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许多人所看到的那样，胡适在专业领域并没有超卓的贡献，甚至在当时许多方面的造诣还不如他的学生傅斯年、顾颉刚辈；然而，胡适的贡献并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专业，所以我为余英时为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写的序言《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击掌赞叹。这样一个题目充分提示了胡适的历史地位和意义。胡适在1919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余英时把它称作是“一部建立典范的开风气之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蔡元培在序言中称赞它有四大特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胡适自信“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其实它的影响岂止于一个学科的范围，实际上它对整个中国现代思想学术都产生了不可回避的影响。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描述它所受到的强烈震撼时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怎样说才好的。”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高屋建瓴地指出：“这一段话可以扩大来解释胡适在‘五四’前后思想影响的一般性质。从文学革命、整理国故，到中西文化的讨论，胡适大体上都触及了许多久已积压在一般人心中不知‘怎么说才好’的问题。即使在思想上和他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人（如梁漱溟与李大钊）也仍然不能不以他所提出的问题为出发点，所以从思想史的观点看，胡适的贡献在于建立了孔恩(Thomas S. Kuhn)所说的‘新典范’(paradigm)。”余英时用库恩“典范”的概念精彩地点出了胡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意义。也只有这个概念才能如此简炼地概括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意义。正如格里德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领域中大部分学术成就很快就被取代了，但它在它兴盛的时代是惊人的、富有创造性和强烈挑战性的，甚至是永久性地给人们换上了现在用以研究这些专题的观点。”（《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373页）这种典范的革新不仅体现在思想的内容上，也表现在表达的形式上。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里回忆说：“我在当时觉得，胡适的这一部书还有一点特别。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无论有没有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都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这也是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无意中的流露。”（《三松堂全集》第1卷，201页）
胡适以他的思想力量转移了中国的传统，他是从“传统的中国”转向“现代的中国”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非留学篇》中，他清醒地意识到 “吾国今日所处，为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也”和“留学者，过渡之舟楫也”。他清醒地意识到“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此过渡时代人物之天职也”。身处新旧文明交替、过渡的时代，作为留学生胡适具有强烈的“再造文明”的使命意识。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全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就此点论，则畴昔之西洋留学生，深有负于国家也。”（《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8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而五四这一幕历史戏剧的主要情节就是以胡适为代表的留学生趁西洋话语霸权和文化霸权颠覆并且重建了中国文明。1915年，章士钊在最后一期的《甲寅》杂志上将胡适隆重推出。罗志田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一书的引言开篇高度技巧地叙述了胡适重要的历史意义。1917年，胡适在《留学日记·归国记》里引述荷马史诗：“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并宣称此语“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1919年6月，在中国少年学会的一次演讲中，章太炎讲演结束后，胡适“接着讲”，先宣布章太炎所说的都是“消极的忠告”，然后说“我现在且从积极的方面提出几个观念”，最后用英文复述了“归国记”中曾经引用过的荷马史诗里的诗—“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胡适在1915年的日记中把留学生和传教士的作用进行过类比：“传教士的真正价值在于外国传教士就像一个归国留学生一样，他总是带回一种新的观点，一种批判的精神。这样的观点和精神是一个对事物之既存秩序逐渐习以为常，漠然无动于衷的民族所缺乏的，也是任何改革运动所绝对必须的。”罗志田说这是胡适的夫子自道。他在考虑归国的时候，对自己将要在中国扮演的社会角色已有了清楚的自我意识。胡适一再把自己看作是“传教士”。“神会和尚成其革命大业，便是公开的直接的向这声威显赫的北派禅宗挑战。最后终于战胜北派而受封为‘七祖’，并把他的师傅也连带升为‘六祖’。所以神会实在是个大毁灭者，他推翻了北派禅宗，他也是个大奠基者，他奠立了南派禅宗，并做了该宗的开山之祖。”（《胡适的自传》第10章《从整理国故到研究和尚》）晚年他在口述自传中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作“哥白尼革命”也是同样的意思。1919年，他在《新思潮的意义》这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总结性意义的论文中把新文化运动概括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自觉地认同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形象。而在留学生和“传教士”这一形象的后面明显地包含了“西方的冲击”。他的名字—适、适之本身就鲜明地体现了西方，尤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古老中国的巨大冲击。因此，这里也关联到当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这一新的研究模式出现以后，如何评价费正清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研究模式。我赞同罗志田的看法，“冲击-反应”是一个重要的、明显的历史现象，是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不可回避的一大主题，这一范式仍未完成其使命。其实，“冲击-反应”模式与“在中国发现历史”并不矛盾，“冲击-反应”的模式本身就必须关注接受者的条件，正是不同的接受者—美洲、非洲、亚洲，以及美洲、非洲、亚洲内部的不同地区，对欧洲的冲击作出了不同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