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说,假如诗正如范洛希所说,诗“动作的终点就是它本身,不朝任何地方去”(同上),诗就不是散文或是论述“目的论”的化身。诗的书写总是有所感而写,有动因,但动因透过意象,不能简化成目的,诗的诠释也不能简化成动因与目的。这是1946年美国温塞特(William K. Wimsatt)与柏兹利(Monroe Beardsley)书写《追寻创作意图的误谬》的理由。试以李进文的《政敌观察》为例说明之:
以上,是将意象概约的散文化以及表象意义的诠释。但细读之,意象发展的妙处在于:从佛的眼泪联想成碎镜再联想成刀刃,而碎镜与刀刃又是众兄弟隐喻。从眼泪的水性到刀刃是物性的两极,而这两极又都来自于佛。另外,众兄弟都心中有佛(“皆映出你”),应是慈悲为怀,宽容为要,但一面映照佛,一面让碎镜的裂痕彼此相向如刀刃,难以缝合。以上意象叙述的双重面向,使意义变得纠结难理。读者对于意义的“掌控”,必须体会到诗中人如此的叙述语调,不是要呈现指向性的意义,意义在此正反相迭,似左似右。但如此的“矛盾”,并非宣示诗没有意义。
以上就诗意象的特性、意象叙述的特色,以及意象叙述的繁复样貌论证,可以看出诗意象叙述的阅读与了解,关键在于其中的叙述语调。不能感受诗中人的叙述语调,事实上也暗示读者无法感受到意象叙述里纤细复杂的人生。一个粗枝大叶的人,很难听到诗行中的语调的弦外之音,但他却能理直气壮的说:这一首诗没有意义。
引用书目
Booth, Wayne. “Objectivity in Fiction,” 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Ed. David Lodge.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72, pp. 565-578
Brooks, Cleanth. “The Language of Paradox,” The Well-Wrought Urn. San Diego, New York,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47, 1975, pp. 3-21.
Jayne, Edward. Negative Poetics.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1992.
Valery, Paul. “Poetry and Abstract Thought,” Literary Criticism. Ed. Lionel Trill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71, pp. 451-467.
白灵,《爱与死的间隙》,台北市:九歌出版社,2004年。
李进文,《长得像夏卡尔的光》,台北市:宝瓶文化,2005年。
余禺,《父亲的岛》《创世纪出版社》,2007年冬季号。
孟浪,《一个孩子在天上》,香港:紫罗兰书局,2004。
姚风,《姚风诗选 2002-2008》,西安市: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
孙维民,《麒麟》,台北市:九歌出版社,2002年。
陈大为,《靠近罗摩衍那》,台北市:九歌出版社,2005年。
陈克华,《星球纪事》,台北市:元尊文化出版,1997年。
杨克,《杨克诗歌集》,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
赵俊鹏,《心雨》,海南省海口市: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1994。臧棣,《诗合集》(臧棣,黄灿然,孙文波,肖开愚,张曙光诗合集),无出版资料。
简政珍,《台湾现代诗美学》,台北市:扬智文化,2004年。
罗任玲,《逆光飞行》,台北市:麦田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