在文人眼里显然有着明确的规定,认为只有二王一系才称得上是行书,因此可以说,在如何对待传统“行书”问题上,观念的转变经历了半个世纪。赵之谦的“魏行”实为后来康有为等人的书法创作铺平了道路,并从接受审美的角度扫清了障碍。遗憾的是康氏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广艺舟双楫》中他既批评金农“欲变而不知变”,更批评赵之谦“气体靡弱”,以为“今天下多言北碑,而尽为靡靡之音,则赵撝叔之罪也”。 帖相对于碑,以流便秀逸为风格特征,相比之下自然可视为“阴柔”一面。而当康氏对赵“靡靡之音”大加鞭挞之时,雄强阳刚的康氏一派,便将“帖”的主要审美特征也扫地出门了。用康氏自己的话说,当时“帖学渐废,草书则既灭绝”。 他接着说:“行书简易,便于人事,未能遽废。”显然他将行书主要作为实用来对待。他既言“帖学渐废”,那么学行书的人还能学些什么呢?晚年的康氏在反思自己一生书法生涯中意识到了碑学的不足,曾言“吾不自量,欲孕南帖,胎北碑,熔汉隶,陶钟鼎,合一炉而治之。苦无暇日,未之逮也” 。沈曾植则实践将《二爨》与章草之融合,并在其所作《敬使君碑跋》 中说:“此碑运锋结字,剧有与《定武兰亭》可相证发者。……东魏书人,始变隶风,渐传南法,风尚所趋……世无以北集压南集,独可以北刻压南刻乎?”可见其不薄帖学。主张融汇南北,兼重碑帖,相互贯通。更有早于康氏的杨守敬曾提出:“集帖之与碑碣,合者两美,离者两伤。”原本在道光时出现的赵之谦、何绍基都是走的融合碑帖之路,但在清末的碑学热浪中则被康氏理论所掩。因而碑帖融合论的真正觉醒,则要待人们在热潮退后才真正意识到。它的出现既是对碑派热潮的反思,也为以后的书法发展开启了一条通道。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当时出现的碑帖融合论,其立足点是碑不是帖。碑学大盛之时,帖学大坏,被称为“有清第一作手”的邓石如,以行草所作对联,可谓一败涂地,在当时帖学十分衰败的情况下,二者的相融只是一种理想。不难想象一生致力于碑学的书家,疏于帖学,对帖学中的技法与审美情趣掌握和了解甚少,又如何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碑帖融合呢?因此本世纪初至本世纪中叶的碑帖融合书家,其立根之本依然是碑,而不是帖。严格地说,只是以碑融帖,而不是碑帖兼容。关于这一点一直到今天尚未被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换言之,在帖学创作水准十分衰弱的时代,碑帖融合的水准必然是有局限的。
    沈曾植作为一个碑帖融合论实践的典型代表,执笔学包世臣,以碑法写章草和行草,且多用偏侧之锋,并将与章草艺术特征相距甚远的《二爨》和《嵩高灵庙碑》的刀刻痕迹相糅。其风格特征主要是表现拙、生和雄肆,生则生矣,却不是“熟”后求“生”,因此点画角出而失之气韵,翻折横行而有违畅达。当然作为探索者,他走出的这一步依然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但同时也暴露出在碑帖的融合中存在着如何才能有效地利用碑帖各自不同的特征进行融合的问题。
    从20年代起步到七八十年代才显示影响力的沙孟海和林散之,一位是吴昌硕的学生,一位是黄宾虹的学生。吴黄均以篆书见长,用笔之表现当属碑派一脉无疑,但吴黄二人并不是死守金石碑版的典型。沙与林在长期的学习道路上,既继承了师辈的用笔又较为宽容地接受碑帖两方面的养分,并主张碑帖兼融。重要的是沙孟海的行草与林散之的草书中,成功地将碑派用笔的特质糅入传统帖派面貌之中,绝去了晚清以来碑派中“雄奇角出”的特征,他们的作品既有阳刚又有阴柔,从中我们看到碑与帖的融合,显然不应是半斤八两的生硬拼凑,而重要的是浑融无迹,出自天然。尽管他们二人风格有着较大的差异,也并不能代表所有走碑帖结合之路者的探索,但他们与康、沈不同,都长期坚持学习唐宋和明人的优秀作品,所以从他们的碑帖融合中,正可看到帖学品格的上升。在80年代到现今的近二十年的书法热潮中,碑帖融合的创作模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展厅效应促使作品的外在形式美与视觉张力得以扩展,从碑派营垒中走出的多数书家不满足于静态的表现手法,开始在篆书、隶书中渗入更多的草意,擅写魏碑的书家也动辄以映带、连笔使作品上下贯气。因此他们的取法自然将眼光投向帖学中的行草。至于那些原本从帖学起步的书家,在这样一种氛围的影响下,寻求以碑之养分补充自己亦不乏其人。由于80年代的后期到90年代帖学一脉重新抬头,并迅速提高到晚清以来所未到达的高度,因此帖学一脉的不断深入,也必将影响碑帖融合的品质。更重要的是在这二十年中成长起来新一代青年书家,他们从一开始学书,就不曾在碑帖之争中受到干扰,兼收并蓄地受到碑帖的共同陶冶,并自觉地追求碑帖融合,选择碑派用笔与帖派用笔的结合。