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之友网

标题: ====云梦睡虎地秦简艺术研究中心--简介 [打印本页]

---

作者: 陈谷栋    时间: 2011-6-7 10:27
标题: ====云梦睡虎地秦简艺术研究中心--简介
  云梦睡虎地秦简艺术研究中心--简介



‘云梦睡虎地秦简艺术研究中心’是以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为研究对象，以云梦睡虎地秦简书法艺术特征及在书法史/美学史等方面的历史地位为研究角度，依托湖北职院艺术与传媒学院，整合相关研究人员共同进行学术研究工作的学术研究机构。

     云梦睡虎地秦简自出土以来，国内外专家学者从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和语言文字等方面进行过大量的研究，而从书法艺术和书法史/美学史的角度的研究尚不充分。

    本‘中心’倾力于从书法艺术和书法史/美学史的角度研究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弘扬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和提升云梦睡虎地秦简研究水平作出贡献。

    本‘中心’网络交流平台---《教师之友网》--中心在线。
http://xnjyw.5d6d.com/forum-160-1.html

---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6-7 10:33
感谢[云梦睡虎地秦简艺术研究中心]盛情邀为贵[中心]研究员。
希望在学术合作过程中，向各位同仁学习请教。
                                                管季超 2011。6。8
[attach]16754[/attach]

[attach]16754[/attach]

---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6-7 11:07
关于‘中心’研究工作的建议[要点]

谷栋先生：

-------秦简图谱的购藏；
                 [实物不可亲睹，图录便第一重要]

------书法史/书法美学史类著作之购置；

------细化研究计划；

------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搜获资料；汇集相关研究人员；

------建议形成一个‘中心’成员每一二月聚会碰头交流的机制，积思广益；


--------建议适当时候邀请相关专家就[研究方法]给‘中心’成员讲次课。

电话里细谈，此为[建议]之纲。

                                            孝南教育局教研室 管季超 2011。6。8。

---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6-7 11:13
浅析书法史研究方法模式

■ 孙唯一

一、从《书小史》到《中国书法史》（7卷本）

在我们所知的最早有关书法史研究方面的著作算是南宋时期陈思的《书小史》。该书收录了上古至五代共计531名书家，开创了以时间线性为体系的书法史编写形式风格。而到了明初洪武年间，陶宗仪作《书史会要》。相较于《书小史》，该书不仅在内容上更为翔实，也开始注重对书体的发展轨迹的研究，其文辞更为优美，体现了极强的文人情怀。之后国内学者对书法史的概括与研究，无一不受到这两本“教父级”书法史书的影响，以至于21世纪初，一部《中国书法史》（7卷本）将书法史的传统研究做到了极致。此书由多位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书法史研究专家合力而成，在史论上主要利用已知的古籍资料（正史为主）来科学地还原书法史，较为理性客观，具有一定的深度。

从《书小史》到《中国书法史》（7卷本）可以发现，传统书法史研究总是在以儒释道的哲学思想指导下，采用线性的历史脉络来引出书家，描述书作，评论影响——体系显得宏观而庞大，这样就带来一个弊端：对书法史研究的个案不够深入，表现在一定时期内，书法史教科书可能被奉为经典，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古代文物被公之于众，人们的审美意趣，思想理念也随之改变（例如上世纪的“兰亭论辩”）；书法史中的“史”字并没有很强烈的凸显出来，书法史研究者也不知道该如何很好地定位自己写的书法史，一不小心就写成了书法人物传记或书法美学鉴赏，出现了如 “一部书法史也是一部书法美学思想史”的断语。而历史学家看了我们的书法史书籍往往会问：“为什么一定要对作品进行那么主观性的评论？加了评论的作品还具有作品本身的意义吗？”

二、多元化的世界，书法史的多元化

随着晚清的门户开放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外国先进文化思想涌进国门，以至于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提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口号。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书法史的理论研究探索也出现了转型，而在这当中学者们又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一种是书法理论“西方化”，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熊秉明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该书不仅在多处引用了西方艺术赏析手段来解析中国书法作品的内涵，而且在结构上打破了历史线性脉络，取而代之的是按照作品风格系统化、归纳化。虽然这么做使得该书看上去更为“科学性”，却有悖于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在作品评述上也往往带有主观意识，而且遗漏了很多同样具有代表性的书法作品和书法现象——与其说是《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不如说是熊秉明自己内心所要阐释的书法理论体系；另一种是“中西合璧式”的书法史研究方法，理论形式上由《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中的论述为开端，而后邱振中受到启发并接过这一思想衣钵，写成《神居何所——从书法史到书法研究方法论》，通篇闪耀着真知灼见、东西方哲学思想的对立统一在这本关于中国书法理论的书中有如进行博弈，同时也向传统书法史研究作出了挑战。但是这么做依然有它的不足之处，过分关注于作品的表象形式，却对作品的内容题材没有足够的分析，从而难以在面对严肃的书法史问题中进行很深的挖掘。

“怀抱马克思主义信念的历史学家经常提出关于导致某种风格和运动产生的社会条件种种问题……”白谦慎的《傅山的世界》（中文版）在这一点上就做得非常好。将中外哲学思想与史料相结合，难能可贵的是，它对微观的探索和对宏观的把握拿捏得非常准确到位。该书狭义上主要是通过大量的古籍史料（不单单是依靠正史，还有相当多的野史，如信札笔记）来重新为傅山立传，对傅山的生平、书法艺术、后世影响都做了一定的研究；广义上以傅山入手，并将其放置于社会大环境中来探索，描绘了十七世纪中国书坛的图景，解释了例如在此之后为何书法的审美取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等一系列问题。我们不得不佩服白谦慎的驾驭能力，全书条理清晰，结构明朗，推论严密。此书的意义在于打破了我们对书法史的纵向研究方法——简单、归纳，一味追求系统的庞大，取而代之的是环形研究方法：以人为本，逻辑性更强，并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书法史，而不单单是以往的就史论史。

三、走进死胡同？

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了研究书法史的诀窍，知道如何理性地面对并书写书法史。不知是天意还是必然？就在《傅山的世界》（中文版）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时，创刊不到30年的《书法研究》却停刊了。这是否是对这一学术研究领域的致命一击，抑或该让那些出版社反思呢？

事实上，学术研究与商业需求的严重脱节是造成悲剧的直接原因。随着社会节奏的日益加快，从事书法艺术的工作者必须创作更多作品来满足市场的需求。当越来越多的书法史研究按照千篇一律的模式展现于世人面前时，意味着艺术工作者有更多的选择权来支配他们的理论指导，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可遗憾的是，学者们这些所谓的理论往往在学术上又体现了极强的“逻辑性”——不同于传统上的研究方法，引证广泛而具有代表性，句式结构严谨缜密，方法论证上主要以演绎推论法为主。而艺术工作者普遍只急于希望在技法、格调等一系列作品表象的问题上快速得到解决，使作品在短期之内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却忽略了书法艺术本身的内涵，无法静下心来细细咀嚼书法史，以至于无法真正做到以史为鉴从而达到升华自己作品的目的。

另一方面有别于传统的书学研究，我们的书法史学者受到西方方法论影响，特别是越来越注重视觉体验。这种思维模式在面对明清时代的书坛现象时能做到很好地解读——因为有相当数量的大尺幅作品，尺幅的加大使得作品更具有视觉冲击力。但过分地将焦点集中于此会让读者误以为学者只是对作品的评论，而无法在书法史研究中得到有效的展开。

于是我们便把目光投向了浩如烟海的古籍，书法史学者们往往像“侦探”一样搜索其中的蛛丝马迹，从而发现新的未知领域。但如今走这一路线并从中得到益处的大多数学者是很愿意扎根于明清广泛的史籍资料或一些很具有特色的地方书家上，却在面对书法流变极为重要的时期（如魏晋南北朝）望而生畏——由于史籍的匮乏、语言的晦涩，造成了不同人在理解上的出入，这一段书法史该怎样评述？何况，当我们研究完傅山等一系列相似的人物时，我们是否会发出这么一个疑问：傅山等人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需不需要费时费力在这些人上下功夫呢？要想验证这一点，只需看看不同时期书家的取法对象即可，很少有人会以傅山等人作楷模吧？“我们认为，书法史不是历史上所有文字与书法现象的集合，而要有代表性、普遍性、规律性，是主流”。毕竟，书法史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证书法艺术少走弯路、健康发展，我们都知道二王法书相较于傅山的作品蕴含着更为纯熟的技法和更深的内涵，这样的理由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的书法史学者花更多的精力在经典研读上吗？

