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7-17 14:56:40)
关于江南的记忆
湖北日报记者王晶
湖北日报记者王晶
一
《江南的记忆》可以说是丽尼的代表作，也是他最后的一篇散文，巴金曾经这样说：“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的这样响亮的声音，这样深厚的感情，我们永远忘记不了《江南的记忆》的作者。”然而，我此次寻访丽尼，却发现关于丽尼的记忆在逐渐模糊。
在我查阅的众多资料中，关于丽尼的故乡都只有一句话：“丽尼原名郭安仁，生于湖北孝感。”在7月一个暴雨将至的下午，我在孝感市文联副主席刘碧峰的办公室，看他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为我联系采访，他有些抱歉地说：“熟悉丽尼情况的人不多了，我们一直想弄一个关于丽尼研究的集子，但现在收集来的资料还不够。”在他多方联系之后，我找到了孝感市孝南区图书馆的闻立法老先生，闻老先生退休前曾参与过孝感县志的整理工作，由此接触到了丽尼的一些情况，还和丽尼的夫人许严有过交往。
据闻老先生介绍，丽尼家乡现在的行政区划是孝昌县，1909年11月4日，丽尼出生在该县白沙镇栗树湾张这个郭姓和张姓杂居的村子里。丽尼有兄弟4人，其中一人早逝，郭氏兄弟很早就离开了家乡，此后丽尼没有回过故乡。
在武汉读中学时，丽尼因参加五卅运动被学校开除。他一度在上海劳动大学旁听，并自学。1930年前后，在福建、武汉等地教授英语。1932年丽尼又到上海，从事创作和翻译，他参加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5年，与巴金、吴朗西等人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抗日战争爆发后，丽尼在武汉国民党一军事译著机构担任翻译，从此中断了创作生涯。新中国成立后，除在武汉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外，丽尼主要在武汉、北京的一些文学艺术编译部门工作，并任《译文》（后改名《世界文学》）编辑委员。1950年，他担任武汉中南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后历任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1965年丽尼到广州暨南大学任中文系教授。“文革”期间，丽尼遭受迫害，1968年8月病逝于广州。
二
丽尼从1928年开始写作，上世纪30年代初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青年散文作家，与缪崇群一起被称为“悲哀与忧伤的歌手”。丽尼的第一本散文集《黄昏之献》，“完全是抒情的作品，在形式上十分接近于散文诗的写法，他用低细的声调，玲珑的文字，诉说自己满脸的痛苦。”（林非《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
《黄昏之献》是一篇悼亡散文，充满了悲凄的情绪，作者以抒情的语言，运用象征和比喻手法，一唱三叹，创造了悲哀凄怆的氛围，抒发了作者悼念亡友的深挚之情。“断裂的心弦，也许弹不出好的曲调来吧？”起句就是揪心的提问，它马上把读者领进了一种悲哀的境界。
“说是你应该在梦中归来就我，然而，这崎岖的山路，就是你底梦魂也将不堪其艰难的跋涉呀！
啊，我是如何地思念你哟！而且，更想不到这就是永远的别离。”
丽尼初期的散文着重抒发自己在“梦一般的生活”里的感受，怀念童真的友谊，咀嚼青春的爱恋，在忧郁感伤之中怀着企望。逐渐地，作家的笔触从狭小的内心世界转向广阔的社会现实，叙事的因素也随之加强，出现农民工人的面影，城乡破败的景象，既有民族危亡的阴霾，间或也闪现出群众抗争的折光。
在《鹰之歌》，丽尼散文的调子有了变化。写于1934年12月的《鹰之歌》仍然有一种浓郁的愁苦：“当火焰苦闷地窒息于潮湿的柴草，只有浓烟可以见到的时候，一刹那间，一整个世界就变得黑暗了。”不过，已不仅仅是愁苦了。在《鹰之歌》中，丽尼用“伸展着两个翅膀”飞翔的雏鹰，象征勇敢地投身于革命斗争的年轻的女伴，“短促而悠扬的鹰之歌”，象征这位革命者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是这“年轻的鹰”，使“凄然地流下眼泪”的“我”，“欢乐地笑了，而感觉了兴奋”。“年轻的鹰”英勇牺牲之后，丽尼在文章结尾，又一次强调“南方是有着鹰歌唱的地方，那嘹唳而清脆的歌声使我忘却忧愁而感觉兴奋的。”
