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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未名社旧影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2-28 16:46
标题: 未名社旧影
未名社旧影

□ 孙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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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民国年间有多少家出版社存活过，现在已不太好统计了。现代的出版多少受到了日本人的影响，从设计到出版思路，留下了许多异域的痕迹。看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的日记，常常从丸善书店邮购图书，一些重要的文献，是从那里来的。日本的书装帧讲究，译著亦丰，可说是中国了解世界的桥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文人出书，有时亦仿照东瀛的格式，趣味受到一定的影响。对比两国学人彼时的版本，能读出许多意思来的。

　　我偶看二十年代的出版物，注意到了未名社的书籍。这个文学社与鲁迅有关，相连着一系列文学青年的名字：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曹靖华、王士菁、李何林……有一些书和杂志也是与其有关的，先后出版的有鲁迅著译的《出了象牙之塔》、《坟》、《小约翰》、《朝花夕拾》，韦丛芜的《君山》，台静农的《地之子》、《建塔者》，以及韦素园、李霁野所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烈耶夫、果戈理的作品。《未名社》半月刊及《莽原》半月刊也是那时推出的。关于这个文学社诞生的经历，李霁野曾在回忆录里提及过，他说：

　　“一九二五年夏季的一天晚上，素园、静农和我在鲁迅先生那里谈天，他谈起日本的丸善书店，起始规模很小，全是几个大学生慢慢经营起来的。以后又谈起我们译稿的出版困难，慢慢我们觉得自己来尝试着出版一点期刊和书籍，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于是就开始计划起来了。”

　　在另一篇文章里，李霁野又写道：

　　“我在1924年7月，翻译了俄国安德烈耶夫的《往星中》，很想向鲁迅先生请教，但又怕太冒昧。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张目寒是先生在世界语专科学校的学生。他说先生喜欢青年人，常感叹少见青年人的翻译或创作，他
　　便把《往星中》

　　译稿送给先生了。我从《鲁迅日记》得知，这是1924年9月20日。先生第二天便
　　开始看了。1924年初冬的一个下午，目寒领我去访鲁迅先生。
　　从先生的文章风格看，我原想他对人的态度是十分严肃，令人只生敬畏之心的吧。不料像先生

　　说章太炎一样，他‘绝无傲态，和
　　蔼若朋友然’。以后韦素园、台静农和韦丛芜也都陆续和先生认识了。1925年夏季一天晚上，素园、静农和我访先生，先生因为一般书店不肯印行青年人的译作，尤其不愿印戏剧和诗歌，而《往星中》放在他手边已经有一些时候了，所以建议我们自己成立一个出版社，只印我们自己的译作，稿件由他审阅和编辑。那时北新书局已经出版了几种《未名丛刊》，我们的翻译仍然列入这个丛刊，另由未名社印行——社名也就是由鲁迅先生根据这个丛刊定的。鲁迅先生1925年9月30日给许钦文的信说：‘《未名社》已别立门户，有两种已付印，一是《出了象牙之塔》，一是《往星中》。’未名社的工作就从此开始了。”

　　未名社只存活了六七年，影响却是大的。这个文学出版社刊发的东西，都带有一点半灰色的、不安的情调，艺术手法鲜活，是文人气很浓的精神部落。比如韦丛芜译的《穷人》《罪与罚》，曹靖华所译《烟袋》《第四十一》，李霁野的译本《往星中》，俄国的主观性和惨烈的东西多。那是一个压抑的王国，青年的心借着俄国文人非理性的惊悸，苦苦地讲述着人间悲惨的故事。鲁迅和几个无名的青年很融洽地合作着。到了上海许多年后，依然眷恋着那一群人。未名社的青年人除曹靖华以外，都是安徽人。李霁野生于1904年，韦素园生于1902年，台静农也生于1902年，曹靖华生于1897年，几乎都是同龄的。这些人中，台静农的创作别具一格，有小说家的风度，不过由于受鲁迅影响过大，反而显得有些拘谨。其余几位在译作上颇下工夫，对传播俄国文学功莫大焉。以同人的方式结社创作，且推出文学精品，那是很令今人羡慕的。