四、结语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的书法史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坐在象牙塔之中，而要秉承与时俱进的传统，满足于大众，服务于社会。要想达到这一步，就必须保持在对书法史研究深度不变的情况下，在语言表述上进行适当的修饰，从而能让更多的人接受并参与其中，使得书法史的研究能够与书法艺术蓬勃的发展相辅相成。

而在方法论问题上，西方带来的思潮对我们而言只是借鉴而非替代作用。在书法史研究的问题上我们也应该具有自己的特色，不要为了将书法艺术国际化而形成书法史的国际化，毕竟我们在传统的书法史研究上还很逊色。在依靠东方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形式上能承袭自己的传统语汇，而非教条性照搬西方语言。

---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6-7 11:14
神居何所--从书法史到书法研究方法论
作　　者： 邱振中
出 版 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5年07月 版　　次： 1

---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6-7 11:16
关于学习和研究书法史基本方法的认识

● 张同印
几千年的中国书法史纵横交错，内容丰富。对于错综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书法史的学习和研究，必须掌握正确的方法才能探寻其发展规律。

首先要坚持客观性原则，这是学习和研究书法史的前提和基础。书法历史不会重演，但是通过史学家的研究，可以客观地、部分地再现出来。讲求客观性就要力求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历史是过去时，为后人的研究增加了难度。特别是年代久远的历史，由于资料的缺乏，全面完整地反映当时的历史状况难度更大。书法史的基本构成因素是：人、物、事。所谓人就是从事书法活动的人物。所谓物就是历史遗存下来的书法作品。所谓事就是历史上对书法发展产生影响的事件。坚持客观性就是对书史中的基本因素还其本来面貌，寻找历史坐标，给予准确的定位和客观的评价。

坚持客观性要处理好实物资料与文献资料之间的关系。研究书法历史必须占有翔实的资料。对于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的考察和研究是书法史研究的两个基本内容。二者相互参照相互印证，以求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文献资料是由人编撰出来的，难免带有人的主观因素。因此经常会发生文献资料与实物资料相悖的情况。如果二者发生矛盾，应当更相信实物资料。如“程遂造隶说”，在战国秦简没有出土之前一直是传统成说。虽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隶书非程邈一人所创，但是，苦于没有实物资料佐证。因此，隶书的产生一直是个谜，长期困惑着人们。于是一些人费尽心思寻找秦代隶书实物，甚至把秦权量诏版文字误认为是秦代隶书。战国秦简的出土终于揭开了隶书产生的谜底，“程邈造隶”不攻自破。在没有实物资料相印证的情况下，对文献资料旁征博引并善于进行综合分析，力求得出更接近客观事实的更科学的结论。决不能仅凭主观臆测，凭空揣度。不顾历史事实，把主观认识强加于历史，此乃史学研究之大忌，必然会走入歧途。

坚持客观性要排除个人的主观好恶，以主观认识代替历史的客观事实。刘知已在《史通》中说：“因其美以美之，虽有其恶不之毁也。”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讲：“因其恶以恶之，虽有其美不之誉也。”对历史人物、作品和事件的评判是书法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每个研究者都会从不同角度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坚持客观性则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前提条件。应当辩证地进行综合全面分析，给予准确的判断和客观公正的评价。—切不可以个人好恶为标准，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当然，对于历史的分析研究总离不开研究者的主观认识。然而，主观认识必须建立在客观性的基础上。强调客观性并非否定研究者主观因素的参与。主观因素体现在研究者资料占有的情况，研究方法和能力、学识修养及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在充分占有资料的情况下能否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从中得出深刻而全面的结论，这是研究者主观能力的表现。在坚持客观性的前提下，由于主观因素的差异可以体现研究水平的高低。但是，如果丧失了客观性，不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而是要求历史去适应主观的需求，这是对历史的篡改和歪曲。科学研究是可以进行大胆假设的，然而这种假设必须以客观性为基础。而要作出结论就要讲科学重证据。凭空想象和猜测，以至主观臆断是有悖于学术道德的。

人无完人，字无完字，这是一般的历史事实。但是，在具体分析问题时不能各打五十大板。固然，因其“美”而不言其“恶”，或因其“恶”而不言其“美”具有片面性，然而“美”与“恶”总有主次之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事物的基本性质。不能因有小“恶”而毁其大“美”。反之也不能因其小“美”而掩其大“恶”。在对历史人物、作品、事件进行评判时，应当抓住主流和本质，进行全面客观、准确科学的定位。“美”与“恶”本末倒置固然违背客观性，不分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也是违背客观性的。如赵孟fu的书法，在一些碑学家的眼里是柔弱甜媚书风的代表者，在一些帖学家的心目中则是正统书风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如果我们客观地评价赵孟fu的书法，应当看到他是集古之大成者，具有全面而深厚的文化修养，是站在传统的高度傲视群雄的一代宗师，堪称大家路数。不能因其书“甜”而否定他的历史地位，亦不能因其集古之大成而认为无懈可击。

其次，要树立整体性的观点，宏观与微观结合。学习和研究书法史要有大局观，善于驾驭和把握全局。只有树立了整体性观点才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宏观整体的把握是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审视书法发展的各个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把书法历史现象置于社会文化大背景下，考察影响书法发展的基本因素以及书法发展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对于书法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以至于每一个朝代的考察也要视野开阔、能够总揽全局。把不同历史时期的书法置于整个书法的历史长河之中，同时又要置于当时社会的文化背景之下，横纵结合，才能确定其历史坐标。

强调整体性并非轻视对书法史微观的考察和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但是，微观上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要建立在对宏观全局的把握上。对于书法史的具体问题要条分缕析，理出线索，梳出头绪，然后进行综合分析，从而概括出规律性的认识。要把书法发生的具体历史现象置于整个时代的书法发展状况、社会文化状况的大背景下，对具体问题的认识才能深刻全面。微观的研究如果背离整体性原则，就会陷入就事论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孔之见必然产生片面性。不能深入到事物的内部认识事物的本质，这种认识必然是肤浅的茫然的。只有把微观的研究置于对宏观的把握之中，微观的研究才会有依据，才能找到恰当的位置。

学习和研究书法史要宏观与微观结合。既善于把握全局，审时度势，又能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具体问题研究成果的积累和内在联系的建立形成整体性的认识。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又促进具体问题研究的深化。强调整体性并不排斥微观的研究，只有宏观的把握是不够的。宏观的把握如果脱离了微观的研究就会空洞无物。宏观与微观结合才能以小见大，由浅人深，由局部到全局。

学习和研究书法史还要树立发展的观点，横纵结合。历史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不是静止不变的。按照历史的发展顺序，各个历史时期构成了一环套一环，相互衔接的链条。每一环节有其独立性和特殊性，又与前后环节紧密相连。对每一时期的研究应当置于整个历史发展的链条之中，建立起各个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一个时代的书法总是前一时期书法发展的积累，总与前一时期的书法状况密切相关。同时，一个时代的书法又为后一时期书法的发展创造条件，奠定基础，对其产生影响。因此，研究某一时期的书法状况就要弄清来龙去脉，探其来由，知其去向。因此，书法史的研究首先要建立起纵向的相互联系，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进行考察。

坚持发展的观点要横纵结合，不仅能够把握纵向时间发展的顺序，而且还要在具体环节上横向空间展开。不仅要把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搞清楚，而且还要把每个环节的具体情况搞清楚。横向展开就是要深人到具体环节之中的各个层面。只有纵向的考察而没有横向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单薄的，只是粗线条的轮廓。只有横向对某一时期的具体研究，而不能纵向建立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这种研究是静止孤立的，是支离破碎的。应当在横纵交叉中寻求二者的结合点，这种研究才是全面的，充实的。

研究战国至秦汉的书法，主要以隶书的发展为线索。战国至秦文字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面对“文字异形”，正体向统一规范化发展，最终“秦国文字为小篆”。二是朝简约流便化发展，在俗体的基础上产生了隶书。隶书萌生于战国，至秦、西汉初期广泛使用，但不成熟，是古隶阶段。西汉中后期成熟，东汉成为官方正体。隶书演变发展的轨迹是纵向的延伸。然而，只有纵向的考察是不够的，还要对隶书发展的各个阶段，横向展开深入研究。诸如隶书产生的原因；秦代隶书的使用状况和地位，汉代文字政策对隶书发展的影响，简牍隶书和石刻隶书的关系；东汉石刻隶书的兴盛及风格特点等。纵向的考察使我们对隶书发展的基本过程以及各个阶段之间的联系有了清晰的认识，知道了隶书的来龙去脉。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横向展开对每一阶段进行深入研究，又使我们了解了每一阶段隶书的具体状况。横纵结合使我们对隶书有了全面的认识，这种认识是立体化的，血肉丰满的。

