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语文教学的自由境界
[按]这是一篇十年前发在校刊上的旧稿。今日重读，可以见出当时的心愿，也可以见出当时的懵懂。十年后再看今日，希望也还是同样风景，同样感受——如此，幸甚！
我是带着一个幻想，一个语文教师的幻想，开始教书生涯的。我幻想一个秋日的清晨，濛濛细雨中，着一件灰布长衫，夹一册薄薄课本，拈一段寸半粉笔，踏一地飘零秋叶，就这样，走向我的讲台。
二十年，弹断一柱烟灰。至今，我仍然幻想那一册课本、一段粉笔的境界。我相信那是一名语文教师最重要的两件事的象征，转换成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就是：一备好教材，二备好学生。
说归说，但从实践看，人们对这两句老生常谈的认识，却有深浅、广狭的分野。近年，伴着改革大潮涌现出的时尚名词纷至沓来，这几代教育工作者切身经验凝聚成的、堪称经典的两句话，大有被冲淡、淹没之势，亟有旧话重提的必要；而这重提，当然已经是在站在教育改革风云涌动的平台上的新思考。
所谓“备好教材”，就是钻研教材：用符合语文教学规律的科学方法钻研教材，“衣带渐宽终不悔”，日积月累，细察深思，形成自己对教材、对一篇篇课文独到的认识；同时练就分外敏锐的发现能力、深刻的辨析能力，别具慧眼，独有匠心，因之具备在教学中持续研究的原动力。所谓“备好学生”，就是体察学生：用符合语文认知规律的科学方法指导学生，“为伊消得人憔悴”，不仅具有循循善诱的胸怀，尤其具有循循善诱的能力；使学生在形成学科能力的同时，形成科学的、理性的、现代的思维方式，因之具备持续学习的原动力。
两件事，简单得很，也基础得很。一个钻研教材，一个体察学生。有了这两个基础，就有了教学的主动权，就可能有了适合学生的生动、高效的课堂，也就可能有了我们期待的素质教育的活泼局面；反之，若离开这两个基础，什么快乐教学，研究课型，创新课题，学生主体，师生互动，全都一如抽掉了筋骨，剜去了内核，只剩下一张苍白的外衣；全都形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若非半途而废，亦必将流于应景形式。
两件事又很不容易，需要终生对事业的孜孜以求。一名语文教师叩响“备好”的两扇大门，也就站在了地狱的门口。什么事要做到“好”本就不易，更何况语文？要“备好教材”吗？语文学科并没有现成的科学的学科体系；要“备好学生”吗？语文是母语，学生对母语的吸纳与释放呈现着异常复杂的状况。语文教学，似乎谁都懂得，谁都可以说上两句；可谁又真正说得清？要做好语文教学中这两件根本性的大事，真是谈何容易？
两件事又具有独特的魅力，值得语文教师终生追求。真正做好语文教学的这两件大事，就可以说是进入了语文教学的自由王国。那些我们向往的快乐教学，研究课型，创新课题，学生主体，师生互动等等尽在其中；教师和学生交流的乐趣，成功的幸福尽在其中。
至此，我们便接触到了思考的关键：如何获得语文教学中那种得心应手的“自由”？我认为，要在语文教学的两件大事中获得“自由”，必须先在语文教学的两件大事中致力于“自觉”----以自觉的努力，促成自觉的意识，达到语文教学中的自觉境界。
什么叫“自觉”？我曾在自己的另一篇稿子《用“自觉”取代“自发”》里，就学生的学习与备考，谈到对“自觉”意识的理解：“这里说的当然不是那种不看电视、不打游戏，勤奋刻苦、废寝忘食的‘自觉’，不是那种颇为学生所熟知的，非智力因素的‘自觉’。这里所说的，是一种智力的自觉，是在语文学习中，尤其是语文备考中至关重要的‘自觉’意识。语文能力的提高，绝非一日之功；但形成语文的‘自觉’意识，却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什么是语文学习的自觉意识呢？我们不妨类比一下：经常听到数学老师、物理老师讲他们那一学科所必需的数学思维、物理思维，我想，语文学习的自觉意识，就是类似的一种学科专业思维，或称为语文思维吧。”推而广之，语文教师的自觉意识也与之类似。简而言之，就是按规律办事，按符合语文规律的方式做语文教师的事：用符合语文教学规律的科学方法钻研教材，用符合语文认知规律的科学方法指导学生。可是，正如前面所说，语文学科并没有现成的科学的学科体系，学生对母语的吸纳与释放又呈现着异常复杂的状况，那么，我们钻研与指导的依据何在？