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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若怀远//魏晋风流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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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1-4-30 19:11
标题:
莫若怀远//魏晋风流气度
莫若怀远:《程少堂讲语文》的魏晋风流气度
文章来源:教育在线
http://bbs.eduol.cn/post_112_754807_0.html
作者:莫若怀远
(莫若怀远 是常州陆炎老师网名。他的博客——常州陆炎•语文为驿
http://blog.sina.com.cn/ly84418841
)
读《程少堂讲语文》
双休日在家,开读《名师讲语文》,第一个选择的是程少堂。原因当然很多,有朋友的推荐,有对语文味这个概念的不甚理解。
最大的直感就是,程少堂真算得上是一个妙人。书里的言辞之间,有一点爽快、有一点狂放、有一点清高、有一点傲然,更兼一点执着、热情,夹杂些许说不清道不明的气质,很有些魏晋的风流气度的。若是相识,的确会是一个很好玩的妙友。很对胃口。
对语文味的了解总算窥见一斑了。语文教学就应该告别小家子气,语文味这个概念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站的有多高,胸怀才有多大,这才是语文,这才是文化。宏观的视野和细节的雕琢本是统一的。
程少堂提代表课,深以为然。每个语文老师根据自己的个人特质很多时候只能解决一种类型的文章,这个世界全才通才并不多。代表课可以让整个语文界更有序的“百花齐放”。
程少堂的“废话”一说总体赞同,不过,在“过”与“不及”之间取舍得度,得当,是一种大智慧、大功力。
程少堂语录率性而精彩,有的话虽存有一定的语境和前提,但不失“如珠”之感。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读程少堂,不亦乐乎,不亦快哉!
读《李海林讲语文》
上周,选读了李海林老师。原因在于,刚成为语文老师之初,读教育类的报刊,对他的名字接触比较多。自己写论文,也几次引用李老师的话。
整本书读下来,最大的感受在于李老师的学理性,在于严谨的治学态度。而这一点,往往对于我们这些一线教师,往往习惯于按自己的经验教课的语文老师而言,确实有很强的警示作用。
在“我的语文人生板块”,读出了李老师“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的人生之感;读出了李老师性情中的真实,可从对友人的描述中可见;似乎也朦朦胧胧读出了自己的一点影子。
读“假如可以重新来过”,感受尤其深刻,有一些哽然的感动;想想李老师笔下的韩军、李镇西、王荣生,又不禁莞尔,这些名师在生活中也是有趣的紧,各有各的毛病。
以前只是稍微了解“语感论”概念,这一次总算有了更多的认识,而且也买了王尚文老师的两本书,抽时间配合着读读。
语文实践板块,依然是思维谨然,理性很足;因为只是教案,没有课堂实录,不知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如何呈现课堂的感性,否则不免流于“匠性”。
读完想想,确是大有收获。
根据自己的性别和风格定位自己的语文教学的话,估计走理性为基点的课堂教学比较适宜,女老师的柔婉这辈子看来没指望了。
简记之。
读《语文科课程论基础》
粗粗读完一遍王荣生教授的这本书,不明白的地方甚多,读的很是艰难。在李海林老师的书中也有关于这本书内容的介绍,就这样互相印证着读一读。
读下来,受益的确很多。
通过王教授的介绍稍微了解了一下别的国家母语教学内容、目标的一些情况,有的目标和目标的表述给我很多的思考,暂且做好记号划在那,重读时再进一步思考;关于文选的四种类型有了些略微的了解,结合十二五课题申报的契机,把此作为课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撑,慢慢研读,慢慢体会;里面大量学理性的描述,很是艰深,有的地方完全不懂,暂时做好记号,再多读几遍。
