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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日常中国：从50年代到90年代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2-6 17:51
标题: 日常中国：从50年代到90年代
日常中国：从50年代到90年代

50年代
五爱

　　当时到处在进行“五爱”教育（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学校也开展了大规模的活动，每一次有一个中心主题，把课内教学与课外活动有机统一起来。例如，在“爱祖国周”，语文课选读有关文学作品，历史课讲祖国历史，地理课介绍祖国地理，课外活动举行歌颂祖国的诗歌朗诵会、演讲会等等。这些活动都强调学生自我教育，我们这些学生会、少儿队筹委会的“头儿”都直接参加了组织和领导工作。我们学校是南京市最早成立少儿队组织的，在我当选第一任大队长后，还到许多学校去介绍经验。有了自己的组织，学校的活动就更加频繁，也更有生气了。印象最深的是所谓“小先生” 活动：将家住在学校周围的失学儿童组织起来（这种因要负担家庭不能读书的儿童在解放初期是不少的），在课余时间给他们上课。我被推为“小先生学校”的首任校长，还煞有介事地正式聘任了班主任、任课教员。开始大家都没有经验，有一位姓徐的四年级女同学，担任 “小先生学校”一年级语文教员，她上第一堂课，打开书就哇啦哇啦念课文，也不管学生是否接受，不到下课时间就把一册教科书教完了，不知下面该怎么讲，就丢下学生，跑来向我这位“校长”“请示”。我也没有办法，只好再和她一起去请教老师，也就是我们的学生的 “太老师”。后来“学校”大概就逐渐走上了正轨。有一位卖冰棍（南京叫“冰棒”）的学生，毕业后还专门画了一幅画送给我，上面写着“敬爱的钱老师留念”几个字，这幅画我一直珍藏着，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真有些可惜。　　

舞会
□吴亮

　　在共和国的编年史上，１９５７年是非同寻常的年份，它是历史的界标，又是许多知识分子命运的转折点。关于这一年发生的事，不断地被各种回忆录所书写，而在我们所见到的各种书写中，１９５７年，不论对其评价如何，它都是极其重要的一章。　　历史常常只在重大的范畴里被提及——但是，逝去的生活，却并不全部呈现在那些重大的范畴之中。我们这里有一张照片，它摄自１９５７年的北京，一次普通的工厂职工结婚舞会，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服装、表情和日常生活的氛围，而不是１９５７年的重大政治。　　服装一向是时尚的直接表现，哪怕最朴素的服装也同样体现了一种时尚，一种时代流行的时髦。在漫长的５０年代，人民装和干部装既是物质化了的意识形态，又是重质轻形的审美倾向。在这张照片里，男人们一律是这种单调的打扮，只有女人才会在她们的棉袄外套上一件花罩衫。　　尽管是婚礼，但人们的表情则都是严肃的，甚至是呆滞的，这相当耐人寻味。在前景中有三对男女，他们虽相拥而舞，彼此却毫无交流：左边一对，男的无精打采，头发却梳理得相当整齐，女的抿起嘴把脸转向另一侧，好像在想心事；右边的两位，我们只看到一个男人的后脑勺和脖子那儿露出的一截花格围巾，他的女舞伴似乎正在走神，目无表情地斜视着画面外的一个什么东西；中间一位小伙子低垂双目，仿佛都没有讲话的欲望，而那个握住他手的姑娘，略有羞涩之意，只有她的表情保留了一点女人的味道。　　整个舞会看来是热闹的但又是拘谨的，不过在最靠里面的黑板下，有一位笑得很开怀的女性，她可能是主持者。还有，我们看不清新郎新娘在不在照片的画面里。　　从背景上，我们依次读到那时的口号、习惯用语以及传统喜庆符号，当然还有高高在上的领袖像，这里可能是工会办公室，或者是工厂夜校的课堂。另外，我们从照片所摄的年份得知，跳舞在当时尚未被禁止，只是它的组织方式不同了。　　马克·吕布的这张照片拍得很一般，也许他只是出于好奇与记录的目的。四十年过去了，我们对他当年的记录，重新产生了好奇，同时还伴随着莫名的感慨。　　
６０年代