是的，虽然叶圣陶先生二十多年前提出的建立语文学科科学体系和课程标准的设想，还远远没有实现；但我们现行的《语文教学大纲》和《语文考试说明》这两份文件，是经过二十年时间检验的，在不断修订中逐渐完善的纲领性文件，应被视为教学的法规。同时，还有在《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指导下编制的，也是在不断修订中逐渐完善的课本、读本和高考试卷----这《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的具体、形象的示例材料。作为语文教师，我们一方面有责任对语文学科科学体系和课程标准倾毕生精力孜孜以求，另一方面有义务严格遵循《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办事。做好语文教师的两件大事，就从遵循《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办事开始，就在遵循《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办事之中。
遵循《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也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挂在嘴边，固然表现它有受到重视的一面，但同时也反映着它更有很难在实践中真正被重视的另一面。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可以随意忽视、践踏教育法规的大环境中。在补课泛滥的环境中，依据《大纲》对学科课时做的明文限定被视为一纸空文，于是，课堂的高效无须也无法建设，学生智力与非智力两个层面的学习“自觉”性被压抑，教师钻研的时间与精力被吞噬，步入教学“自觉”境界的道路被阻塞。须知，随意增加的每一节课，所侵蚀的不仅仅是学生的一份才智、个性与健康，更有教师的一份灵性、良知与追求。在层层迭迭地下达升学指标、有恃无恐地大搞名次排队和明目张胆地依高考分数奖惩教师，这种种违法行为的阴影笼罩下，高考考试分数，成为评价学生、教师乃至校长的唯一硬性标准，关系着教师的荣辱和校长的升迁。于是，在难以平和的心态下和浮躁的氛围里，急功近利的题海战术，因其直接性而成为课堂的主旋律；教材被视为准试卷，教学被简单化地与考试直接挂钩。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教学大纲》和教材相当充分地顾及考试实际，尽管《考试说明》和试卷尽量关注素质教育，但它们的精神实质却少有人有兴趣、有动力、有精力去领会、去实践、去贯彻。相当数量的语文教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懵懵懂懂、辛辛苦苦地在以践踏教育法规为标志的应试教育的泥淖中挣扎。
例如，不止一位语文老师，对在教学中如何处理新编高中语文课本第三册感到困惑、为难。他们纷纷不无苦恼地询问“第三册那么多篇诗歌，怎么才能叫学生明明白白，这课怎么讲？”“《诗经》和《离骚》中虚词的意义和用法，叫学生弄明白，太难，哪来那么多课时？”等等。当然也有一些教师和教研部门盲目冒进，把一篇篇可供欣赏的课文、一首首用于诵读的诗篇，编成了以高考试题为模型的试题；而也就有更多数量的教师亦步亦趋地用这些客观性试题取代了主观欣赏、忘情诵读，当然也就失去了利用背诵、朗读对诗篇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语言风格进行启发、指导的灵动机会----这实在可惜。
其实，《教学大纲》已对第三册课本有关部分的教学作了明确的指导性规定：“感受文学形象，品位文学作品的语言和艺术技巧的表现力，初步鉴赏文学作品。”“诵读古典诗词和浅易文言文，理解词句的含义和作品的思想内容，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重点掌握常见的150个文言实词、18个文言虚词（见附录一）和主要文言句式在课文中的用法。”这中间，对“感受”、“品位”和“鉴赏”提出了明确要求，同时表明了“诵读”和“背诵” 的重要地位。这些明确要求和重要地位，体现着第三册教材在高中学段所分担的任务，这任务主要应在课堂上落实。课时不够，怎么办？是滥加课时，还是精打细算？