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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一线教师的朋友]完成此专题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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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5年呼吁设立国家阅读节 朱永新获支持 | |||
| 来源：新京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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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永新：真正的阅读要从儿童开始 | ||
| 作者：朱永新 | ||
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苏州大学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不久前应邀做了一场《阅读与中国教育改造》的演讲，他呼吁，真正的阅读要从儿童开始。 以阅读来撬动中国教育改造 “这几年阅读率继续在走低，我们整个社会离阅读越来越远。”朱永新认为，在阅读率（特别是图书阅读率）越来越低这个问题的背后，是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的问题。在学校教育中，应试主义甚嚣尘上，真正的阅读被排挤了，大部分学生没有享受到阅读带给他们的快乐，反而过早地轻视甚至厌恶阅读，许多原本天真快乐的孩子，没有得到阅读的滋养，又过早步入了社会，善良的天性很快被扭曲了。“改革教育是所有人的梦想，现在很多人忘了，教育是做什么的，教育应该回到原点。”朱永新认为，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塑造美好的人性，培养美好的人格，使学生拥有美好的人生。判断教育的好坏，应该从这样的原点出发，推进教育的改革，也应该从这样的原点开始。应该让教师与学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朱永新及其“新教育人”的梦想是，从“书香校园”走向“书香社会”，“从推进阅读来撬动中国教育改造”。 没有阅读就没有精神的发育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没有阅读就没有个人心灵的成长，就没有人的精神发育。”朱永新认为，人的精神发育最重要的载体就是阅读书籍。因为人的智慧、思想没有办法从父母那里通过基因来拷贝、遗传。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是它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物象，但是它可以改变人生的气象。外在的相貌和基因无法改变，但是人的精神可以通过阅读而蓬勃葱茏，气象万千。朱永新认为，人类能够超越其他动物的地方，就是因为人类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这个精神的世界是离不开阅读的。只有和老子、孔子、孟子这些最伟大的思想家对话，才能达到先秦时代文化思想的高峰；只有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交流，才能获得西方文明的一些最重要的平台。 精神力量取决于阅读的力量 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民族的竞争力取决于它的精神力量，而民族的精神力量不取决于这个民族的人口数量，而是取决于它阅读的力量。”朱永新以犹太人成功的例子说明了阅读对一个民族的影响。犹太人为什么强大？他们靠的是智慧，而智慧的背后，是犹太人精神成长历程中对于图书的宗教性的依赖。为了让小孩子从小爱书，犹太人在孩子接触的第一本书上涂上蜂蜜，让孩子去闻甚至去舔。他们让孩子从小知道，书是比蜜还甜的东西。同样，朱永新认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建设离不开阅读。“如果没有共同的神话和历史，没有共同的英雄和传说，没有共同的精灵与天使，没有共同的图画和音乐，没有共同的诗歌和小说，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道德标准，和对于未来的共同愿景，也就没有所谓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思想基础，我们的社会就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离开阅读就不是真正的教育 一所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学校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学校教育如果离开了阅读，就不是真正的教育，只是训练。”朱永新认为，人的精神饥饿感，是在中小学阶段，尤其是在小学阶段形成的，所以，真正的阅读要从儿童开始，这才是解决中国教育问题最重要的手段，是中国素质教育突破口的最重要的选择和路径。“美国著名的阅读生理学家玛丽安沃尔夫认为，小孩子在５岁以前，父母是否经常讲故事给他们听，决定他们以后的阅读技巧，童年少年得到的故事、读物，对于建设属于他的未来的世界会有决定性的影响。”朱永新认为，新教育首先要做的就是拯救阅读，特别是儿童阅读；不但要鼓励学生、教师、家长阅读，还要鼓励教师与学生、家长与孩子共同阅读一本书，这样，教师、家长才能走进孩子的世界，与孩子更好地交流。朱永新还呼吁孩子们远离电视和网络，坚持以“晨诵、午读、暮省”为核心的生活方式。 最优秀城市有最善阅读的市民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一个城市也好，一个区域也好，它的美丽一方面要靠外表、建筑、规划，但它真正的美丽是靠这个城市人的品味和气质，品味和气质最重要的是靠什么？是靠阅读，腹有诗书气自华。所以最优秀的城市，应该有最善于阅读的市民。”朱永新担任苏州市副市长期间，推动设立了每年９月２８日孔子的诞辰日为 “苏州阅读节”。最近几年，朱永新一直在呼吁建立国家阅读节，他坚持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该有自己的阅读节。 ４月２３日是世界阅读日，日本、韩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都有自己的“阅读节”，他建议把９月２８日作为中国的阅读节。之所以坚持 “把阅读进行到底”，是因为他坚信阅读对中华民族非常重要。 （台海网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０日） | ||
| 朱永新：探索中国教育发展创新之路 |
| 来源：《人物》杂志 |