学习和研究书法史还应当树立联系的观点，坚持内外结合。书法作为一个复杂的事物，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在与其他相关事物的联系中存在的。同时，书法内部的各个要素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书法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生活习俗等社会许多方面都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书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与其他文化现象之间发生着密切的联系。社会状况对书法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书法史必须把每一时期的书法置于社会大背景下，置于文化大环境中，寻求书法与相关的社会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建立相互间的联系不是穿靴戴帽，生拉硬扯。而是找出它们之间的连接点，以及内在联系的必然性，探究影响书法的外部各种因素，找出书法发展的社会根源和文化基础。晋尚韵与魏晋玄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时期以高门大族为代表的家族书法家群体的形成与晋代士族分封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宋代大兴帖学与宋代帝王崇尚以及文人化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又与印刷术的发展相关联。帖学的发展又对尚意书风的形成产生了影响。清代碑学兴起即是帖学弊端日益严重，矛盾向相反方向转化的必然结果，又与金石学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此等等，说明研究书法史仅局限于书法本身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充分考虑影响书法发展的外部因素，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书法是一个复杂的事物，内部各个组成要素之间发生着紧密的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大到形式与内容，碑学与帖学，名家书法与民间书法，再具体到字体、书体，文字载体，表现形式，风格特点，地位影响等。因此，研究书法史还应当深入考察书法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内外结合，探求书法发展的内因和外因以及内外因之间的关系。 ttp://www.zgyb.org

学习和研究书法史要树立客观性克服主观盲目性，树立整体性克服片面性，树立整体性克服静止僵化，树立联系性克服孤立性。在客观性基础上，要有驾驭全局的能力，宏观与微观结合。在动态发展过程中横纵结合，在广泛的联系中内外结合。进行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化研究，才能全面、深刻、准确地把握书法发展的客观规律。

当前在书法史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一，穿靴戴帽。社会背景单摆浮搁，不能真正建立起内外之间的必然联系，形成两张皮。其二，绝对化倾向。不能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肯定者则完美元缺，甚至不惜使尽溢美之词。否定者则一无是处，不惜用尽诋毁的语言。其三，主观随意性。以主观认识代替客观事物。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而是把主观认识强加于历史。主观臆断，凭空猜测，缺乏学术的严肃性。其四，就事论事。孤立地研究书法的某一问题，不考虑与其他相关事物的关系，必然会产生片面性。这种研究是表层的肤浅的。其五，泡沫研究。摆出一副学术高深的架式，用华美和晦涩的语言包装、文风浮华，内容空洞，言之无物。其六，以反传统为创新。对传统不进行严肃科学的审视和分析，盲目地否定传统，并以此为时髦，标榜创新。对于古代书法文化传统应当继承和发展，没有继承也谈不上发展。对传统应当以严肃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进行深入分析和思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可盲目照搬也不可盲目否定。学术贵在创新，创新并不等于全面否定传统。所谓创新可表现在多方面：或是对传统的延伸、扩展、深化、升华。或是言前人所未言。或是辨析纠正其谬误。不分青红皂白盲目地否定传统必然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其七，急功近利。缺乏翔实资料的积累，不愿做深人细致的思考。只求速度和数量不求质量，草率急就短期行为，以浮躁的心态从事学术研究。或是同一内容改头换面，重复发表。没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的精神。这种研究态度，速度虽快，数量虽多，很难保证学术的高水平。中国书法史的研究是一项严肃而艰巨的工作，必须有严肃认真的态度，扎实深厚的学识，很强的研究能力，科学有效的方法，来不得半点虚伪和浮躁。只有扎扎实实地，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才会取得无愧于前人，有功于后代的成果。

---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6-7 11:19
丛文俊：书法史研究存在“缺环”



　
日前，书法史学者丛文俊在“2008中国苏州（相城）书法史讲坛”上举办了题为《艺术与学术》的讲座。

    丛文俊的话头从“书法史如何更好地关注艺术，是我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开始展开，从“理解作品”讲到“理解作品后面的人”。他认为“我们应该关注古代书法家所有的一切”，并说这正是当下书法研究中的“缺环”。

    丛文俊首先指出了当下书法研究中的一种现象：在评述古代作品时，或者仅仅引用古人的原话，或者是引用后只是“略加评说”而不是深入地进行剖析，像古代书论说的张芝“下笔必为楷则”和杜度“杀纸甚安”等等，很少有人深入追究“楷则”与“杀纸”指的究竟是什么。他希望研究者关注类似的理论问题，首要的是关注艺术的“风格”问题。

    他指出古人论书时往往不去区分书体和具体作品，只是概括地说某某“如何如何”，比如张怀瓘评论欧阳询的书法“险绝”，究竟是针对哪种书体而言的呢？张怀瓘没有明说。那么，“险”是针对草书而言的吗？丛文俊分析说：草书环转，很难说险绝。他引导我们从欧阳询书法“楷书右角上耸”、“笔势相背”、“如武器戈戟”等具体特点进行分析，结论是：这些特点“可能”都与“险绝”的评价有关，但以“险绝”概括欧阳询书法的特点主要是依靠“以日常生活体验为参照系”进行的，如我们经常观看险要的山，尤其是那些四壁如削、兀然高耸的山石，那“高”、“危”的特点便给人一种“险”的感受，有了这种体验的人回过头来再去欣赏欧阳询的书法，便能从字形的“高”自然而然地生出“险”的审美感受来。也就是说，这种评价中包含着想象的因素。他认为古人评价书法的类似术语实际上不是概念和范畴，而是一个个富于想象的“意象”，这些“意象”的塑造则依赖于“审美联想”的机制来完成。

    丛文俊剖析当下解读古代书论的特殊困难：一是随着“古代生活”的消逝，人们失去了古人那种以“意象”描述审美感受的能力，二是借用西方艺术理论和美学中概念来评价中国书法又“不准确”，或者说是“远远不够”。他的论断是：评价作品要有想象力，在书法研究活动中针对作品的想象有助于进入角色。
在丛文俊的分析中，影响对古代书论正确理解的因素，包括“语言规范经验”和“古今语言悬隔”。首先，欣赏者对名家经典的感受、经验非常丰富，但是描述方式却缺少固定的“规范”，在选择“打比方”或其他方式时并没有固定性，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米芾就曾指出“前贤论书”时“征引迂远，比况巧奇”，批评梁武帝评价王羲之书法的“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八字不够清楚，但他自己也采用这种“打比方”的方式描述自己的感受经验。可以说“打比方”和“意象概括”的论书方式一直是古人论书的主要方式，所以，要对古代书论的这一特点特别关注。他分析古人打比方的方式经常依赖于“文学创作的经验”，如黄山谷说“字中有笔，如禅家之句中有眼”就是这样的例子。丛文俊认为这种“古今语言悬隔”的现象导致的体验差异，经常会造成“很可怕”的后果。写字方法不当，就会造成审美体验的缺乏和描述方面的错误，例如清初隶书和颜真卿书法的例子：因为清初隶书作者很少见到汉隶，所以他们写的隶书“都不是来自汉碑”，这种汉隶书写经验的缺乏导致他们的隶书写得不好，评价也不准确；还有就是历代有很多书论家把颜真卿纳入二王书法的谱系，实际上颜真卿的字却是“出自官楷”，“与王羲之没有多大关系”。根据这两个例子，丛文俊断言：当下书法史的研究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检讨，不能无批判地沿用古人偏颇的评价，而是要客观地还原历史。

    “还原历史”是丛文俊研究的落脚点，在这一方面，他指出了两个前提——“努力进入古人的书法生活场景”和“正确阅读与理解史料”。就前者而言，指的是“进入古代经典书家的生活场景”，具体地思考“什么样的文化在什么情况下才与书法发生关联”和“文化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真实地影响书法”等问题。丛文俊的话题从批判目前学术论文中的空洞做法开始并深入展开，他首先列举了一些学术论文中“佛、禅思想对书法的影响”等等贴标签的做法，然后指出这些研究中有许多并没有找到佛学和禅学与中国书法的真正衔接点。他陈述说：其实佛学和禅学对书法的影响极少，很多人拿黄庭坚《诸上座帖》来论证山谷书法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其实二者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古代书家抄写佛经是很普遍的现象，但不能就此认定他们的书法受到了禅宗思想的影响。丛文俊主张在文化和书法之间“一定要找到真实可信的衔接点”，并援引了自己对宋代士大夫夜生活的具体考察作为例证，他指出正是这种夜生活“意味着个性的解放和对法度的改变”，只有在这种大家都可以“写个性”的风气下，才有了宋代“尚意”书风的出现。但他还慎重地指出下列事实：宋代的很多书论，却并不是从这里起源的。丛文俊还提到了自己通过《世说新语》了解“晋人生活”的例子和自己对郑板桥“写怪字”原因的考察，认为郑板桥“写怪字”的目的在于卖给当时的盐商。在“怎样阅读史料”的问题上，丛文俊强调要注意“话语情境”。譬如苏轼“评六家书”和“傅山的‘四宁四毋’说”，必须放到具体的“话语情境”中去理解才行，特别是傅山的“四宁四毋”说，本意并不是“要把字写丑”，而是特定的政治、伦理原因使他告诉自己的子孙：宁可把字写丑了，也要写出个性来，即是说，傅山的立场在于“人格”价值方面。

