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撰写期间，关于二十世纪西方学术思想的动向，我特别参考了下列两本书：英国作家华特生《现代心灵─二十世纪知识思想史》（Ｍodern Ｍind: Ａn Ｉntellectual Ｈistory of the 20th Ｃentury,2001）和《变动中的美国学院文化》（Ｔhomas Ｂender and Ｃarl Ｅ. Ｓchorske, eds., 《Ａmerican Ａcademic Ｃulture in Ｔransformation》,1997），前者从空中作全面的俯瞰，后者经内部作体道式的反思，同是可以信赖的资料。特附志于此，以示不敢掠美之意。至于文中的论点则必须由我自己负责。
我引用这个公案并不是对争论的本身有兴趣，而是借此说明：从蒲朗克到斯诺，短短七、八十年之间，科学与人文在西方社会的地位，一升一降，已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争论之所以出现，并持续至今（按：一九九九年英国广播公司曾特制四十年纪念的讨论节目），象征着科学迅速地取代人文的新现象。四十年后反观这场争辩，似乎斯诺更有先见之明，科学文化现在几乎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相随而来的，则是文化评论家对科学的中心地位比斯诺更加肯定了。因此继「两种文化」的讨论之后，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在一九九五年又提出《第三种文化》（The Third Culture）的说法。所谓「第三种文化」并不是科学与人文交流以后的新综合，而是科学知识的通俗化和普及化。
一九八七年贾柯比（Russell Jacoby）出版了一部书，名为《最后的知识人》（The Last Intellectuals），主要讨论为什么所谓「公共知识人」（Public Intellectual）在美国社会呈现逐渐减少的倾向？此书的解说很繁复，这里不能也不必涉及。值得注意是布洛克曼在《第三种文化》中所提出的答案。他认为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美国的公共知识人大多数都是人文、社会科学出身，他们所发挥的功能今天已为科学家所取代。
先从我比较熟悉的史学说起，由于对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不完整的了解，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西方（英、美、法）史学主流便是要把它变成一种「科学」（即所谓「科学的史学」，Scientific History）。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流派多不胜数，但其中最有势力的几乎都企图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把史学化为「科学」。
在这一风气下所取得的最大创获，则在美国经济史方面。佛格尔（Robert W. Fogel）与诺尔思（Douglass C.North）等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曾运用经济计量的方法，通过计算机对庞大统计数字的处理，研究了美国史上的经济成长、铁路建造、以及奴隶制度等多方面问题，得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结论。但严格地说，这项成就已属于经济学，而不是史学。所以他们在几年前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奖。
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对它的热烈期望终于逐渐冷淡了。这里我必须补充一句，二十世纪中也仍然有不少人把史学列入「人文」的范畴，因为史学究属「理科」（Sciences）或「文科」（Arts），是一个争辩不休的问题。五十年代以后美国思想史的研究受到欧陆「精神科学」传说的影响，特别是柯林乌（R. G. Collingwood）的启发，也开始重视「同情的理解」以及「人」主观作用。这条途径终于引出了今天所谓「诠释学」的流行。但整体观察，追求各式各样的「科学化」则一直是史学的主流。
新批评以分析技术为工具与史、哲学同步调
关于哲学与文学也取法于自然科学，我祇能说得更简略。二十世纪是所谓「分析哲学」的时代。这笼统的名词虽然包涵着极复杂的内容和不同方向的内在发展，但专就它与科学关系而言，分析哲学甘居于辅佐地位，则始终未变。从开山大师罗素，三十年代的维也纳学派，到五十年代以后的蒯因（W. V. Quine）都是环绕着科学知识（特别是物理知识）而建立一种「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
如果以上的观察大致不错，那么「新批评」的文学研究恰好与同时的史学、哲学采取了同一步调；科学的示范作用在此是无可否认的。「新批评」的权威一直维持到六十年代中期，接着便是尽人皆知的「解构」运动的爆发，最后发展到根本否定西方「经典」的地步。这一猛烈的思潮并不限于文学领域，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无处不受到它的冲击。这个大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内，我现在想指出的是它与科学典范的关联。保罗．德曼（Paul de Man）在六十年代的后期所写《美国新批评中的形式与意向》（Form and Intent in American New Criticism）是最早发难的文字之一。这时他还不是解构论者，仅仅引用欧陆的诠释学传统以质疑文本的「客观」地位。他认为新批评的错误在于将「文学对象」（Literary Object）混同于「自然对象」（Natural Object）。
