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年1期 古人一直说,做人要有担当,就是敢作敢为不能做缩头乌龟。故有一联句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此之谓也。今读卫俊秀《双开楼书论》,他说:“做文章要有气概,写字也要有气概,做人也同样。人无气概,像老母鸡似的,窝窝囊囊,有甚人味。”我也是对具有女人味、娘娘腔的男人避而远之,男人就要有男人的样子。做任何事都要有气派,派头大的人你和他交往起来也很舒服。现代社会讲究真性情,所以,敢于讲出心里真实的想法也是不容易的事,因为会得罪很多人。古人评人不当之处,皆优柔不迫,含蓄不露,这就是气象。这也是批评的艺术。所以,在写批评文章的人,也要进行换位思考。势到七八分即可,点到为止,如同张弓,过满则折。做事快心,必招致后悔。作为媒体,其实应该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不要去进行有倾向性的工作。杂志不是编辑几个人的武器,是社会的公器,是反映广大书法家心声的场所。这也是我们在做工作时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书坛总有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很多文章批评的只是一种现象,任何人看了都须坦然处之。不必大惊小怪。鸟雀巢茂林,蛟龙藏深渊。古人说要“退藏于密”,就是说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干事情,都要往深处着手。人生活在世界上其实就是一门艺术,里面包括轻重缓急、避实就虚等。懂得生活艺术的人知道直奔主题,抓大放小,懂得一笔带过,不必计较。成功的人肯定是豁达的人。风潮过了,世界在。薛元明把现在的书坛比喻为“战国时代”,是否妥当当是另外一回事,至少说明现在是充满了各种挑战和机遇的时代,就看你有无担当。林岫先生在《紫竹斋艺话》中说:贵州有一童子应试,翁同龢出三字联:公孙丑。他以翁同龢极少用的字对之:翁祖庚。连翁同龢也吃了一惊,因为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字。小朋友有了准备,所以机会来了,让翁同龢开心极了。马屁拍得绝对到位,于是“翁同龢特准此童入郡庠深造”。 说真的,从我本人的角度,我很喜欢看读者来信,不管是批评的还是表扬的,总感觉到有一种亲切感。编辑的劳动能让读者关注到就是一种幸福。读者写信表扬,我希望他说的是实话,现在看来基本是如此。如果是批评你的,这种读者我认为也是有担当的人,也是诤友。不管说得如何,我们都会反思。至少说明我们工作是有缺陷的。我想人只要是真诚的,大家就会认可你。如果说气度是担当的第一个品质,那么,真诚就是担当的第二个品质。现在社会上有时会把一个人说成是假人,为什么呢?就是虚伪嘛。这种人无论说话做事特不真实,看上去好像很怯懦,很谨慎,畏畏缩缩,但到了某种场合他像变了一个人,狐狸尾巴露出来了,连笑声都变得很淫荡,其实胆子大得很。有时他看上去很谦虚,很卑微,但当你人一走,把你贬得一分不值。这种人古代称之为“乡愿”,现在称之为“狗屎”。这种人你看到最好逃得远远的。因为他特假,和市场上卖的假冒伪劣产品是没两样的。历史上很多英雄之所以失败,有不少是吃了“假人”的药,上了他的狗当,把自己给卖了。我和人交往首先看人品,艺术是其次的。人品不好的人多啰嗦干什么?无论是写字、做人、行文都应讲究一个实在。不要太假就好。以前,我是不注意甚至是看不大起网上的言论的,我认为没监管的东西很多时候说出来不负责任。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有问题,人只有在真正放松的情况下才肯说真话,所以,尽管网上也有过头的东西,但我们谁也不能忽视网上发布的真实的声音。所以,我们决定从网上下载一些片段,让书法爱好者知道,很多人在想什么,说什么。从一个传统的带有历史性的纸质媒体,去关注网络的动向和变化,这本身就是代表了社会的一种进步。任何东西都是在发展的,忽视新生的事物,本身就是错误。 评选“十大年度人物”,今年我们得到了《书法报》的支持,以后,我们将以一刊一报的形式发布。当然评选的方式也将有很大的变化,我想以后会走以读者投票、专家推荐为主的路线。把评选的权力交到大家的手里。就像有的领导说的:民主是个好东西。 读者来信中也谈到了“百强榜”的事。其实,当初,这个点子是郑晓华给我们出的,我们不敢掠美。他的初衷是搞一榜单,但我们最后把它搞成了一个展览。这次蒙平湖市委、市政府和陆维钊书画院的支持,我们联合搞了第二届的评比。很多书法家和读者都纷纷参加,对他们的支持我们表示由衷的谢意。我们也会竭尽全力把这个活动做好。别的我不敢保证什么,但至少每一个投稿者都会受到尊重和公正的待遇。如有不公,我想首先应该把我拉出去给“毙”了。 09年2期 在年终岁末有几件事情还是挺有意思:一、“番禹论坛”。听说是广东刘佑局搞的,拉了周志高、徐本一、朱以撒等去参加,并发表了不少言论。据说言辞比较激烈,有很强的针对性。后来《书法报》也作了选刊。看到网上有人评论说:“一群过气的法西斯在骂执政的法西斯。”你还甭说,这年头精神头足的人真是多。无论是过气的还是正红的,反正,吃饱了撑着的不少,精神忧郁的也不少。说什么话一定要看时间、地点。所以,有一个网友眼光很尖锐,他说:很有道理,为什么不早说?其实,人在很多时候是“人之将亡,其言也善”。在最后关头,也就是人马上要结束自己的事业或生命的时候说了真话。所谓“临死前放了个屁”,早说不是完蛋了吗?这就是徐建融说的:士风大坏。该说的时候不说,不该说的时候说了。书法的三十年虽然只是书法三千年历史的一瞬间,但这三十年的精彩和丰富是任何时代也不能比拟的。人物轮流换,奇招变化多,怪事真不少,事件层叠出,可谓“城头变换大王旗”。成绩不少,问题也有。如果曾经风光过的人也不要再骂了,给后人留点面子。戏,轮流唱,饭,大家吃,这样才能和谐。如果是发自真心的建言献策,还是需要引起大家的关注的。此段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厚”。我们都要用厚道之心来看待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 二、“各种分类展”。