七七事变后，丽尼携带家眷逃出上海。逃难时的情景，给丽尼深刻的刺激，在《江南的记忆》中他写道：
“我记忆着那土地。我记得，在一次夜行车上，我曾经一手搂着发热的孩子。用另一只手在一个小小的车子上，握着短短的铅笔，兴奋而又惭愧地借着月光，写下几个大字：
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底！……
我记忆着那个夜晚，在朦胧的星光之下，有母亲疯狂地撕扯着自己底头发，为着不知失落到什么地方去了的孩子。她用嘶哑的喉咙大声喊叫，并且哭泣。怀着身孕的妇人是悲惨的：忍受着痛苦，驮着重负，被挤在人丛里。”
这是老百姓被迫离乡别井的难民图。在这里，丽尼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深沉的爱国感情：“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底”三个短语，斩钉截铁，而又有着多么丰富的内涵！巴金后来就曾深情地说过：“在抗战的年代里，我不知道多少次重复说着这一句话，我常常含着眼泪，但是我心里燃起了烈火。甚至就在那些时候，我也相信我们美丽的土地上敌人夺不走的。”
在写法上把叙事与抒情紧紧结合在一起，不事雕琢铺陈，以清新秀丽见长，文笔委婉，思绪活跃，有浓郁的诗意，这是丽尼散文的特点。丽尼自己认为“在讲故事上我是一个比谁都拙劣的低能者”（《〈白夜〉后记》）。他的抒情小品比叙事之作更有自己的特色。
巴金很喜欢丽尼的散文，曾经把他的散文介绍给靳以，发表在《文学季刊》里，又介绍给上海的黄源发表在《文学》月刊里，1935年底在上海巴金为丽尼出版了他的第一个散文集《黄昏之献》。巴金不仅是丽尼的那本书的主编，还是他的这本散文集的校对人。以后巴金又为他编了两本散文集《鹰之歌》和《白夜》。
丽尼的文学成就不仅表现在散文创作上，他还为我们留下了一批翻译作品。1937年，在杭州西湖边，3个年轻人决心译出屠格涅夫的六大长篇小说，组成《屠格涅夫选集》，他们是巴金、丽尼和陆蠡。3人进行了分工，丽尼译《贵族之家》和《前夜》；陆蠡译《罗亭》和《烟》；巴金译《父与子》和《处女地》，还译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3位年轻的翻译家开始了艰苦的翻译工作。他们在抗战胜利前后向国人献上了这六大长篇小说的精美译文。丽尼还翻译了契诃夫、高尔基、纪德等人的作品。
三
动荡的岁月过早地中断了丽尼的创作，丽尼也过早地离开了“江南的土地”。丽尼留下的书越来越难找，记录丽尼的书似乎也不多了。
1981年《革命史资料》第五集上刊登了张执一同志的一篇回忆文章，文中说：“文学家丽尼（郭安仁）在解放战争期间曾在国民党军委首脑机关任英文翻译，乘机弄到一份蒋军整个作战计划，找不上党的关系，只好到上海找作家胡风，胡风找到在宋庆龄先生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廖梦醒同志，廖再设法转交给我，上海局密电报给了中央军委，军委曾来电奖励，认为对我军作战有很大的帮助。”那时丽尼完全可以随他所在的机关远走台湾，但他没有，他毅然地又带着妻小重返山城，避居北碚。
曾在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与丽尼共事的社长胡青坡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丽尼：“我和安仁同志一起工作期间，他充分表现了他的长者风度，对于青年作者新老作家的作品都是一丝不苟地审阅，或提出意见或进行修改，务使其达到出版水平，从不草率。他宽容大度和蔼可亲，我尊重他，遇事共同商量，他对我的意见也是尊重的。我们常常促膝而谈，几乎每晚都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地谈到深夜。我们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所以至今，我和大家一样怀念着他。”
巴金是最了解丽尼的人，他说：“在我靠边的期间有人从广州来‘外调’丽尼的事情，我所知有限，他不曾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谈起来，他只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好人，一个清清白白、寻寻常常的人。但是他的默默的死亡对我们的文学事业也是一个损失，倘使他能留下一本、两本新的散文，那有多好啊。”2002/07/11
