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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修养深厚的法学家陶希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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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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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1-4-20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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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修养深厚的法学家陶希圣(1)
文史修养深厚的法学家陶希圣(1)
沈 宁
(美籍华裔作家)
今年七八月间短暂回国,承陈夏红先生赠《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一册。返回美国后冗务缠身,最近才拜读完该书,很有感触,想到我的外祖父陶希圣本也是百年法律人之一,故急就一章,奉上请方家指教。
现在中国,估计一半以上的人,没有听说过陶希圣这个人。但1949年前,那是个全国媒体几乎天天见得到的名字。他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做过北伐军的中校,领导过社会史大论战,任过北京大学教授。抗战时期他是委员长侍从室的组长,军衔中将,替蒋介石执笔写出《中国之命运》,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多年间蒋介石的所有文件和公告,都由陶希圣先生起草。他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中央日报》总主笔,主持领导国民党文宣工作数十年。他是我母亲的父亲,是我的外祖父。
不过,就算听说过陶希圣这个名字的中国人,多半也只知道他是文史专家。其实我的外祖父,本是学法律专业出身,抗日战争以前更多是做法律方面的工作。但是由于他在法律之外,文史修养较常人更加深厚,而且他的文史学问后来获得了更大的发挥,所以反倒喧宾夺主,成了大名鼎鼎的文史学家,而不再被当作法学家了。
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民初年间,是很普遍的。中国古代读书人家,都是文史传家。就算学数理化专业的青年,大半也都是自小诵读文史经典出身。物理学家钱学森先生如此,天文学家陈遵妫先生如此,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也是如此。想一想,留学生出国后学什么专业,国内朝廷是管不着,但中国早期官费留学生首先要能得到选拔出国才行。而当年朝廷里负责选拔出国留学的官员们,都是读文史考科举出身的,只有文史学问深的青年,才可能被选中。那些年里,光会算些数学题,没有熟读四书五经,是绝对考不上留学生的。
外祖父出生在湖北黄冈苍埠镇陶圣六村,他的父亲中了进士,在河南湖北两省做了很多年县官和省官。清末民初的科举进士官宦子弟,大多从小勤恳读书,很少如当今的高干子弟或暴发户子弟那样胡作非为无法无天。外祖父三岁始读四书五经,背不出来先生打手板。
中国古代,科举考的是文史,没有法律一科。经纶满腹,考中进士后,朝廷任命官员,则有刑部的差,就是司法部。我的伯父沈钧儒先生,就是读四书五经,考中进士,入了刑部,从此成了法学家。外祖父的母舅,有个叫做夏寿康的先生,清朝末年中进士点翰林,宣统三年,在湖北省谘议局任副议长。辛亥革命时,做湖北省民政长,后来进京任肃政史,就是监察长。
民国初年,袁世凯任命王治馨为京兆尹,就是北京市长。王治馨原来是袁世凯家的账房,从前袁家的公子们要用钱,都向账房王治馨去要。现在王治馨做了京兆尹,袁家公子们用钱,还是去找他要,京兆尹怎么供应得起。久而久之,京兆尹就被控告。当时肃政史夏寿康先生,写了一份弹劾京兆尹王治馨的手折,亲到大总统府密呈袁世凯。第三天袁大总统下令,将京兆尹王治馨押赴天桥枪毙。夏寿康先生平素不喜交游,沉默寡言,忽然上折弹劾京府要员,震动海内外。或许这个家族故事,在外祖父幼小的心里种下了种子,使他日后选择法科为专业了。
1915年外祖父16岁,随他的父亲由湖北黄冈到北京,考中北京大学预科旁听生。外祖父告诉我们,他在北京大学预科的功课很紧,有英文课,法文课,中国历史课,世界通史课。世界通史用的是英文课本,老师是英国公使馆秘书嘉特莱先生。
外祖父读预科时,国学课程教授是沈尹默先生和沈兼士先生。两位沈先生,都是章太炎先生的门下士,学生们深为敬佩。沈尹默先生指点北大预科一年级学生读几部书:《吕氏春秋》,《淮南子》,《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顾亭林《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章实斋《文史通义》,章太炎《国故论衡》。北大预科二年级和三年级,沈尹默先生继续讲授国学。外祖父记得很清楚,沈先生先讲陆机的《文赋》,然后选择文史著作的一些文章作为《文赋》每一段甚至每一句的注脚。除学校必修功课外,外祖父自修的课程,以《宋儒学案》和《明儒学案》为最得力。他在预科三年级,先读梁任公《明儒学案》节本,再读《明儒学案》原书,然后读《宋儒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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