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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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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5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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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敝村
大国敝村
本报记者 郭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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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 2011-01-05
去年12月中旬的一天，学者梁鸿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一劲儿给她说“谢谢”。
这是一个农民，现在天津开出租车。为了找到梁鸿，他一连往北京打了10多个电话，一上午连活儿都没好好拉。
“谢谢你，你说出了我们农村人的心声。”陌生人对她说，“你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村的事，太真实了。”梁鸿隐隐约约听到，对方的激动里带着一丝哽咽。
这个电话之前一个月，《中国在梁庄》一书出版。这是梁鸿为自己故乡立的小传。
她把自己生长的位于中原腹地的小村子命名为“梁庄”。这个杜撰但“其实非常真实”的名字，频频出现在2010年年末的各类好书榜单上。
《中国在梁庄》获得《人民文学》年度非虚构作品奖。该杂志主编李敬泽评价道：“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这本书，写梁庄，只是最近30年‘被’消灭的40万个村庄的缩影。”
梁鸿自己完全没预料到这些关于故乡的文字所激起的反响。“我不认为这部书的内容有多深刻，文学性有多高，它的价值可能更多在于启发性。”她说。
梁庄之外，还有赵庄、钱庄、孙庄、李庄……梁鸿在前言中写道：“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回到梁庄
梁鸿在梁庄生活了20年。1993年，她离开河南邓州的这个小村子，到外地求学。博士毕业后，她留在北京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书，工作“无非是上课写文章”。
日子一天一天过，她开始怀疑：“每次在课堂上高谈阔论，可是你相信你说的话吗？每次费劲查资料写文章，写完自己都不想看。这么做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生活离我的心灵、离我的故乡越来越远。这不是我真实的生活。”
故乡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村里的坑塘、大槐树、青石桥，时常在她的梦中出现。她几乎每周都要和家人通几次电话，听他们说说家里的事、村里的事。几乎每次通完电话后，她都要感叹一番，偶尔也会产生写作的冲动。她的丈夫是一名记者，常鼓励她把故乡的故事写下来。
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梁鸿师从王富仁教授。王富仁是著名的鲁迅专家，梁鸿也经常读鲁迅的著作。鲁迅的“批判精神”时时激励她走出书斋，成为一名“行动者”。
2008年，丈夫到外地驻站，梁鸿和家人的联系更加密切，写作的冲动也越来越强烈。当年暑假，她决定回老家住一段时间，走进乡亲们的生活。
当年7月3日，她带着3岁的儿子登上返乡的列车。之前，她为儿子准备了一大堆东西，唯恐老家的东西“不卫生”。
踏上火车那一刻，她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更不要说怎么做。