　　据说未名社先后搬过几次家，最早的办公地址是沙滩新开路11号“破寨”，后迁至景山东街“西花虎洞”。再后又移至景山东街四十号。李霁野在家中保留了这些旧址的照片，看了不由让人生出神往之情。新文学一些重要书刊，是由几个新出山的青年完成的，就视野和境界而言，不亚于当时的名人的。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烈耶夫，托洛茨基介绍于中国，都是开先河的事。不仅对后来文学影响甚巨，对像鲁迅这样的人，亦有深切的撞击，如果不是这些青年热情的刺激，也
　　许不会接触那么驳杂的东西。韦素园、曹靖华的俄语，李霁野的英文都有优长，这些青年的劳作，带来的是些惊喜的闪光。鲁迅和那几个青年都未料到，彼此的合作都改变了精神的轨迹。

　　2

　　由作家们自己办出版物，自编自写，样子类似于作坊。鲁迅身边是一群孩子，艺术与思想都正在形成期，一切尚未定型，脱不了稚气。大家自觉地聚在一个老师身边。张目寒、韦素园、曹靖华都在北大听过鲁迅的课。韦素园本来是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却不好好上课，从东总布胡同跑到沙滩的红楼去。对鲁迅的敬仰是深切的。未名社起初就在沙滩附近，六个成员经常见面。曹靖华在《哀目寒》一文中写到那时的情形：

　　“未名社开始有六位成员。所谓成员者，是指当时除鲁迅先生出二百余元外，其余每人各出五十元，作为‘公积金’；并‘立志不作资本家牛马’，用自己的钱，印自己的书。有钱就印，无钱搁起，书的内容形式，都认真负责，丝毫不苟。从写文章到跑印刷厂，事无巨细，亲自动手。这是未名社当年的大致情况。”

　　从目前留下的《未名社》半月刊及《莽原》半月刊看，二十年代北京的印刷条件较差，纸张亦劣，质地远无法与今天比。刊物薄薄的，装帧也朴素得很。每一期的文章不多，质量却是高的。刊物与书的封面有文人的灵动感，是讲究趣味的。编排的体例也搭配得当，诗、小说、随笔参差于此，每期几乎都有译文，质量是高的。这些或许受到了日本书刊的暗示，小巧玲珑，并不贪大。在那样一个枯燥萎顿的环境中，编着一种自己喜欢的杂志，用“其乐也融融”来形容他们几位，也许是恰当的。

　　好多资料透露了文学青年与鲁迅的交往，策划选题与编辑中的轶事。李霁野就记录过未名社友人常去先生家的情形。鲁迅的怎样谈笑，开心片刻之后能感觉出其中的讽刺与幽默。新文学初期的出版是尝试性的，风格要别于以往，不重复别人。李霁野在《忆鲁迅先生》中感慨道：

　　“在小小的事情上，先生也往往喜欢和人异趣。记得有一回自己说，这是他第一次试用的。书店的广告先生也不喜欢，往往自己动笔老老实实地写几句。看完我自己拟的一个广告，他说，好的，看了这样广告来买书的读者，该不会骂我们使他上当的，因为，那个广告实在‘生硬’得可以。不使读者上当，这是先生常常用以敬戒未名社的话。先在期刊上发表又行集印成书的，如《君山》和《朝花夕拾》，对于再行买书的期刊的订阅者，先生嘱咐都只收一点印刷的成本，人少或竟送给。我以为从这样一点小小的事，也不难窥见先生著作的良心。
　　“书面的装潢，也是鲁迅先生首先注意到的。对于书店的随意污损画家的原稿，或印刷时改变了颜色，他都很为愤慨。在一封寄给我的信中，先生有几句这样说
　　：‘《坟》的封面画，自己想不出，今天写信托陶元庆君去了。……近来我对于他有些难于开口，因为他所作的画，有时竟印得不成样子，这回《彷徨》在上海再版，颜色都不对了，这在他看来，就如别人将我们的文章改得不通一样。’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一次为了遗漏了作书面人的名字，先生特为写信到未名社嘱咐另印一页，加装进去。”