| 2000年11月，朱永新教授的著作《我的教育理想》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一学术成果标志着他从此开始走上了探索中国教育发展创新的理想之路，也标志着新教育群体开始了思想的萌芽。尽管这时，他本人尚未形成“新教育实验”的明确概念，而所有那些今后为了这个理想而追随他的新教育群体成员都尚未脱离混沌。 在此之前，朱永新还只是一个行政官员——苏州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一个学者—— 苏州大学教育系的博导。如果用现实的成功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此时的他无疑是现实层面的成功者；但是，如果缺乏了新教育实验的萌芽和今后的发展，他也就失去了成为一个精神层面的成功者的机会。由于长期浸淫于教育领域的思考与探索，使他对中国的教育现状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而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冲突，使他努力尝试可以为中国的教育做些什么。《管理大师德鲁克》中的一段文字深深地触动了他：在1950年元旦，约瑟夫·熊彼特在弥留之际，曾对前去探望他的彼德·德鲁克及其父亲阿道夫说了这样一番话：“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知道仅仅凭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任何重大意义。”行动——光有理想和理论是不够的，只有行动起来，努力改变现状才是真正对理想的拓荒。是啊，任何理论和研究如果无法影响现实生活又有什么用处呢？ 从1999年开始，朱永新主持的江苏省教委重点资助项目《新世纪教育文库》正式启动。随后，他在《我的教育理想》以及随后出版的《新教育之梦》(人民教育出版社)中阐述了他心目中“理想的德育”“理想的智育”“理想的体育”“理想的美育”“理想的劳动技术教育”“理想的学校”“理想的教师”“理想的校长”“理想的学生”“理想的父母”的观念。应该说，他在《我的教育理想》中第一次改变了他对教育理论的言说方式。许嘉璐在为本书题写的序言中表示：“他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论述、抒情、问答并举，逻辑严密的理想语言、老百姓习惯于说和听的大白话、思维跳跃富于激情的诗句兼有，依思之所至、情之所在、文之所需而施之。有的文章读时需正襟危坐，有的则不禁击节而赏，有的还需反复品味。可贵的是，这些并非他刻意为之，而是本性如此，自然流露。这本性，就是他对教育事业的爱，归根结底是对人民的爱。” 我们无法统计有多少教育工作者通过不同的途径看到了朱永新的教育理想，但是，就是这种感性和理性兼备的言说方式唤醒了很多和他一样对教育存着梦想，对梦想不断思索的教师。也正是因为理想的感召，这些志同道合的人逐渐汇聚到他的周围，开始了共同打造教育梦想的历程。 追逐梦想一起飞 朱永新的《我的教育理想》以及随后出版的《新教育之梦》是新教育群体形成的源始。李镇西当时已经是全国知名的语文教师，想必是受这种感召才成为朱永新的博士；被誉为新教育实验“大本营”的昆山玉峰实验学校校长周建华正是把这种教育理想融化到自己的理念中才能顺利得到当地教育行政领导的认可，被委以重任；浙江嘉兴秀洲教育局副局长张刘祥2005年才看到朱永新的《我的教育理想》，也立刻被吸引过来。而由朱永新等创办的“教育在线”网站的15万注册教师同样是受这种理想的感召而走到一起来的。 教育光有理想远远不够，理想光被唤醒还不够，接下来，朱永新在思考如何将理想落实到行动中去，真正影响人们。冥冥中似乎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将很多与他同样拥有教育梦想的人逐渐汇聚到他的周围。而他作为一个领导者的慧眼识才也是新教育群体最终形成的重要因素。 现在苏州教科院工作的袁卫星最早是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的教师，在语文教学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发表文章很多，也被作为诸多杂志封面人物褒奖过。朱永新在视察梁丰高级中学的时候特意找来袁卫星攀谈，传输自己的教育理想。还多次把袁卫星请到自己家中交流。袁卫星回忆说：“第一次，朱老师一边和我交流，一边给我剥核桃，然后一粒一粒地交到我的手里，像老师，更像父兄。”李镇西后来成了朱永新的博士，之前他已经是全国优秀班主任，在语文教学界有着很好的口碑。2000年，求知若渴的李镇西决意师从朱永新，到苏州大学攻读教育哲学的博士学位。2001年，李镇西最终通过英语考试，正式成为朱永新的入室弟子，也成为新教育实验的鼎立支持者。而苏州开发区外语教研员焦晓骏则是间接的受益者，他在回忆与朱永新的接触时说：“我因为与李镇西有着不平常的交往，在2002年5月有幸走进了朱永新的视野，从此成为他亦徒亦友的编外弟子，甚至走进他的不少文章中。在他点石成金般的指导下，我学会了从教育者的角度审视教育行为，学会了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审视教育目标，同时也完成了自己写作风格的转变，在短短三年中写了大量的教育随笔，参编、主编、编写过十多本教育书籍，进入了自己过去从未敢想象过的事业的金色年代。每每想到朱永新，便会觉得有一双睿智且充满期冀的眼睛在身后凝视着，使我在顺境或逆流中都从不敢懈怠。” 新教育实验群体的人都认为新教育后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在线网站和论坛，而也的确是教育在线促成了新教育群体的成长和发育。网站创办之后，只要朱永新出差在外时，每到一处必定抽出时间与当地的网友相约面谈。2005年5月，他应邀到福建省厦门市讲学时，行程安排非常紧，在当地停留的时间总共只有16个小时，而他与网友相聚的时间却有近4个小时。数十名网友从厦门各地赶来与“市长网友”开见面会，畅谈教育，共抒理想，一时在当地成为美谈！见面时，他不仅能记得多数网友的名字，而且常常引用他们在网上谈及的观点，大家无不折服于他的人格魅力与敬业精神。 应该说，新教育能走到今天，除了朱永新的学术风范和人格魅力的号召外，整个新教育群体的出谋划策起了更加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人不是为了功利而集合在朱永新的周围，所以他们对朱永新的一些思路和想法总是毫无顾忌地提出反对意见和建议，在他们心里，朱永新身上并没有市长的光环，有的只是平民朋友的本质。可以说，新教育实验逐渐出台的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双语口才训练、建设数码社区、构筑理想课堂“六大行动”以及后来又构成“6+1”的“新父母学校”都是新教育群体集体智慧的结晶。 随着新教育理念的不断完善，朱永新开始寻找实验基地，这也就促成了今天20多个省市几百所加盟学校的新教育实验的燎原之势。 星星之火，已然燎原 2006年召开的“两会”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正如大家所预料，教育问题作为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仍然排在第一位。从新教育概念的提出开始，媒体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应该说，朱永新等人并非新教育的首创者。100年以前，在英国、法国就有了新教育运动。一些有识之士，不满当时的教育，要培养有个性和独立精神的人，并办起了一些体现这一价值取向的学校。几年之后，很多其他国家的教育学者前来参观，归国之后也办起了类似的学校，这对欧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于是，新教育在欧洲迅速发展，并有了它的国际组织。此后美国的杜威又对“新教育实验”进行了理论阐释，新教育不胫而走，并传到了中国，陶行知就是中国版新教育的最早实验者。蔡元培先生对新教育也有自己的理论研究和亲身实践。但是，朱永新的新教育实验在这个全新的时代具有了崭新的意义，他的创新不是对现行传统教育的否定，而是在现行教育的大背景下进行有益的补充和固化，是立身其中的前瞻性的部分变革。也正是因为他所主持的新教育实验没有与现有体制冲突，从而才得到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认可和支持，在短短的3年间得以风起云涌。 从新教育开始的那一天起，新教育群体的成员就力图脚踏实地地做事。 2003年3月的“两会”期间，在学生和志同道合者的合力努力下，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朱永新向全国政协提供了12份提案，在其中一份《关于设立国家阅读节的建议》提案中他写道：“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实质上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他想通过倡导读书来改变所有学生的生存方式，改变所有教师的行走方式，实现他“为了人的一切，为了一切的人”的教育理想。也就是在此时，新教育群体正式提出了“营造书香校园”的计划，并将这一计划逐渐演变成为后来新教育六大行动的第一项口号。 2004年1月1日，《扬子晚报》记者张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日前向南京的校长和骨干教师“推销”一份“成功保险”：只要你每天写上一篇教育日记，10年下来如果你还不成功，朱永新本人将以1赔10的比例进行赔偿。