我随上海市政协去广西考察,正好碰到新任广西书协主席韦克义先生,他问我:新人展你们怎么没来?我一怔,再仔细一想,隶书展、篆书展、草书展、篆刻展几乎都没接到通知。怎么回事?估计领导忘了。再想不会的,这种事领导不管的,是否具体操作的同志生活中有新的方向把我们给忘了?呵呵。看了网上报道后才知道,请了一些媒体(包括网站)记者到场,给了一千元钱,白吃白住,还闹出了什么“门”事件,抖出了一些什么“秘闻”。这就是媒体同人不上路了,白吃、白住、还给钱不就是让你讲些好话,忽悠忽悠人吗?结果还弄成这样。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叫老胡、老蔡来呢。尽管他们只会“添乱”,哈哈。任何事都要像卫老在《双开楼书论》中说的:“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装装样子的活以后就不要干了,何必“陪了夫人又折兵呢”?大叔,你说对吗?其实,书法媒体的朋友还是很规矩和很正宗的,一般不会乱来。大叔以后如果觉得人多不方便你干私活,就不要再请什么“狗屁”媒体装样子,这样,步子可以迈得更大点。自觉接受媒体的监督是我们党和政府为了促进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各个行业中都在贯彻落实。所以,能否自觉接受媒体的监督反映了一个“清”字。大叔你说呢? 三、“百强榜”。这次评选很顺利。结果在网上有人模仿书协领导的口气写了一篇《怒问老齐和老胡你们这是要干什么?》,看得我笑死了,这位朋友真是高手,可以当山寨版中国书协主席。他是用换位思考的方式来提醒我们:我们在和书协对着干了。真是天晓得,我们不就是办了一个展览,会和书协去对着干吗?但他认为有人会这么想和这么看的。所以,他在文章中写道:“老齐,你们这些网络也不要老不服气,你们有记者证吗?有没有?没有,不接受你们网络媒体的采访天经地义,有也好办,像你们这样的刺儿头,书协以后肯定会加强准入机制,和国际接轨,看看你们网站以后采访谁,不道歉,不配合书协的正面宣传,齐哥哥等等网络你就等着关门吧,齐哥哥还是什么《书法》杂志评选的十大年度人物,没有书协的派司硬,评职称是不参考的,没有法律效应,不要坐井观天,自娱自乐。”他还同时严肃地提醒我:“再说说老胡,大小也是个官(?),也是个长期和中国书协有良好关系的媒体,你的前任老周像你这样吗,人家谦虚、谨慎、敬业。你没事写个什么《卷首语》,就好出个风头,搞个书法展还学黑社会办个‘兄弟连’,有没有经过民政局的社团管理科的批准?拉帮结派,成何体统?你说老胡你没事搞个‘百强榜’你就搞,书协不会和你一般见识,不会说你要超越书协的千人展,但你搞得也太玄乎了,又是请公证员在评选现场四处溜达,又是有电视台的记者摄像,又是评委不可以交流,还和老齐他们网络搞好了关系,只说好不说坏,什么意思?最可气的是所有的作品一律蒙上作者姓名,说明什么?说明什么?什么也不能说明!书协的国展评选就是不公开,不透明,就是喜欢评委讨论,就是喜欢排排坐,吃果果,怎么了?想挑战书协,门都没有!老胡提醒你一句,‘风物长宜放眼量’,想想你个人的前途吧。”哈哈,聪明人真不少。用一个字概括“奇”。前面用了章祖安先生文章中的三个字,他说的最后一个字是“古”字。我觉得应该用古人之心做今日之事。给大家拜个年。 09年3期 看到凤凰卫视上一位教授在讲西方的贵族文学,他说到了拜伦、屠格涅夫等都是贵族文学的代表。他总结了贵族文学的一些特点:心气高傲、优沃的生活态度以及极为精致的行文等。我不断听到有人在说某某活得很精神,某某活得很物质。当然也有截然相反的人群。书法,其实是一种很精神的艺术活动,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但在现代,有些人把它降格为一种很物质的方式。比如有的协会按照官职大小来指定润格标准,也有的人能够从早到晚“搭节目”安排笔会,一方面弄点小钱,一方面也可体现自己的路子比较粗。有点类似“文化穴头”。我一直觉得要赚钱需经商,要为人民服务需当官,要想获得精神的提升和快慰可以去读书或者学习艺术。如果,搞艺术的和当官的都把眼睛盯在钱上,那就是错位了。读了邱振中在他主持的绍兴文理学院讲坛上的一段发言,觉得他就是比较精神性的书法家。而其中白砥的发言中说到专业的和业余的书法家的区别,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取决于你在其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的多少和大小。我也觉得很有道理。现在,我们时间都被割裂,为各种琐事杂事所困扰。工作养家糊口加上家务,饭局、交际,笔会、展览等等。不少书法家已经从精神性的书法家逐渐向家政型书法家滑落。我们都无法回避俗事,但是越是在这种时刻,享受内心的宁静是非常重要的。至少,不要像公开在网上按照职务大小亮出润格这么俗。现在,我们的各个方面都在强调制度创新,书法制度的改革也被很多人所关注。我想像这么重大的事情应该听取民情民意。至少,除了领导同志之外,不应该把协会的工作人员按照公务员来对待。这样,在强调党的领导下的本属于群众组织的机构可以让有能力有才华的人,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否则,本是守在衙门口的“小吏”,却干起了“县太爷”的活,仗着自己是拿工资的公务员待遇,一手遮天。影响是极坏的。而你又奈何他不得。所以,只有使书坛的水变成活的,有本事的继续,没本事的走开才行。当然,我们也只有呼吁呼吁的份。本期有两篇文章谈到了这方面的内容。 其实,在书法界很多人都是非常有学问的。比如刚刚去世的王壮弘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大师级的人物。记得好多年之前,我到香港去时还拜访过他,块头很大,据说不仅在碑帖上是一流的鉴别大家,而且,在武术上也开山立派的。当时我只知他的名气,还没意识到我其实是和中国硕果仅存的学术巨星近距离接触。后来他还请我们吃了饭,现在想来恍若昨日。还有已去世的卫俊秀先生也是一流的学问和一流的人品。当时,卫先生还不大为人所知,他的学生王元军当时和我说希望介绍一下,我和领导说了结果办成了此事。后悔的是后来我是有机会去拜访他一下,结果,脚头一懒成了遗恨。