如果说碑帖融合论的出现,原本是碑派在颓势中寻求出路的手段之一,甚至可以说碑派的一个分支,此话并没有什么错,但这一时期自觉追求碑帖融合的书家,往往视野开阔,不拘囿于某碑、某派的痕迹,也不拘于自己的作品在何处立根,在用笔、造型上对碑帖两方面的资源信手采摘,随意性很大,因而他们所创作的作品往往兼有碑帖两方面的艺术语言。正是由于碑帖融合之路有着广阔领域,因此这一方面的创作实践亦将在未来的书法发展中继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碑帖融合论的实践者,一方面可以在碑与帖两大系统的历史遗产中任意选择继承,另一方面却也受到来自两个侧面传统理论的夹击。历代关于帖学的理论可谓浩瀚无垠,清代碑派兴起以来,除专一研究碑学的著作外,同期关于金石文字的研究也达到历史最高峰,而碑帖融合论除借鉴两方面的研究外,如何从创作、审美、技法诸方面开拓自己独立的而不是依附于碑帖两派的研究领域,则应该是这一脉发展中的重大课题。
三 帖派的再兴与对二王系统文人书法传统的回归
    经历了漫长低潮的帖派,在近二十年中重新找回了自信。
    清末的书坛“北碑盛行,帖学渐废,草法则既灭绝”。从清中叶帖学衰退以来,到本世纪80年代止,帖学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低潮阶段。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碑帖融合论开始被书坛接受时,已有一些有识之士从帖派衰败之中看到碑派所造成的传统断层给书法发展带来的危害。从本世纪初1908年许桐君《草字入门》,到三四十年代于右任(1879-1964)的标准草书运动,章草和今草的研 究,悄然在北碑余波中兴起。碑派思潮中本来就具有开崛原始书法形态的因素,章草自元以降已鲜有书家问津,但章草做为汉代的一种书体,似乎与碑派开崛的篆隶二体最为接近,所以对章草的研究则较易被当时书坛默认。换言之,这种研究和实践避开了与碑派的直接对抗,又与北碑、篆隶书风拉开距离。它们的出现显示了帖学苏醒的最初迹象。完全站在祟北碑立场上的于右任,于1932年发起成立标准草书学会。草书与他擅长的北碑,似乎是对立的两极。不过当他提出研究标准草书的目的是“易识、易写、准确、美丽”时,已不难发现其动机是文字改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打倒方块字,实行拉丁化的欧化思潮喧嚣尘上,为适应文化大众化的潮流,于右任企图以规范草法,让大众掌握汉字,从而达到文字改革的目的。然而从更深层次上剖析此举,不妨也可看做是为保存国粹而与革汉字命思潮的抗争,并暗示了对汉字拉丁化的怒谴。因此可以说他的本意与推崇帖学并不相干,但客观上却起到了恢复帖学的作用。今天看来这种打着大众化旗号的草书运动,不仅有着乌托邦的色彩,而其本身将草书归一的做法,显然也有违于艺术自身的规律,因此他的标准草书运动,对于以后的帖学发展意义不大。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1-3 04:44
当我们即将跨入21世纪时,回眸本世纪以来中国书法发展的历程,正可谓是百感交集。中国这100年的历史,从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到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的成立;从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残酷摧残,到近二十年来改革开放经济的繁荣,书法艺术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80年代以来,中国大地因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政治宽松,掀起近二十年不衰的书法热潮,在这热潮之中首先是以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为重要标志的社团兴起,同时书法理论、书法教育、书法创作、书法展览、书法出版物、对外书法交流均得到了超越历史任何时代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多元并存的当代书坛格局逐渐形成。百年之中尽管沧海沉浮,但中国这一个古老的传统文化在世纪之交不仅容颜未衰,相反更加放射出他强烈的生命光彩。如何在新的世纪中使书法艺术——这一中国文化遗产、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能更加枝繁叶茂,我们认为冷静地分析当代书坛诸种格局的形成及其由来,研究其在艺术上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探索其历史的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    碑派大潮之后,真正意义上倡导帖学的是沈尹默(1883—1971)。