　　未名社创办不久，就引起了读者的注意。鲁迅的书，托洛茨基的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都有市场。连青年社员自己的著述也有不少人关顾，那是鼓舞过大家的。著作的出版，都是未名社同人自己的成果，而杂志的撰稿者，不时也有了新面孔。周作人、徐祖正、刘复、戴望舒、高长虹、董秋芳、向培良、常惠、冯雪峰、许钦文、于赓虞、魏金枝等都有文章刊出，队伍也算不小。这个圈子与现代评论派有所不同，审美方面甚至有些对立。鲁迅起初是高兴于此事的。看到未名社能有自己的实绩，他流露出了父爱般的热情。王冶秋曾亲眼看到鲁迅在未名社出版部抚摸新书时的表情，是“见了自己婴孩似的喜悦”。高长虹在回忆文中也略微叙述了一些线索，鲁迅怎样帮助韦素园，如何与青年共事，写得饶有趣味。未名社组建得仓促，漫无目的似的。唯其这种松散、自由，才有了浑厚、自由的一面，不像一些杂志那样板着面孔。出版的几本书印得都有一股文气，即便是过了许多年，重翻那些书，不由想起几个苦苦著述的身影。现代文艺的生产过程，其实就是人与人沟通、碰撞的过程。在没有路的地方，大家携手摸索着。
　　其间的友情、爱憎、聚散，也是一部内蕴深切的无字的书。

　　有了自己的园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出自己想出的书，在那几个人看来是天然之事，本没有什么值得自足的宽慰。但不久麻烦来了，因为出版了苏俄的新书《文学与革命》，李霁野、韦素园、台静农都被关到了牢房。当他们被释放出来时，方觉得在中国做事之难，精神自由并不那么容易，在黑暗中找一个生存的缝隙原来要有生命的代价。台静农在狱里写过一首诗，映印出精神上的渴求。现实的挑战使他们唯美的梦不能继续，于是不久陷入了困顿，后来只能用挣扎来形容他们了。

　　3

　　李霁野第一次出现在鲁迅面前时，形象半是潦倒的样子，先生在回忆里谈到了一点印象：

　　“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罢，我在北京大学做讲师，一天，在教师预备室里遇见了一个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这就是李霁野。”

　　查鲁迅日记，与李霁野通信有五十封之多。鲁迅的喜欢他，是不是因了身上的文人气也未可知。李氏一生以翻译为业，若不是鲁迅的支持关照，后来也许不会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在一般人眼里，他是一个儒雅之人，内心有着诗人的温存，受到了阴冷的作家安德烈耶夫的影响，故行文有哀凉的笔体。另一方面，情调上近于书斋中的中和平淡之风，离峻急、猛烈之士就很远。1930年后他与鲁迅一时有些疏远，情调上的隔膜或许是主要的。后来的学者言及那一段历史，多讲二人的交往之密，少谈其间的障碍，本真的情形反而有些模糊了。

　　未名社的几个青年是处于激进与温和之间的。这一点在李霁野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既参与译介了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那样的书籍，又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以及像《简·爱》《四季随笔》这样纯情的文学。译文是不错的，茅盾当年看了他的《简·爱》，就赞佩地说全书“谨慎细腻和流利”。世人提及李氏，第一是想起与鲁迅的友谊，第二是其大量的译著，以译文在文坛立身，在那样的时代是要付出相当的心血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译作一直流行着，而创作的散文、随笔却很少被注意到，才情多少限制了这位青年。

　　他在未名社里是个重要的成员，有关那个团体的情况，只有他和韦丛芜留下了一点点回忆资料。那个圈子里的人都很有点主我，激进的色调不那么浓厚。台静农做一点小说，后来喜谈学问，士大夫的痕迹渐渐多了。韦素园有些忧郁，气质带有俄国文人的内倾、热烈而又痛苦的形状。李霁野则喜欢一生过一种书斋的生活，译一点什么，写一点什么，卧游于书海之间，全无做战士的准备。读过他写的一些短诗、散文小说，觉得是个喜静不喜动的人物，思想处于冷热之间。鲁迅是赏识他的敏感、细致的，但一面又以为他过于直露，视野不广阔，也影响了作品的深。这些感触都恰如其分。未名社其他人的文字，大约也有一点类似情况。只是台静农在创造性上，略高一筹。后来的发展，于那时已往见到一些气象了。