现在,读先生的《双开楼书论》,感觉此翁是一个非常正直而有骨气的艺术家,同时,他的书论的确代表了一种眼光和学问。幸好,在我们身边还有不少这样的艺术家,比如林岫老师口才学问是不让须眉的,我们只要见面我就静静地听她谈各类掌故,记性是那么好,谈古论今,纵横捭阖,顺手拈来,我很吃惊。还有像斯舜威先生,原是报纸总编,学问也是那么的好,出了不少书,还和张瑞田先生一起办了名家手札展览,把不少作家也吸引到书法的队伍中来。还有,像这期介绍的李纯博印选,他本人是中央11台戏剧频道的制片,京胡拉得出奇的好,但好像对书法、篆刻的兴趣比他的本职工作还要来劲,出了好几本书法篆刻的书,人也相当儒雅。又比如书法学术新进韩戾军先生,不仅字写得柔和儒雅,为人也谦和,做起学问也是不肯随人后的。所以从学问和艺术两者的关系而言,是艺术提升学问,学问孳乳艺术。真正想成为大家的人一定要两者都具备。上海书法家协会最近搞了“海派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从学术角度去审视书法家和地域风格,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书法百强榜的评选告一段落了。大家可以读一读这次评委的感言,也是有意思的。倒不是他们对杂志的溢美之词,而是从中可以看出每人的脾性、修养、分寸、眼光等等。俗话说开口见喉咙,就是说只要你说话就可以掂量出人的分量。至于本期介绍的“百强人物”里的刘京闻,本是我们“书法兄弟连”的一位战士,等到有两张作品几乎是并列一等奖,其中一位就是他,由于作品被蒙上了名字,我根本就看不出来。一等奖规定只能有一个,想不到却是委屈了他。当然,其实这次展览中有很多写得非常好的作品。等到评下来却没能进“百强”,我都感到奇怪,百思不得其解。现在想来自古到今的所谓科考和评选,总会让一些有才的人落榜,这大概就是“苦其心志”,欲成大器的人总会走过这个阶段。是金子总会发光,现在觉得这句话是至理名言。 09年4期 “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这是七十余年前,梅贻琦先生出任清华校长当天发表就职演说中的施政方略之一项。现在一提起“清华”,人们印象中除了那包括标志性校门在内的一群平实的建筑外,便是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吴宓……这一串在文化史上划下深深痕迹的名字。抗战时,清华南迁,迁的不是楼而是人,清华精神之不亡靠的亦是人。物离开人只是死物,梅先生的观点是浴灾难之火而证实为金玉良言的。 今日之冠为“大师”名者与梅先生时代所言之大师已有天壤之别了。那时的做学问,讲求“知行合一”,就拿书法来说,无论是于右任,还是弘一、马一浮等大家,一见其字,就完全能还原成其人,其人之德、性、学、识便跃然纸上,光芒四射。而今日之“书家”,多全身心于营造点画之短长、斜正,墨色之浓淡、干湿,结体之肥瘦、宽窄,至于“人”之追求,那几乎已是艺术之外的事了。当隔离开“人”和字的联系后,书法便趋于技法层面,书法之于技法如同大学之于大楼,离开“活”的人,都是死物。 蔡京、秦桧虽是善书者,但其书法历来为学书者所厌弃,这是缘于其人被否定的缘故,书法是门追求器以载道的艺术,离开了道,器也便归于平常无奇了。也许有人会说:字是字,人是人,不能因人论字。这种观点初闻似有道理,但细审便可见其浅薄处。王铎算是神于书技者了,但将他的字和黄道周、倪元璐、傅山的字放在一起观赏,其字之规矩局促便显而易见,他的字中少那种“气贯长虹”般的超拔之姿,而这种秉质是基于孟子所说的“养气”的。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又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在书史上,能达“充实”之境的书家众多,到有光辉者便已少,至于能超“圣”入“神”者,已属凤毛麟角。但世人重眼见,而鉴赏又是一种体验,故而“美”“大”之境便多为称道,而“圣”“神”之境倒成“阳春白雪”了。因之,由于鉴赏者水平的不同,任何一部书法史书便也注定具有争议性。 然而,历史自有其书写规律在。天生书呆子说《书法史是笔糊涂账》,似是个失之偏颇且略带悲观的命题。其实史书之“史”与现实之史虽多契合,但亦必有出入,过去多是后朝修前朝之史,定会修掉不利于“现世”之事。然而无论怎么转换角度、偷工减料,修史者之谋划随着时间推移,终也都大白于天下,那种寄希望于史书定是非的想法,注定是贻笑大方。“史”有它自身的痕迹,现代科技发达,亿万年前宇宙间的一次小爆炸,都能找到其痕迹,并予以合理“还原”,短短千百年间的事如何能被“消逝”得毫无蛛丝马迹或被颠倒黑白呢? 科学于“痕迹”的还原,比起书法艺术人格的还原,无疑是机械而呆板的。我们读古代大家的作品,总是由书写技法还原到其如何写(书写过程),再到为何如此写(创作思想)。现代社会侦破案件之笔迹证据已被广泛重视,但这种笔迹分别相比于书法鉴赏,何啻霄壤之别。史籍可以做伪,但墨迹却有独一性,尽管书画史上赝品不断,但我们都知道那只是戏弄外行的伎俩,逃不出真识者的法眼。由于书者与书迹有绝对的、一对一的对称性,故而我们于同风格的书家书迹能分别开来,于同一书家不同时期的书迹亦能分辨清楚。进而,基于书迹传达书者信息的完全性,我们通过书迹可见书者心胸、心境、人格、学识,以至书写时之心情变化,这就犹如一盘别样的录像带,只要具有解读的能力,便能得到最真实、最完整的信息。虽然这种被称之为“鉴赏”的还原带有主观性,但其亦是基于“物质”作品的。换言之,这种种书写特性是以“物质凝固”存在的,只是目前尚不能以人人皆可接受的一种“科学”解读方法验证罢了。 曾国藩可谓清季一风云人物,说到其历史功过,自有史家论断,但其人非蔡、秦一流,自不待言。至于其学问、书法,足有可称道处。他自言“生平欲将柳诚悬、赵子昂两家合为一炉”,于字用功极勤,也有许多真切体验。其字虽未有龙虎之姿,但坚实、劲利却是与其人性情合一的。于时人书法,曾国藩极推重何绍基,认为何字必将传世。他的书法观亦与何相契,在一段书论中,他说:“何子贞与余讲字极相合,谓我真知大源,断不可暴弃。余尝谓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即此道也,乐本于乾,礼本于坤。作字而优游自得,真力弥满者,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即礼之意也。