“农村出现了问题，问题是什么我不知道。回去再说。”她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理。
家乡越来越近，她和儿子早早就站在车门口。车门打开后，儿子突然哭起来，不愿下车。他用稚嫩的小手指着地面说：“脏。”
前一夜刚下过一场雨，地面上满是瓜果皮、纸屑等垃圾，苍蝇绕着垃圾嗡嗡地飞。在梁鸿看来，这没什么，可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儿子却接受不了。
来接他们的家人，听到小孩子的话后哈哈大笑。梁鸿则若有所思。
父亲已经随大女儿到邓州城里居住。梁鸿提出，第二天就要住到仍在村子里的哥哥家去。
最初的一个月内，她没有理出任何头绪。她在父亲的陪同下，“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里的土地、树木、水塘和河流，随意地寻访村里的人，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晚上回到哥哥家的住处，就记录下来。慢慢地，她有了方向，开始有目的地寻访一些人。
“我希望通过我的眼睛，使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慢慢地浮出来。”梁鸿说。她还希望寻找到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
调查越深入，她发现自己越不了解这个她曾经生活过20年的村庄。“当我以审视的目光来看故乡时，故乡是那么的陌生。”
这一次，她在梁庄住了近两个月。2009年寒假，她再次深入这个村子。
这两次调查催生出了一本书。先是在《人民文学》发表节录，标题就叫《梁庄》。出版时，梁鸿改名为《中国在梁庄》。
曾有记者问她，只考察了一个村庄，怎么就敢断言“中国在梁庄”？她回答说：“哪怕中国只有一个梁庄，它也是中国的梁庄，它也值得、也应该被我们关注。更何况，中国绝不仅仅只有一个梁庄。”
萧条村庄
梁庄距邓州市区将近30公里。村子就在公路边，新房沿路而建，逐渐与镇子相接。宽阔的柏油路上，一辆辆汽车飞驰而过，但它们大都和梁庄没有关系。
梁庄只是中国上百万个村庄中普通的一个。在这个总人口近2000人、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的村子里，到处是新房，不过大都紧锁着门。有的新房门前甚至摇曳着枯黄的杂草，显然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村里有一家正在盖新房。一问才知道，这家人有两个女儿，都已经嫁人。但是房子还是要盖，不然“没面子”。
“盖这么多房子干什么？又不是没地方住。”梁鸿的父亲梁光正嘟囔道，“就知道好面子，一点也不实际。”
坑塘随处可见。一些坑塘的水墨绿近黑，漂着塑料瓶、易拉罐、废纸等垃圾。梁鸿把这称为“黑色淤流”。
她小的时候，坑塘里种满了莲藕。一到夏天，青青的荷叶铺满整个坑塘，间或有粉红色的花冒出来，随风摇曳。莲子成熟后，她和小伙伴们经常偷偷地手拉手，连成一串，锳到水中采莲子。“咬一口，满嘴清香。”她回忆得笑出声来。
芝婶家的新房就在公路边，面朝一个坑塘。3层楼房，共16间。2008年夏天梁鸿带着儿子回村时，那个坑塘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臭味。当时，芝婶的小孙子在家，年纪与梁鸿的儿子相仿。两个小孩子很快熟稔，一起玩起来。玩着玩着，他们来到坑塘边上。梁鸿跑过去一把拉住儿子，说“脏”，不让他下去。孩子哭了。芝婶看梁鸿一眼，什么也没说。
“至今我还记得芝婶那诧异的眼神。”梁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到后来，梁鸿不再阻拦，任由孩子疯玩。儿子真还喜欢上了泥土。盛夏的中午，他在太阳下晒着玩土，说什么都不愿意进屋。两个月下来，他变得黝黑结实。这着实让梁鸿高兴了一阵。
梁鸿曾问过芝婶，坑塘这么脏，为什么没人治理？芝婶回答说：“村里都是这样。人都不在家，谁还管坑塘？”
芝婶算是村里的“贵族”。他的丈夫是村会计，丈夫的哥哥曾在一个县城做过正处级干部。她有一儿一女，儿子两口子在外地干活，女儿在镇上上班。大孙子跟着他的姑姑在镇上读小学。平时，16间房子只有老两口住。家里摆着一排硬木沙发，但除了常坐的两三个位置外，其余的都蒙着灰尘，用手一抹，就能留下一道指印。