沈氏青年时代曾用包世臣的笔法专攻北碑,四十七岁始学二王书法,同时上至晋宋,下至元明,他都努力学习。40年代初他的《执笔五字法》问世,并与当时亦在努力实践帖学的其他书家相与研究。至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已形成了一个以沈氏为中心的书家群体,如马公愚、邓散木、白蕉、潘伯鹰等。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当时的政治气候迫使许多人离开高深的研究,转向群众性的普及工作,沈尹默也概未能免。他甚至写过小学生入门所用的《学生字格》,但他没有像其他书家那样完全放弃研究。50年代末到文革爆发前他相继发表了《书法论》、《二王书法管窥》和《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等论文,推崇帖学,介绍自己学习二王的经验,尽管在今天看来,许多观点与明清人的研究相去不远,但这是晚清碑派大潮以来在当时唯一称得上是研究帖学的论文。他的论文中,有两点是具有历史价值的,一是他能从历史的立场在碑派风靡之后,回过头去审视帖学传统留下的优秀遗产,让人们重新认识系统文人书法的艺术价值。二是以浅显易懂的文字,阐释帖学一脉的书法理论。在当时古代书法史论研究十分贫乏的情况下,他的论文对推动帖学恢复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沈尹默对帖学的研究和宏扬,以及他与上述活动于上海的帖派书家的努力(如潘伯鹰先生著有《中国书法简论》一书,亦广有影响),吸引了许多青年学子,使得当时的上海成了重新推崇帖学的策源地。文革结束后,70年代末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全国发行的书法专业刊物《书法》在上海问世,而其第一期就发表了著名学者周汝昌的《书法艺术答问》,文章以犀利的文风推崇帖学而否定碑派的用笔方法。这篇文章一发表,便对当时还笼罩在碑派思潮中的书坛,激起不小的波澜。此后上海书画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历代书法论文选》及大量的历代优秀碑帖。回顾历史,文革后上海市之所以能在全国最早开启书法艺术的大门,实与沈尹默一身孜孜不倦地推广书法是分不开的。
    当然沈尹默的理论和艺术创作都有历史的局限。作为碑派营垒中走出来的书家,亦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沈氏在《书法论》中所言“笔笔中锋论”,不能不说还留有碑派用笔论的痕迹。而其限于艺术的资质,所创作的二王一路作品,也不能不说是少个性而艺术感染力欠弱。如果说沈尹默作为近代宏扬帖学的第一人,在50年代到70年代还势单力薄,那么在80年代至本世纪末的二十年以迅猛的速度开始重新崛起。原本在全国各地就都有一些热爱帖学的书家,如同经过寒冬的种子,一遇春风,便纷纷破土而出。帖学作为中国书法史上有着千年以上传统的体系,是个永恒的存在,它并不会因为某一个时期的衰微而降低其艺术价值。写帖的用笔与写碑的用笔,有着明显的不同。碑派的主要创作对象是篆、隶和北碑,因而在发展过程中着意开崛中国书法史上这一时期的原始用笔特征,强调涩行、中实和笔笔中锋。但就中国整个书法发展史而言,篆隶北碑一脉的用笔相对单纯。而在汉代隶书阶段结束后,书史上出现的楷书、行书和草书(指今草和狂草),其用笔技巧却不断地加以丰富。可以说书法艺术的逐渐成熟,正是人们在抒情写意中创造出这些丰富笔法的结果,书法艺术的形式美也由静态转向动态,并得以充分的发展。清代碑学在获得成功的同时,却无情地扼制了本来已经在中国书史上就有着灿烂成就的行、草体系,二王、旭素、宋四家、赵孟頫、文徵明、祝枝山、董其昌、王铎等优秀“帖派”书家的遗产,在清末和本世纪初的碑派热浪中均被打入“冷宫”。很显然帖学在这一时期衰退的同时,用笔的衰退也是必然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甚至本末倒置,以碑派的用笔特征,来审视行草书的用笔优劣,而实际上碑派用笔的力度、速度和运笔技巧与帖派的差异是明显的。但这种站在碑派立场上的审美判断,却要求草书也如写魏碑一般慢行,甚至用秃笔书写以追求浑厚,在唐宋时代也许这是个笑话,而在碑派思潮的笼罩下,在一些书家的笔下却成了现实。因此在帖学重新崛起的过程中,许多有作为的书家自然首先注意到了帖学用笔这一核心的问题,并努力在实践中加以恢复和研究。当然首要的是重新回过头去,向东晋以来优秀的文人书法学习,于是王羲之《兰亭序》、智永《真草千字文》、孙过庭《书谱》、怀素《自叙帖》、颜真卿《祭侄稿》、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帖》、米芾《蜀素帖》等历史上的经典作品,重又获得了新生。帖学的重新崛起,带来了对中国传统文人书法的回归思潮。