朱永新的“成功保险公司”是2003年在“教育在线”网站创办之初开张的。所有参加教师只要声明加入，并按合同约定每天把一篇教育随笔贴在网站论坛上，就自然成为投保者。 参加投保的第一位“客户”是盐城某乡一名普通的小学数学教师张向阳。朱永新通过网络送给他6个字“读书、上网、写作”。于是他开辟《走进新课程》的专栏，现在已经在网络上发表了30多万字的随笔，仅2003年1年，他的教育随笔就在十余家省级以上的媒体发表50多篇，7万多字。很多“投保”的教育工作者都深有感触地说：“写了教育随笔后，发现自己看孩子的表情和心态都不一样了，因为要记录自己的教育故事，就必须用心观察每一个孩子，有的时候为了写得精彩，必须要让自己活得精彩起来。”2004年3月6日，《人民日报·华东新闻》记者顾春发表的文章中记述了网名“滇南布衣”的故事：他是云南一个偏僻地区的小学教师，带了全校仅有的12个学生，幸运的是他还有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他经常在教育在线与异地的同行交流讨论教学问题，虽然地处偏远，但他教的孩子却可以接受到和先进地区一样的教育。东北一名网名“小曼”的小学女教师，每天在教育在线写一个故事，1年后出版了两本《小曼讲故事》。除此之外，大潮河(刘恩樵)老师的新德育、海子(吴樱花)老师的学生成长日记、苏静老师的趣味诗教、袁卫星老师的新生命教育，所有这些有理想有追求的教育工作者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集中起来，创造了无数道亮丽的风景，也构成了新教育群体灿烂的星河。全国更新教育观念报告团成员、北京清华附小教师窦桂梅的形容也许最能代表所有新教育群体成员对新教育以及教育在线的感情，她在《构筑一道新的教育航海线》中写到：“对于网络我曾充满鄙夷，没想到，一来到这里就一见钟情了。这里的教育智慧，让你兴奋、痴情甚至发疯。你会像初恋的少女，体验激情燃烧的岁月，甚至半夜里还会在这里徜徉行走，以致爱得死去活来。就是怀着这样的激情，我每天必须上网一次，而且每一次踏上这只大船，就可以尽情地阅读这本厚重的大书，感受着它的习习海风。” 可以这么说，所有这些人都成了朱永新的朋友、参谋和智囊，也都成为了新教育实验的鼓吹者和实践者。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教育在线网站到2005年已经突破了15万注册人数，每天都有三四千位教育工作者在上面发表文章，而这些文章也成了很多教育媒体的稿件库。 通过教育随笔的方式，朱永新希望让普通教师在朴实的教育科研中著书立说，而且他自信地认为这家“虚拟公司”10年后绝对不会有一个索赔者。由于提倡教师写随笔的影响，新教育群体最后将这一活动升华为“师生共写随笔”，并作为新教育六大行动的第二项固定下来。 著名记者章敬平在评论时说：“他们用他们的行为艺术，勾勒出这样一个画面：一群拥有教育理想的人，聚合在一个理想的平台上，跟着一个有理想的教育家，在播种理想的路上，蹒跚前行。” 2003年7月，昆山玉峰实验学校汇集了来自全国的400多位新教育实验的拥趸者，他们召开了“首届新教育实验研讨会”。他们在这次会议上针对中国的教育现状提出，“我们的教师缺少一点诗人的气质，缺少一点理想的追求，缺少一点青春的活力，缺少一点创造的冲动，而这一切都与理想有关。一个没有理想的人不可能走多远，一个没有理想的学校，也不可能走很远，一个没有理想的教育更不可能走远”。他们更将新教育实验的实施步骤落实为“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双语口才训练、建设数码社区、构筑理想课堂”六大行动。从此很多各地的学校都开始了对这“六大行动”的分项实验。 如果说昆山会议的召开点燃了新教育实验的烽火，接下来的张家港会议则被媒体称为“草根运动披上了教育部的外衣”，因为2003年12月，教育部正式将该项目纳入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而新教育实验也正是在此时掀起了草根教育界的一股狂潮，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陶西平对这个课题的评价是：“中国教育的困惑在于怎么看过去的教育，怎么对未来的教育进行设想，怎么做来推动未来的发展。朱永新提出的新教育实验，是对过去教育的完善和发展，其观点性、针对性、操作性都强，如一条鲢鱼放进了鱼缸，将中国教育这缸水都搅动起来。”接下来，宝应会议、成都会议、吉林会议，新教育实验从无到有，从缺乏根基到羽翼丰满，无不显示着这个群体沉稳的步伐。 继往开来的新教育人 2006年，作为草根运动的新教育实验已经走过了3年的历程。新教育实验的初步成果主要是四大改变：第一，改变了学生的生存状态；第二，改变了教师的行走方式；第三，改变了学校的发展模式；第四，改变了教育的科研范式。人民教育杂志社总编傅国亮说：“新教育实验，我认为应该说是素质教育的一个具体模式，一个成功的模式，一个有效的模式。素质教育虽然没有在定义上有一个统一，但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创新，一个是实践。我们这个实验非常关注学生的精神成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东西。关注个性和特色，这正是我们现在推广的。” 当然，新教育实验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这一点一直以来都为教育理论界和媒体所诟病。他们对新教育实验的反诘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新教育实验在很多方面有所缺失，比如公民教育、生命教育；第二，作为一种可以推行和操作的教育模型，新教育实验在理论框架与操作水平上还有明显的不足；第三，完全的草根运动能否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新教育群体追逐梦想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以历来微弱的草根形式去触及大规模的教育本质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天方夜谭，一个理想国。也正是因为这种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使新教育实验一出炉就面临着质疑的声音。这种声音不但来自群体之外，也同时来自群体之内。质疑者认为，新教育实验可爱但是不可行。2004年4月，一个农村初中教师在教育在线上留下一个留言，他说：我对新教育实验向往已久，可是，要在我们这样一所农村初中实施是行不通的。我们这里仍然是踏踏实实地搞应试教育，学生的分数是教师的命，学生的分数是家长的魂。教学质量是与奖金挂钩的，所以我只能说，新教育实验，想说爱你不容易。《南风窗》杂志在调查了苏州工业园区的三个梯次的三所学校后表明了观点：“新教育实验效果的好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物质条件、师资力量以及学生素质的高低。”换言之，新教育实验能否真的将红旗插满全国，最大的瓶颈在于是否能在相对贫困落后的地区快速挺进。除了现实中的质疑，理论界的质疑声音更是普遍，许多人认为新教育实验本身的学术规范、理论构建、操作手段都显得毫无独特之处。 好在新教育群体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群体，他们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始终关注着自身的不足；好在新教育从开始存在那天就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或框架中，从而形成了不断吸收给养的兼容并蓄之势。 从2004年以后，朱永新本人和新教育群体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很多原本积极热烈的参与者开始理性思考新教育实验的前途，并且用自己的最大能量去为新教育实验“打补丁”。 2005年7月10日，新教育实验成都年会上，他们展示了“新公民教育”教材，而2005年9月开学的时候，将有很多学校的小学生拿到专门为他们编写的公民读本，这些学生当然不知道，在中国内地的课堂上讲授公民课，70年来还是头一遭。媒体甚至惊呼：新教育群体缝合了新教育缺失的“另一半”。在新公民读本中，除了一长串的顾问名单，实际参与编写的基本都是新教育群体中的教师。2005年年底，共8册的新公民读本全部付梓。 