孙子很小就由芝婶养着。儿子又有了小孩，想把小的留给她，把大的带走。但是孙子坚决不走，芝婶腰老疼，也不想带更小的孩子。“有时候孙子也想妈妈。可是他们在外不容易，那有啥门子？”
2008年，梁鸿曾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梁庄600多个梁姓家族的人，留在村里的不足200人，很少有壮劳力。
出外打工的人，通常会把孩子留给老人。这像是一种交换，父母帮着儿子看孩子，儿子给父母养老。“不给人家看孩子，走不动了，谁管我？”有好多老人曾向梁鸿说过类似的话。
尽管早在1992年，民政部就通过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可问过村里几个老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养老保险是什么。养老还得靠儿女。
最近几年，村里的“留守儿童”频频出事。五奶奶的大儿子在青岛打工，将11岁的孩子托付给她。可是这个孩子“猴头儿日脑（非常调皮）”，60多岁的老人根本管不住。一天，她在屋里做饭时，孙子跑到河里玩水，淹死了。
从此，这个老人就从儿子的家中搬出来，住到河边一个茅草屋中，一住就是5年。
还有一个老人照看4个孙子，一年夏天他们全部在河里淹死了，最后老人服毒自杀。
“这就是村子的现状。壮劳力出门打工，剩下老人孩子和新房子。村子里遍地垃圾，一片萧条。”梁鸿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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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地与打工
梁鸿曾问过很多人，为什么出去打工？答案几乎一致：挣钱。
“小孩上学要钱，孩子长大娶媳妇要钱，娶媳妇就要修房子，修房子又要钱，看病要钱，养老人要钱。活人要钱，死人还要钱。不挣钱咋整？”一个村民曾对梁鸿说。
有村干部算过一笔账，梁庄的庄稼一年两季，轮种小麦和玉米。现在一年下来，一亩地也就收入七八百元钱，这还得赶上风调雨顺。另外，每亩地一年还有80多元补贴。而梁庄人均耕地不足8分。
“种地就这点收入，不出去打工咋活？连孩子的费用都挣不来。”这名村干部说，“国家虽然取消了农业税，可化肥种子等全部涨价，有的都翻了一番，就粮食价格没见涨过。”
和别的村庄一样，梁庄也经历过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从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1953年开始，粮食实行国家统购统销，大部分卖给国家，农民忙活一年，肚子还未必能填饱。1960年，梁姓家族中“饿死六七十人”。
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到户，农民的日子好过一点，但是“税负很重”。
老支书梁兴隆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税负数字。上世纪80年代，梁庄的税负平均为一亩地一年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强。到了90年代，农民除交农业税外，还要上交“三提五统”，税负达到亩产值的“一半左右”。
梁庄的耕地曾在1995年前后进行过大调整，因为“税负太重”，很多人不要耕地，不少地撂荒。镇政府逼着要钱，村里只好将应缴纳的税负平摊到每一个人头上，“一亩地折合200块钱”。
“收税的时候，村子里人心惶惶。谁家交不了钱，乡干部就和村干部一起去要，有时还带上警察。有的人家全家跑了，有的人家只好东凑西凑交钱。听说有的地方逼死过人命。”梁兴隆说。
90年代初期，村子里的人纷纷开始外出打工。早先，他们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大多在工厂做工人、保安，或者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后来，他们又分散到广州、深圳一带，干的仍是又脏又累的“低等活”。
梁鸿知道，梁庄出去的这些乡亲，只是中国两亿多农民工中的沧海一粟。