---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6-7 11:19
書法史研究的隨想四則

--------------------------------------------------------------------------------


黃 簡





一

　　有關中國書法史分期和斷代的問題，我曾經寫過兩篇論文。一九八一年九月，《書法》雜誌在紹興召開「中國書學研究交流會」，我在會上發表了第一篇論文，題目是《中國古代書法史的分期和體系》。 這篇文章主要對古代書法史進行宏觀的切分，我一直想做更細緻的研究，但這期間我負責的《中國書法大辭典》編寫工作進入高潮，無法抽出時間。其後我移居香港，編輯《書譜》雜誌，也是非常忙碌的工作。差不多十年之後，移民加拿大，才有時間看點書。一九九四年九月，滄浪書社在江蘇常熟召開「中國書法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我發表了第二篇論文，題目是《〈傳授筆法人名〉考—─兼論漢魏以來書法史的四個階段》，作為第一篇論文的續篇。

　　 我在第一篇論文中，把中國古代書法史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期為「發生期」，從春秋末期至秦、漢之交，以篆書為主要書體，以李斯為其終結。

　　　第二期為「形成期」，從秦漢之際到漢末桓、靈時期，以隸書為主要書體，章草為其變體，以蔡邕為其終結。

　　　第三期為「成熟期」，從桓、靈之時至清末，以楷書為主要書體，行、草為其變體，張芝、鍾繇是開創人物，二王父子是總其大成、成就最著的代表性書家，至康有為輩是其終結。



　　我在第二篇論文中，把中國書法的成熟期再細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漢魏張芝、鍾繇直至二王，這是筆法創始並確立的時期，出現了張、鍾、二王這樣的代表人物，所謂「晉人尚韻」，即指當時已能用純熟的筆法去成功地表現出魏晉風範，為後世確立了書法的法則。可稱為「立法時期」。

　　　第二個階段，是二王後至五代，這時期中，筆法代代傳授，影響日益擴大，所謂「唐人尚法」，即指此一階段以追求筆法為風尚。現在的書家都以臨帖為功課，但晉唐卻是以尋找名師詢問筆法為主要方式，一得筆法，立即身價百倍。可稱「傳法時期」。

　 　　第三個階段，自宋開始，筆法中斷，不得已以刻帖相代。《淳化閣帖》開創了一個新時代，古人的書跡成為無聲的老師，學書者只能在刻帖中摸索古代的筆法，於是有「帖學」之興起。所謂「宋人尚意」，只是法外求意，亦為無可奈何的事。這一階段是「帖學時期」。

　　第四個階段，從清代中期起，帖學既是自己臨帖學習，於是眾說紛紜，甚麼人都可以解釋一番，故兩宋以來，筆法不精。帖本翻刻日久，字畫模糊，自然漸漸走入窮途，遂有「碑學」之興起。這一階段是「碑學時期」。



　　 這兩篇文章，是我對中國古代書法史分期的闡述。可列表如下：



一 形成期 從春秋末期至秦、漢之際        
二 發生期 從秦漢之際至漢末桓、靈時      
三 成熟期 從東漢桓、靈之後至清末 1 立法時期 鍾繇、張芝起，至二王。
2 傳法時期  二王後至隋、唐、五代。
3 帖學時期 宋刻閣帖起至清中期。
4 碑學時期 阮元、包世臣起至民初。





二
　　文章寫了出去，但在構思過程中還有一些想法，沒有寫入論文。論文不是揚州炒飯，可以一次過加那麼多作料。乘這次浙江博物館召開書法史會議的機會，把一些多年的想法寫出來，向諸位請教。

　　第一，書法史不必依照朝代劃分

　　 觀察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到，我對書法史的分期，是按照性質來分的。我長期來有一個想法，就是書法史不必按照朝代來分期。我所見到的書法史著作，基本上都是依照朝代分期的。是否有不按照朝代分期撰寫書法史的，我孤陋寡聞，沒有見到，海外又不容易買到新書，我很期望有這樣的書法史。

　　 按朝代寫歷史，漢魏晉唐，宋元明清，敘述起來有其方便之處，約略等於編年史。朝代好像公路旁的路標，有時間上的沿序作用，但是這樣寫出來，往往平鋪直敘，等於一篇流水帳，故司馬遷以紀傳體救編年體之窮。紀傳體的好處是把一個人的材料集中了，省了讀者的功夫。

　　現在我們看到的書法史，材料很多，人物很多，但被朝代所分隔，不能形成一個專案。比如書法史上最重要的人物「鍾張二王」，鍾繇﹝151-230﹞為真書之祖，張芝﹝？-192？﹞為今草之祖，二王繼承鍾張，集其大成。孫過庭《書譜》，開章就說「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為絕倫，其餘不足觀。』可謂鍾張云沒，而羲獻繼之。」幾句話就把中國書法的遞變，講得清清楚楚。「鍾張二王」是一個專案，是中國書法成熟期的發源，我認為要集中在一起講。現在的書，把張芝歸入東漢，鍾繇歸入三國，實際上兩人是同時期的，張芝年事稍高而已。以朝代劃分，就把兩人隔開了。

　　 類似的例子還很多。我再舉一例：盛唐書壇，實根源於智永。盧攜《臨池訣》說：「吳郡張旭言：『自智永禪師過江，楷法隨渡。永禪師乃羲、獻之孫，得其家法，以授虞世南，虞傳陸柬之，陸傳子彥遠，彥遠，僕之堂舅，以授余。不然，何以知古人之詞云爾。』」 盧攜字子升，范陽人。乾符四年（877）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為唐代宰相。 作為當朝重臣，萬眾矚目，所記張旭之言，絕非輕率沒有根據。張旭指出了有唐一代書法遞變的繼承關係。宋朱長文《續書斷》云：「浮屠智永學逸少書精極，名重於陳，世南從學焉，盡得其法，而有以過之。」 初唐虞歐褚薛四大家，中心人物是直接繼承了二王法乳的虞世南，開花散葉，有唐一代書家如褚遂良、張旭、徐浩、顏真卿、懷素都源出於此。故唐代書法不從智永講起，就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可惜現在按朝代分期的書法史著作，把智永歸入陳，虞世南歸入唐，中間還懸隔著一個隋朝。結果這對關係緊密的師徒，頓時變成牛郎織女，化成零碎的片段。

　　 清代的書法也不好講。清代書學，一分為二，前期歸入帖學，後期卻是碑學。前期是董其昌流風，道光之後，可以碑學概括之。董其昌是明人，這是帖學最後的尾巴，下垂到清代前期。如果硬把朝代作為界線，就把帖學這尾巴切斷了。有本質聯繫的事，原是一個學術專案，不能因為改朝換代而分拆開。

　　 王朝的更替，只是政權變動的標誌，跟藝術的發展，沒有必然的聯繫。史學界研究社會制度的發展，都不採用朝代的分期。比如中國封建社會的起點，郭沫若提出在東周春秋、戰國之交；中國近代史的起點，史學界認為始於清道光二十年（1840）的鴉片戰爭；中國現代史的開端，不少人提出是民國七年（1919）的「五‧四」運動。可見歷史的敘述和階段的劃分，只按其性質，並不依照朝代。至於書法史和王朝改變，更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了。比如辛亥革命，我想不出武昌起義一聲炮響，對書法有什麼大影響。

　　 藝術有它自身的規律。撰寫書法史要挖掘出自己的規律，這樣才比較深入。遵照朝代分期來寫書法史，我總覺得有不足之處。





三
　　第二，書法史一定遲於書寫史

　　 在上面表中可以看到，我把中國古代書法史的發生點，定為從春秋末期始。換句話說，在春秋末期以前，沒有書法藝術這件事。詳細的論述，見我第一篇論文。

　　現在許多書法史著作，都是從文字產生寫起的。歷史上有金文，他們的書法史就從金文開始；一八九九年王懿榮發現了甲骨文，書法史就上移到甲骨文寫起。五六十年代發現了陶文，我看見書法史又推到六千年前。我實在不能想像在茹毛飲血的時代，連衣服也沒有，大家用獸皮遮擋下身，用木棍和石塊打獵回來，一邊在山洞中烤肉一邊練書法的情景。