二十年来,由于出版物的发展,一向不为常人所见的宫廷和私家秘藏墨迹大量发表,弥补了以刻帖方式传播帖学的不足。这一不足,曾是碑派摒弃帖学的重要依据。期间不仅是历代优秀的经典作品墨迹本,即如长期以来被碑派鄙视的赵、董书法,以及清初以来因“二臣”而冷落的王铎书法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各地相继举行了赵孟頫、王铎的研讨会,史论家以既是历史的又是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些书家的历史功绩,与此同时在近二十年书法史的研究中,对东晋之二王、南朝书家、唐宋书家、元明书家的研究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从文化史的开阔视角到个案研究的体察入微,从技法的探讨到美学意义的剖析,都使得传统“帖学”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宏扬。中国书协和各省市书法社团,都十分重视向传统学习,并同样重视碑与帖两方面,历代帖学中的经典作品重新受到书家的青睐。向来重视帖学都以江、浙、沪为基地,而此一时期帖学已突破地域的局限,例如辽宁和山东等地,也已成为当代这一脉的重镇。擅长写帖的书家,遍及了全国各地。
    当代的帖学书家,从取法上说,不仅重视二王,也同样重视唐、宋、元、明;从观念上说不仅注重传统的回归,在继承的同时更注重创造;从风格上说,尽管求晋韵、追唐风、学宋意的不乏人在,但更多的则受到晚明书家感染,追求气势和情性的表现,究其原因,实是今日个性张扬时风与展厅效应之影响。另一方面外界喧闹的环境,促使人们在几案上静下心来,以书法回归自然的宁静,因此赵书、董书乃至晋唐小楷亦悄然风行。对于帖学一脉中最能体现作家情性的草书,二十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涌现出不少优秀的书家。由于草书尤其是大草的挥洒,更接近现代人的审美,所以在各种展览会中大显身手并倍受欢迎。世人大可不必杞人之忧,“草书既绝灭”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说清代碑学的功绩是开崛了帖学以外的书法传统,那么今日之书坛能同时展示碑、帖两大系统,则是书法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局面。因此可以说帖学的重新兴起,既是对清代碑学长期压制的反叛,亦是当代突破清代书法笼罩的历史必然。
四 外来艺术思潮的冲击与“现代书法”的探索
    书法的古典主义色彩和独特的文化内涵,使得西方文化对它的影响迟迟到来。
    从晚清曾国藩、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在民族危机日益深化的同时,西学东渐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西方文化开始不断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打开闭关锁国的大门,随之而来的是学术界、教育界、美术界、音乐界等出现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
    绘画与书法是两个最近邻的中国传统艺术,五四运动时,主张革中国画之命者,对以四王为代表的正统画派所表现的艺术上因袭摹仿风提出了强烈的批判,并极力倡导对西洋画写实精神的学习。1927年康有为保皇复辟失败,亡命外国使馆,写出《万木草堂藏画目》,将变法思想注入他对中国画的认识,提出“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的主张,但他似乎完全没有思考过以西方文化来改造他所钟爱的北碑书法。从康有为、陈独秀到以后的徐悲鸿,几乎将引进西画改造中国画的革命口号笼罩了整个美术理论界,至于这种革命究竟对中国画带来了怎样的危害,以及究竟怎样对待中国画优秀传统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两相比较,书法在晚清、民国历史舞台上,却始终未出现中西文化的碰撞,不仅主张革汉字命、实行拉丁化的激烈举措未曾动摇书法的古典色彩,甚至那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未放下他们手中的毛笔。这一碰撞的时间表整整向后推迟了70年,要到本世纪80年代才在中国出现。