　　在鲁迅眼里，李霁野这一群人，像一张白纸，纯洁而清晰，是少有杂质的。只是觉得胆子过小，谨慎过多而少锐气，就难承受沉重的东西。像李霁野的工作就有矛盾的一面。他译了《战争与和平》，依偎在宏大的叙事里。可自己的写作，则小桥流水，温情涓涓，他的散文毫不像鲁迅，反而与周作人的调子接近。比如《谈渔猎》《蟋蟀》《木瓜》《读书与生活》《桃花源与牛角湾》，风格上暗袭苦雨斋的味道，在鲁迅与周作人之间，从心底上讲，他是更倾心于后者的。

　　李霁野接触鲁迅的时间很短，1926年秋后就很少见面了。但1927年之后，却与周作人有了接触，虽不密切，而跨度很长，直到四十年代初还偶尔见过。二十年代末，未名社因经济原因，很难维持了。韦丛芜就向周作人求救，希望得到支持。李霁野也正是在这时，与周作人有了交往。信件往来，造访谈话，次数很多。1930年他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书时，讲的是蔼理斯的《新精神》。关于蔼理斯，周作人很熟，是最早介绍此人的学者。李霁野大概也受到了影响。他还到周作人那里借过外国文学方面的讲义，可见对鲁迅弟弟的敬意。未名社成员后来与鲁迅渐渐疏淡，原因很多。据我的猜测，久住学院里的人，染有士风，自然易亲近周作人类型的人物。至少在抗战前，就习性与思想而言，学院里的人要真真了解自由撰稿人鲁迅，并非那么容易。

　　但李霁野毕竟是纯然的书生，身上是没有教授气和名士气的。这也给他带来了意外的冲击。因为印行了苏俄的文艺书籍，在1928年4月被捕入狱，同被逮去的还有台静农。出狱不久，恰好李何林逃难到未名社，李霁野知道对方是被通缉的共产党人，还是将其收留了。纯文学的梦，就这样笼上了恐怖的云雾。未名社后来未能长足发展，时局的恶化也起了相当的作用。李霁野忧于国难，苦于生存，文学之梦每每中断，只好教书为业。文学出版的工作，很快就中断了。

　　鲁迅最初对这个小文学社团是寄一点希望的，他在给李霁野、韦素园的信里，谈了许多翻译出版的设想，从内容到装帧，想得周到细致。当时的鲁迅正与现代评论派诸君子交恶，远离着学界，于是便将期望投入到青年人那里。未名社的人大多是老实之人，也有些才气。有许多话不便于说给别人，却能讲给这几个人，这在他是一种痛快。李霁野、台静农等人，都是没有市侩气的，也未参与到学界与文坛的圈子中。鲁迅离开北京后，最担心的是旧友们混到胡适那个圈子里，不料有许多人与那些名流们为伍了。其实鲁迅也未想到，他寄予热望的未名社，也如此地短命。自韦素园病故后，这个团体基本就解体了。

　　4

　　我有一次去北京万安公墓，同路的友人指着旁边的墓葬群说，韦素园就葬在那里。于是便想起鲁迅的那篇悼文，以及照片中消瘦的形影。应当说，未名社能支撑下来，他是立了大功的。译书、策划、出版、联络作者，他大概是付出心血最多的人。我觉得鲁迅是喜欢他的，那喜欢超过了未名社别的青年。为什么呢?第一是人的忠厚、纯情，没有文人的那些陋习。第二是俄文好，有锐利的文艺鉴赏目光，所译之文有清峻之风。第三呢，有殉道的激情，不张扬自我，内焚着躯体，
　　却又忍着苦痛。在鲁迅接触的青年里，他可能是最为执著而又有忧郁气质的人，那是中国知识青年里少有的淳朴者，看他的文章与为人，大多是可以得出这一印象的。

　　韦素园生于1902年，读过私塾，与李霁野在安徽霍邱县是同学。他曾就读过阜阳第三师范学校，长沙法政专门学校和安徽法政专门学校。1921年到过俄国，他在俄国时，正赶上了饥荒年，身体受到了损害。但俄文水平相应提高，也就是在那时，喜欢上了俄罗斯文学。大概是1925年吧，鲁迅将他介绍到北京《民报》任副刊编辑，他的未名社生涯，也是在那时开始的。