　　現在有一種「泛書法化」的現象。從縱向上說，把書法緊緊地跟隨文字的起源。從橫向上說，只要地下挖掘出任何帶有文字的古物，馬上就有人高聲地讚美它的書法。這些東西，大多數只是民間普通的書寫，我們研究書法史的時候，作為對照物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他們本身只是「書寫」作品，不是「書法」作品。我不承認這是高妙的書法創作。如果你在杭州的馬路上訪問一百個人，其中必定有寫一手漂亮字的。但他只是沈尹默先生說的「善書者」，不是「書法家」。你大可建議他寫幾張字埋在地下，五百年後會有人研究他的書法，以證明沙孟海某一筆受到他的啟發。

　　 「泛書法化」者從縱向和橫向上，把所有的文字書寫都當作書法了。我一直想有機會請教這些朋友，您心目中的書法究竟是什麼？是否等於書寫？沒有筆法的作品，算不算書法？這些簡單的問題，是書法史研究的基石，現在沉在一片混水裡面，看不清楚了。

　　 比如唱歌，人人開口都可以唱，現在有卡拉OK，不需要訓練，想唱就唱。但是人們沒有懷疑過音樂學院聲樂系存在的價值，大家都知道專業的歌唱，和普通人開口唱歌不一樣。

　　在書法這一門藝術上，卻產生了奇怪的現象。沒有筆法的東西，都被拉進書法範疇中來。書法書法，就是講「法」，沒有法只是「書寫」。現在很多書法史的著作，實際上是「書寫史」。

　　「書寫」的確是從文字產生那一天就開始的，但「書法」卻要經過相當長期的書寫實踐，才能懂得其中的奧秘，才能發現「法」。而後又要經過相當長期的積累，才能形成系統。再說，就算有了筆法，也不是每個書寫者都能掌握的，現代資訊如此發達，書寫群極為廣大，你可以大量宣傳筆法，但最終懂「法」的比例還是少數。

　　 所以，從時間上說，「書法史」必定比「書寫史」遲；從範圍上說，「書法史」必定比「書寫史」狹。如果一本書法史，時間上和書寫史一樣長，範圍上收羅了只屬於「書寫」的作品，這本著作就放棄了基本的學科標準。





四

　　第三，書法創新的兩個階段

　　 在上面的表中可以看到，我把東漢鍾張到二王，稱為「立法時期」；二王後到五代，為「傳法時期」。歷史的書法創新時期，可以分兩個階段，各有特色：

　　 在漢末到魏晉，以創造新書體為主。劉德升創造行書，毛弘創造八分，張芝創造今草，鍾繇創造真書，王獻之創造破體、一筆書，等等。新書體的產生，其根本原因是筆法的發現。韓方明《授筆要說》曰：「自伯英以前，末有真、行、草書之法。」這是晉唐人的共識。毛筆的使用方法被發掘，形成了書法上最寶貴的「筆法」。這促使隸書寫法轉化為楷書，章草轉化為今草，正書衍生出行書。當毛筆的技法被窮盡之後，新書體的創造也就停止了。

　　 所以魏晉以後，書體的意思就變了，所謂「顏體」、「歐體」、「趙體」等等，只指一個書法家的個人風格。「顏體」就是顏真卿所寫的作品風格，顏真卿寫過行書、真書、篆書、草書，這些作品有共同的個人風格，統稱為「顏體」。孫過庭說「書之為妙，近取諸身」。唐宋以來所有書法家，都以創作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為目的，「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為姿」，僅此而已。這是書法創新的第二個階段，一直到現在，都無法越出這一範疇。

　　 世界上表現形式最豐富的就是人性。而每個人的字跡，都像遺傳基因一樣帶著他獨特的個性，這給書法創作提供了永遠的迷人境界。一個沒有學過筆法的人，他也能在書寫中表現個性，但他如果想把這種表現上升到藝術的程度，他就必須經過筆法的訓練，方可揮灑自如。而掌握技法之後，書法作品的高低，只是個人修養的競爭，故曰「技進乎道」。「書道」以提昇人性為目的，陶冶性靈最終引導我們思考人生的意義。「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王羲之《蘭亭序》正是在這一點上，找到了宇宙之「道」。於是花道、茶道、柔道、劍道、棋道，殊途同歸，萬佛歸宗，最終在「道」上取得了統一。所謂人性，就是我心中之宇宙；所謂人性美，就是宇宙之美，就是道之美。這給我們無窮的發揮天地，使書法可以永久地吸引到愛好者。

　　 五十而知天命，我到這年紀，凝視大師的作品，感到心靈的震動，他們使我沉思。宇宙之無窮，生命之短促，書道變成我對人生的哲學思考。道可道，非常道。「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攬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歷史發展到這一步，還有什麼更新的「書法創新」呢？我看所謂的現代創新派，跳不出這一範疇。漢字已經定型，你不可能在楷書外，再多創造出什麼字體，那是一條死路。既然大家都在表現自己的人性，也就無所謂創新。人性沒有新舊之分。

　　 現在毛筆時代結束了，我們躬逢其盛。書法將退出實用領域，變為一種古典藝術，正像射箭、擊劍、拳術古典技擊一樣。試圖把他變成一種現代藝術，我想是徒勞的。當然，現在某些人不用毛筆，用剪刀、排刷等其他工具來「創新」，又加上彩色、立體效果，我想一定會成功，只是那不叫書法。





五
　　第四，二王系統是中國書法主流

　　上面的表格，是對歷史橫向的切分，如果從縱向上說，應該有一條主線，貫通這前後幾個時期。對歷史進行分期不是切斷歷史，講述歷史，必須指出主線，綱舉目張，條理就清楚了。現在許多書法史，羅列的材料相當豐富，但是沒有主線，給人支離之感，收不攏。

　　黃宗羲寫《明儒學案》，分為一個一個學案，然後以一根主線領導之。書法史能否採用這一方法？先寫一個一個流派，學王的，學顏的，學趙的，學董的，各有什麼特色，然後貫通之。我曾經提出過，筆法的發現和師徒傳授，是書法史一條主線，由此形成了二王系統。當然書法史也可以從其他角度寫，但總要有一個標準，一個主線。好比寫詩詞史，音韻的發現和發展就是重要的線索，這不需要跟隨王朝的變動寫，而是自己提出一個標準來寫。現在的書法史，牽涉的面太大，頭緒繁雜，什麼都寫，看不出作者的主線是什麼。寫來寫去，大家都差不多。

　　中國書法進入成熟期之後，主流無可爭辯是二王系統，承認這一主流，對發展書法藝術有莫大的好處。從這主流中間，可以發展出很多支流。什麼學科都有主流，譬如中國的倫理道德，是孔孟之學，是儒家。你可以信奉法家、墨家、陰陽家，但不能否認歷史上儒家是主流。而儒家後來又發展出許多分支，但萬變不離其宗。同樣的，在書法這領域中，你可以寫北碑、漢簡、泥封、甲骨、揚州八怪，但無法否認二王是主流。虞歐褚薛，顏柳趙董，顛張醉素，都是二王體系的。

　　王家舖子，開了一千五百年。原來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但到了清代道光年間，提倡碑學，開始否定二王體系。阮元還算客氣，把南北說成是平等的兩派，二王已不能獨尊。至包世臣開始貶南尊北，康有為語不驚人誓不休，竟說「大約得隋人一碑，勝唐人十種。得梁一碑，勝齊、隋百種。宋元以下，自《檜》無譏」。大筆一揮，唐宋元明清全部抹殺了，以南帖為標誌的二王系統也就完蛋。康提出「卑唐」，貶唐代書法為「淺薄」，讚美北魏「乘晉、宋之末運，間齊梁之流風，享國既永，藝業自興」，北碑「體裁俊偉，筆氣深厚，恢恢乎有太平之象」 ，這符合歷史事實嗎？此人一貫強詞奪理，《新學偽經考》就是一例。

　　碑學最成功之處，在於先有理論，然後指導創作，成績斐然。但碑學的理論，不是平心靜氣，實事求是，而採用擾亂中國書法的體系以抬高北碑，說過頭話，抬高北碑的藝術地位，好像當時拓跋氏文化高過漢族文化。《周書》卷四十七《趙文深傳》云：「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游等翕然並學褒書。」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是王褒的姑夫，《周書》卷四十一《王褒傳》：「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世。」所以王褒本人就是學二王的。南北之間，誰高誰低，不是很清楚嗎？現在寫書法史的作者，受包、康影響，不敢不寫幾句北碑的好話。