她的哥哥梁毅志早在1991年就到北京打工，在火车站倒过票，在苗圃干过活。忙活了几年，也没挣下钱。后来他回到当地学医，学成后在镇子里开了一间诊所。近来，他在镇上买了一栋大房子，正张罗着开旅馆。
“在外面打工，吃不好睡不好，还得处处提防被遣送回去。”梁毅志说。
打工期间，他“受尽歧视”。有一次，他想寄信，就问一个老人邮局怎么走。那个人告诉他：“把信放地下，风一吹就到了。还找什么邮局？”
“我当时气得真想揍他一顿。”回想起这一段故事，梁毅志仍然忿忿不平。
还有一次，他被关到一个黑砖窑，凭着自己的“机灵劲儿”才偷跑出来。
“城市不接受我们，大部分人要回老家。我们的根在农村。农村人没有理想，能填饱肚子就行。农村人也不敢生大病，一有大病，这辈子全完了。”这个曾经的文艺青年说。
在镇上买房子后，他还为自己专门设了一个书房，不过现在很少进去。
柱子的故事，是梁鸿听到的打工者故事中最为悲伤的一个。柱子个子很高，长得很洋气，16岁就出去打工，后来到青岛一家首饰厂干活。10多年后他生病回到老家。他的病很奇怪，经常会吐血，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血一直没止住。最后几个月，很多器官功能衰竭，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刚开始，家里的兄弟姐妹还积极凑钱给他治疗，积蓄花得差不多了，他们又为钱生出不少矛盾。没挨到柱子死，大家就各自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
梁鸿还了解到，最后厂里也没赔柱子一分钱。
村子里有几个年轻女人在一个气味非常难闻的工厂打工。梁鸿问她们为什么不离开，听到的回答是，活不好找。全然没有提及到污染对她们身体的影响。
村里有一个人，在和妻子结婚不到一个月后就出门打工，一年多没回家。年轻媳妇想念丈夫，人变得狂躁不安，逮谁和谁吵。婆婆当众骂她“花痴”，说她想男人想疯了。一天，她把化肥撒到别人地里，回家后喝敌敌畏自杀。
这样的故事，让梁鸿很揪心。“外出打工的，留在家里的，都没有自己的生活。大家都在讲社会转型，难道在社会转型中，他们就是天然的牺牲品？”她说。
学校与猪场
芝婶在厨房忙活着，刚上学的孙子一个人在院子里玩玻璃珠。院子里没有阳光，他却玩得满头大汗。
梁鸿蹲下身，拉住孩子的手，轻抚着他的头问：“你想不想爸爸妈妈？”
“不想。”孩子干脆地回答。他努力地挣脱梁鸿的手，继续玩他的玻璃珠。芝婶看一眼，叹息道：“这孩子可怜，连个伴都没有。现在的孩子都可怜，没爹没妈的。”
这让梁鸿想到了自己的儿子，“要是我的儿子也放在这样的环境，谁知道以后他会变成什么样？”
2008年暑期，她带儿子给母亲上过坟后，就让儿子长住在城里的妹妹家中，自己则住在村里的哥哥家。有一天，她早早回到妹妹家。儿子仍在睡觉，她就躺在儿子身边。儿子醒来后，叫了声“妈妈”，眼里一下子满是泪水。梁鸿紧紧搂住孩子，感觉很心酸。
芝婶每天早晨7点钟出发，骑电动车把孙子送到近3公里外的镇上小学读书。下午6点钟又得去接回来。有时路上车多，她害怕有个闪失，就推着孙子走。不到3公里的路，她得走将近一小时。芝婶腰常常疼，3个月后，她实在坚持不住，就让在镇上上班的女儿照看孙子，平日里吃住在女儿的宿舍，星期天回家住两天。
“农村谁家不指望孩子能出人头地。孩子有出息，大人出去脸上也有光。你看你爸，有你们姊妹给他长脸，活得多风光。”芝婶对梁鸿说。
梁鸿的记忆中，少年时代的求学并不像现在这么辛苦。早晨6点的时候，学校上早课的铃声就响彻在梁庄上空，小伙伴们相互喊着，结伴上学去。那时，学校就在村里，老师都“很负责任”。
“80年代那会儿，哪怕是傻子，只要还能走路，都会把他叫到学校。学龄儿童入学率百分之百，一点都不含糊。镇上年年评比，梁庄小学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当时的民办教师梁万明说。
而现在，有的孩子因为爷爷奶奶管不了，逃学打游戏成了家常便饭。还有一些孩子早早便辍学，跟着父母外出打工。
学校是一栋两层砖混结构的建筑，每层有10间房。现在，教室的门已朽烂，推一下，灰尘哗哗地往下掉。一些房间里堆着破旧的桌椅、床、沙发等，还有散乱的不知何年何月的作业本。有的房间还养着猪。推开门，猪就嗷嗷地叫起来。前几年，这里做过猪场。
教学楼前的空旷处已被开垦成一片菜地，现在种着大葱。