一个感觉,语文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或者说是基于科学性的艺术性的展示。我们往往习惯于靠自己成长的体验来表现给学生自己所能理解和展示的“艺术化”、“创造性”、“新颖性”,往往不习惯被学理所束缚,充满了像王教授所言的“我认为、我喜欢、我觉得”的主观臆断。这样的教学,似乎只是“个人化”的教学,小家之言。而语文,是广阔世界的回声。
读《余映潮讲语文》
“走一步,再走一步;一直往前走。”
余老师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勤奋,这从他每年四处奔波、笔耕不辍、令人咂舌的庞大工作计划中可以看到。
退休以后还这么全身心的投身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上,余老师是值得尊敬的。看到文字中因为忙于工作而对老父亲的愧疚,让人唏嘘。
余老师与“板块”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从我毕业投身工作,常州教研室潘克勤老师便是积极倡导“板块教学”的,于是,我基本是在“板块教学”的熏陶中熟悉语文课堂的。那时的语文老师,上课的框架基本都是类似的:整体感知、精读品味、拓展延伸。
在工作很多年以后的现在,我所在学校的区教研室又开始推广板块教学到各个学科,取了个相似的名字:板块三串(问题串、活动串、反馈串)。
当然,板块教学并不是要求所有的课堂呈现都必须如此,因为没有任何的教学模式是完美的,板块教学在求目标清晰、求操作的细致、求达成的高效之外,也会有时稍微显得匠性和灵动性不足。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包含着个人的教学取向和教学风格适应的问题。
余老师是个把操作研究做到极致的人,这从他的教学技法研究可见一斑。这种精致的艺术对于年轻老师而言是大有裨益的。
所以,手头有一本余老师的书,对于设计如何朗读、如何提问等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
印象中,只现场听过他两节课。记得听他《散步》之时,正是我工作两、三年之后特崇拜名师的时候,当时,自己把他一节课的实录全部记下来了。虽然课堂实录自有人帮他整理,但于我而言,余老师算是最早为我打开一扇窗的语文前辈。
读《余映潮讲语文》,脑海中常闪现的是他和蔼的笑容,他的课堂永远都有着一种淡淡的隽永,给人回味。
粗读《黄厚江讲语文》
断断续续的读黄厚江的文字,读黄厚江的语文域,读黄厚江其人。
首在务本求实。
黄老师带着游走于现实的理想,虽不仰望,却有脚踏实地的质朴。
开篇便不讳言关于对分数的重视,在他的教育教学故事中,也可见他于应试一途的成功,亦不隐藏其中淡淡的喜悦。由此一点,令我生敬。
任何一种教育教学的愿景,如总是过度超越和落后于社会的时代的土壤,都易受到失败,流于虚谈,唯有务实的探索和前进更为合理与理性。
黄老师是个实践者,他的那些短短的小论文支撑了他的教育教学思想。一切从实践中来,一切到实践中去。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如普通话不好、如试上课效果糟糕),他按自己的方式认真的上语文课,为自己的一点一滴的成功而真诚的欢喜。
黄老师是个草根的“大家”,给人并不“高端”的感觉,只需平视,甚至透过书页,可以“看到”他真诚的眸子。
整个一本书的文字,没有高深的学理,没有玄虚的口号,只有实实在在的经验所得,却是珠玑之句甚多,对于一线的语文教师而言,堪称大有裨益的前辈教诲。
其次便是一个中庸。
黄老师的语文观根子就是一个实用理性,深得儒学“度”之道。几十篇小论文读下来,黄老师本着“过于不及”,理性的分析一个个的观点,一个个的做法。
中庸永远不该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种大智慧,是一种也许永远无法企及的大追求。
读黄老师其文其人,怎一个本色、简约了得!