《江南的记忆》可以说是丽尼的代表作，也是他最后的一篇散文，巴金曾经这样说：“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的这样响亮的声音，这样深厚的感情，我们永远忘记不了《江南的记忆》的作者。”然而，我此次寻访丽尼，却发现关于丽尼的记忆在逐渐模糊。
在我查阅的众多资料中，关于丽尼的故乡都只有一句话：“丽尼原名郭安仁，生于湖北孝感。”在7月一个暴雨将至的下午，我在孝感市文联副主席刘碧峰的办公室，看他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为我联系采访，他有些抱歉地说：“熟悉丽尼情况的人不多了，我们一直想弄一个关于丽尼研究的集子，但现在收集来的资料还不够。”在他多方联系之后，我找到了孝感市孝南区图书馆的闻立法老先生，闻老先生退休前曾参与过孝感县志的整理工作，由此接触到了丽尼的一些情况，还和丽尼的夫人许严有过交往。
据闻老先生介绍，丽尼家乡现在的行政区划是孝昌县，1909年11月4日，丽尼出生在该县白沙镇栗树湾张这个郭姓和张姓杂居的村子里。丽尼有兄弟4人，其中一人早逝，郭氏兄弟很早就离开了家乡，此后丽尼没有回过故乡。
在武汉读中学时，丽尼因参加五卅运动被学校开除。他一度在上海劳动大学旁听，并自学。1930年前后，在福建、武汉等地教授英语。1932年丽尼又到上海，从事创作和翻译，他参加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5年，与巴金、吴朗西等人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抗日战争爆发后，丽尼在武汉国民党一军事译著机构担任翻译，从此中断了创作生涯。新中国成立后，除在武汉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外，丽尼主要在武汉、北京的一些文学艺术编译部门工作，并任《译文》（后改名《世界文学》）编辑委员。1950年，他担任武汉中南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后历任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1965年丽尼到广州暨南大学任中文系教授。“文革”期间，丽尼遭受迫害，1968年8月病逝于广州。
二
丽尼从1928年开始写作，上世纪30年代初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青年散文作家，与缪崇群一起被称为“悲哀与忧伤的歌手”。丽尼的第一本散文集《黄昏之献》，“完全是抒情的作品，在形式上十分接近于散文诗的写法，他用低细的声调，玲珑的文字，诉说自己满脸的痛苦。”（林非《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
《黄昏之献》是一篇悼亡散文，充满了悲凄的情绪，作者以抒情的语言，运用象征和比喻手法，一唱三叹，创造了悲哀凄怆的氛围，抒发了作者悼念亡友的深挚之情。“断裂的心弦，也许弹不出好的曲调来吧？”起句就是揪心的提问，它马上把读者领进了一种悲哀的境界。
“说是你应该在梦中归来就我，然而，这崎岖的山路，就是你底梦魂也将不堪其艰难的跋涉呀！
啊，我是如何地思念你哟！而且，更想不到这就是永远的别离。”
丽尼初期的散文着重抒发自己在“梦一般的生活”里的感受，怀念童真的友谊，咀嚼青春的爱恋，在忧郁感伤之中怀着企望。逐渐地，作家的笔触从狭小的内心世界转向广阔的社会现实，叙事的因素也随之加强，出现农民工人的面影，城乡破败的景象，既有民族危亡的阴霾，间或也闪现出群众抗争的折光。
在《鹰之歌》，丽尼散文的调子有了变化。写于1934年12月的《鹰之歌》仍然有一种浓郁的愁苦：“当火焰苦闷地窒息于潮湿的柴草，只有浓烟可以见到的时候，一刹那间，一整个世界就变得黑暗了。”不过，已不仅仅是愁苦了。在《鹰之歌》中，丽尼用“伸展着两个翅膀”飞翔的雏鹰，象征勇敢地投身于革命斗争的年轻的女伴，“短促而悠扬的鹰之歌”，象征这位革命者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是这“年轻的鹰”，使“凄然地流下眼泪”的“我”，“欢乐地笑了，而感觉了兴奋”。“年轻的鹰”英勇牺牲之后，丽尼在文章结尾，又一次强调“南方是有着鹰歌唱的地方，那嘹唳而清脆的歌声使我忘却忧愁而感觉兴奋的。”
七七事变后，丽尼携带家眷逃出上海。逃难时的情景，给丽尼深刻的刺激，在《江南的记忆》中他写道：