　　困难时期
　　 □陈思和

　　说起“三年自然灾害”大约是因为小也是因为住在那儿的人家一般都很穷对于那段苦日子我并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只记得每当母亲发薪的日子家里可以买一些配给的白面粉，全家动手，又是发酵面，又是做馒头，像过节一样。外祖父用一根筷子和一块废铁自制了一杆小秤，坐在旁边一个一个地称馒头，每个二两重，秤杆稍稍往上翘，他也要伸手去摘下一块面团来，以示公正。我怎么也不明白一家人做馒头吃为何要如此一丝不苟，不过外祖父那种忠于职守的神情，至今也没忘记。　　那时我家的家境似乎越来越差。父亲在西安有时寄些钱来，有时就不寄。母亲每月都在愁着家里的开销，当时我的舅舅一个在果园里工作，一个还在念书，对家里贴补有限，母亲成了主要的经济支柱。外祖父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拒绝工作，在春天里，他经常穿一件旧呢长衫，拉着我在外面到处逛，用他的说法是“兜圈子”，漫无目标地在太阳光下乱走，使我这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认识了大自然孕育的各种可爱的生命。我学会了摘桑叶养蚕，钻草丛捉蟋蟀和小河里捞鱼虫。那时工人新村的绿化环境非常好，现在说起来有些不可想象，我住的那幢楼是三层青瓦楼房，前面是一片冬青树，后面是一片桃林。桃树从没结过果子，但桃花却年年春天开得灿灿烂烂，让人看了心里发颤。桃树不高，树枝很坚实。我念小学以后，外祖父给我灌了一脑子的悬梁刺股故事，使我习惯了黎明即起，温习课文。天不太冷的时候，一大早我爬到桃树枝上，仰面躺着，眼睛透过重重枝叶望着天色慢慢地变亮，嘴里大声地背诵课文。记得有一课文叫《寒号鸟》，讲一只鸟白天睡觉不肯垒窝，到晚上被活活冻死的故事，当我背诵到那只鸟在树上哀号“哆罗罗哆罗罗，寒风冷死我，明天就垒窝”时，突然想到自己趴在微微颤抖的树枝上，冷飕飕的晨风从身上拂过，就仿佛自己也变作了一只寒号鸟……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2-6 17:52
串联
□陈平原

　　我优哉游哉地度过了文革的最初岁月，直到学校停课，师生结伴以“大串联”为名四出游荡时，我才真正“投身运动”。　　我觉悟过来，下决心出去闯荡世界，中央已下令不得随意拦截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也就是说，这回的长征，真的得学老红军，依靠自己的两条腿了。可想而知，这样的“串联”，规模不可能大。　　到底建立了什么战斗队，我忘了，反正拿到一张可以当路条和食宿证的介绍信。走出校门不远，十几位本就不熟悉的同学，卷起红旗，作鸟兽散。胆子大的，直奔广州；我因为有两个弟弟同行，只好取其次，先到汕头再说。四十五公里路程，全靠脚板丈量，还是相当遥远的。跟着一杆红旗，走不动，歇一阵，再跟上另一杆；反正潮汕公路上红旗飘飘，不会迷路的。就这样走走停停，到了下午四点多，还有三分之一的路程，只好出钱雇一辆自行车，把我们送到市里的红卫兵联络站。　　白吃白住，除了到市委大院看大字报，就是游览几处本就不大、而今又经“破四旧”洗劫的名胜古迹。休息了五六天，正准备继续进发，接待站工作人员告知广州流行传染病，不免有点犹豫。那天上街，闻到烤白薯的香味，当即决定打道回府。日后读《世说新语》，得识晋人张翰见秋风起而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遂命驾归乡，感慨“深得我心”。　　回家的路，似乎更遥远。好在半路上遇见一运货的三轮车，允许我们轮流推车坐车，像闹着玩一样，居然平安归来了。　　
７０年代