    当代中国书法,在对外交流方面,最密切的是韩国与日本两国。90年代前期中国与韩国建交,打开了中韩历史上书法交流的新大门。在建交前韩国已有著名的书家访问中国,并带来他们的书展。韩国书艺强烈的传统色彩给中国书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使我们了解到除中国、日本以外,书法在韩国同样受到高度的重视并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近年来在两国书法家不断的交往中,相互借鉴和学习的领域亦在不断的拓展。至于与日本早在本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书法的民间交流,但当时不仅范围较小,且主要是中国的书法展赴日展出。70年代末中日书法在文革以后重新开始交流。1981年在中日友好协会的促进下,成功地兴办了《日本中国书法交流展》,日方参展的是第二十五回《现代书道二十人展》,这二十位日本代表书家的作品在中国引起广泛的注意。其作品可分为汉字书法、假名书法两大类,其中汉字书法主要表现为篆、隶、北碑和明清样的行草。战后三十年中,日本书法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时的中国书坛完全不知。因此二十人展不仅向中国人展示了当时的日本书坛的现状,也为中国书法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道路。以后在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后,中日两国的书法交流日渐频繁,日本书展不断进入中国,人们更从二十位代表书家外,了解到日本还有少字数派和墨象派。在80年代初的中国书法界,大多数书家较易接受日本汉字书法中的篆隶北碑书法,这是清代碑派书法在日本的延伸,所不同者日本书家对碑派书法注入了更多的笔情墨趣。与此同时明清样书法也对中国书家中帖派一路给予启迪(所谓明清样实指中国明末清初的行草书一脉,典型代表是王铎与傅山),这使得中国书坛对明末清初的遗产兴趣大增。这些作品虽然倾注了日本当代书法家的艺术创造,但由于毕竟离中国传统不远,所以他们的影响,随着中国书法热的出现,很快被中国书家自己创造的多种风格所掩没。
    在日本书坛并不占主流派地位的少字数派和墨家派虽不完全一样,但却是日本在战后才主要发展出来的新流派。前者以一两个汉字为题材进行创作,既适应了展厅效应的需要,又适应了现代生活快节奏下人们游戏笔墨的需要,当然也可视为日本战后汉文化传统急剧衰退的产物。后者则是日本受到西方现代抽象主义绘画影响的结果,鉴于这两种类别的文化特征,加上80年代前期西方美学思潮在中国的大量引进,因而对当时中国少数书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被称之为中国的“现代书法”流派,正是首先受到了日本前卫墨象派的刺激而出现的。
    中国前卫一派的成员较为复杂,其初大多是画家兼书家参与进来,而他们在画和书二方面都可以说成就不高,于是找到了这个缝隙以求发展。从创作思想上而言,几乎是西方抽象主义与日本前卫派的翻版。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西方来华学习书法的留学生进入中国,由于文化观念的不同,他们大多数只能触及中国书法的皮毛,汉语的隔膜和留学时间短暂,无法使这些学生潜心学习基本功,所以书法中的笔墨游戏在他们手中成了中国文化的“代表”,而且往往热衷于类似少字数与墨象派的书写。在他们许多人眼中中国书法就是抽象的绘画,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汉字的点、线和其平面构成的视觉效果,并从中去感悟中国的文化内涵。书法能在20世纪的西方成为一个现代抽象主义流派的分支——书法画,大约正是从这种观照出发的。
    “现代书法”流派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逐渐被展览会接纳。我们使用“接纳”这个词汇,也正是说明,以传统书法为主流的书坛,和以传统审美为主流的观众,在对待“现代书法”上始终是被动的。但是宽松的接纳,不等于承认。在各地都出现的这些“现代书法”探索展,往往轰动有余,而责难甚烈,被装上种种西方现代抽象主义流派名称的作品,大都较为低劣。其创作手段,从摹拟象形图画文字到使用多种色彩画字。从使用拼贴、镶嵌、浮雕等手段,到抛弃毛笔使用喷枪,只要是在理念上沾上一点点书法的皮毛,便被贴上“现代书法”的标签。当然现代书法的队伍中不乏真诚的艺术家,其中有些作者本身传统书法艺术的创作还负有盛名,他们之中的探索也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现象干扰了人们的视线,其中许多作品实际上是西方现代抽象主义与中国传统书法撞击的残渣,这样一些“探索”作品的现代性和艺术内涵,以及它们还能否称为书法,不得不引起人们怀疑。
    此外,这些作品的风格问题,也无法回避。在此类展览会和作品集中,如果遮盖他们作品下的标签或互换他们的标签,观者竟无法通过作品去识别其主人,很显然制作的随意性和抽象语言的雷同,抽掉了作品的个性风格。如果换一个作者,能制作出同类的作品,那么这样的作品还有什么艺术个性可言?