偶与子贞言及此,子贞深以为然,谓渠生平得力尽于此矣。”其论于道、艺、技贯通,平实言之,却是至理。 09年5期 庄周妻死鼓盆而歌,陶渊明采菊东篱下,苏东坡泛舟载酒夜游赤壁,各是一种通脱。他们皆是那类“知其不可而安之”的人物,生就一颗经天纬地之心却难为世用,便退而散其怀抱,这种通脱是一种大自在,不做作,更非“游戏人生”。这从他们的作品可窥见一斑。庄子说:“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渊明咏:“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东坡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读之都见其大胸怀、大性情,见其对人生崇高境界的一种向往。 幽默更近优美的范畴,虽亦含有“知其不可而安之”的成分,但又有自嘲戏谑的心态,少一种正大、阳刚之气。现代的林语堂刻意学苏东坡,亦追求东坡那种洒脱的人生态度,时人于林其人、其文视之以“风趣幽默”,但这种幽默并不被鲁迅认同,鲁迅的不认同,并非苛责其幽默感本身,而是以为其幽默不得其时,在民众流离困苦、国家存亡之际,幽默便显得自私而滑稽了。 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一个人的心胸有多大,就能坦荡到相应程度。小人之所以“戚戚”者,是在于计得失。我们读古人的书法作品,所取角度不同,便有不同的感受:英豪之作常是气象撼人,秀才之字多以工稳见长。书法学习中过于重视技法者,便易患得患失,不得真自由。古人说“入帖”、“出帖”,是要通过字帖点画特点学变化之法,而不是仅守点画之貌。只有活法方可言“出”,长戚戚于貌之得失者,易得表而失之里。 于右任曾书一对联,内容为“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这是一种大名利观,是将名利当作济世之器,这与宋代张横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一个人的气度来自于他肯“担当”的勇气,为个人、家庭谋生计是一种担当,为单位谋利益是一种担当,为国家、民族之利益争短长是一种担当,为人类进步增砖添瓦亦是一种担当。由于所担当对象的范围大小不同,一个人之心胸便也呈现出宽狭之别。愈是为众谋计者,其人心胸便愈坦荡,越是为个人计较者,其得失心便越“戚戚”。这种担当勇气能生发出决断力,书法中行笔之痛快程度既与用笔熟练程度有关,但更和书者之“决断力”有内在联系,而且字的结体及作品章法之疏密、开合幅度亦若此。 古人造字“实事求是”,又蕴含深意,就拿我们常用来评价艺术的两个字“态(态)”、“势(势)”来说,态者“意也”,为“心能其事”,势者意“盛力”。书法史上的佳作杰构,有的以字形章法特色见长,如米芾、苏轼,有的以点画力度为优,如颜真卿、柳公权。前者多显风流倜傥,后者常见忠直刚正,除性格因素外,这应是因他们于书法艺术“态”、“势”两者的认识与取舍而影响的风格差异。清季碑学兴起,书家临习碑刻书法成为风气,何绍基和赵之谦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虽然他们都是从唐入,以秦汉魏晋为指归,但风格却有较大差异。何绍基初以唐颜真卿、欧阳通、李邕为宗,后上探魏晋、秦汉,于佳碑帖几于无所不临,而且用功精勤,如于诸多汉碑都是数百通的临写,他说“真行原自隶分波,根巨还求篆籀蝌”,是由字形到字源探求的观点,又说书写不数字便大汗淋漓,可见其写字着“力”之重。他的书法笔力沉雄,点画极具张力,如挽强弓,极尽字“势”之能事。观其一生,他早期近颜真卿一路作品写得厚实有筋力,但字势较平;其后强调笔势之作品写得剑拔弩张,展脱却稍显筋骨外露;后期作品中前两期风格有所冲和,势极态生,近于从容,他所追求的“古劲横逸”得到较充分的展现。何绍基是聪明人干“老实活”的那类书家,习字不投机取巧、不急功近利,心境超迈却脚踏实地,故而其书风沉雄却气息清刚。相比于何绍基,赵之谦显得才情横溢,他的字初亦借鉴何从颜入手,但相比于何的厚朴,却将颜体写得丰腴多致。当他转攻秦汉魏晋书法后,取法亦与何绍基不同,他着意于古法书点画、结构、章法之姿态,字貌极近原帖,不似何绍基那样强调笔势、笔力,故而赵之谦的书法虽“势”不如何绍基,但极具平面张力,他是着意于“态”的营造。赵何取径始同而终异,其中于书法“态”“势”方面认识取舍的分歧或是一重要原因。其实,何绍基与赵之谦学古取法的差异,正反映了近世书者于古碑帖最具代表性的学习途径:是“学古”还是“复古”,先取“古质”还是先取“古貌”的不同;也是从字“态”到字“势”,抑或从字“势”到字“态”拓展的差异。 09年6期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基于对这种自然现象的不同感悟,古人们得到了许多不同的人生经验。像曹操的“不愿被烤”而终不称帝,如历代官场上重臣们如履薄冰的为官处世,这都是明哲保身的想法。另外有一类人是“愈挫愈励”的,如文天祥《正气歌》里说“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他所称扬的诸贤,连同他自己都是如那危峰上的瘦松,饱经风霜,虽不丰茂,但劲拔挺拗,给人以力量感,促人振奋。 据说,有一位日本画师教学生习画时,只让他们画高山大石、急流瀑布一类“硬”性的物象,而不许画花花草草一类柔美的东西,意在培养学生坚强之意志力。可谓用心良苦。物象对人精神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近墨者黑”说的都是这种现象。书法,以至众多的艺术门类,其最大的功用就是将这种本有的现象分析整合后形象化、细致而丰富地呈现在观者面前,以期引起共鸣,产生感化作用。 “一”而观之,高山大石、急流瀑布与花草本是平等无区别的,人们之所以将之区分开来,是因这些物象各自的“品性”特征于人的精神有不同的影响。高山大石让人想到坚强,急流瀑布使人产生紧迫感;而花草易使人有安逸闲适之思。古代有听音而知国之兴亡之说,“郑音靡乱,知其国之不久”。而汉唐盛世时,无论是其时之雕塑、造像,还是书法艺术,都是以雄强正大称,即使其间之秀整者如《曹全碑》、《孔子庙堂碑》亦是不涉委靡。