2006年新学期，部分参与新教育实验的中小学把“新生命教育”正式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来开设，并使用“新教育实验人”袁卫星、陈国安、王海燕等人编著的全国首本生命教育读本作为教材。这本生命教育读本中设计了五个专题作为学习单元，分别是“生命只有一次”，“青春永不回头”，“我和我的世界”，“我有我的责任”，“假如没有明天”，内容包括生命的价值、爱情教育和性健康教育等，引导学生走向成熟，学会负责，踏踏实实地过好每一天。朱永新在该书《序言》中说：“生命教育课就是要通过对中小学生进行生命的孕育、生命的发展等知识的教授，让他们对生命有一定的认识，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抱珍惜和尊重的态度，并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培养对社会及他人的责任感，在人格上获得全面发展。” 对于自身理论建设的不足也引起了新教育团队的充分重视。在2006年召开的新教育实验总课题组项目组首次会议上，朱永新提出：要在“十一五”期间成立新教育实验的研究中心(所)，并由专人负责新教育实验的理论研究工作，解决好新教育实验的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问题，哲学基础、社会学基础、心理学基础等研究。新教育群体还决心要在“十一五”期间完成《新教育实验的理论与实践》、《新教育共同体》、《新教育实验的国际比较研究》、《论营造书香校园》、《论师生共写随笔》、《论聆听窗外声音》、《论数码社区建设》、《论构筑理想课堂》、《论双语口才训练》、《新父母学校与亲子关系的研究》、《新语文教育研究》、《新生命教育研究》、《新公民教育研究》、《新德育研究》、《新生活教育研究》、《新职业教育研究》、《新教师教育研究》、《新教育实验与教师专业发展》、《新习惯教育研究》、《新偶像教育研究》、《教育理想与理想教育的研究》等一批研究著作。 随着新教育实验在各地捷报频传，新教育实验也引起了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视。从2003年开始，有十几个市县的教育行政机构将推广新教育实验作为红头文件下发。去年年末，江苏省委、吉林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更是亲自批示，要求“普及”和“推广”新教育实验。新教育实验并没有遭遇到其他草根革命的迷离命运，而正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与鼓励，新教育实验用茁壮的生命力和无比宽容的开放性对当年人们提出的“新教育能走多远”的疑问做出了有力的回答。朱永新与新教育群体的梦想之路正在向确凿的现实挺进。 正如我们在文中所说的，新教育实验生于毫末，到今天的如火如荼，是新教育群体的集体智慧，而非朱永新个人的成果，而新教育群体到底有多少人我们没有一个确定的数字，因为笔者也是在这次采访后成为了新教育实验的鼓吹者之一。为了能让读者对这个群体有个了解，笔者只能对他们中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做一个简单的勾勒和描摹。笔者认为，他们可以代表这个群体中人的行为特色与精神状态。 袁卫星：“新教育实验”拉开生命的强弓 2002年3月的一天，袁卫星还在江苏翔宇教育集团参与管理。他到苏州请李镇西和朱永新到翔宇讲课。席间，朱永新语重心长地对自己的博士生李镇西说：“听说你在网上搞了个什么‘李镇西之家’，花了好多时间在上面，这对教学与科研有什么好处？网络害了多少人啊！”尽管在座的袁卫星和李镇西都是朱永新的晚辈，但是他们对这话都不以为然，于是马上叫来了苏州工业园区的外语教研员焦晓骏，共同给朱永新上了一堂课。他们陈述网络的好处，说明教师上网的不同，三个年轻人竟然把教育学家朱永新说得同意了他们的观点，并决定和他们一起搞网站。于是有了后来的“教育在线”，并进一步促成了新教育实验的生根发芽。 教育在线创办之初，袁卫星担任斑竹、发帖、跟帖，对外宣传、寻求合作，干得乐此不疲，而当2004、2005年新教育实验已经遍地开花、硕果累累的时候，他却突然安静下来，用他的话说：“我采取一种积极的低调和一种冷静的热情。”所谓积极的低调，他仍然会完成朱永新布置的任务，但是却很少在网站发表言论；所谓冷静的热情，他对新教育仍然满怀激情，但是却用冷静的心态去关照新教育的前途。从媒体介入新教育的那一天开始，态度就是褒贬不一的：“新教育能走多远”始终是媒体和评论家的口头禅，新教育此时需要的不光是热情，冷静尤为重要。2004年下半年，袁卫星用“一路前行”的网名刻意隐藏自己的身份，在教育在线发布了《给朱永新教授的一封公开信》。他对教育在线提出，一有必要适当控制教师的上网时间。认为教师最要紧的是能够“沉”下去，沉到课堂里去，沉到学生中去，沉到教育教学的实践中去，沉到书本中去，沉到思考中去，沉到对教育实践的提升和校正中去。二有必要组织一些专题讨论。主张教育在线少讨论那些所谓民族的、民主的、自由的政治言论，而要多讨论在教育文化圈中发生，以教师、学生、家长的真实问题为中心的自下而上的问题。三有必要形成在线资源库。就是要在热闹之外，给我们的网友开辟出一条“门道”，让网友们找得到他需要的东西。对新教育实验，他提出，一要调整每一位教育参与者的“状态”；二要让每一位教育参与者获得合适的“方法”；三要为每一位教育参与者创设一个“用教育的理想实践理想的教育”的舞台。首先应当兼收并蓄，把和教育的理想相吻合的教育实验、教育实践吸纳进来、推广开去。其次更应当有所创新，在所谓的“六大行动”“十大领域”做创新。要在推进的过程中防止形式主义、功利主义、虚无主义。要防止“种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要有一套专门的班子、一支专门的队伍来检查、督促、研究、指导实验的开展。要尽快建立一套自己的评价体系。此帖引来在线网友和实验者持久的思考和讨论，阅读人数达到22119人，跟帖703条。很快，这一切在新教育2006年制定的“十一五”规划中得到了补充和发展。 发表了《公开信》后，袁卫星在新教育群体中沉默了下来，他除了努力完成实验的出版、宣传任务以外，开始着手进行他钟情的生命教育研究和实践。在他看来，新教育提倡的“六大行动”必须要有生命教育作前提，作基础。既然核心理念是“为了一切的人，为了人的一切”，如果人的生命没有了，还谈什么教育，还有什么行动；另一个方面，人的一切归根到底是什么？不就是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吗？这也是生命教育的内涵。他对生命教育的热衷来源于他自己的一个学生。在一次课前，袁卫星发现班上一名男生写下遗书要自杀，他不动声色地在课前30分钟临时决定改上“善待生命”课，用一首小诗开头，在几乎没有预设的情况下，引导和教育学生，点亮了学生的心灯，使他摆脱了自杀的念头。由此，他发现了生命教育的必需和意义。2005年，他编写出版了《生命课》系列丛书，一套三本，给家长看的，给教师看的，给学生看的。尤其是给学生看的，设计了五个专题作为学习单元，分别是“生命只有一次”，“青春永不回头”，“我和我的世界”，“我有我的责任”，“假如没有明天”，引导学生走向成熟、学会负责，踏踏实实地过好每一天，并以生命教育和公民教育尝试构建学校的“新德育”。朱永新对此十分支持，在新教育实验“十一五”规划中，“新生命教育”成了新的实验领域。 现任苏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语文教研员、《苏州教育研究》副主编的袁卫星说：“生命是一张弓，那弓弦就是理想，就是梦。在人类的长河中，有的箭枝纷落，折戟沉沙，只留下弓弦的震颤；有的银矢穿云破雾，将梦想化为现实，把瞬间铸成永恒。朱永新先生正在开弓，他挽雕弓如满月。我愿意追随他的身后，弓箭在手。” 吴云霞：我与“新教育”一拍即合 1994年2月，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签订了合作开发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随之，苏州古城东隅沉睡了千年的土地被汽车的轰鸣声和汽锤的打桩声唤醒。当时，正在苏州市教育局直属小学任副校长的吴云霞十分关注这一事件，不仅认真阅读相关报道，还对其中涉及的规划、培训等理念产生了共鸣。吴云霞经常走过这里，她眼看着一座座世界知名企业入驻园区，从三星、日立到美国超微半导体、AMD……而今这里已经成为世界500强的基地，荒地已变成了一个人性化的小城市，而她，从来也没有想过能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自己的理想。 