    中国的书法,如同在中、日、韩三国都家喻户晓的围棋,仅黑白两子,却变幻无穷,它的游戏规则似乎最为简单,但技巧、战术却深不可测。不难设想,如果增添一红子或改变棋盘的性质,怎么能不使人怀疑它是否还是围棋呢?中国书法的高妙之处,正与围棋有相同处。如果改变毛笔的性能,使用色彩,摒弃汉字或完全不以书写的方法进行创作,试问这是增添了书法的艺术表现力呢?还是糟蹋了祖先为我们留下的优秀遗产。1994年在《中国现代主义展》之后,其中的一位策划者,在其所撰批评文章中,为展览会的定位是“准现代”,而对1985年在北京举办的《现代书法展》则定位为“伪现代”。他指出一些作品的探索“相对于传统形式来讲走得太远,因此,完全可以归到抽象绘画的范畴之中”。他客观地看到,这个展览“仍然面临着两难的窘境:作品具有现代意义,就没有书法意味……反之,作品具有书法意味,就缺少现代感”。 他提出了三点发展的途径,一是跳出日本现代书法的樊篱,二是加强书写性,以走出纯设计的陷阱,并与现代抽象绘画拉开距离。三是有效堵塞人们按常规读解书法的途径。这三条途径不管是否全面,但应该说已澄清了部分模糊的认识。当然这位作者是站在“现代书法”立场上的,但从他这些不无价值的批评和建议中,不难看出这一探索群体在现阶段所表现出的无序和迷茫。诚然,参预这些“现代书法”探索的书家心态和目的并不一致,但其中许多人的心态,反应了社会走向现代环境和在西方文化刺激下的躁动。创作水准的不高加上理论上的混乱,使得这些前卫者举步维艰。
    中国的书法可以说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艺术之一,其所蕴藏的特质:形式美和抽象性,在世界各类艺术中是独一无二的。与其他造型艺术不同,它并不以再现客体世界为基础,而是借助于汉字,可直抒作者的内心世界。而这些特征在西方则要到18世纪以后才在绘画的现代化进程中开始出现。西方现代绘画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观点,早在中国中古时期的书论中就已经确立。因此中国书法的这一特征,又足以使他在世界艺术发展的现代潮流中依然具有强盛的生命。由于西方艺术与中国书法的长期隔离,人们甚至至今不太了解,书法艺术在18世纪西方入侵中国后,通过殖民掠夺和商品出口,就引起了西方艺术家的注意,在西方现代艺术流派的进程中,像印象主义画派、德国包豪斯的艺术构成,以及近代以来抽象主义艺术中的众多“书法画”流派,都曾直接从中国书法中汲取养料,诚如西班牙当代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安东尼·塔皮埃斯(Antoni tapies)所言:“一个人若没有对遥远东方书法的概念,则不可能理解抽象表现主义。” 如果我们认识到中国书法曾是西方抽象绘画艺术的源泉之一,那么反过来在思考“现代书法”时,则必须弄清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被称之为“现代书法”流派所探索的,尽管可以从西方抽象绘画艺术中获取启迪,但决不应该是抽象主义绘画的翻版。因为前者立足点是书法,而后者的立足点是绘画。如果舍弃以毛笔为工具的书写手段,舍弃汉字,而改用其他手段制作,则必然成为抽象主义绘画的一种。不划清这一界限,则与西方现代抽象主义绘画从书法中汲取养料搞创作,没有丝毫区别,其结果最终只能被“绘画”所吞没。
    第二个问题,是既然被称之为书法,则创作者必然对传统书法有所感悟,想割断传统,重起炉灶,必然枯竭,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无法获得中国文化的承认。就此而言,现阶段中国“现代书法”探索者的许多作品,之所以无法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而不仅仅是被西方的某些理论家认同),其原因恐怕正是未能作好这两个方面的界定的结果。
五 尾 语
    中国当代书坛的多元格局,造就了书法发展的全新局面。书法家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创作方向,因此也造就丰富的流派和多样的风格,这在中国的《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和《全国中青年书法家书法篆刻作品展》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在即将跨入21世纪之时,我们相信传统书法的延续和演进仍然是发展的主流。中国书法的古典主义特征,显然不会因世纪的交接而突然产生剧变。