　　据几个结识他的人的印象，性格有一点内倾，很少说话，然而为人却是热的。他的身体柔弱，却有着坚毅的一面，以坦诚和刻苦赢得了周围人的信任。李霁野说他厚道，不会算计别人，自己活得很真。他和朋友相处，总要付出更多的一面，那气质里流动的是挚意的气息，它也在未名社里弥散着，成了这个团体的色调。

　　在他的气质里也明显地含有忧郁的色彩，沉默的目光闪着迷茫和渴望。那时候他开始着手译书了，都是俄国作家的。他选择的文本都非热烈、明快的，多少都有些压抑，仿佛黑夜里的冷风，习习地吹着，让人彻骨的寒冷。有时也像一曲低
　　回的哀歌，暗暗地传动着无量的悲楚。读过他译的色尔格夫·专司基的《半神》，珂陀诺夫斯基《森林故事》，梭罗古勃的《邂逅》，扎伊采夫《极乐世界》，契里珂夫《献花的女郎》，都肃杀得很，阴暗里透着几许光亮。那多是命运的无奈
　　的打量，愁色淹没了一切。韦素园选择这些，我猜想是有内心的快感的。他是不是借了俄国文人的笔，在倾诉着内心的郁闷?小说译得都好，文字是讲究的。这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才华。他选择梭罗古勃的文本作为依托，看重的是其中的不安与优雅。那些小说以及诗，充满了坟地的阴冷，梭罗古勃有一首诗，韦素园译道：

　　我们倦乏了追向目的，

　　工作上消了许多大力——

　　我们已经成熟，

　　为着墓地。

　　静静地交给墓地吧，

　　好像孩儿交给自己的摇椅——

　　在里面我们迅速毁去，

　　并且也没有目的。

　　此译诗发表于1926年10月。鲁迅是喜欢这首诗的，我以为那关于墓地的意象，也传染了先生。鲁迅的第一本论文集《坟》也编定于那一年十月，或许是巧合，或许是暗示的接受。总之，我想鲁迅的写作中，多少受到了韦素园的译文的感动。他对苏俄文学的信息，有许多也是从这个青年那里得来的。

　　不久韦素园就病倒了，为了未名社的出版还吐了血。他患的是肺病，在那时已是绝症。先前译的俄国悲苦的作品像是一个预兆，自己也陷入了灰色的大泽。李霁野描述他的病状时，用了凄迷的文字，当可见彼此的苦痛。有一次鲁迅到西山去看他，见到其状不无悲凉。往日的友人如此孤苦地独住于山上，勾起了无数的感怀。后来，鲁迅在悼文中沉痛地写道：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他为了日光浴，皮肤被晒得很黑了，精神却并不萎顿。我们和几个朋友都很高兴。但我在高兴中，又时时夹着悲凉：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忽而想到他竟连绍介外国文学给中国的一点志愿，也怕难于达到；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不知道他自以为是在等候痊愈，还是等候灭亡；忽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寄给我一本精装的《外套》?……

　　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

　　自然，这不过是小不幸，但在素园个人，是相当的大的。

　　这文章是极其感人的，也点画出了韦素园的肖像。鲁迅感动于他的认真、刻苦，以及沉静中的善良。看过他的几篇文章，印象是朴素、忧郁的，语调上在什么地方像似模仿着鲁迅。在明亮与灰暗之间，他是近于后者的，那内倾带来的神经质和静穆，也许打动了鲁迅。韦素园在某些地方与俄国小说里的知识青年相似，身上含有焦虑的气味。
　　除了拼命的译书，编刊外，生活对他多是无聊的。他住在北京的胡同里，常常带着疲困的身子和那些阴暗的作品对视，自己也置身于其间。在为《莽原》杂志写的编后记里，就承认喜欢梭罗古勃的“幻美的悲哀”和卜宁的“凄伤的回忆”。只有在俄罗斯文人的独吟里，他才感受到了生命的律动，而中国的旧文学，是从未有过类似的启迪的。未名社的青年在那时神往于异邦的艺术，其实也隐含着一丝渴念，那就是对灵魂的超度，这些对于漂泊于古城的青年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慰藉。