1997年，园区的开发建设到了一个新阶段，“新城花园”作为它的第一个社区初步形成。当年6月，园区管委会在《苏州日报》上刊登了招聘校长的启事。此时，吴云霞已经因工作需要来到另一所直属小学任校长。看到招聘信息，她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隐隐觉得在这块土地上能够成就自己对教育的梦想。于是，她毅然前去一试。尽管在年龄、英语水平上具有明显的弱势，但是在面试的时候，她对教育的理想和执著给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上良好的工作经历，使她最终脱颖而出。这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观念决定未来。 筹备期间，吴云霞对园区的了解日益增多，办学的思路也渐渐明晰， “将设施先进的新城花园小学真正塑造成一个与园区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基地”成为她的职业追求。她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中得到启发，从“弹丸之国”新加坡在独立后的短短35年迅速发展成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的事实中得到启发，为新城花园小学制定了“实施开放教育，建设现代化的新型学校”的办学目标，要求自己“走出学校办学校，跳出教育搞教育”，让学校和全体师生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世界500强企业为邻，而且在思想和心灵上与世界先进理念融合。 1998年9月1日，新城花园小学正式开办。从此以后，吴云霞带领全体教师积极探索，开拓创新，认真落实“五个开放”的办学理念，即开放的教育资源、开放的管理体制、开放的课程、开放的课堂教学、开放的教育评价。对开放的追求和对传统的弃绝不但来自于她自身的经历，也来自于她自己的家庭。女儿从小学习都很好，但是到了初中碰到了一个持传统的私塾式教育思想的数学老师，从此，女儿的数学成绩总是不好，她不喜欢这个老师。一贯追求完美的吴云霞从此甚至不敢参加女儿的家长会，她害怕老师当着全班家长的面批评她。教育怎么能是这个样子呢？孩子正是应该享受教育快乐的年纪啊！她开始不断对自己执行了20多年的教育思想进行反思。“师生人格平等，相信每个学生都能成功”、“不准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不准把家长叫到办公室批评，不准讽刺和挖苦学生”——所有新招聘的老师都要被吴云霞关3天禁闭“洗脑”。很多老师不理解，反驳她：“是不是今后就不能批评学生？”吴云霞回答说：能，但作为一个教师，你要站稳自己的情感立场，你的批评要带着爱。 根据需要，她适时提出了“赏识为主、激励为本”的教育观，“有效、快乐”的教学观，“品行端庄、身心健康、思维敏捷、双基扎实”的质量观，推进学校沿着教育现代化之路健康发展。但与此同时，她也发现许多年轻教师缺乏文学积累，文化底蕴不够，讲课时语言枯燥，该激情的地方没有激情，该深沉的地方不会深沉，该拓展的地方不能拓展，因此决定要给这些老师补上“读书”这一课。从2001年寒假开始，吴云霞有意识地在教师会议上谈读书，给教师送书，倡导教师休息天逛新华书店，一段时间后，读书热在教师中兴起来了。 转眼到了2003年上半年。有一天，科研处主任对她说：“校长，知道吗，朱市长正在搞一项实验，叫‘新教育’，第一次大会在昆山玉峰实验学校召开，我们是不是要参加？”新教育——吴云霞觉得这个名字听见过，但是不了解。“都有什么内容呢？”“新教育提出了六大行动：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建设数码社区、熟练应用双语、构筑理想课堂”……听着介绍，吴云霞感觉心头一亮：“太好了，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目标和理想吗！而且读书、与大师对话、网络校园、提高课堂效率不也是我们一直在探索和实践的吗？！朱市长太伟大了！新教育实验太有必要了！”吴云霞是个校长，也是个感性的女人，她说自己和新教育绝对是“一拍即合”或者“一见钟情”。在随后和朱永新的接触中，她一再被他的学术风范和人格魅力所折服。她这样评价朱永新：“朱市长的卓越贡献在于他所倡导的新教育是真正在为中国下一代的生命奠基，是真正对老百姓负责任的教育。在当今应试教育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现实情况下，开展新教育意义重大，让我们有一种拨开迷雾见太阳的感觉，让我们相信实施全人教育不会只是一个理想，不远的将来会成为现实。” 张刘祥：“新教育”来了个“年轻人” 张刘祥2005年8月20日注册成为新教育在线会员，2005年底第一次见到朱永新，他所在的地区2006年初才开始新教育实验，对于新教育来说，他实在是个后来者，是个“年轻人”。 1980年2月，张刘祥从平湖师范学校中文系毕业后到步云公社中心学校当了一名教师。他这个教师的职业是争取来的。作为家中的长子，他有负担家庭生计的责任，父亲希望他能学个手艺，做个木匠。在当地，木匠一天可以收入近2块钱，而民办教师每月的工资是23块。但是当了几年木匠的他始终无法磨灭自己的教育感情，最终说动父亲，成为一名民办教师。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了，他开始默默地在自己的园地里耕耘。他爱读书，爱写东西，当他的第一篇文章在《语文教学》杂志上发表，并收到了7块钱的稿费的时候，他兴奋得不得了；当他的一篇论文在《中国教育报》征文竞赛中获得一等奖的时候，更是在当地教育界引起不小的轰动。为了搞好教学，他组织学生编辑手抄报，让每个学生办一份，不但提升了学生写作的兴趣，还在全国手抄报评选中得了二等奖。没过几年，他已经在当地教师圈子里小有名气了。 1984年，原本中小学一体的步云中心学校中小学分设，他被任命为初中部的教导主任，一边搞行政一边探索教学。但是作为一个师范生，他明显感到自己在教学、科研和写作上缺乏底气，于是有了进修的想法。1989年9月他考入浙江教育学院教育管理系，1991年7月毕业后留在教育局工作。虽然脱离了教育一线岗位，但是他认为这段时间对他掌握教育政策、了解教育形势、把握教育大局有很大好处，为他日后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教育行政官员打下了基础。1996年1月他被下派到凤桥镇担任纪委书记。应该说这很有利于他今后的发展，但是对教育的热衷使他总是尽可能参与到有关教育的工作中，他不想脱离这个领域。后来他又被安排到区委宣传部担任副部长、区委党校担任常务副校长，但他仍然主动向组织上要求到教育部门工作。2001年5月他最终回到了教育局副局长的岗位上。 人生用6年的时间转了一个圈。他上任的时候当地初中升高中比例只有60%，幼儿入园率不到50%。这令他这个分管基础教育的副局长很是不安。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在他与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到2005年，这两个指标分别达到了95%和93%。而且由他挖掘、总结的农村幼儿园三级管理模式还得到了教育部的肯定，在浙江省予以推广。他和他的同事们采取多种措施使秀洲的基础教育每年跨一个台阶。2003年，秀洲区被评为浙江省教育强区，翌年，秀洲下辖的5个镇全部被评为浙江省教育强镇。 教育发展到这个水平，张刘祥开始思考：如何使秀洲的教育从外延扩张走向内涵发展？如何由量的提升转向质的提高？国家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但是却没有明确的可操作的手段和方法；教育部大力推行新课程改革，但是这又仅限于课程和课堂。这使他一直处于困惑之中，找不到有效的策略和途径。就在这个时候，他无意间读到了朱永新教授的《新教育之梦》，他进入了教育在线网站，并了解了已然在全国铺开的新教育实验。这不就是他始终在寻找的教育理想吗？这不就是他梦寐以求的素质教育的“抓手”吗？他非常兴奋，也非常激动，马上将新教育实验和新教育理念在教育局会议上作了介绍说明，并得到了局长和同事的支持。他还在会上说：“我想请朱市长到我们秀洲来讲课。”话说出去了，他心里又没有底了。朱永新是全国政协常委、著名教育家，又是苏州的副市长，人家比自己的级别高了很多，能请得动吗？