女装
□苏童

　　７０年代的女性穿着蓝、灰、军绿色或者小碎花的上衣，穿着蓝、灰、军绿色或者黑色的裁剪肥大的裤子。夏天也有人穿裙子，只有学龄女孩穿花裙子，成年妇女的裙子则是蓝、灰、黑色的，裙子上小心翼翼地打了褶，最时髦的追求美的姑娘会穿白裙子，质地是白“的确良”的，因为布料的原因，有时隐约可见裙子里侧的内裤颜色。这种白裙引来老年妇女和男性的侧目而视，在我们那条街上，穿白裙的姑娘往往被视为“不学好”的浪女。　　女孩子过了十八岁大多到乡下插队锻炼去了，街上来回走动的大多是已婚的中年妇女，她们拎着篮子去菜场排队买豆腐或青菜。　　有些女孩插队下乡后与农村的小伙子结为伴侣，类似的婚事在当时常常登载在报纸上，作为一种革命风气的提倡。那样的城市女孩子被人视为新时代女性的楷模。她们的照片几乎如出一辙：站在农村的稻田里，短发、戴草帽、赤脚，手握一把稻穗，草帽上隐约可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一圈红字。　　浪漫的恋爱和隐秘的偷情在那个年代也是有的，女孩子有时坐在男友的自行车后座上，羞羞答答穿过街坊邻居的视线。　　
看电影
　　 □陈村
　　看到二十四年前的一则电影广告，我突然记起了《火红的年代》中于洋那张令人痛苦的脸和声嘶力竭的声音。我还记得有趣的钱广的三鞭子和他的马，而《艳阳天》里有什么先进事迹和什么阶级敌人，则忘得一干二净。我至今还会唱“扬鞭那个一甩啪啪地响”。　　很久以前，银幕上比较冷清。我看了很多的“新闻简报”，看了很多的尊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有一天，斗胆混进千头攒动的上海纺织工学院的礼堂，看了一场屏幕复制片《智取威虎山》。银幕上有着网纹，据说是从电视上拍下来的，其工艺颇似今日盗版的枪片。比较起来，我还是喜欢阿尔巴尼亚的影片。“兴高采烈的小松树啊，大雪染白了你的睫毛”。读起来有一点现代派的感觉。　　我要是说，那些电影是自从电影诞生以来最拙劣的影片，大概是不会错的。问题在于它也曾尽领风骚，票房超过今天的任何大片。在当时，没有看过这些影片的城市人，几乎是没有的。它已经不再是影片，而是某某路线的伟大胜利和一堂最生动的阶级教育课。很好的演员、很聪明的编剧或很有才能的导演们制作了这些电影，虽然那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好的东西，他们却竭力要将它做得好一点。比如我听到过一则逸事，拍《白毛女》时，拍到“太阳出来了”一场戏，美工无论如何努力，都没法将那个最要紧的太阳做好，如果红了它就不亮，如果亮了就不红。而当时的人们知道，红太阳一定是又红又亮的。据说为此还请来了著名的工人出身的电光源专家。专家说，自然中的光谱就是这样。不知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2-6 17:52
８０年代
青春
□苏童