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具有开放性的学术氛围。雄强与秀美同存,具有互补性。这就如山与水,山无水不活,水无山不清。只是我们强调雄强时不要失之于粗野,着意秀美时应免于轻靡。其实,雄强和秀美亦具统一性。就以伊秉绶的书法来说,其隶书正大雄强,笔实墨厚,观之巍巍如对山岳;而他的行草书却轻快多致,点画时细如发,然貌婀娜实内刚直,故其点画柔而极具弹性。对这种现象做剖析研究,有利于对“中”、“和”思想的深入理解。 当一个民族由强盛转向衰落时,艺术也常常是伴随着由正大活泼走向细琐委靡与板直的,如清代馆阁体之盛行,便如此。虽然清中期后碑学兴起,于书法艺术有振微之意义,但主流所倡导的依然是馆阁体一路。而近百年,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伴随着民族复兴,书法艺术在由无绪转向对优秀传统全面梳理的同时也探索着振兴之路。现今书法的发展虽存在着众多不尽如人意处,如对传统认识的肤浅,于古代取法因具较大自由度而所学良莠不齐,因缺乏甄别与吸收消化能力,故而各种以表面形式追求为尚、驻于技法的探求与炫耀的作品到处流行等等,但当人们越来越审视、检讨这些现象时,正反映着广大书法人认识的深化。书法艺术发展到今天,似乎到了一个大转折时期,一方面古代优秀经典作品有了前代无法比拟的受众,今天的学习书法者有了比古代任何一位大家都优越的学习条件,同时,随着书法的趋艺术功能广泛被认同,其发展必然有一个飞跃过程。但另一方面,当代由于经济高速发展,无意间助长了人们的功利欲与浮躁情绪,于书法的“功利”与“功用”的选择取舍成了书法学习者的两难抉择。但整体来说,“米芾风”、“王铎风”、“民间书法风”、“二王风”的相继盛行正反映了学书法者于书法表面风格切换之迅速,因而,随着人们文化心理的稳定与提高,书法由表面风格向内涵的深入似亦可期待。 09年7期 字以人传和人以字传是两种不同的人、字关系。前者偏于“人”,认为人若杰出,字亦能受到他人的重视并具有相应的历史地位。后者侧重于“字”,是说“字”写的出色是写字的那个人青史留名的一个条件。字以人传者如龚自珍、印光大师,他们的字在世俗人眼中并不出色,但因其人杰出而字亦受到人们的珍爱;人以字传的多是“书法家”们,如米芾、王铎、邓石如,今天的人们谈论起他们多是因其人字写得好。字以人传与人以字传似乎只是侧重点不同,但弘一法师在一次有关书法的演讲中却极力反对人以字传,他说:“倘然只能写得几个好字,若不专心学佛法,虽然人家赞美他字写得怎样的好,那不过是‘人以字传’而已。我觉得出家人字虽然写得不好,若是很有道德,那么他的字是很珍贵的,结果却是能够‘字以人传’。如果对于佛法没有研究,而且没有道德,纵能写得很好的字,这种人在佛教中是无足轻重的了。他的人本来是不足传的,即能‘人以字传’,这是一桩可耻的事,就是在家人也是很可耻的。”他虽以学佛和写字比较,但所言“道德”却是可贯通从事任何事业的人的。他是以为“人”是根本,字为服饰。当然,历史上人、字皆佳的通者亦大有人在,而且多是第一流的人物,他们多是以做人为先,又洞悉了字中的玄妙,将字和人完全统一了起来。如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苏东坡、陆游、黄道周、傅山、林则徐以至弘一法师及本刊本期介绍的陈献章,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皆以天下为心,自负历史使命,人书双修,而且,在艺术上都取得了极高成就,光照后人。 就以陈献章来说,作为宋明理学史上承前启后、转变风气之一代宗师,影响深远。黄宗羲评他:“学宗自然,而要归于自得。自得故资深逢源,与鸢鱼同一活泼,而还以握造化之枢机,可谓独开门户,超然不凡。至问所谓得,则曰静中养出端倪。”陈献章主张以人为本,向心内求,静思玄悟,他有一段著述道:“文章、功业、气节,果皆自吾涵养中来,三者皆实学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务者小,所丧者大。虽有闻于世,亦其才之过人耳,其志不足称也。学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内,到见理明后,自然成就得大。论语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岂欺我哉?”他于书法见解亦极深,将为人、处世、为学之理贯通于书理,启人深思。他说:“予书每于动上求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动也。得志弗惊,厄而不忧,此吾所以保乎静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形立而势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吾所以游于艺也。”我们拜观其书法佳作杰构,总觉有奇逸之气跃然纸上,动人心魄,这种感觉是在纯以技艺为能事的书家作品中找不到的。一方面,由于其人心志坚定,故而其作品气沉若山;另一方面,由于其神逸情畅,乃至于笔势如飞。他于书法亦颇自负,有一首《观自作茅笔书》写道:“神往气自随,氛氲觉初沐。圣贤一切无,此理何由瞩?调性古所闻,熙熙兼穆穆。耻独不耻独,茅锋万茎秃。”虽是言作书,但所道者直是天地间一独立如山的陈白沙本人形象! 我们观赏囿于技法的书法作品,初见常为其法度周严折服,但久视便会觉味浅,这就如观赏盆景,无论多么精致,总会让人感到小而假。而以大性情支撑的书法作品,虽或少有瑕疵,但就如真山真水,久处自有切身的受用。陈献章的作品就属于这后者。 编辑杂志亦是如此,既要做到句顺字对,更要追求一种大的气象。在这书法由实用向艺术转型的特殊时代,大的方向似更为重要。这就如我们是要造就一座艺术之山,而不仅仅是经营一件艺术盆景一般。 09年8期 任继愈与季羡林两位先生的同日离世,是近日文化界影响巨大的事件,其影响范围甚或远超出文化界,这从他们追悼会的规格与规模可感觉到。以终生从事文化事业而享身后荣耀,这一方面证明了他们人生的成功,另一方面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对文化事业正日益重视。 两位当代文化巨子的突然离去,也深深地震动了广大热爱传统文化的人们的心弦。记得冰心老人去世时,有人说:“那感觉,像天塌下去一块!”