实质是语文教学“自发”与“自觉”的分水岭。实施精打细算的“自觉”教学，不唯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教学大纲》对“文言实词”、“文言虚词”、“文言句式”的范围作了严格的限定，这一限定是与“浅易文言文”相适应的，而课本和《考试说明》则对“浅易文言文”做了明确界定：⑴词汇为文言中的常用词与次常用词；⑵语法结构为常见文言句式，一般性词类活用，典型的文言虚词用法；⑶文章体裁是叙事形式；⑷文章内容涉及的范围对古代文化背景知识的要求较少；⑸文章的整体风格属于典范作品。十年高考试卷文言文阅读所用的文本更是“浅易文言文”的具体实例。
综合这些理解，我们可以发现，某些老师存有上述困惑为难和盲目冒进，根源是认识上有如下一些误解：
一、对《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的精神认识模糊，更缺乏在教学中落实的自觉约束。
二、对全套课本的序列缺乏整体把握，更缺乏探索在教学中逐次推进的方法的自觉意识。
三、对高考和高考试卷的认识只停留在表面，缺乏对能力型考试实质和规律的自觉研究。
四、混淆能力与知识，把能力培养等同于知识灌输，缺乏研究备考能力型考试的自觉性。
排除了上述误解，以语文教学的自觉思维重新思考上述问题，我们会认识到，对新编高中语文课本第三册中的文学作品的教学，应以相当精力指导学生诵读、背诵，应以指导学生鉴赏文学作品，学会一般性鉴赏文学作品的方法，初步形成鉴赏文学作品的习惯，在某种程度上提高鉴赏文学作品的品位为主要任务。若混淆文学作品与科学文章的界限，以处理科学文章的方式对待文学作品，甚至把编制测试题目、讲解测试题目当作教学重点，就违背了规律：既违背创作规律，也违背阅读规律，当然也就违背了教学规律，教学效果很难理想。王富仁先生说过，文学的本质是颠覆。若此言不谬，那么，固执地用理性化的逻辑缰绳去套颠覆性的文学骏马，自然完全失去了文学的新鲜活力，教学中被动吃力、索然寡味也就不足为怪了。固然，从表面形式上看，以应试为核心的作法似乎更直接贴近高考，在高考实践中，对文学作品阅读的考查常常与对科学文章阅读的考查也的确有相似点更有相通之处；但二者立意取向绝不混同，前者是以考查形象思维能力为主，后者是以考查抽象思维能力为主。在这里尤应注意的是，语文学习是与社会生活有密切联系的，而文学作品正是社会生活的缩影和写照。就是高考语文试题，也与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考的现代文阅读就需要考生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阅历积累和鉴赏品味。第三册中的文学作品承担的使命应该主要在这一方面。
至于《诗经》、《离骚》，本不是浅易文言文，当然主要不是用来解决文言词句的例文。选入课本的《诗经》、《离骚》，乃至唐诗、宋词，主要是用来诵读、背诵、鉴赏教学的，是用来让学生质感地了解祖国灿烂的古典文学、古典诗歌、文学史和诗歌史的。对《诗经》、《楚辞》的词句逐次正确地、深入地理解，自然很好；但那当然不是中学课堂的任务。哪位学生对此有兴趣，尽可以在课外钻研，也可以在课外受到教师的有关训诂、释义的专业指导。问题是，我们在课堂上，在法定的课时内，不应当承当这些自发的任务，无论是教师的，还是学生的。放在课外，是兴趣，是个性，是自觉；放在课内，就是过重的负担，是对个性的侵夺，是自发的盲目。如果语文教师把他的中学语文课堂当成大学文学史、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的专业课堂，如果各科教师都在自发地敷衍扩展《教学大纲》界定的教学广度与深度，如果我们再简单化地为高考重复这些劳动，那么，这课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也是不够的，当然学生也就没有了可在课外去翻翻《诗经》、《楚辞》的兴趣与可能。同时，因为这种种做法背离高考命题的本质精神，也就难以在考试实践中“更上一层楼”达到一种全新的高度。我们提倡追求语文教学的自觉境界，意义也就在此。