　　我求学期间约翰·丹佛风靡大学校园，他有一首歌名叫《乡间小路带我回家》，会说几句英语而又喜欢唱歌的青年不约而同地学会了这首歌，几乎所有的晚会上都有个男孩怀抱吉他站在台上，或者老练或者拘谨地弹唱这首歌。而我作为一个极其忠实的听众张大嘴伸长耳朵站在人群中，一边听着歌一边浑身颤抖，在歌声中我想象着美利坚的一座高山，美利坚的一条河流，美利坚的一个骑马高歌的漂泊者，当那句高亢的“乡间小路带我回家”乍然响起时，我的年轻的身体几乎像得了疟疾似地打起摆子来了。我的每一根神经都被这首歌感动得融化了。　　我不知道当年那份感动是否合理，不知道一支与己无关的歌为什么令我浑身颤抖，也许一切仅仅因为年轻，也许青春期就是一个容易颤抖的年龄。时光机器当然是在不停洗涤我们身上青春的痕迹，你年轻时喜欢的歌在劳碌发福的中年生活中不知不觉成了绝唱，而你并无一丝怀念。有一次我偶尔翻出约翰·丹佛的磁带，所谓的怀旧心情使我把它放进了收录机的卡座，但我听见的只是一种刺耳的失真的人声，我曾迷恋过的那位歌手用卡通人物的配音为我重温旧梦，不禁使我怅然若失。我有一种心疼的感觉，突然发现许多东西已经失效，歌声、记忆，甚至作为青春期的一份证明，它们不仅是失效了，而且还破碎了。

宿舍
□季红真

　　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二十多平米的房间里，放着六张两层床，１２个人挤在里面，同塞得满满的沙丁鱼罐头差不多。拥挤的居住空间限制了人们心理的空间，引发着数不清的摩擦。说话声音大了，会吵了别人，声音小了则要引起神经过敏者的无端猜疑，以至爆发出莫名的争吵。在一个青春骚动的年龄，只有忍耐再三，硬着头皮熬到毕业。　　说起来还是幸运，一分到单位就同时分到一间小屋，还是靠了领导同事们多方力争。远在北国的外子来探亲，也可以借此安身啦。房间只有六平米，与其他两个房间合为一个单元，于是，题名“六米居”。足不出户一周，尽享独居之乐。“六米居”楼前有一巨型烟囱，白天黑夜，浓烟滚滚，楼后是４３路汽车总站，从早到晚车声不绝，可谓声色俱全。屋内勉强放下一张单人床，两个书柜，外加一桌一椅。女友来了，脱鞋上床，依然谈笑风生；男士来了，隔桌而谈，亦可侃侃。外子来了，先是两个人，后是两个半人，挤在一张小床上，三伏酷暑，终夜不能入睡，竟连辗转也困难。好在长于自我安慰，牢记苏格拉底的名言：房间不怕小，只要能坐下真正的朋友就行了。　

　
９０年代
直播
□赵长天

　　被电视台请去参加直播，叫做“谈话节目”。直播之前，要彩排一遍。这我理解，一下子面对几百万观众，事先总要操练操练，也是工作态度认真的表现。　　电视台的编导们确实认真得令人敬佩。为了半小时的节目，他们已经做了十几小时的准备，反复讨论，排出谈话的第一层次，第二层次，第三层次，明确谈话要达到的目的，要围绕的中心，嘉宾和现场观众如何配合……我暗暗羡慕他们精力的充沛，毕竟是年轻人！　　于是我们走进直播室，于是灯光大作，于是摄像机转起来，于是我们都傻了。　　不是无话可说，我之所以同意来参加谈话，因为对“望子成龙” 这个话题还真有点感慨，还真想说几句话，可张嘴却不知说什么好。不是怯场，是我的思路和编导的思路搅在一起，就没有思路了。人家辛辛苦苦想好几个层次，总不能毫不尊重地撇在一边，自说自话。一边说一边想着现在该是第几个层次了，别把人家的层次搞乱了，于是自己就彻底乱了。　　我第一次体验到“脑子一片空白”，只好硬着头皮说，说得自己都乏味。　　彩排结束，谁都不满意。编导急中生智，想出一个做“选择题” 的办法，让我们做游戏。　　Ａ题：现在只有一个孩子，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Ｂ题：只要求孩子将来平平凡凡快快活活。　　五位嘉宾，一致选择Ｂ题。编导急了，说怎么一边倒，你们怎么都会不选Ａ题？　　我们说：“谁叫你尽选同一类型的嘉宾？” 　　编导说：“别那么认真好不好，这是做游戏！” 　　我说：“好吧，我就选Ａ，可我得想个理由出来。” 　　我终于想出个理由，我回答主持人：“其实，我觉得选择Ａ题挺残酷，有点不成功便成仁的味道。可是我想，我儿子现在肯定在电视机前，他听我只要他平平凡凡快快活活，肯定高兴死了，可以不温功课了。” 　　我笑了，现场观众也笑了，据说大家反应也不错。　　但是我知道，我参加的不是一场谈话，而是一次表演。所以，五位嘉宾中，表现最出色的，是一位话剧演员。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2-6 17:53
没意思
□韩少功