近年来,文化艺术界的世纪老人一位位相继离我们而去,对于文化艺术事业来说,那何尝不是一次次“天塌下去一块”呢? 文化的延续是要靠传承的。传承由传和承两部分组成,各种古籍、古代艺术品是古代贤哲传其思想于后世的媒介,属“传”的范畴,今天的人们去学习研究,则是“承”。由于时代久远,流传过程中或存在错讹衍漏等问题,这便为“承”增添了许多难度。有个成语“言传身教”,之所以最受教育者们的推崇,是因为将“传”形象具体化了,少了从纸上分析猜度的成分。我们今天之所以悲伤于那一位位文化艺术界的世纪老人们的离去,便是悲伤真能言传身教传统文化艺术正脉的智者的日益减少。 文化艺术就如空气,不像金钱那样“货真价实”,因而易被人轻视。但我们都知道,相比于金钱,空气于生命更重要。文化艺术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她不钟情于急功近利的时代,反观历史,轻视文化艺术的时代大多非昌明盛世。优秀的文化艺术有助于克制人性中的愚昧与贪婪,启人智慧,这是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的民族往往能长盛的根本原因。 古代的书画家在今天不同人眼里有不同的看法。就拿徐渭来说,生活在那个“重修道轻民生”的荒诞的嘉靖时代,其书生报国之志不得伸,转为愤世之情,这在其书法作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今天读他的作品,或视为狂怪,或赞为出新,之所以有这些分歧,是因于艺术与人的关系、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等理解不同罢了。但艺术归根是和创作者其“人”完全统一的,离开“人”的艺术品只能是匠作,从这个角度去读徐渭,其书法的狂放与其人的自残、杀妻行为倒有一致性。以处于一个混乱之世的书生观之,徐渭及其作品便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不平、愤慨、狂悖放纵,是一个书生处在那个特殊时代人格、艺术裂变的轨迹。徐建融先生以向往追求治世的心态反思徐渭,便看出了其高超艺术中潜含的“危害性”;潘德熙先生还原处混乱之世的徐渭,便因同情理解了其人,进而赞扬其书画艺术中的“创造性”。这不同的看法并非冰火不容,而是徐渭其人其艺的两面而已。 换届也是一种传承,就拿各级书协换届来说,如何转变越来越趋“功利”化的倾向,使艺术回归本位,使其真正发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净化人心的功能,是这个时代最应关注的。古人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位台湾学者以为“匹夫有责”,易发展为“人人无责”,便提出“天下兴亡,我的责任”。同样,书法的振兴,既须书协的正确导向,更根植于每个书法人的责任与努力。在这个经济被过分强调的时代,我们不奢求全部的书法人,只要有一部分能冲破名利魔障,首先自己去真切地实践与享受书法,客观上也使这门艺术的真谛得以承传延续,这便是书法艺术发展之幸事。 事实上,真正于书法艺术起着承传作用的历代书法大家,毕竟是少数人,是那些坚持人格、道德、艺术全面修持的书家。辩证地来看,越是书风委靡之时,倒越容易产生真正的大家,因真正的大家都是“中流砥柱”,是超越时风的。这样,再反思当代经济高速发展对书法艺术的影响,一方面为书法普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也对书法家群体起到了“淘汰”作用,将那些只为金钱、名利谋的“书家”毫不留情地挡在了真正的书法艺术的大门之外。这或许亦是一种公平。 09年9期 书画同源,是说其皆以造化为本。在这个意义上,书即是抽象之画。强调书画的不同是近来的事,在西方绘画及其技法被大量介绍、引进、重视的近一个世纪里,中国的书法和绘画就如被一条洪流冲击,在人们的印象里,日渐成为两个门类。但反思近代几位绘画大家如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同时都是书法具有极高水准之人,特别是黄宾虹,他更是强调中国画之根基在于书法。持此观点之古代大家并不鲜见,如赵孟睿退怠靶粗裨氚朔ㄍā保庵至杓萦谑榛鎏宀钜熘系墓嵬ü鄣悖撬木橹浮5庇焦榉ǎ胫苯映晌业娜嗽嚼丛蕉嗍保榛牟煌磺康鳎洹巴北惚坏乇鹗腔允槲〉墓鄣愀还覆 !笆暄Щ暄椤笔茄允榉延诨婊U庋墓鄣阍诶榛陨玫拇蠹已月劾锸浅<摹O杆计渲性颍鞘榉ㄋ渫烟ビ凇拔淖只保闯橄蟾爬ā⒛烦隽俗约焊沟椎氖Ψㄔ旎媛桑夤媛伤溆型诨婊Γ啾扔诨婊从诩蚪嘀懈呱羁绦浴? 黄宾虹是近现代入古深又出新意的书画大家之一,他的许多书画言论都是经验之谈,朴实而深刻,其观点于当代书画界极具启示意义,他说:“书画同源,欲明画法,先究书法,画法重气韵生动,书法亦然。运全身之力于笔端,以臂使指,以身使臂,是气力举重若轻,实中有虚,虚中有实,是气韵人工天趣合而为一,所谓人与天近者谓之‘王’,王者,旺也。”“刚柔得中方是好画。用笔之法全在书诀中,有‘一波三折’一语,最是金丹。欧人言曲线美,亦为得解。院体纵横习气,就是太刚。”“不知古画,细者用描,粗者用涂用抹,即终身为江湖市井画匠,归于无成,不可不深辨之。”短短几句中,他将书画之关系,书画技法之本质,中西画之相通处,院体、江湖画之弊病等都言之甚真确。 中国书画艺术归根是“写意”的。这写意也是其在世界艺术之林中最鲜明的特点,这“意”是实之升华,就像蝉蜕与蝶化,是一种切实的超越。当代书画界存在的问题或就是于这“写意”的曲解与漠视。曲解者,“横涂竖抹”、“自我为体”以为是写意;漠视者,认为写意抽象虚空,不切实物,不若西画之“真实”。这或是当代书画在迷失传统、陷入浮躁后的一种必然阵痛。 鲁迅说:中国字就是画。可谓一语中的。近时,网络上关于“中学教材减鲁迅文章”的争议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人列举中学校园时下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来说明鲁迅文章在中学语言教学中遇到的“难堪”。