　　碑學只能說是中國書法史的一個分流。帖學是二王系統的肯定面，碑學是二王系統的否定面，一正一反，都可以寫。這樣來看兩大流派，實際上都是二王這一主流下的分支。

　　 這五十年來，以沈尹默先生為代表的書法家群體，大力主張回到二王體系上來，也就是回歸主流，著作很多，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如果說要有中國書法成熟期有第五個階段的話，我認為就是現代中國書法界回歸二王體系。過去說「不學詩，無以言」。我想說在書法上「不學王，無以言」。因為這是一千五百年來的中國書法主流。

　　 沈尹默在一九五六年發表了《書法論》一文，提出書法三大要素為筆法、筆勢和筆意，這為書法的科學化奠定了基礎。我自己一生所寫的論文，主要就是闡述這一系統。

　　現在書法史著作，不提二王系統，或者把二王降低到一般的書法家地位，結果沒有主線。有些文章把北碑抬高到南帖同等水平，好像有兩條主線，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中國書法界的理論研究，二十年來有長足的發展，可以說是歷史上少見的時期。我希望能讀到更好的書法史著作。




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三日於香港

此文為浙江省文物局主辦，浙江省博物館、沙孟海書學院承辦的「中國書法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在浙江杭州召開。



浙江博物館編《中國書法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p.1-6。

西泠印社 2000年12月第一版，ISBN：7-80517-490-3/J.491。

---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6-7 11:21
云梦睡虎秦简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震惊了考古学界和书法界。它的出土，使现代书法家们眼界大开，亦为书法史研究提供了真正秦隶的资料。秦隶在结体上有自己特殊的时代特征，既有后世隶书的特征，又包含了篆书的特点。古人说：“篆之捷隶也”，这是很有道理的。从“快”这一意义上说，秦简为毛笔墨书，只有毛笔的运用，篆书的快写，才真正把中国书法向隶书的方向推进。

---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6-7 11:22
书法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陈大利



2007年12月，薛龙春的《郑簠研究》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发行。阅读此书，可以通过详尽而可靠的文献资料，了解郑簠其人其书，了解清初书学的风气，了解汉隶在整个清代的发展演变，了解清代碑学的审美观念，更可以从中获得富有启迪的观点，获得严谨规范的学术研究的方法，乃至在宏观上获得隶书创作的帮助。

站在更为宏阔的历史背景下审视郑簠，会更清楚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薛龙春在绪论部分首先剖析了元、明时期的隶书面貌和取法对象，指出明末清初之际，学者、书家才真正意识到直接取法汉碑的重要，并努力运用到隶书创作的实践中。其中最为典型的开路先锋是：郭宗昌倡明汉隶法度，王铎注重奇字形态，傅山挖掘汉隶意趣。但他们三位在书法史上的形象都不是隶书名家，更谈不上专攻隶体。但清初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郑簠以毕生精力专攻隶书，受到同时代书家、学者的肯定和追捧，与他的时代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影响最为深远。薛龙春正是要通过郑簠这一个案，来透视十七世纪中国的汉碑热潮与隶书趣尚。另外，郑簠个人的遭遇也极具典型意义，这样一位曾经享有重名的书家却在乾、嘉时期遭到了严厉的批评，这就意味着早期碑学与后期碑学有着很大的不同，而薛龙春要追问的就是：这个差异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

作者在第一章对郑簠的家世和行迹进行简要地钩稽阐释，随即在接下来的两章中，转入对郑簠“访碑活动”和“交游活动”的详尽考察。作者试图在一个纵横坐标系上为郑簠作准确定位，纵坐标是十七世纪这个充满巨变的文化背景，横坐标就是那些与他密切交往的学者、书家。白谦慎在《傅山的世界》中细致论述清初北方学者的访碑活动，同时也注意到江南学术圈的回应，薛龙春则在此书中，进一步描述了大批南方学者来到北方后对访碑的热情。学者们访碑的直接目的大都是考证史实，而不是讨论书法，但郑簠北游访碑，广收拓本，则完全出于书法学习的目的。郑簠定居南京，结交一时名流，交游遍及苏、皖、鲁、浙一带，诗书酬答，迅速扩大了他在清初书坛上声名的传播。和郑簠同一时代人的十七首赞扬郑簠的“八分书歌”，既是郑簠在当时的宣传海报，也是后人解读郑簠隶书内容和意旨的重要凭据，薛龙春把它们放在一起，一边读，一边解，他读得细致入微，解得妙趣横生，这不单缘于作者厚实的文本解读能力和晓畅的文字表达能力，还有赖于作者丰富的隶书书写经验。他不仅还原了郑簠富有激情的创作状态：快速、随意，充满气势与力度，同时也揭开了郑簠取法汉隶的独到之处：书写性和写意性。相信有隶书书写经验的朋友在读到这一节时，定能会心一笑。

第四章宕开一笔，谈“碑刻研究中萌生的审美观念”。通过细读明末清初学者对碑学的相关论述，薛龙春得出的结论是：对“古拙”意涵的诠释贯穿了碑学的始终，应该被视为碑学审美的核心；明末清初，已经是碑学肇兴的时代。早在绪论中，薛龙春就对“碑学”的概念做了界定：取“碑学”的广义，即以周秦至南北朝时期篆隶楷三种字体的金石文字为师法对象的书学取径，而不是狭义的专学魏碑体而形成的书法流派。这一部分乍看似乎游离于全书，实则也是为郑簠的书学观先确定一个坐标系。

做了这样必要的铺垫之后，薛龙春就在第五章“郑簠的书学观念及其书法风格”中，从郑簠的隶书观念、用字、分期及风格特征、其它书体创作等四个方面对郑簠书法本体展开全面而集中的论述。关于郑簠的书学观念，作者在书的第三章对“八分书歌”的精彩解读中，已经提醒读者注意到郑簠隶书强调书写性和写意性的特点，在这一章中，作者进一步探讨郑簠在隶书方面的努力，他概括郑簠的隶书观念为：取法汉碑，讲究法度，但并不拘泥于法度，追求姿态的险劲与锋芒夺人，强调书写性与写意性。而郑簠隶书作品中出现古字正是在晚明普遍存在的崇古观念的一种反映。薛龙春花费三年多时间，“上穷碧落下黄泉”，搜集到郑簠流传后世的作品百余件，他把其中的隶书作品大致分四个阶段讨论其风格演变与典型风格，对“沉着而兼飞舞”的成熟风格有详细剖析。但是，与清代中后期碑学以篆、隶、北碑的用笔来写行草不同，这一时期擅长篆隶的书家，楷行草三体也很用心，并且依然是帖学系统，郑簠也是如此。通过这些条理清晰的分析，读者对于郑簠的整个书法人生也就有了一个全面而立体的认识。

第六章谈郑簠的影响。郑簠的及门弟子虽然不多，文献记载仅有张在辛、万经、吴瞻澳与金磐北四人，但他同时代的追随者却很多，如周亮工、闵麟嗣、朱彝尊、王概、王蓍、孔毓圻、禹之鼎、陈奕禧、林佶、成文昭、乔崇让、曹曰瑛等，而且在其去世之后依然有众多的仿效者，如高凤翰、金农、高翔、朱文震、朱岷等。通过这样的排比之后，作者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这个以郑簠为核心的清初最重要的隶书流派。

但郑簠隶书在清代中期遭遇到集体的批判，甚至嘲弄，恰恰与清初被集体追捧形成鲜明的对照。第七章“从对郑簠评价的歧义看清代碑学观念之演进”，是全书的最后一章，也是要解决作者一开始就要回答的问题：清代前后期碑学的差异到底在哪里？它又是怎样发生的？薛龙春注意到学术的风气对书法审美的影响，他指出：在清初，学者“并不以书家著称，对隶书创作趋向并没有实际干预”，但是清代中叶以来，受乾嘉朴学的影响，“学者兼书家的双重身份，使得他们在艺术品评中对学者趣味之外的一切审美追求都采取排斥的态度。”伊秉绶创造的简静、朴拙的隶书风格受到褒扬和追捧，成为这一时期的碑学的新偶像。在两种审美观与技法追求的较量中，作为清代碑学发展的两个阶段，“前者强调一种书写性与抒情性，后者则更为关注学问与修养；前者主气势，后者主静默；前者追求用笔的节奏与连贯性，而后者则将平实沉厚、横平竖直当作所有事。”这就是作者通过郑簠个案的研究，清晰描绘出来的一条清代碑学观念的演进轨迹。