    当然我们必须指出,中国当代书坛格局,是近二十年才开始形成的事情。被文革摧残后的中国书坛,毕竟才恢复了二十年。因此对于大多数跨世纪的中青年书家来说,传统的学习不是过剩,而是不足。一方面亟待强调向传统的回归,不仅是技法的学习,更包括书法史论、书法美学的研究和开拓;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也希望书法能有更新的面貌。这两个方向不同的指向看似完全相反,而实际却是统一的。这是因为没有传统的回归,要想超越前代几乎是不可能的;更因为回归传统的目的不是索取,而是为了创造。只有创造才能前进。
    在二十年中国书坛这种多元格局的形成中,由于饥渴地向传统的各个方面学习,书法获得了长足的进展,比较其他艺术门类,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重现辉煌,可谓是绝无仅有的。书坛的有识之士,在加强书法学科的研究,倡导务实的学风,展开书法批评,规范展览体制和拓展对外交流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都推动着书法日益深入,其主流是健康的。
    然而,健康的肌体,也无时没有病菌的侵害。展览会本是展出书家作品的最佳途径,但由于展览会所必须设立的国家、省、地的等级,加上展事频频、媒体传播快,使得书家创作的原本目的——个人情性的抒发在功利面前受到了挑战。应接不暇的展事使不少人以一种投机的心理,瞄准展览会和评委的趣好进行创作,外在形式美的迅速扩张,掩盖了内核——笔法的简单和空乏,因此一些作品表现出浅薄的流行色彩。这种流行书风的出现,成了展览会的腐蚀剂。诚然,流行书风中亦包含着合理的流派特征,但更多地则表现为一种“快餐文化”的性质。如同经济领域中的泡沫经济,膨胀了的泡沫背后,隐藏着危机和贫瘠。据我所知,因国展所引出的问题,早在战后的日本和韩国已经出现。在国展中获得殊荣的书家,在商品社会里,润格和他们所开设的书法塾馆的收费标准也不断提高,并直接导致了学生以老师书法为蓝本的“学习”和“创作”,这显然会断绝直接追溯本源的途径,造成近亲繁殖的恶果,也堵塞了书家的创造性思维。中国书坛出现的流行书风中,无疑隐含着同样的病毒,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否则多元格局会变成单调的数个品种,风格的多样化也会变成风格的流行色。
    值得重视的问题当然能列出种种,但中国书法在新的世纪里必将更加展示他艺术的表现力。那些书法穷途末日论,书法必须与西方艺术合轨论,显然不堪一击。同时我也想指出科技的进步与艺术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既有冲突,亦可互补。我们看到在进入电脑的时代里,汉字这一世界古老文字的科学性越来越被得到证明,它在表意、语言结构和文字符号的严密规律上都要远远胜过拼音文字,电脑的接受,标志着汉字再不会在下个世纪中被拼音文字取代。而其他文字所不具备的汉字造型之美则正是书法的生命所在,只要汉字还存在,书法就不会遭受历史的抛弃。相反人们在越来越被机械电器侵占的生活领域里,将会更加珍爱书法艺术给他们带来的生命情感,关于这一点韩国金炳基先生 《发展抑或遭淘汰——展望二十一世纪书艺》 的论文中,已从人类对手工艺术品的怀念与汉字世界化两个方面做了充分的论证。中国二十年不衰的书法热潮正方兴未艾,这一史实本身已充分说明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书法认识的一切。
(正文完)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1-3 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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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0-11-3 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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