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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当代书法的文化困窘与书法媒体的文化坚守 [打印本页]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6-7 06:49
标题: 当代书法的文化困窘与书法媒体的文化坚守
当代书法的文化困窘与书法媒体的文化坚守

● 姜寿田

当代书法与古代书法乃至近现代书法迥然不同之处，除了文化背景与生态环境的不同之外，还在于散播方式与途径的不同。古代书家创作囿于赏玩雅集的私密空间，书法的传播空间极为有限，并且是文之余事，不具有专业性质。近现代书法，虽已建立起社团组织，并引入展览机制，同时出现书家职业化倾向，如西泠印社、上海题襟馆书画会、上海豫园书画善会、中国书学会的成立；沈尹默在上海举办书法个展；吴昌硕、李瑞清、曾熙、康有为、沙孟海等鬻书海上，并收入不菲。但书法传播途径的主流仍是传统文人雅集式的。书法还未与报刊这一现代传媒相结合，书法的公共性形态还没有建立起来。当代书法则从一开始即奠立在现代传媒——书法报刊的基础上，并彻底改变了书法的传统生态模式。如文革后，首届全国群众书法大赛，即是由《书法》杂志社举办的。时值一九七九年，当时中国书法家协会还没有成立。此次大赛由于是文革结束后书坛第一次举办的大规模、高层次展事，因而它实际上起到了后来全国性展览的作用，影响非常之大，以至获奖者和许多参赛者后来皆成为书坛有影响的人物和各级书协的骨干。再如后来书协成立后举办的历届国展、中青展都无不与书法报刊媒体紧密结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形成的书法热，便是由展览机制与书法报刊媒体共同推动形成的。此外，当代书法思潮的产生与书法理论的发展也皆与书法报刊媒体密不可分，如对当代书法影响甚巨的书法美学大讨论与书法方法论讨论、流行书风讨论以及诸多书法思潮的蔚然兴会，都是通过书法报刊倡导实现的。因而，当代书法报刊与当代书法已构成紧密结合的互动关系，报刊媒体的信息承载和撒播已构成当代书法的重要生存方式，并由此使传统文人化书法转变为现代大众书法，传统书法的私密空间转变为公共性空间，这也构成书法的现代性重要标志。

　　就当代书法报刊媒体的生存状态而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是书法报刊媒体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有影响的书法刊物纷纷创刊，如《中国书法》、《书法》、《书法报》、《书法导报》、《书法研究》、《中国书画报》、《青少年书法》、《青少年书法报》等。这些报刊在不同程度上对新时期书法的复兴起到了推动作用，并以其理论观念的介入和舆论的倡导推动了当代书法的现代转换和现代启蒙。可以说，如果没有书法报刊的倡导推动，书法热就不会在全社会迅速形成，传统书法在新时期也不会获得宏阔的历史性发展。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受思想文化界“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整体学理转向的影响，书法报刊对当代书法的导向性和干预影响力明显降低、减弱，书法批评趋于沉寂，理论丧失现实关怀和现实敏感，理论话语趋于萎缩和边缘，理论与创作的互动性阐释严重丧失，书法报刊的独立性和导向性、批判性出现迷失。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市场经济和文化多元化的深化发展，书法报刊的生存压力空前加剧，媒体竞争也日趋激烈。一些新创办的书法刊物纷纷问世，而一些非官方渠道的民间性书法刊物其态势咄咄逼人，极具学术竞争力，这对当代主流书法报刊的生存现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走个性之路，重新谋求对当代书法的文化阐释和批评干预便成为当下一些有影响的书法报刊的变革方向，书法报刊的观念变革提上日程。

　　书法报刊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对现实书法的经验关怀，离不开对书法的文化守望和前瞻，离不开对书法的现实批判和文化阐释，离不开对书法的历史意识和问题意识的洞悉和揭橥。同时，当代书法也离不开书法报刊的舆论、观念支撑和公共性空间，离开了这种双向的互动性支撑，当代书法和当代书法报刊将最终失去发展的动力而陷入存在的虚无。