文章到此结束，但作者意犹未尽，在郑簠研究过程中，“古”这个中国书法史上出现频率极高概念引发他作深入的思考，为什么郑簠在清初是“古”的化身，在清中期以后，他又成了“不古”的典型？在余论部分，作者以郑簠为由头，考察了不同时期的人们对于“古”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理解，在此基础上，他指出，“古”是一种审美范畴，同时也是一个说辞。透过郑簠个案，薛龙春对古代书法批评提出了问题。

《郑簠研究》是一本好看又耐读的书，在书法研究日益专业化和学科化的今天，为书法史论研究提供了诸多有益的思考。

首先是在书法史研究中需要重视史料，重视“问题”。传统史学的治史方法重视对史料的旁征博引，多学科的研究综合，近代学者傅斯年尤为强调史料学对于史学研究的至关重要性，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书法史研究最基础的工作，首先就是对书法史料的开掘，这也是一个严谨的学者起码的态度和方法。薛龙春一直重视对于史料的搜集和考辩，《郑簠研究》一书展示出薛龙春在搜集史料方面的不遗余力：从浩如烟海的明清文献中爬梳相关史料，从著录、图录、拍卖行中留意图片，乃至实地考察获取第一手资料，艰辛的努力换来琳琅满目的材料，郑簠这个已经渐被后人忘却的历史人物，才有了详细诠释的可能。读者可以从书中读出作者的严谨求实，比如，关于郑簠卒年的考证，他依靠的是靳治荆《思旧录》中“会壬申秋，余别入关，越岁传凶问”这则材料，而没有直接采纳叶舟《广印人传》中卒于康熙癸酉年的现成结论；由于缺少郑簠在陕西活动的直接资料，对于其何时前往陕西，尽管有曹溶、许士佐等人的诗歌作证，作者还是很谨慎地持存疑态度。但薛龙春更可贵的地方，还在于他在拥有广博史料的基础之上，始终保持着敏锐的“问题”意识。他一直在追问着：诸如，郑簠卒于何年，去过某地；郑簠隶书何以会出现热潮，何以会遭到冷遇；清代碑学发展的观念如何演变；中国传统艺术审美范畴中的“古”到底有何别样的意味。正是有了这样苦苦的追问，才使得研究本身层层深入，也才使得研究具有历史的厚度。法国史学家费弗尔指出：“提出一个问题，确切来说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没有问题意识同样没有书法史研究的立足之地，《郑簠研究》为我们现身说法地阐释了问题意识的首要性和重要性。

薛龙春是学者，也是书家。在《郑簠研究》中，关于郑簠隶书的书写性和写意性的描述，关于隶书不同阶段审美旨趣的概括，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如果作者没有深入的书写实践，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和结论。一个从事书法史研究的学者，如果没有书法艺术上的感性认识，很难想象，他能够把书法史的研究工作做得多么深入和丰满。《郑簠研究》一书提醒书法史研究者：决不能做与实践完全脱节的空头理论家。

读《郑簠研究》，还能得到的启示就是：学术著作也应尽可能追求文字的可读性。“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虽然，学术著作有它特殊的要求，但是，学术著作如果成心考验读者的阅读意志，大概离扔进垃圾箱的时间也就不远了。薛龙春不仅对研究对象满怀“了解的同情”，也考虑到读者的接受，注重文字的锤炼，所以行文既严肃又不失活泼，既严谨又不失轻松。相信读者也会在轻松的阅读中，产生山阴道上行走的愉悦。

---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6-7 11:24
祁小春教授谈书法史研究



   祁小春，1961年出生于南京。198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并留校古籍整理研究所任助理馆员。1989年应日本国立京都教育大学邀请作访问学者。1993年考入日本立命馆大学攻读史学硕士和博士。1998年3月获立命馆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99-2002年历任立命馆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讲师。2002-2007年任佛教大学文学部专任教师。2007年作为广东省人事厅认定的国外高层次留学人员引进回国，现任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授，书法理论与创作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



   去年，我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授祁小春老师获得了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类的二等奖，近日，我们在祁小春老师位于昌岗区的工作室对他进行了专访。其间，祁老师除了谈到个人的学术历程，也就本专业的学科建设与当下的素质与人文教育问题表达了看法。下面就是访谈的具体内容。

   记者：最近几年，您的学术研究得到了各方面的肯定和鼓励，请结合您的研究谈谈个人的学术历程？

   祁小春：我的个人经历也是我的学术经历，因为我从进入大学到现在近30年间，虽然人生经历波动很大，但始终没有终止过研究，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变革中，能持之以恒做研究，我觉得是件值得庆幸的事。当然，这段研究历程并不是单一的，前后有很变化。出国前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古籍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等是那个时期的主要成果；出国后则重点转入书法史，研究重点放在王羲之方面。拙著《王羲之论考》、《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以及最近出版的《山阴道上——王羲之研究丛札》等都是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其间，还有尝试性地把古籍与书法史结合起来做研究，《中国古籍的版刻书法》就是这方面的成果之一。从我的研究特征而言，前期基本属于学术积累期，后期在研究上受日本的研究方法的影响不少，属于研究期，我的主要成果出在这段时期。但不论是积累还是研究，二者总体来说都离不开文献学。文献学是从事各种研究所必备的基础学问，也是最为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之一。如果说我的研究有何特征可言的话，我想主要体现在文献学方面。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书法在当今社会中的角色与体现的？

   祁小春：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首先是现在的书法与过去已经有很大的不同。过去的书法，往往是作为文化精英们把玩，或者把持话语权的一种清玩式的艺术，包括绘画中的文人画也是这样，是不大与功利金钱挂钩的。而进入人民国时期后，这种情况渐渐开始改观。这里的原因有很多。回顾起来，书法之所以能成为文人书斋里诞生的艺术，它肯定有某种特殊的条件与要求，一般的民众要介入也是很困难的。当教育逐渐普及之后，精英把玩的壁垒就被打破了。民国之后，识字率提高，新中国后就更是如此了。这种现象造成的结果是，书法不再神秘了，也不是少数精英分子所能垄断的，渐而成为了一门大众艺术。在当下的中国，书法热实质上成为一个普及性的群众运动，那么社会对书法在品味和质量上的要求自然就和以往不同。从好的方面来看，大众参与进来，把书法当作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这是值得提倡的。但是，当这种群众运动由文联下属的书协统摄的时候，成为会员和等级评定就具有了准官方的性质。书法这种被熊秉明誉为中国艺术中最高级别的艺术，在被平民化的今天，由于书协这种准官方机构的介入组织，衍生了艺术的行政化等等弊端，当书法艺术需要由某种不具专业权威和独立性的机构册封和承认的时候，它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当下书法的群众化现象，从某个层面看，并不是由社会商品化进程引发的拜金主义的泛滥。用书法来卖钱，是很多搞书法的人的目的，不为修身养性，而成了一种攫取功名利禄的工具了。我本人曾长期在日本从事书法研究，对比而言日本的情况和中国很不同，日本的书法家都不卖字，他们靠的是教学生，而学生学习书法多是为了修身养性，这样就尽可能的剔除了书法艺术的功利色彩。我觉得在这方面日本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记者：您作为书法史的研究专家，对于在广州美院的平台上推进本领域的研究有什么设想与期待？从目前的情况看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祁小春：首先必须承认，广美之前在书法史的研究领域是空缺的，我来了之后广美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在原有的书法创用方面人才的基础上，我希望在这一方面做一些弥补和提高。对于发展的问题，这与我个人以及学校机制都有关系，如果得到学校的支持，那么进行就当然会顺利。研究是一个综合体，不是某个能决定的，研究需要有人才梯队建设，目前这方面还需加强。书法史专业作为艺术与人文学院发展中的一个方向，学样已经给了很好的支持，如果能够加强梯队建设，要达到某种高度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另一个就是资料的建设，学校也提供了专门的款项用于购买资料。任何研究如果没有资料的建设就是纸上谈兵。针对本专业的具体性加强资料搜集也是提高学科储备的基本条件。至少在华南地区，我们的优势是很明显的。今后的发展，还包括“走出去”和“请进来”两个方面。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走出去”参加国内外的学术论坛等交流活动，“请进来”现在还显得薄弱些，如果将来以广美为平台，邀请学者举行学科论坛等等，那么我们在这方面的作用和地位也会得到认可和确立。在学术研究上个人的作用和学校的环境都很重要。比如说这次李清泉教授的论文和我的著作获得了教育部颁发的全国高校人文研究优秀成果奖，因为我们国家没有另设人文领域的国家及奖项，这个奖项在人文领域就算是最高奖项了。虽然我们没有获一等奖，但此次一等奖是空缺的，艺术类全国只有11位获奖者，而广州美院就占了两个名额，从这个比例来看对于我们广州美院是非常有利的。在广东的一个院校就获得两个这种荣誉，是对我们学术劳动的承认和鼓励。一言以蔽之，我们不能对自己放松要求，要持之以恒，争取个人与学校共同的推进，至于影响力等等那些都是自然而然的。