如果到此止步，我们似乎可以说，这是人文研究开始摆脱科学典范的笼罩。但是到解构论上场时，德里达（J.Derrida）和德曼等人的文学观点则显然流露出科学的影响。解构论把文本看作「场」（Field），并且说其中流动着「力」（Force）、「能」（Energy）与互相冲突的成分。这些「力」、「能」所发挥的功能是在无目的活动中显出其目的性。（见M.H.Abrans，"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Studies，1930-1995，"in 《American Academic Culture in Transformation》，页一三八）不但名词借自物理学，所描述的也明明像是物理现象。这个疑团我在一部研究福柯（M.Foucault）的书中终于找到了解答，福柯正是用「场」的概念来建立一个新的模型，以分析文化现象。
他从新物理--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中吸收了若干观念，组成一套颠覆人文传统的理论。所以他的「知识考古学」与新物理在思惟结构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如以变动为系列的「断裂」而非连续，如反对知识论上主客对立、如否认离开人的观察过程而能认识客观的实在、如以或然率与不确定原则代替因果律与决定论等等。总之，新物理学怎样向古典物理学挑战，「知识考古学」便怎样向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挑战。量子力学动摇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这是爱因斯坦始终持疑的主要原因），「知识考古学」也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详见Pamela Major-Poetzl，《Michel Foucault's Archaeology of Western Culture: Toward a New Science of History》，1983，第三章）
他自己所提倡的哲学则直接与数、理相连续。这个「连续体」比「统一科学」自然减少了霸道的意味，然而人文不成其为一独立领域，却依然如故。到七十年代以后，分析哲学家已开始改变态度。普南(H.Putnam)先后师事蒯因与卡纳普，早年的哲学研究集中在科学知识论方面。但是一九七六年他在牛津大学担任洛克讲座时，讲题却是「意义与精神科学」（Meaning and the Moral Sciences），所谓「精神科学」即德文的geistwissenshafter，本文为方便起见，称之为「人文」。
人文、社会研究「科学化」的梦想虽然没有实现，但也并不算是全军尽没，因为人文、社会现象中毕竟有可能接受科学方法处理的部分或层次。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便是比较成功的例子。但是索罗（Robert M. Solow）也指出，经济学如果过分师法理论物理也有很大的危险。他特别警告，经济规律与物理规律未可等量齐观。后者确是普遍性的，热和光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
但「五四」以来，不少学人在自觉层面往往为西方理论与方法所镇慑，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心理对于他们的研究工作不免造成一种限制。今天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任何一门都是异说竞出，莫衷一是。这正应验了《易经》所谓「群龙无首」之象，西方学者则引《旧约》所谓「以色列已没有国王」为喻。西方既不能再提供任何普遍有效的理论根据，研究中国人文传统的人，自然再也没有「马首」可瞻了。在文化或文明多元的新预设之下，研究者承认每一文明或文化都是一独立的主体，首先必须各就其内在脉络进行深入的了解。（这是人类学者所谓"in its ownterms"。）但这绝不是说，每一文明的研究都祇能「自说自话」，不必与其它文明互相比较与参照，恰恰相反，今天中国人文研究更需要向外（包括西方）开放。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对于同一类事象在其它文明中的表现方式知道得越多，自己的研究便越能深入。但这和以西方流行的现成理论当作自己研究的最高指导原则，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胡适在「五四」时期曾揭橥「输入学理」的口号，然而他同时却要求我们「把一切学理不看作天经地义，但看作研究问题的参考材料。」这句话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1、只有比较才能认知中国传统的价值。比较的基点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埃及和巴比伦或地中海周边地区的文明一开始就导向工商业和航海生活方式（参见J. M. Roberts, Anbsp; History nbsp; of nbsp; Europe, 1996）,而中国一向是家庭农业生活方式。从近代起，中国要现代化，就是要告别过去，转型为西方生活方式（即工商业化的生活方式）。时势使然，无法抗拒。离开基本点的比较是背离基本事实的比较，余英时所作的比较是这种比较。
英时先生名满天下，历年所获学术荣誉包括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等。2006年他更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积人文学科终身成就奖”（the 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the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s）。这个荣誉的金额“与诺贝尔奖等量齐观”（the award is at the financial level of the Nobel awards），本身已具吸引力，但身为学界中人，得奖人最值得引以为傲的是候选人的提名是经过国会图书馆内一个特别的Scholars'Council会员甄选的。可想而知，会员中一定有独具只眼的“伯乐”，能够在他学术著作中看到一位“弘毅之士”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