这是教学自觉性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宏观的方面。也就是教师应该对《教学大纲》、《考试说明》所规定的教学范围、深度、侧重有深刻的、辩证的理解，有在教学中既严格执行的自觉意识和富有创造性的高效、生动落实的自觉能力。这种“自觉”当然渴求良好的外部环境----最直接的是学校环境。当然，正如前面所说，这外部环境很可能是不尽如人意的，甚至是很恶劣的，那么，以“自觉”为己任的语文教师，当然必须有抵制、抗争的勇气----这应是以学生为本的人民教师的良知底线，生命基点吧？
在这种宏观自觉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建设各自微观的自觉意识，探讨如何备好教材，如何使课堂生动、高效。这种微观意识的核心当然还是实事求是，亦即从课文实际出发，从课文的特点出发，发现、把握课文的关键、关联或差异。例如，同为先秦历史散文的《左传》和《战国策》，但风格不同，备课时抓住这差异，就可能有所发现：《左传》重在实录，以微言大义著称；《战国策》时有虚构，具小说描摹雏形，这特点，归根结底是由两部著作的词句体现的。且以课文中两个相近的句子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左传·烛之武退秦师》中有一个句子：“夜缒而出”。为什么烛之武要在夜里，采用“缒”的方式出城？这是一个思辨点，具有确认整合、疏通文意的价值。它一方面说明郑国危急的形势，有上文“晋侯、秦伯围郑（“郑”是郑都，不是郑国）”为佐证，另一方面预示烛之武将行“离间计”游说秦伯，有上文“晋军函陵、秦军氾南（两地毗邻，皆为郑地）”为佐证。简洁的四个字确凿地表明了烛之武的机警、负责和功勋卓著，体现着《左传》微言大义的特点。《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中有一个近似的句子：“入而徐趋”。这“徐趋”一词，描摹的意趣颇耐人寻味。“徐”，慢；“趋”，快步走。“徐趋”，一种违背常规的很不合理的奇特步态，这其中或有触龙“病足，曾不能疾走”的原因，但似乎更带有表演成分。对文学作品而言，凡违背常规（即“颠覆”）之处，必有寓意在其中。往前看，触龙正处在这样一种处境中：“新用事”的赵太后事先已发出“必唾其面”的咒语，此时又“盛气而揖之”。赵太后之所以“盛气”，除“秦急攻之”和“大臣强谏”之外，主要还由于她深深了解触龙，知道这位忠忱老臣定为长安君质齐而来。于是，她摆出了“揖之”的姿态。老谋深算的触龙，当然是有备而来。“入而徐趋”就是出现在这里的一句描写，进了门之后才拿出“徐趋”的步态，这明明是在表演！这一表演，麻痹了赵太后，引出了拉家常，触龙专业策士的本色尽在其中；太后“揖之”，触龙“徐趋”，两个人物一来一往，相映成趣，神色毕肖，这不正是小说以虚构对比刻画人物的雏形吗？备课中抓住课文的特点，既使学生质感地了解到两部著名史书各自的风格，又明确地培养了学生确认整合的语文基本能力，生动、高效的课堂不就在其中吗？
如何备好学生，使学生在较为轻松的心态下有切实收获呢？当然要从学生认知的实际出发，切实遵循学生汲取知识、提升能力的固有规律处理教学问题。让我们以《阿Q正传》的教学为例说明这个问题。课文节选的《阿Q正传》开头是这样一段话：“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Q将搭连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三更四点，有一支大乌篷船到了赵府上的河埠头。”经备课的细察深思，我们认识到，这一句话实际上相当完整地介绍了时代背景：未庄，封建意识浓厚，下层群众赤贫，阶级压迫严重存在，辛亥革命风潮延及这里，引起封建头面人物的恐慌。这是由文学语言向科学语言的转化，要让学生接受并从中提高这种转化认识的能力，需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知识和认识储备。
“宣统三年”可用《记念刘和珍君》中“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和《与妻书》中“辛未三月念六夜四鼓，意洞手书。”两句作为比照。第一句出自《阿Q正传》作者的另一篇文章，鲁迅先生特意在文章开头强调“中华民国”，意在揭露1926年3月18日是“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可见鲁迅先生对纪年的表述是常寓有深意的。深意何在呢？第二句中，林觉民烈士在给妻子的遗书里错将“辛亥”写作“辛未”，说明他对干支纪年并不熟悉，也表明当时社会上实行的是宣统年号纪年；但作为民主主义先驱的林觉民却特意选用干支纪年，以表示对封建王朝的诀绝。以此反证，可见“宣统三年” 表明未庄的封建意识浓厚。