记得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今年一月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我这一生都在思考鲁迅”,并深情地回忆了鲁迅《孔乙己》、《故乡》、《希望》等文章对他深刻的影响。大江健三郎来北京出席“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微山湖奖”颁奖仪式,是他自1994年到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后第一次亲自出席的文学奖项颁奖典礼,此前他曾拒绝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来中国,他是奔着鲁迅来的,他对颁奖主办方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参观鲁迅博物馆,亲眼看看鲁迅创作《希望》的地方;另一个是在北大向学生演讲,而演讲的题目亦和鲁迅有关。相比于鲁迅文章在中学教学中遇到的“冷遇”,大江健三郎先生对鲁迅的崇敬之情令人深思。鲁迅精神是民族的脊梁,这是几代人的共识。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要培养塑造的是学生精神世界,教材中文章本身的难易、好懂与否,正检验着教师教学水平的高低。经典的好文章,都是精神的载体。就像黄宾虹说的:“古代书画之所以宝贵者,固非其为古董而宝贵,乃其精神存在,千古不磨。” 我们应该努力去营造一个轻古懂而重精神的文化艺术氛围。 09年10期 庄子一篇《逍遥游》影响了他之后无数的文人墨客。他那俯瞰宇宙的情怀,透彻而辩证的观察事物的观点,常让人茅塞顿开、触着便了,读其文如醍醐灌顶,启人慧智。庄子行文汪洋恣肆,不可端倪,如他笔下北冥中的鲲,其大不知几千里,化成鹏后,其背不知几千里,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想象与描述是远超我们居住的这个小小的地球,而直延伸到广深无限的宇宙深处去了。庄子的思路似行云流水般自然活泼。如惠子视之无用的大葫芦,他能想到系之作腰舟去自在遨游于江湖之上;匠人不顾、视之无用的大樗树,他能看透其正因此而免于斤斧,想到置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从容闲适地纳凉其下,等等。在他眼里,天下物皆有其用,“无用”倒常是人们思路闭塞的武断了。这种“海阔天空”,察物可大到无极,可小到无限,又圆融周到的思维方式,是古哲惠赐我们的宝贵的精神遗产,是现代科学正证明着其合理性的先知先觉。在书法学习与创作中,庄子的思想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对于书写者来说,一张纸就是一个世界,当书写者的思想趋于无限丰富活泼,表现手法趋于无限深入细致时,小小一张纸便亦能“包容”下整个“宇宙”,通过书者这个媒介,那些蕴涵大智慧的书法作品便常是宇宙物理的一个影像。 除师徒式的口手相传,我们大多数人要了解学习古哲思想,只能靠读古书。古代书籍是古哲思想的一个凝固、有限的影像,这是由文字传递信息的“有限性”决定的。管仲对桓公说古书皆古人之糟粕,庄子也说“意”不能言传,“言”亦不能被文字完全释记,文亦是糟粕。他们的观点并非完全否定文字书籍的传递作者思想信息的功能,而是强调这种传递功能的“有限性”。这样我们再去思考如何读古书,就不会陷于“读死书”“死读书”的桎梏了。比起文字的“解释叙述”性,书法作品具有极强的直观性。古人常说“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相比而言,其人信息传递在其字中更具完整性。不管书写者是否精于书道,人们都能从其字中见到其人格局、性情,这种传递亦具“唯一性”,这从现代法律于笔迹鉴定的重视可见一斑。只是笔迹鉴定与书法鉴赏之间有天壤之别,笔迹鉴定是确定人字的合一,而书法鉴赏是探讨人字的境界。古哲之所以为后人敬仰,是因为他们所达到的人生境界为后人所向往。这种人生境界无古今之分,也与科学的发展无必然关系,他是于人性本身及人与宇宙关系的探索。基于此,我们再去欣赏学习那些具有高度思想性的古代书家的书法作品就应透过点画求性情,关注其字,更应关注其人。 书籍文字以及书法作品是古哲思想的载体,于我们有用的是古哲的思想,明白这个道理,所有研究学习,便都不会驻于纸上、点画间了。古哲的思想凝结为书籍文字与书法作品,我们这些后来者是须通过书籍文字与书法作品的解读,去认识、学习、继承古哲的思想。这应是当下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吧! 处在这个人们思想极活跃、开放的时代,如何与读者相携,引导、帮助有志于书法的学习者坚定方向、少走弯路、少受诱惑,真切地去学习与享受书法,这是本刊一向的目标之一。我们发表的文章力求深入浅出、言简意赅、言之有物,尽量减少“学究”气,只知钻研故纸堆而无益于当下与将来的为“研究”而研究的文章,我们渐将杜绝刊出。近日,有读者电话告知,本刊被名列最新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这是令我们这些编辑者感到欣慰的一件事。虽然,我们并不是为获得一个“核心期刊”的称号去编辑杂志,但这种认同,亦是对本刊办刊宗旨的一种肯定。我们将更努力地去做。 “男女二十家作品展”是一个独特的创意。策展者立足两性差异对艺术创作的影响,以书法艺术为纽带将当代极具影响力的十位男书家和十位女书家团结在一起,呈献给观者一个“千古未有”之个性展,这本身就极具新闻性,可谓心裁独具。 09年11期 弘一大师早年曾用功临摹过大量碑帖,他出家前,这些临作大多赠予了他的挚友夏丏尊先生。在这些临作中,有篆书、魏碑、造像以至王羲之、黄山谷等书家的法帖。他的临作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用笔坚实、棱角分明,临碑刻的文字如此,临如黄山谷《松风阁》那样的法帖亦是如此。他本是一位略显瘦铄又风流倜傥的翩翩“佳公子”,笔下却是那般的刚猛劲健,实在让人一时难以将他的人、字联系起来。这或许便是书法艺术的妙处,书法永远是紧紧地扣着作者的心性的。从他早年的书法作品,让我们透过他“才子”的外表看到了一位心性至刚至强的“勇者”形象。他出家时,告诉朋友,出家是要去解决“生死”的大问题的。