简记之。
读《邓彤讲语文》的遐想
看完此书已经有一周了,按习惯,总要写点小结或反思之类的。
在网上搜索一些关于邓彤的文字,偶见一篇“怀念邓彤”的文章。是邓特离开宣州到浙江之后,本地的一位老师所写,“我想念邓君,更多的是个人的一种迷茫。邓君曾是我学习的榜样,努力的方向,因我在一所农村中学任教,一直未能从他那儿直接学到些什么。在我的周围,人们平庸却以为出众,鄙陋却故做深沉。人们为了一个个卑小的目的言不由衷地说着奉承的话、中伤的话、讥讽的话。我的同事们一口一个“理念”,三句话不离“新课标”,而其实不读书不思考,穿新鞋走老路,实在是无法可想,也难以交流沟通。”
虽然话听着也许有“愤激”之嫌,也许他(她)的同事会不舒服,但并不能完全否定有这样的现状存在。
其实很多时候,名师就是一种指引,一种“偶像”;就像前几日看梁增红兄《一个人的突围》,之所有那么多感慨,源于自己也时有这样的感觉缠绕;对丁卫军的敬意,让我慢慢跟着他行走,但他离我毕竟“遥远”,甚至不知有“我”这么一个循着他的脚步行走的人;我参加了“名师工作室”,有特级教师黄敖兴先生为师,只是师傅本人已经离开教学岗位,担任戚墅堰区教育局副局长,平时公务繁忙,也很少有时间作细致的交流;所以我常常羡慕那些身处“名师”周围的圈子里的那些老师们,“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
所以,因各种各样的缘故,认识一些可以“共情”和“共话”的同仁,我总是非常真诚的高兴,一如我站在讲台上和我的学生对话的感觉。
邓特同很多的名师一样,最大的共性在于对于读书的热爱。在书中,有很多的篇幅是跟《红楼梦》相关,邓特对《红楼梦》的精读,事实上也在启示我们,语文老师,总应有自己深度研读的书籍。
邓特对阅读理论研究较深,也会细致的为不同的学生个体提供不同的语文学习规划。这一点让人印象深刻,关注学情、分层教学,话说起来容易,又有几个语文老师对整个班的学生进行过个体的“诊断和发展规划”。
邓特的“素读”和“生态”的理念,我亦非常赞同,也愿意向他学习。
如果说程少堂是个妙人,黄厚江非常“本色”,余映潮太勤奋,那么,邓彤,则离我的性格更接近些。
读邓彤,也读自己的追求,心向往之。
关于“徐江”和“王荣生”的一些争辩
徐江老师和王荣生老师都是值得尊敬的,有影响力的学者。
给他们加引号,是因为围绕着他们两人,争辩的队伍逐渐增大;而两人之间似乎还没有“剧显化”的交锋。
这一周,读完了王教授的《语文教学内容重构》,略有收获,也有不认同之处。书主要是由很多的课例组成,既然集合为书,自然也是受到王教授认可的课例。但有的文本在重构时似乎“文本性”也有些缺失。
徐江老师的批判主要针对“按体式教学”这一观点,提出走向“哲学思维”,这其实对老师和学生是一个过高的要求,的确,这是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但我更认同这样的的话:“徐文混淆了个人自发阅读和语文课堂教学阅读、正在成长的读者阅读与成熟读者的阅读的界限。作为个人自发阅读,一般读的是内容,读的是兴趣,多数情况下是不会考虑更不会深究所读的文本体式的。读什么、怎样读、读出什么,可以说是“我的阅读我做主”,因而难免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意性和盲目性。而语文课堂的阅读是有比较明确的教学目标的,因此,就不能不对阅读的内容和方法有所规限,而教师要做的工作确实就是“学生不喜欢的,使他喜欢;学生读不懂的,使他读懂;学生读不好的,使他读好”。为此,就必须依据文本体式确定教学内容。因为文本体式对阅读的内容是有所限制的,对阅读的方法是有所选择的。道理很简单,我们总不能把小说所叙写的人和事等同于新闻报道的人和事吧,总不能用朗读诗歌的方法来读一份产品说明书吧。我们并不一概反对徐文主张的通过阅读使学生认识到“衍生什么”、“汲取什么”、“运用什么”,但是,如果学生对阅读对象不喜欢、读不懂、读不好,又还能“衍生什么”、“汲取什么”、“运用什么”?可以这么说,使学生喜欢、读懂、读好是语文阅读教学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这个前提和基础,说什么“衍生”、“汲取”、“运用”,都是奢谈。”
就像练体操的运动员一样,在开始的时候,也肯定是从规定动作练习起吧,等到后来,才有可能自选动作、甚至自创动作。
综合利弊,觉得至少初中阶段,按王荣生教授的观点似乎更好一些,高中可以稍微拓宽点和自由点。但拥有体式的概念,从我自己阅读和写作的体验来看,是大有裨益的吧。
最近看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陈寿江老师和天津市实验中学安杨华的交锋文章,对前者的理性分析比较赞同;虽然后者一直在找着前者文中的小漏洞,并称前者有诡辩之嫌;但后者的文章整个读下来,其实就是旁敲侧击,不入正题,有些失望,还是期待徐江老师亲自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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