于是他试着在教育在线给朱永新留言：希望您能来秀洲作新教育实验报告，不知是否可以？没想到马上得到了朱永新的回复，同意到秀洲，时间安排在年底之前。2005年12月3号，朱永新如约到秀洲讲课，引起轰动，秀洲教育局表示要加入新教育实验，使秀洲成为新教育实验区。2006年2月9日，秀洲区教育局发的红头文件中明确指出，鼓励各学校加入新教育实验并设立专门的新教育实验研究机构，于是，新教育实验在秀洲大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其实，在张刘祥登陆教育在线以前，已经有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是那里的热门人物了，当他以真名登陆注册后，这些人看到自己的上级领导都已经成为新教育的支持者，更是焕发了热情，在他的带动下，秀洲的教育界更是掀起了实验新教育的热潮。 作为一个教育行政官员，他要全面执行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政策，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考试成绩；作为一个心中有着美好教育理想的教育管理者，他又要全力推动目前还是草根运动的新教育实验。当我问他这两者间是否有矛盾和冲突的时候，他沉思着说:“应该说没有矛盾，但最大的冲突是新教育实验的结果仍然要面临应试教育的考核。”他的忧虑又何尝不是所有对教育事业有梦的人的忧虑呢？ 周建华：我的第一篇教育随笔 从2003年到今天，新教育实验已经有二十多个省市的几百所学校加盟，已经不是星星之火，而是燎原的大火，但是它的第一所实验学校昆山市玉峰实验学校却是最全面实行新教育实验的代表学校，是与新教育一同成长起来的。这个学校的校长就是周建华。 周建华是个敢想敢做的实干家，敢于进行科研创新，这从他当教师的那一天就开始了。 1984年，周建华从江苏教育学院英语系毕业后分配到昆山红旗中学当上了一名普通英语老师。他深知，要想在教学上出成果，必须要在科研上下功夫。于是在他小小的班级里开始了第一次尝试。红旗中学的条件很差，所有的教学工具就是一支粉笔和一块黑板，巧妇难为的尴尬没有难倒他，他开始了英语情景化教学的新路子。他将每次讲课的内容浓缩为一个场景，然后画在图片或者黑板上，让学生在这样的假设场景下对话和学习，这种沿用至今的“听说领先、读写跟上”的英语教学模式，既活跃了课堂气氛也取得了很好的反响。1987年，昆山新建葛江中学，抽调当时各学校年轻的骨干教师加入，周建华也被抽调过去。他没有停止探索，在葛江中学进行了两轮教学改革实验。第一轮是英语整体教学实验。当时初中英语一般都是把文章分成段落分析，这样不但破坏了文章的整体美感，也不利于学生对课文整体结构的掌握，于是他将整体教学从高中英语教学引入初中，使学生的学习成绩大为提高。上世纪90年代初，他又将当时先进的教学工具，如投影、幻灯等设备引入英语教学当中，同样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他这种敢于创新的思维方式获得了当地领导的一致认可，各种荣誉纷至沓来，他所做的实验也被当地教育部门广泛推广。 2000年，随着昆山经济的发展，教育资源明显不足，昆山市政府准备兴建昆山玉峰实验学校。在兴建玉峰之初，当地领导就指出，这所9年一贯制的学校要有最好的硬件，所以一定要有最好的办学理念，绝对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在招聘新校长的过程中，周建华再一次脱颖而出，成为首选对象，他坦言：“领导看重的是我不断创新的思路。但是有一个人我不能忘，那就是朱永新老师。我就是在那年读到了他的《我的教育理想》。”那种全新的思路、锋利的语言、高远的境界一下吸引了周建华，文章中的很多思路都是他曾经思索过的。于是在面试中，他自然将朱永新文章中的观点作为自己的办学理念阐述出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朱老师的教育理想影响了一批年轻的老师和校长。我们都是他的追随者。虽然我是在2002年才见到朱老师第一面。” 2002年8月，一向关注新建学校的朱永新到玉峰学校视察工作。朱永新问周建华：“你读过我的书吗？”“读过，很早就读过。”“我现在搞的理想教育想找一所学校做实验基地，最好是新建的学校，你觉得玉峰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朱永新在征求周建华的意见，周建华说：“那太好了，我本来就有一些思路，但是不系统，而且我们学校都是新老师，平均年龄还不到28岁，大家来到玉峰都想在这里干一番事业，就是不成功也没关系。”2003年8月，新教育实验学校的第一块牌子挂在了玉峰实验学校的大门口。而今的玉峰已经是当地响当当的名校，新教育的各种实验全部在玉峰得到实践，新教育群体称它为新教育实验的“延安”。 周建华最推崇的就是新教育实验六大行动中的“师生共写随笔”。走进玉峰学校的展览室，满架都是打印干净、装订整齐的师生随笔。在推动这一实验伊始，周建华语重心长地和教职员工们说：“同事们，我已经做教师20年了，再做20年就要离开这个岗位了，如果我就这样碌碌无为地走过去，等我退休的那一天，我会发现我40年的教育历程是一片模糊不清的记忆。我不想这样，希望你们也不要这样，我们要把自己教学中哪怕是一点体会记录下来，我希望我们的图书馆里不光有别人的著作，更要有我们自己亲手写下的作品。”到今天，玉峰的教育随笔已经蔚为大观，每位老师均已刊印了4本教育随笔，部分老师的随笔已由出版社正式出版。 作为一个校长的忙碌并没有让周建华放弃自己的英语教学事业，他仍然坚持带一个班级的英语口语课，他认为这样有利于他直接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在一次课上，他给同学们出了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话题，结果发现一个学生不愿意说，而且还哭了。在他的追问下，才发现这个孩子的家长给了他太大的压力，使他开始痛恨家庭，痛恨父母。周建华的心很疼，他心疼这些身体和灵魂同样稚嫩的孩子，于是他在找这个孩子的家长多次谈话后写下了自己的第一篇教育随笔，在随笔中他写道：“现在的家长有生育之权，但大多未尽养育之职……朱永新教授常说，所有职业都有了就业执照，开车子必须有驾照，唯独做父母的没有上岗证就已成为父母了。看来，学校教育如果离开了父母教育就会事倍功半，‘新父母’教育刻不容缓……” 周建华对新教育的投入可谓深矣，对很多问题看得也很透彻。有很多人诟病新教育只针对文科教学，对理科教学则很少提及，他却说:“我们现在的教育在科学知识传授方面已经绰绰有余，而且有些太过了，但是为什么人们越来越浮躁，社会沉渣泛起，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在人文精神的培养上极度缺乏。人文精神是民族的发展基础，科学只是手段，这也就是新教育关注未来和未来的人的意义所在。” 卜延中：我是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 卜延中说他自己的生命不能离开激情。 1989年，他在苏北涟水二中给自己带的最后一届初中毕业生上的最后一堂课让他颇为得意。他深情地注视着这些和他一起奋斗过来的孩子，一字一顿地说：“同学们，幸福要靠自己去创造，人生要靠自己去追求，我坚信——你们一定会非常幸福，上帝会赐予你们幸福！”随后，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几个苍劲的大字：因为你们就是自己的上帝！ 从担任语文教师的那一天起，卜延中就认定，语文教学的目的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塑造学生的人格，提升学生的文化品位，为此，他给高中学生开设了《唐诗纲要》、《宋词发展轨迹》、《电影中的蒙太奇》、《李清照》等十多个专题讲座，用自己的学术品格赢得了学生的敬仰。他经常说：“作为一个教师，要上让学生喜欢的语文课。当学生对你的课有一种渴望、一种期盼、一种等待的时候，这个班的成绩一定不会差。”他还有自己的法宝：一定要和差生搞好关系，解决了差生的问题就解决了一个班级的发展问题。因为他的成绩突出，受到了校长的重用，破例让这个只带了一年初三的老师直接带高三毕业班，这在当地的教育史上也是没有的。校长给了他一个机会，他还了校长一个奇迹。一年的时间，他把这个二流学校的毕业班带到了全县第一名的水平。随后，他被调到县教育局教研室工作。 2000年的时候，淮阴市教科所所长给他看了《中国教育报》上的一则启示：苏州工业园区从全国范围遴选一名语文教研员。