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字中的“火气”渐退,“棱角”虽在,但坚毅而从容。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他的字一下变得如新生婴儿那样纯真柔嫩起来,没了有形的“棱角”,然端庄仍在,却又是那样“不可琢磨”般的自在。他抖落那“棱角”,就像抖落俗世的尘埃,兀然间,成就了一个晶莹剔透、通脱超拔的“弘一大师”。 碑、帖外在特征就如衣裳。这是弘一大师及其书法给我们的启示。乾嘉以前,碑、帖的差异似乎并没有被过分强调,学书者于前人书迹,不论是墨迹、刻帖,还是金文、碑刻、摩崖石刻等,都能透过书法载体求其精神,而没有被载体阻隔。王羲之如此,他初学于卫夫人,后广师前人,又参悟于诸刻石,融会贯通,自创新体;米芾如此,他不仅师法墨迹,亦大赞赏于篆籀的妙处;至于王铎、傅山,他们都能越过碑、帖表面差异,而得其精神,如王铎的临《圣教序》、《八关斋记》,傅山的学金文、《颜氏家庙碑》,都无刻板生硬处。北碑南帖的提出以及“碑”“帖”差异的被刻意强调,是在书法内在精神趋弱时而凸现的。这就如一个人,身体以及精神状态不太好时,可以用衣裳撑撑门面、长长精神;这时,衣裳的“好”“坏”便常成为被强调与讨论的头等事了。 “透过刀锋看笔锋”,这是启功先生的观点,是学习碑刻类书法的一个难关,也是一个“窍门”。不为“刻”字过程的差错与失误所惑,还原书者本来面目,学习以至切近其形、其精神,这无疑是正确的方法。近世吴昌硕的临《石鼓》,赵之谦、于右任的学魏碑,都能不为形惑,更不为“刀错”“风蚀”所惑,直逼原作精神并再创造于所学书刻。他们都取得很大成就。相反,那些刻意求“刀锋”的学碑者,倒多是终生为“棱角”所困,不得自然从容,更谈不上再创造了。 从清中叶强调注重碑刻书法,到民国时帖学稍有起色,再到后来近百年的寻求“碑帖兼融”,书法在“形式”探求上进行了全方位的尝试。但反观近现代那些取得较大成就的书家,他们虽或多或少、或有意或无意在其书作、其学书过程中留有“碑”“帖”的痕迹,但他们却都无一为“碑”“帖”这书法表面最皮毛的特征所囿,他们的书法成就都是根基于他们超拔的人格与卓越的识见与艺术鉴赏力。弘一大师就是这类杰出的书家之一。 当代于书法艺术的探求似乎仍显迷茫。这迷茫既缘于物欲这种外在的干扰与冲击,更主要的原因或是学书者们重视形式而于书法内在精神的缺失与漠视。 2009年12期 世间已无钱学森。一万余人自愿顶着寒风去送一位老人,这感人的场面已是久违的了。一张张凝重得“如丧考妣”的面孔出现在电视荧屏上,而在全国,为他的离去而心牵的人又何止亿万。 钱学森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但他是当代所有艺术工作者和热爱艺术的人们最应记住的一位老人。“科学只有和艺术相结合才能真正创新”,是这位老人躺在病床上,语重心长地向去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的,此观点当是他的经验之谈。这场景、这句话,通过电视屏幕传遍全国,为世人所知。艺术是启人智慧、陶冶人性情、净化人灵魂之学,这是历来大艺术家的共识。但将艺术于科学的作用看得如此之重要与巨大,在当代,钱学森是第一人。 科学是“务实”之学,艺术是“务虚”之学。这是科学与艺术的表面特征。中国哲学讲虚实相生,这或许是科学与艺术能“虚实”互补的内在原因。 古代哲人及大艺术家历来重视“虚”的境界与学问。老子讲的“道”就是看不见、摸不着,却又能生一以至万物的“虚”。庄子的“虚白”、“混沌”等亦是世人所重的“实”之外的境界。《易》曰: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也是将万类之根推源于“无”。至于艺术,如书法中的“计白当黑”、“笔短趣长”等等亦是对“看不见的”境界的描述。“看不见”却真实存在,这便是“虚”、“无”的本意,凡是用心于中国艺术者,对此或多或少都有体悟。 文字是因记录语言而产生的。汉字最初的描形、会意,是力求简洁抽象,但同时又最准确最完整地保留“所言”对象。随着人们所见所闻的不断扩大与交流的日益繁复,文字量一方面急剧增大,一方面又日趋统一标准化。从甲骨、金文到小篆,再到隶变,汉字整体上是向简化、标准演进,这是为追求交流方便而必然产生的现象。但每次演进,伴随着“方便”都有“信息”的缩小与遗失,这遗失现象在演进阶段表现得并不明显,但随着时日递变,后人便必然越来越不易理解那部分“缩小与遗失”了的信息。文字是记录、解释性的,这本身就注定了她对信息传递完整性、准确性天然的缺陷。每一次的文字改革,在追求简化的同时,却使这种“缺陷”无意间被放大,这便要求人们以“理解力”的增强去化解修补这种缺陷。 相比于文字的叙述、解释性,笔迹以至书法于书写者“人格”信息的再现性更显准确、完整,只要具有“识读”能力,这种再现的优越便显而易见。熊秉明先生说:“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这个论断曾让许多热爱书法艺术的人自豪振奋,同时也引来诸多非议。有人便说:“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怎能是书法?应是经史子集!”我们知道熊先生所言的“书法”,应是指几千年书法递传过程中最优秀的代表,自非所有写出的“字”,而那些佳作杰构既完整再现了创作者的心性,又组成了文化传承的河流,又如一个磁盘,真实纪录下了各种音符。非议熊先生之论者多是习惯了叙述、解释性信息于文化传承的作用,而漠视了真正的书法艺术于文化的再现性。 无论是文字改革,还是于古代优秀书法的传承,都应去除急功近利与粗心大意的心态,这或许有益于其健康地发展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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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无 发表于 2010-12-26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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