　　他的对文学的敏感，表现在了一些批评文字中。有几篇介绍俄国文学的文章写得都传神有力，是用心灵体味出的，毫无八股的痕迹。比如《〈外套〉的序》就有史家笔法，对文本与社会间的关系亦多妙悟。有一篇短文提到了托洛茨基，看法都是中正的。他承认对新俄的艺术懂得的不多，欣赏的是旧俄的文学。新俄的小说唤不起他的共鸣，大概是心境不同所致，不过他说了心里的真话。对新俄小说最初的反应，有中国青年本色的地方。后来的史学家，都不太提及于此。我由此也明白了，为什么台静农、李霁野等未名社同仁在民国间一直远离着左翼文坛，那几个人是更带有旧式文人的情调的。而这里，台静农是更为典型的。

　　5

　　当台静农加入到未名社时，还是个学生。他几乎是与李霁野、韦素园等人一同结识鲁迅的。未名社要出版半月刊《莽原》，稿源不多，韦素园遂拉台静农撰文。按性情和兴趣而言，他不喜欢小说创作，对学术倒是很有些热爱的。《莽原》只发作品与译作，偶有一点批评文字，是少谈学术的。台静农拗不过韦素园的邀请，遂写下了多篇小说，不料也因此见到了才气，被许多人所称道。未名社中人只有他显示了创作上的优势，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个人。

　　有一段时间他和韦素园是住在一个房间的。两个人同龄，在安徽时就是同学，彼此深为了解。他那时在北大国文系做旁听生，不久又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听课，接触的都是学问家。鲁迅上课时，他也到场听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过鲁迅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小说创作，他在《莽原》上发表的作品，是受到了鲁夫子的暗示的。

　　他在那时写下的文字都不明朗，有低回的旋律，情感是压抑的，一般青年共有的激愤又哀凉的风格在他那里也能够看到。1928年结集出版的《地之子》收有十四篇小说，乡下人的故事居多，偶尔写到城市，能看出作者与之隔膜的状态。紧张、绝望而又深深的叹息。小说没有高长虹式的狂飙之气，精神是内敛的。也许是韦素园的忧郁传染了他，在此后出版的那本《建塔者》里，俄国小说中的悲愤、怅
　　惘与黑暗也在那里弥散开来，读之亦有窒息之感。那一时期的文学青年，似乎都裹在无望的泪光里。李霁野、韦丛芜、韦素园都有一点这类特征。大家都在无路可走的状态，前面是无边的夜，后面也是暗暗的影，唯有文学才能唤起大家的一丝兴奋。而对台静农而言，那兴奋也是强打精神的独步，有什么欣慰而言呢?在谈到那一段生活时，他这样写道：

　　“直到一九二六年冬，这时候，关于《莽原》半月刊第二年要不要继续的问题发生了。大家商量的结论，是暂且以在北京的几个人作中心，既然这样，我们必得每期都要有文章，才能办下去。素园更坚决地表示，要是自己再不作，仍旧躲懒，倒不如干脆停了。当时我与素园同寓，这问题便成了我两个谈话的材料。黄昏或晚饭后，叫听差沏了龙井，买了糖炒栗子，便在当间房中相对而坐地谈下去。其实这问题是简单的，谈下去也不外乎我们几个人努力做文章。每次从这问题不知不觉地滑到爱情和社会上面去了。从黄昏谈到晚间，又从晚间谈到夜静，最后才彼此悔恨光阴又白白地过去了。素园几乎是照例说他是疲倦了，睡在床上，隐隐地可以听见他的一种痛苦的呻吟。

　　“那时我开始写了两三篇，预备第二年用。素园看了，他很满意我从民间取材；他遂劝我专在这一方面努力，并且举了许多作家的例子。其实在我倒不大乐于走这一条路。人间的酸辛和凄楚，我耳边所听到的，目中所看见的，已经是不堪了；现在又将它用我的心血细细地写出，能说这不是不幸的事么?同时我又没有生花的笔，能够献给我同时代的少男少女以伟大的欢欣。”

　　可以看出台静农走向文学时的无可奈何。绝无耀己与诱人的欲望。未名社的许多人都安于平淡，除了韦丛芜外，大家都活得真实，心性里有静谧的因素。《地之子》与《建塔者》毫无暖洋洋的光泽，乡下与城里的景观均了无生气。台静农还显得幼稚，谋篇布局不太会精巧地运笔，亦不免失败之处。阅历与学识都限制了他。但是初期的写作呈现了他的诚与真，艺术之神是亲昵于那些文字的。比如行文的从容，词汇的多致，韵律的复杂，都在证明日后的一种可能，即感知世界的
　　觉态的奇异。他后来在文学史研究与书法上成为大家，要感谢未名社时期文学训练的。