　　这些人最爱问的是：“有意思吗？”他们最常回答的，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句之一：“没意思。”看电视没意思，电视停了更没意思；假日闲逛没意思，辛苦上班更没意思；找个情人没意思，厮守着老婆或丈夫更没意思。他们渐渐失去了独处半日乃至两小时的能力，在闲暇里自由得发慌，只得去大街或酒吧，绷着脸皮，目光黯淡，对三流通俗歌手假惺惺的爱呵恋呵，表示漠然的向往；对歌手假惺惺的愁呵苦呵，表示漠然的共鸣。他们最拿手的活就是抱怨，从邻居到联合国，好像都欠了他们十万大洋。　　奇怪的现象是：有时幸福愈多，幸福感却愈少。幸福与幸福感不是一回事。如果是７０年代的一位中国青年，可以因为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而有两年的幸福感，现在则可能只有两个月甚至两天。大工业使幸福的有效性递减，幸福的有效期大为缩短。电视广告展示出目不暇接的现代享受，加快了消费品更新换代的速率。刚刚带来一点欢喜的自行车，在广告面前转眼间相形见绌。自行车算什么？自行车前面是摩托车，摩托车前面是小轿车……电子传媒使人们知道得太多，让无限的攀比对象强入民宅，轮番侵扰。人们对幸福的程程追赶，永远也赶不上市场上正牌或冒牌的幸福增量。幸福感就在这场疲倦不堪的追逐赛中日渐稀释。　　现代新人族都读过书识过字，当然也希望在精神领地收入快感。现在简单啦，精神也可以买，艺术、情感、宗教等等都可以成为有价商品。凡高的画在拍卖，和尚道场可以花钱订做，思乡怀旧在旅游公司里推销，日本还出现了高价租用“外婆”或“儿子”以满足亲情之需的新兴行业。金钱就这样从物质领域渗向精神领域，力图把精神变成一种可以用集装箱或易拉罐包装并可由会计员来计算的什么东西，一种也可以“用过了就扔”的什么东西，给消费者充分的心灵满足。　　是不是真能够满足？　　推销商能提供人们很多很多幸福的物质硬件，社会发展规划也制订出钢产量、人均生产值、学校数目和病床数目等等物质硬件的指标。但一个人所得亲情的质与量、一个人所得友谊的质与量，一个人创造性劳动所得快感的质与量，一个人感悟大自然的质与量，一个人个性人格求得丰富美好的质与量……这些幸福所不可缺少的精神软件，推销商不能提供，也没法找到有关的计量办法，质检办法，以便把它们纳入社会发展规划然后批量生产。正如推销商可以供给你一辆小轿车，但并不能配套服务——同时供给朋友的笑脸或考试的成功，让你驱车奔赴。推销商可以供给你一台电话，但没法保证话筒里都流淌出亲善、智慧、有趣、令人欣喜的语言，而不是气恼咻咻的吵架或哀哀怨怨的唠叨。　　精神是不能由别人给予的。政客和推销商们从来在这方面无所作为，他们只能含糊其辞，或者耸耸肩。最好让大家都把这件事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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