他看了把头摇个不停：全国招一个人，这不是开玩笑吗，再说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开这里。所长说：“以你的水平应该到更大的地方去实现梦想，招一个怕什么，从来没有场外的举人，不参加怎么知道不行呢？”所长的劝导最终打动了他，结果可想而知，被录取的那个人就是他。 2002年担任苏州工业园区教研室中学语文教研员后，同为英语教研员的焦晓骏鼓励他上教育在线网站，而当时的他连打字都不会，但是却被朱永新所倡导的新教育深深地吸引和感召。除了朱永新的人格魅力和学术风范外，他说：“我投身新教育是因为它是一项真正能让学生和教师建立起一种互动关系的伟大行动，它赋予学生一种文化底蕴、丰富情感、高尚人格，是一项为中国教育奠基的百年工程。” 从1998年开始，朱永新教授就开始设计新世纪教育文库推荐书目，可以说，新教育的今天基本来源于朱永新倡导读书的思想。教育文库一共400种，分别推荐给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和教师。朱永新开始组织一批学者、教授进行编纂，到2003年出版了30种左右。接触了卜延中以后，他发现这是一个爱书如命的人，于是在2004年将这个计划交给卜延中操作，后来，卜延中自然成了新教育六大行动中营造书香校园项目的负责人。笔者不能不佩服朱永新的慧眼，卜延中将自己的大部分热情都扑在了上面。他做这个工作是痛苦的，因为他要利用自己全部的业余时间来做；同时他也是快乐的。除了特殊的情况，一般每个双休日他至少有一天泡在新华书店，翻阅书籍。他们的研究小组经常举行研讨会，力求推出有质量的书目。这套文库被于光远先生称为“其意义不亚于建造一条高速公路。”钱仲联先生题词：“嘉惠学林，泽披后世。”文库中《中华经典诵读》没有分中小学，学校操作比较难，他便投身研究，分小学、中学编选，当一首首流淌着历史文脉的唐诗、宋词、元曲从他指间翻过的时候，他享受了无与伦比的快乐，尽管他深深地认识到，编写书目一定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在编选《中华经典诵读》的时候，他耗费了3个月的时间进行梳理，终于完工了，他欣赏着自己的成果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但就在这个时候，他因为处理其他文件而按错了一个键，顷刻之间，3个月的心血付之东流。他痛苦得要死，那一天成了他生命中最灰暗的一天。他的人生需要激情，工作也需要激情，而当不得不重来一遍的时候，他已经找不到这种激情了，他说当时他是“痛并痛着”。 作为一个激情澎湃的人，卜延中对作为副市长的朱永新从来都是直来直去，有建议直接就说，而朱永新从来都是乐于接受，这让他非常感动：“我们参与新教育是在工作之外不拿一分钱的，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中，别人都认为我们在巴结市长，要知道，我们这些文人没有别的，有的就是清高与傲气，我们不愿意背上这个巴结领导的恶名。但是朱老师的人格魅力吸引了我们，他可以最大限度地放大你的优点，而最大限度地宽容你的缺点。”的确，在投身新教育的问题上，不是这些人巴结朱永新，而是朱永新巴结他们。卜延中为此总是感叹地对朱永新说：“你要不是市长，我们会跟你干得更卖力，更投入。” 可以说，新教育群体的人都处于一种尴尬之中，对于卜延中来说这种尴尬更是强烈。他总说自己是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昨天已经不属于我，明天没有人能去预测，我只要好好地享受今天。”他的这种观点连妻子郭庆芬都赞同。妻子经常对他表示：“为了朱老师的新教育事业，你应该用一生的精力，因为这对中国的教育有深刻的意义。”卜延中很明白，他们所做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教育的大局，但是用他的话说：“我们只是想用一点呐喊来影响中国的教育，用我们自己的行动改变中国的教育现状，哪怕一点点也好。这就是我们所能体会到的全部幸福和生命意义所在。” 魏智渊：理想改变命运 魏智渊这个名字并不为人所熟悉，因为新教育群体的所有人都称他为铁皮鼓，那是他的网名。 从1991年中师毕业到2003年接触并投身新教育的这1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蜗居在陕西农村里的老师始终处于郁郁不得志的境况。因为感觉到没有出路，他从一个山区小学考到咸阳教育学院地理系。问他为什么钟爱文学却报考地理系，他说：“那时极度的自卑啊，中文系不好考。”毕业后他被分到平原，在乾县大墙初中教地理。当终于有个语文老师的空缺时，他却被学校以历史老师与语文更接近为由拒绝。他再度沉迷，喜欢上了打麻将，一天就把一个月200多块的工资扔了进去。后来，他再度考入陕西教育学院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乾县一中教语文。这是所省重点中学。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疯狂地读书，但是仍然很难解决旧式教材对课文的解读与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完全不搭界的矛盾。尽管如此，他始终在探索如何能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条出路，在应试教育的压迫下他只能通过不断提高和丰富自己的学识来寻求平衡。凭借不懈的努力，他从教初中到教高中，再到带高三毕业班，从普通班到实验班，再到青云班、火箭班，逐渐成长为当地很有名气的语文教师。 但他仍然解决不了令他苦闷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封闭落后的地区，分数是证明一个学生和一个老师成功的唯一标志，而作为当地文化层次最高的单位，他在这里却几乎找不到可交流的对象。老师们课余从来不谈教学，谈的都是庄稼或者麻将。于是，他除了把自己埋进书堆中还借钱买了台电脑，把学生们几十万字的作文录入进去，然后再打印出来，享受着这些许的教育乐趣。2000年，网吧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当时学校组织部分老师到网吧里抓学生。于是，抓学生成了他对网络最开始的接触。结果是，他把学生从网吧抓回来，却把自己扔了进去，甚至成了当地第一个个人申请宽带的教师。当读到格拉斯的名著《铁皮鼓》时，那个拒绝长大的孩子让他不能忘怀，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他不善于交际，希望自己始终保持着纯真的理想。所以他将自己命名为铁皮鼓。他在文学网站发表评论，每天保持着5000字的写作量，彻底成了一个网迷。但工作还要做，学生还要抓，而真正触动他的灵魂、使他彻底放弃那种生活方式的，是一次抓学生事件。 一天，他在网络上注意到自己的一个叫严亮的学生在线，于是就发出警告：马上回家。严亮答应10分钟就走。但是作为教师的铁皮鼓还是和校长汇报了这个事情。严亮毕竟已经是毕业班的学生，这样下去会直接影响他考取大学。他希望学校给严亮一个警告。在一周后的开学典礼上，一个老师私下和他说：“魏老师，我听说校长要在典礼上宣布开除严亮，学校已经做了规定，学生上网一旦发现立即开除。”铁皮鼓一下惊诧了，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开除学生他这个班主任根本不知道。他不能等了，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来到台上，低声和校长说：“我听说要开除严亮，能不能先不宣布，我还有想法和您私下交流一下。”但是校长态度生硬：“已经决定了，你下去吧。”接着就宣布这个决定。铁皮鼓感觉自己的心被挤压到了不能呼吸，灵魂被震撼到了无法忍受，他作为一个班主任和一个教师的尊严，严亮作为一个毕业班学生的前途和未来，一切就这样被否定了！ 这一事件使他必须寻找新的出路。这时候他无意中登陆了教育在线网站。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人生和思想的转折，看到这里这么多教师谈理想，谈课堂教学，他才发觉自己以前只注重对课文的解读还远远谈不上是一个专业的教师。于是他疯狂地在教育在线发帖子，很快成为论坛里的名人。就在那段时间，他在教育在线发表的文章被媒体转载发表近100篇。用他自己的话说：“理想改变了我的命运，新教育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但从进入教育在线开始，他始终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对新教育实验进行批评——缺乏系统理论、没有层次划分、可操作性不强。