　　台静农像韦素园一样，笔下常常出现坟茔与荒墟的镜头，那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染，也有鲁迅的影子。大家穿越在漫长的夜路里，除了血迹的真实，一切都是幻影般的漂浮不定。他憎恶这些，又摆脱不掉，文字就不免有些恍惚。三十年代后，就不爱再写这些东西，渐渐泡到学问里去了。在他而言，其实也是一种逃避。李霁野寄情于英国典雅的小品文是一种解救，台静农后来与刘半农、沈兼士等人泡在古董里也未尝不是一种超脱。因为实在不愿咀嚼那些黑暗的存在，最
　　后选择的也自然是学者的道路了。

　　对未名社前后的生活，台氏回忆的文字很少。北京生活对他有意义的却不是为韦素园、李霁野赶写稿件，而是后来教书的生活。未名社的环境过于小资式的顾
　　影自怜，而他后来在辅仁大学的生活却驱散了诗人式的懊恼。台氏渐渐近学术而远文学，或许是内心的一种调整，终日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韦素园的文本相逢，过于沉重了吧，所以在回忆北京生活时，他念念不忘的却是学人中的意味。晚年在台北写的《记“文物维护会”与“圆台印社”》，已看不到一点《地之子》《建塔者》那样的清寂，反而充满了京派文人的肃穆与古朴，其中有云：

　　“会偶有闲散的时候，听老辈聊天，也很有趣。援庵师深刻风趣；兼士师爽朗激昂；叔平师从容不迫若有‘齐气’；半农先生快人快马，口无遮拦；森玉先生气象冲和，喜说掌故；养庵先生白皙疏髯，擅书画，水竹村人时代，做过高官，是北京文化绅士。一天大家谈到汉魏石经残石，北京的收藏者有好几家，慕陵听了，大感兴趣，自告奋勇，醵资集拓，以供研究者的方便。叔平、森玉两先生既有藏石，更支持慕陵的提议。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藏的一块最大的随时可借拓外，其他各收藏者皆由叔平、森玉两先生介绍，慕陵登门借拓，拓工则是北京的名手。这一工作看来简单，其实不然，北京城之大，收藏古物者多，哪几家有石经残石，没有同好者是不易知道的。”

　　上述文字简直不像出自未名社人之手，分明有点士大夫遗绪。韦素园死后，这个团体就真正解体，大家的心境实在也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了。

　　晚年的台静农居于台湾，和大陆的友人渐渐隔膜了。后来偶与天津的李霁野通信，发了一些生命的感慨。奇怪的是他与李何林却往来不多，音信亦稀，或许是无兴趣于革命文学吧。在他与李霁野的友情里，倒反证出彼此的相通。安于学院派的生活，浸于纯然的学理与趣味，可以消解生命的悲凉。由苦闷的青年而教授而隐士，恰是鲁迅不喜欢的。中国大多数的学人走的却多是这样的道路。不是说生命是一个圈么?大家无奈地进入了这个圈子。未名社后来的解体，让鲁迅颇为悲哀。他本来不欲看到的结局，不幸在自己信任过的友人那里发生了。能怨谁呢?

　　6

　　自韦素园病重后，未名社实际就已经瘫痪了。直接导致其解体的，是韦素园的弟弟韦丛芜。

　　韦丛芜在几个人中是较活跃的，以诗著名。他与韦素园、张目寒、台静农、李霁野是同班同学。来到北京后，韦丛芜先是与李霁野在崇实中学读书，后入燕京大学。他的学生生活挺浪漫，喜欢写诗，不久便因在《莽原》上发表长诗《君山》而名声大噪。未名社的青年中，他是最敢袒露情怀的人，作品不遮不掩，有一股热力。大约在1926年左右，他患上了肺病，开始大口吐血。和韦素园一同住在病院里。这一病对其打击很大，作品日趋暗淡，看他的译文和创作，深染灰色，才情与智性均高，是有潜力的。鲁迅读过他的作品，也持一种肯定的态度。不料后来的情况，出于众人意料，李霁野渐渐与其疏远，鲁迅也开始鄙视他了。