1984年，这所小学刚完工时，立过一块碑。后来，纪念碑被猪场的承包人垫在猪槽下面。猪场撤了后，看门人兴哥把它移到自己的院子里当石桌用。一听梁鸿要看纪念碑，他赶紧找来一块抹布，用水蘸湿，擦拭起来。初冬寒气逼人，但他坚持擦了两遍。
这块“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上写着：
“为了开发智力，振兴中华，梁庄村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集资办学，修建校舍，添置设备，改善办学条件，先后投资三万一千元，为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对梁庄村为四化培育人才，造福后代的兴学义举，特树碑表彰，永誌纪念。”
后来，生源逐渐减少，学校开始萎缩，只保留了3个年级。民办老师大都清退，公办老师也纷纷想办法调走。最后，只剩下一个校长。
没人能准确地记得小学是什么时候关门的。大家只记得，学校关门的时候，校长把旗杆放倒卖掉了。再后来，学校就承包给人养猪。
学校大门口外的标语原是“振兴文化，教书育人”。养猪的来了后，在旁边写了“梁庄猪场”4个字。村里人常解嘲地读为“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梁庄很早就注重小孩教育，现在都成啥样了？看着就让人生气。”梁光正忿忿地说。
在“文革”武斗刚开始时，梁光正曾被批斗过。一天上午，村里组织人批斗他。找到他时，他正在学校的工地上干活。
“梁光正，该批斗你了，跟我回去吧。”来人喊道。
“没看到我正在修学校？下午再说吧。”梁光正回答。
来人说了声“好吧”，转身离开。直到下午，梁光正才去接受群众批斗。
“政治挂帅的年代，教育都不敢放松。现在经济这么好，学校却关门了。以后的孩子们该怎么办？”老人叹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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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葬与火葬
梁鸿2008年夏天初回村的时候，芝婶的丈夫曾邀请她到家里吃饭。那天，在会计家帮忙的人很多。大家在觥筹交错中说说笑笑，甚是热闹。饭后，有的人洗碗，有的人擦桌子，剩下的一部分就张罗着“斗地主”。
那样的热闹场景，不仅梁鸿，甚至是芝婶，近几年也很少看到了。
外出打工的人，多半会在过年的时候回家。那时，村里会热闹一阵子。他们会互相串门，喝酒，打麻将，“斗地主”。通常元宵节一过，他们就锁上新房的门，把孩子留给父母，各奔东西。
不过，即使是过年，也不是梁鸿儿时的场景了。在古老的传统中，大年初一各家都要做一大锅菜，做好后，按照辈分依次送一碗，让大家品尝。因此，每家吃到的菜，都有各家的。这个传统，随着大家搬迁新居，渐渐消失了。
村头有棵大槐树。树下曾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要是夏天，吃饭时分，不少人会端着碗，在大槐树下随意找一块石头坐下，讨论村子里发生的新鲜事。当然，他们也会品评各家的饭菜。
“这里就像新闻发布会。鸡毛蒜皮的事，都会被大家议论来议论去。”梁光正回忆说。
可是现在，通往大槐树的路上，长满杂草。一阵风刮过来，落叶漫天飞舞。
村子里消失的东西很多，甚至是哭声。
为节约土地，河南农村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要求火葬。而在当地文化中，土葬才是最理想的选择。因此，一些家庭想方设法逃避火化。
梁鸿的舅爷去世时，老人要求土葬。家人不知道怎么办，商量着用水泥把棺材砌起来，“谁要扒坟就和谁拼命”。最后还是托关系，交了一笔罚款，土葬了。
她的另一个亲戚去世后，家属在一个夜晚偷偷将死者埋在地里。家人没敢穿孝衣，没敢设灵堂，更没人敢哭，“一点悲伤的气氛都没有”。但不久后还是被发现了。镇上来了几个人，要将死者的尸体挖出来烧掉。家属一再阻拦。最后在当地一个头面人物的交涉下，交了一笔钱了事。
在推行火葬前几年，挖坟烧尸的事曾发生过。后来管得越来越松。前任支书梁清道说，现在大都找关系塞上一两千块钱，偷偷埋掉，“就看你关系硬不硬了”。他还算了一笔账。尸体拉到县城火化，一来一往得300多元，火化费及骨灰盒也得400多元。火化后，农民还是要买棺材埋到地里。之前土葬，村里规划有公墓，火葬开始后，公墓没有了，大家就只能埋在自己的地里，“反而浪费了不少耕地”。