“九月十四日”，计时如此精确，用意何在？可用以下记时作为比照：①“1883年3月14日下午五时三刻”、②“1949年4月20日夜到4月22日22时之间”、③“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时”、④“1986年1月28日上午11时28分”。这些日子分别是这样出现在课文里的：“①（1883年）3月14日下午五时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②1949年4月20日夜到4月22日22时间，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③“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时，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④“（1986年）1月28日上午11时28分，‘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1分12秒后发生爆炸”。当然也可举新闻计时为例，诸如“2001年9月11日”、“2001年10月7日”等等，使学生明了作者使用精确计时往往表明有重大事件发生。那么，“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有什么重大事件呢？这就是研究性课程的课题。在课本里，对这个日子做了注释：辛亥革命之后25天，民军进了杭州，绍兴宣布光复。可见，辛亥革命风潮延及未庄。
“阿Q将搭连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这一诠释性表述很特别，它又有何用意？这就需要指导学生对小说进行确认、整合的阅读加工。首先对“褡裢”的含意要确认，课本有注释，褡裢是用来装钱和物的，阿Q把褡裢都卖了，可见一贫如洗。之后再进行大范围整合推断。小说下文有这样一段描写，赵白眼在赵府门前受到阿Q的冷落，“回到家里，就将褡裢摘下交老婆藏到箱底里”，可见赵白眼心虚，在褡裢上心里有鬼，它应是赵白眼从阿Q那里巧取豪夺来的。可见，下层群众赤贫，阶级压迫严重存在。
至于“一支大乌篷船到了赵府上的河埠头”，则表明着封建头面人物的恐慌。
至此，学生自能水到渠成地归纳出完整的时代背景，而他们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和阅读能力也都会得到相应的提升。
上述例子在教材中数不胜数。例如《阿Q正传》中这一段：“造反？有趣，……来了一群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过了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这里对各种武器的排列，若用《别了，司徒雷登》中“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这一段作对照，再用《拿来主义》中“先是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这一段作参照，可以想见会有一种既具有思辨强度，又包括研究方法的实用高效、生动活泼的课堂风景的。
一备好教材，二备好学生，二者不可分割，不可偏废。越是对教材钻得深，越是需要结合学生实际，探索教会学生的途径；教会了学生，也意味着逼迫自己做适应学生的进一步钻研。这就是语文教学的自觉境界，为了创造美好的课堂风景，我将一如既往地自觉地追求这语文教学的自觉境界。我会继续自己的梦境：一袭长衫，一支粉笔，细雨濛濛的清晨，踏一地秋叶，踱向我的讲台----或许，在现代化的校园里，这仍然不失为与校园网、多媒体共享新世纪的一道风景。
王大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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