　　事实上，当代书法正处于一个复杂的问题语境中，而这是仅仅通过纯粹经验性书法实践所无法厘清解决的问题。如“现代书法”的合法化问题，书法的大众化与文化失范问题，书法理论的失语问题，书法传统与现代的转换问题，书法的精英化与大众化的冲突问题，文化转型与当代书法的生存状态问题，书法的现代性和本土化问题，当代书法的民间化取向问题，书法的媚俗化，草根化和官僚化问题等等。上述种种问题，都是需要上升到理论和观念的高度才能予以认识清理的。在这方面书法报刊有着广泛的介入和阐释空间，而这也是书法报刊媒体应担当起的历史和现实责任。当代书法是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中国文化转型期，当代书法正经历着由文化裂变所带来的文化阵痛，并且仍承受着二十世纪以来书法现代性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双重困扰，因而，当代书法当下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和症候皆可归结为文化问题。如无视书法文化本位而导致的对汉字本体的否定，消解汉字形音义的统一而混同于西方现代抽象主义，并以此标榜为书法的现代变革，从而表现出文化上的短视和浮薄。在这方面，“现代书法”所表现出的价值追寻的异化，表明当代书法现代性变革缺乏基本的文化理路，而它对书法的文化戕害更无疑于一种自虐。再如，剥离书法的文化性，将书法仅仅视作视觉意义的造型和风格图式，抽空传统书法的技——道观，从而使书法仅仅成为物化的工具论的东西，书法在一味的形式翻新和追逐中走向空洞、浮薄，并导致书风的俗化、境界的低下和书家教养感的阙如。

　　当今书界弥漫着一种对文化普遍冷漠的风气，很多人认为书法与文化、学养是两回事，走向专业化的当代书法，是独立的艺术创作，文化、学养不是书法创作必备的基础。有学问、有学养当然并不能一定写好字，但无学问、无学养也肯定不能成为卓荤的大家。正如黄山谷《论书》所说：“学书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因而书家的全部意义并不仅仅是写好字，黄道周说遇小物而通大物，历史对书家的选择除了书艺本身之外，还有文化、道德上的选择，一个腹无诗书、学识低下的书家无疑不会被历史所接受，而如果一个时代的书法风气普遍表现为对文化冷漠拒斥的话，那么这个时代的书法能达到何种高度也是不难想像的。道理很简单，书法作为文化本身，一旦游离于文化，书法本身还有何价值？而作为文化人的书家，自身没有文化，其身份不是颇可置疑吗？在这里，更多体现出的是对书家的文化和道德要求。而名垂书史的书法大师、巨匠，不论是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黄庭坚、黄道周、倪元璐，还有康有为、于右任都无不经过书史严格的文化和道德选择。

　　今年六月三十日，启功先生逝世给书法界带来极大震动。这种震动首先是缘于文化人格和学养的。书法的文化性使其始终要求书法界的领袖人物需具备崇高的文化资望和道德感召力，这是一个时代的书法具有文化合法性和道德感的象征。启功先生正是以其书法与文化人格的高度整合，而成为当代书法文化和道德感的象征，因而一旦大雅凋零，书坛又怎能不唏嘘万分呢？从中不难看出，当代书坛对文化沦落的焦虑和殷忧，我想，这一点已足以构成对那些振振有词地认为书法不需要文化支撑的人以尖锐地回应，并促使其加以深刻省思。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书法报刊媒体应立足文化本位，以人本主义的立场积极倡导介入当代书法思潮，开拓书法的公共理性空间并进行文化对话和文化批判，以前瞻性、独立性、批判性和多元化的姿态谋求和推动当代书法的文化超越。这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当代书法报刊媒体，实现可持续发展所应固守的本位立场和文化策略。

选自《书法》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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