“我记忆着那土地。我记得，在一次夜行车上，我曾经一手搂着发热的孩子。用另一只手在一个小小的车子上，握着短短的铅笔，兴奋而又惭愧地借着月光，写下几个大字：
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底！……
我记忆着那个夜晚，在朦胧的星光之下，有母亲疯狂地撕扯着自己底头发，为着不知失落到什么地方去了的孩子。她用嘶哑的喉咙大声喊叫，并且哭泣。怀着身孕的妇人是悲惨的：忍受着痛苦，驮着重负，被挤在人丛里。”
这是老百姓被迫离乡别井的难民图。在这里，丽尼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深沉的爱国感情：“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底”三个短语，斩钉截铁，而又有着多么丰富的内涵！巴金后来就曾深情地说过：“在抗战的年代里，我不知道多少次重复说着这一句话，我常常含着眼泪，但是我心里燃起了烈火。甚至就在那些时候，我也相信我们美丽的土地上敌人夺不走的。”
在写法上把叙事与抒情紧紧结合在一起，不事雕琢铺陈，以清新秀丽见长，文笔委婉，思绪活跃，有浓郁的诗意，这是丽尼散文的特点。丽尼自己认为“在讲故事上我是一个比谁都拙劣的低能者”（《〈白夜〉后记》）。他的抒情小品比叙事之作更有自己的特色。
巴金很喜欢丽尼的散文，曾经把他的散文介绍给靳以，发表在《文学季刊》里，又介绍给上海的黄源发表在《文学》月刊里，1935年底在上海巴金为丽尼出版了他的第一个散文集《黄昏之献》。巴金不仅是丽尼的那本书的主编，还是他的这本散文集的校对人。以后巴金又为他编了两本散文集《鹰之歌》和《白夜》。
丽尼的文学成就不仅表现在散文创作上，他还为我们留下了一批翻译作品。1937年，在杭州西湖边，3个年轻人决心译出屠格涅夫的六大长篇小说，组成《屠格涅夫选集》，他们是巴金、丽尼和陆蠡。3人进行了分工，丽尼译《贵族之家》和《前夜》；陆蠡译《罗亭》和《烟》；巴金译《父与子》和《处女地》，还译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3位年轻的翻译家开始了艰苦的翻译工作。他们在抗战胜利前后向国人献上了这六大长篇小说的精美译文。丽尼还翻译了契诃夫、高尔基、纪德等人的作品。
三
动荡的岁月过早地中断了丽尼的创作，丽尼也过早地离开了“江南的土地”。丽尼留下的书越来越难找，记录丽尼的书似乎也不多了。
1981年《革命史资料》第五集上刊登了张执一同志的一篇回忆文章，文中说：“文学家丽尼（郭安仁）在解放战争期间曾在国民党军委首脑机关任英文翻译，乘机弄到一份蒋军整个作战计划，找不上党的关系，只好到上海找作家胡风，胡风找到在宋庆龄先生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廖梦醒同志，廖再设法转交给我，上海局密电报给了中央军委，军委曾来电奖励，认为对我军作战有很大的帮助。”那时丽尼完全可以随他所在的机关远走台湾，但他没有，他毅然地又带着妻小重返山城，避居北碚。
曾在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与丽尼共事的社长胡青坡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丽尼：“我和安仁同志一起工作期间，他充分表现了他的长者风度，对于青年作者新老作家的作品都是一丝不苟地审阅，或提出意见或进行修改，务使其达到出版水平，从不草率。他宽容大度和蔼可亲，我尊重他，遇事共同商量，他对我的意见也是尊重的。我们常常促膝而谈，几乎每晚都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地谈到深夜。我们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所以至今，我和大家一样怀念着他。”
巴金是最了解丽尼的人，他说：“在我靠边的期间有人从广州来‘外调’丽尼的事情，我所知有限，他不曾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谈起来，他只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好人，一个清清白白、寻寻常常的人。但是他的默默的死亡对我们的文学事业也是一个损失，倘使他能留下一本、两本新的散文，那有多好啊。”2002/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