他是从一个批评者的角度介入新教育的，但是这没有阻止他成为新教育的拥趸者。2005年，他从陕西来到成都，与朱永新的学生、新教育创始人之一的成都盐道街外语学校校长李镇西一起工作，正式开始自己的新教育实验历程。2006年，由于新教育理论建设的需要，他再度从成都来到新教育实验的基地苏州，成为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校的一名老师，成为新教育理论建设团队中的一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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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2]朱永新教育随笔选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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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论教师 |
| 作者：朱永新 文章来源：转载 |
|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曾经做了十五年之久的教育部官吏，又兼任了十多年的教师生活”，在教育方面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鲁迅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是他光辉业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甘做“培养天才的泥土” 鲁迅先生不仅爱戴教师，而且十分热爱“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业。在北师大附中的一次演讲中，鲁迅热情地赞美了培养花朵的“泥土”。他指出，这泥土“不是艰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地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地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旷神怡的──你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话”。这“泥土”就是教师的象征。 为了培养年轻的一代，鲁迅先生甘当“人梯”，愿做“泥土”，甚至宁愿做“会朽的腐草”。他说：“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正是出于对青年一代的热爱，他“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但对培养青年却从不吝啬时间。“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这是鲁迅先生毕生事业的真实写照。 不要“误人子弟” 鲁迅先生知识十分渊博，在文学和历史等社会科学领域通晓古今中外，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有一定造诣，但他觉得“教书是很吃力的”，仍怕“上讲台，讲空话”，“误人子弟”。在《北京通信》中，鲁迅写道：“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活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教师的要求是多么高，对培养人的事业是多么严肃认真！ 鲁迅先生在教学活动中也总是身体力行，兢兢业业，诲人不倦，一丝不苟。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他曾提到，为了教好书，就“要预备足”。这是他从事教学工作的经验之谈。鲁迅从日本归国之初，在杭州任教时，就经常“灯下看书，每至深夜”。 鲁迅对那些不负责任、不学无术、“误人子弟”的所谓“导师”或教员深恶痛绝。在小说《高老夫子》中，鲁迅塑造了一个满身沾满遗老臭味的历史教员“高老夫子”。这人自诩“学贯中西”，标榜“整理国史”，且经常哀叹“世风有些可虑”，但其实不过是一个整日“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的家伙。鲁迅通过他在课堂上的丑态、窘相的描绘，鞭挞了当时教育制度对学生的摧残，揭露了这个封建卫道士虚伪而腐朽的灵魂。鲁迅告诫青年不要跟那些“糊涂的导师”走，“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向什么荆棘墓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要“知道孩子的世界” 鲁迅先生在许多文章中还具体分析了儿童心理的特点。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回忆散文中，他以亲切动人的笔触，回忆自己童年时人塾读书前后的生活，将天真烂漫的儿时游乐与入塾后的刻板读书生活作对比，抨击了束缚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封建教育。鲁迅认为，孩子们思路开阔，思维敏捷，所以教师一定要有渊博的知识。“孩子们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因此，做教师的如果没有“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这样一些“切实的知识”，是“决难胜任的”。 鲁迅先生也看到儿童的思维是从具体形象思维到抽象逻辑思维，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特点，主张尽可能提供感性材料，动员学生的多种感官参加知觉过程。在《连环图画辩护》一文中，他指出，“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他认为，将来“不但生物学，就是历史地理，也可这样办”。 鲁迅先生还指出，青年们“十之九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所以，他对待青年总是十分慎重。对青年的幼稚和缺点，他从不嘲笑、苛责，相反，总是循循诱导，积极鼓励。在《“感旧”以后》这篇杂文中，鲁迅写道：“现在有两个人在这里：一个是中学生，文中写‘留学生’为‘流学生’，错了一个字；一个是大学教授，就得意洋洋做了一首诗，曰：先生犯了弥天罪，罚往西洋把学流，应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我们看罢，可笑是哪一面呢？”鲁迅还坚决反对粗暴简单的教育方法。他指出，“从前的塾师，学生背不出书就打手心，但愈打愈背不出，我以为还是不要催促好。”鲁迅还对顾黎民说：“我希望你们有记性，将来上了年纪，不要再随便打孩子。不过孩子也会有错的，要好好地对他说。” 尽管鲁迅先生并不是一位有独立理论体系的教育家，他的大部分时间用于从事文学活动和革命活动，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散见于大量的杂文、书信、小说之中，十分零碎，但我们还是认为，鲁迅关于教师的论述是值得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认真学习和研究的。鲁迅先生是我们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光辉典范。 选自《朱永新教育文集》卷五：《享受与幸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 |
|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言说方式 | ||||
| 本报记者 王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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