村外的田间地头，有不少坟墓。一个村民说，这些坟墓，大都是近几年修的。
没关系的也在想方设法满足老人土葬的愿望。梁鸿的本家大伯，2004年去世时，留话非要土葬。家人无奈，请了一个阴阳先生指点，按指点把死者手上的指甲、脚上的趾甲剪掉，保存起来。火化回来后，家里人将死者的骨灰按人形撒在棺材中，将指甲和趾甲放在应该在的位置。
“实际上棺材一抬，骨灰的形状肯定会改变。”梁鸿说。
即使花钱买关系土葬，死者家属也不敢哭，不敢大张旗鼓地祭奠，但“要是火化就没事”。
梁鸿实在无法理解这种现象。“哭是人类表达感情最原始的方式，现在连哭都不敢了，人该有多压抑？”
每次回到故乡，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母亲上坟。2008年那次回村，全家20多口人，一起到母亲的坟地烧纸。鞭炮声中，梁鸿和家人都跪下磕头。她3岁的儿子也“很乖巧”地跟着。烧完纸后，全家人就坐在坟地边上，唠着家常话，吃着随身带的食品，直到太阳西下才离开。这是他们家的习惯。
磕完头后，儿子问梁鸿，坟里躺的是谁。
“外婆。她是妈妈的妈妈，是妈妈最亲的人。”梁鸿说。
“妈妈没有妈妈了，妈妈好可怜。”儿子说。
接着他又问妈妈为什么要给外婆磕头。梁鸿告诉他，这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就像妈妈抱你一样”。
梁庄与中国
两次调查后，梁鸿深感疑惑。直到这本书完成，她也无法评判这个村庄发生的一切，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
“从一个农民家庭的总收入来看，乡村经济的确是在发展。但是，无论是从传承意义上的道德和习俗，还是求知方面的文化，却处在一种断裂与衰退之中。”她在书中写道。
她曾把了解到的各种现象与邓州市一名官员交流过，这名官员“深有同感”。但他随即向梁鸿宣传道，政府一直在加大对农村的经济支持，农村的面貌将会焕然一新。一些村庄已经进行了整治，一些村民甚至住上了别墅。更进一步，这名官员还专门强调了基层民主。
不过，农民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他们甚至不关注自己手中的选票。在上一届的村民委员会主任选举中，参与投票的村民只有100多个，不到应到选民的十分之一。
“大家都不关心到底谁当村主任。谁当都一个样。农村现在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名村干部告诉她。
有不少村民跟梁鸿说，不要说什么选票，村里人想见到村主任一面都很难。梁鸿也是在回去一个月后，才通过镇长帮着邀请，见到了村主任。见到他时，主任显然刚喝过酒。村主任还兼任村支书，这在当地是一个普遍现象。
梁鸿甚至有点怀念梁庄的老支书。她在少年时代，经常能碰见总穿中山装和黄胶鞋的老支书，拿着一根旱烟杆在村里转悠。
在梁庄调查时，她总能听到乡亲们说诸如“那有什办法呢”之类的话。最近这次回去，又有几个老人向她抱怨，没资格吃低保的人吃上了低保，该吃的反而吃不上。“那有什办法？老百姓管不了当官的。”一个老人说。
当然，这些老人也会对政府给的好处念念不忘。有一次，梁鸿和几个老人聊天，说起农村的医疗合作、免税、补贴等。老人们都很兴奋，连说这是几朝几代都没有过的事。
梁鸿在书里评价道：“当代的农村政策不停地改变，身在其中的农民不知道哪一种东西还真正属于自己，包括土地。因为没有拥有过权利，农民也不认为那些都是自己应该关心的事情，国家给一点，当然好，不给也是自然。”
一个搞文艺批评的朋友看完书稿后，对梁鸿说：“我真想象不到，农村现在会变成这样。”第二天，他就背上行李，回到自己的故乡住了半个月。回来后，他告诉梁鸿：“农村真就像你写的一样，很凋敝。”
一个读者给她发短信说：“原来村庄如此相似，从情感到生活，从苦难到境遇……今年我一定要回去过年！”
这就是梁庄的故事，数亿农民中极少一部分人的故事。在书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段话：“有些中国在北京，有些中国在重庆，有些中国在西北，有些中国在沿海，但，更多的中国在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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