　　本来，按他的水平，可以在文学上很有一番造诣的。译著《穷人》《罪与罚》《格里佛游记》，都是难译的，他却有特点地完成了，实属不易。兴趣也较广泛，美国的惠特曼，英国华斯华兹都引起他的注意，有一些地方理解得不浅。在那样一个视野下，加之经历了种种苦，体会就不同寻常了。和哥哥韦素园一样，他心底有着苦楚的东西，并不朗然。在一些诗中，大概也能读出绝望孤苦的一面。《君山》是新诗史上一部较有特点的长诗，作者的敏感、多疑、忧伤均集于一身，多回肠荡气的地方。在一些场景上不禁让人想起郁达夫的作品：悲苦，压抑，黑暗。且看他的倾诉：

　　我低头默默地徘徊，

　　脚下步步印着我的悲哀。

　　我重创了的灵魂呵，

　　我正在这里将你掩埋。

　　我埋头在悲哀的古堡，

　　死守着这记忆的残灯；

　　残灯常要被忘却吹灭，

　　但是一闪呵又复光明。

　　在患了肺病之后，他的文字越发幽苦，好像也染上了安德烈耶夫的黑色。有一段时间，韦丛芜是住在西山上的，静静地养着病。在山上写的那一组随笔《西山随笔》，可以看出彼时的心境。他用了冷寂的语句，谱出了冰冷的心曲。枯燥的生活有什么可寄托的呢，于是选择了西洋人的诗作为消遣，借以消磨他的生命。那一组文章也让人想起周作人来，周氏也曾在西山养过些日子重病，吐出的也是真言，有时不妨也自恋地吟哦着躯体的疼痛，聊以度过漫漫的时光。韦丛芜不同于周作人的是，在那样清寂的环境，还念念不忘抒情诗的写作，越发喜欢走唯美主义的路。看他对英国诗人华斯华兹的推崇，当觉得是可以走出一条特别的文学之路的。比如他说华斯华兹身体那么软弱，却沉思着人类深切的思想，庄重的，贤哲的情感可以俘虏成千上万的人们。韦丛芜自然属于其中的一位。可叹的是，本来有很大潜力的他，或许因为病，或别的什么的诱惑而终止了写作的路，后来滑向噩梦的一边。自己把自己毁掉了。

　　韦丛芜的变化首先是经费紧缺引起的。大概是1929年吧，他开始不断向未名社借款。到了1931年，社里已经亏空，欠鲁迅三千余元，曹靖华一千余元，李霁野八百余元。李霁野在《别具风格的未名社售书处》回忆道：

　　“其实，韦丛芜和我们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严重分歧。他的生活方式为我们所不满，他的经济上的需要，未名社无力充分满足，因此常常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他要接手‘整顿’未名社，我没有坚持原则加以拒绝；他不让我们写信给鲁迅先生和靖华，我错误地认为写信徒使他们伤心，不如不写；何林把实际情况略告素园，我本不知情，他却说我用危害病人生命的手段对付他。我只好默默离开。这是未名社解体的真正原因。1930年9月，经何林和另外一个朋友介绍，我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书，实际上脱离了未名社。我退让了，对未名社未尽完应尽的责任。”

　　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导致了内讧外，韦丛芜的为人方式也引起了诸人的不快。台静农晚年说韦丛芜在恋爱观上与人不同，有一些随便。这是道德上的事，见仁见智。可叹的是后来去做了县长，迷于仕途，文人气就渐渐少了。鲁迅在1933年6月28日寄台静农的信说：

　　“立人先生(即韦丛芜——引者注)大作，曾以一册见惠，读之既哀其梦梦，又觉其凄凄。昔之诗人，本为梦者，今谈世事，遂如狂酲，诗人原宜热衷，然神驰宦海，则溺矣，立人已无可救，意者素园若在，或不至于此，然亦难言也。”

　　鲁迅从惋惜到厌恶，看出对青年人的绝望。寄寓梦想的一代，却以怪态入世，那与诗人的真梦就远了。我读过韦丛芜五十年代初的一篇文章，坦然地承认了过失，也是有勇气的。暮岁悟道，其景愈凄。人的过错要挽回，已经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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