   记者：近年来社会上对于加强素质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您认为在美术院校中素质教育的特点与作用是什么？

   祁小春：毫无疑问，美术院校的学生需要重视动手能力，手头功夫是大家的看家本领，文化素养方面，尤其是理论水平，对于我们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而言，与综合院校比起来显得薄弱些。打个比方，我们美院的硕士生要考中大的博士，首先就会遇到文化水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素质教育要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文化水平的提高，一个是道德品质的提高。因为搞艺术的人，往往染上演艺界的风气，在人品方面有时不是主动的提高，而是以艺术的名义降低对自身的要求。我觉得我们应该对自己有更严格的要求，除了艺术之外，对于在社会中的责任应该主动承担。在我的理解中，真正的大师，都必然是这两方面都能兼顾的，否则很难走得长远。

   记者：我院成立艺术与人文学院反映了学校领导对于人文建设的重视，请问您作为人文学院的教授对加强广美学子的人文素养上有什么期待？

   祁小春：这个问题和我说的专家的教育也有关系，虽然我们现在提倡普及教育，重视人文素养，它们之间其实没有冲突。普及性的东西也有很多层面，首先就是个重不重视的问题。作为大学，我们仍然要对诸如助人为乐等等最基本的东西加以重视，继承和发扬传统伦常的优良养分，培养一种关心别人的意识。这样教育的学生走向社会才会懂得与人相处，才能创造和谐社会。这个问题与前一个问题，一个针对素质教育，一个针对人文素养，其实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而己。



转自《广州美术学院》校报

---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6-7 11:24
史料•史论•人----谈目前书法史研究面临的问题

作者：云鹏




    书法史是当代书法理论研究的热点，争论的焦点，经历了从简单的史料罗列到注重史料和史论综合应用的发展过程，是当代书法理论研究中取得成绩最大的一个学科分支。但是，从学术的高度和时代发展的角度来看当今书法史的研究，其广度和深度还远远跟不上目前书法发展的需要，也无法满足书法学科构建的需要，存在着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书法史料的整理、考证和研究工作严重滞后。历史是在特定历史时空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类活动的过程和事件，它们是在过去或消失了的时空体系中所发生的事情，在当下是缺席、不在场的，故而历史研究无法通过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进行直接的推理，只能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进行间接的推理，实现古与今的联系。所以，史料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认识的客体，没有史料，根本谈不上对过去事实的“真实”再现，只有把史料整理好，在科学分析史料的前提下才能更加真实地认识书法本体的发展过程。中国古代的书法史不像社会史一样有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完整的历史记载，没有形成完整的书法史体系，书法史料往往是孤立和单线的，不能形成证据链，这就需要对大量的书法史料进行整理、考证和研究，只有这样才可以在书法研究中取得新成果。因为在历史研究中“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傅斯年语），只有不断的扩充资料才能不断的发现新问题，拓展新领域，摒弃已有错误的成见。但是，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很滞后，使用史料时不辨真伪，或避开史料写史的人大有人在，其结果是不断地重复前人的陈述，形成片面、肤浅的书法史。所以目前书法史的研究必须在史料的整理、考证和研究上下工夫。首先，对古代文献资料存在的真伪进行研究和考证。古代的书法理论著作中存在着一些伪作，如引用这些伪作进行历史研究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只有对这些文章的真伪进行考证，去伪存真，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证据。一些古代传世作品的真伪问题也没有得到落实，如果用有争议的作品来证明某人某个时代的书风，必然会产生不可靠的结论。其次，关注、发现散落在民间的优秀书法作品和书法家。有许多优秀的书法作品和书法家在民间广为流传，而往往被书写书法史的人所忽视。如明末清初，身居西北的王了望与王铎、黄道州、张瑞图、付山等人相比，其艺术水平在仲伯之间，书风如一脉相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其书风没有被他人涵盖，应当在清代书法史上有一席之地，但是在当代人所编著的书法史中找不到关于王了望的只言片语。当代历史研究必须对这些流落在民间的优秀作品和书家引起足够的重视，不应该视而不见，我们有义务让他们回归到应有的历史地位之中去。再次，加强对出土字迹的研究和考古。二十世纪出土了大量的简牍、残纸、帛书、瓦当、砖铭等文物，在出土时一些非书法专业的人士从文物考古的角度进行研究，并没有从书法本体的角度去关注，往往会忽视书法方面有价值的信息，未能准确、全面的将其书法价值发掘出来，今人治史时大多数人直接引用这些考古所得的研究成果。所以，十分有必要对这些出土的字迹从书法本体的角度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如果这一项工作能够开展并能取得成功，必将促进当今书法史研究的深入。反之，不论我们怎样努力，其结果必然是缺憾的。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史料研究的缓慢影响了书法史的进一步发展，许多史料还没有被激活，无法作为书法史研究的证据，所以史料的整理、考证和研究是当前书法史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首要工作，中国书法史的大兴之日就在这项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之时。  
　　其次，书法史研究缺少史论的支撑。史料的研究是历史学的基础，但不是历史的全部，把史料当作历史研究的全部已不能满足书法发展和学科构建的需要。书法史的研究与社会史、文学史等相比起步较晚，发展缓慢而显得力不存心，尤其是历史哲学在书法史研究中的运用更显不足。研究历史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考察，发现书法发展的规律，认识书法本体，并将过去的书法事实予以新的意义和价值，以解决当今书法发展存在的问题，这是历史研究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书法历史研究要有史论和历史哲学的支撑，反之就不会对书法史料进行科学的分析，无法得到更加接近历史事实的结论。有了科学的史观才能“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秩序、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米歇尔•福柯），也只有在史观的统摄下才能才能无限接近历史真实的，不断拓展的书法视野和领域。所以要形成建立在真实和充分的史料之上，具有史观的书法史研究，才能促进当今书法理论向深度、广度和高度的方向发展。但是当前大部分书法史的研究还停留在对古代书法资料的整理和编纂阶段，还只是在重复前人的工作，有史论支撑的书法史很少，尤其缺少一部全面而成体系的中国书法通史。在强调历史研究中注重史论和历史哲学的同时也要防止一些错误观点的蔓延。如一些人不顾中国书法史的实情，轻视或放弃史料，“以论代史”的做法；或一些人试图形成一部没有书法家的中国书法史，忽视艺术存在的最终目的想法；或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把历史仅仅看作是一种话语，消解中心，进行平面、拼帖和复制的研究等现象，这些都不符合中国书法本体的要求。套用现代西方的一些观念时要进行理性的分析，是否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决不能为了赶时髦而机械的套用。所以目前书法史的研究要结合中国书法的实际情况形成合理的史观，才能写出具有现代意义的书法史。  
　　三、人才的匮乏。由于书法热的持续发展，书法理论研究队伍迅速壮大，有力的推动了书法理论深层次、全方位的探索和研究，建立起了当代书法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在书法史、书法美学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绩。但是，从学术的高度和时代发展的角度来看，书法理论的研究只是初具规模，书法史的研究更是如此。当前除了在研究方法和观念上存在不足的同时，最大的困难就是人才的匮乏。书法史料的整理、考证和考古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这些文献资料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而国家没有专门的机构来组织此项工作，使跨地区、跨部门的协调工作十分艰难，这项工作只能由书法理论研究者自己进行，但是凭一个人或几个人是无法完成这样的工作，需要许多人的配合协作。另一方面，书法史研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既要有能力从文化、历史的高度进行宏观分析，又要有能力对具体的书法现象和书法作品进行分析，而目前普遍存在着有能力对具体的书法现象和书法作品进行分析，但没有能力将其上升到文化和历史的高度；有能力站在文化和历史的高度研究书法的人，又没有能力对具体的书法现象和书法作品进行分析。所以书法史的研究需要大批量、高素质的研究人员，只有有了高素质的研究队伍，才能对书法历史进行具有广度、深度的描述和概括，并揭示历史发展的事实和规律。尽管目前形成了从大专到博士的高等教育，培养出了大量的书法专业人才，但是书法专业人才毕业以后从事书法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比较少，人才流失很严重。在早成名，早收益的浮躁之气的影响下，能安心坐冷板凳进行潜心做研究的更少。在书法研究中没有清代乾嘉考证学派的治学精神，靠投机取巧、浮光掠影的做法无法达到史学研究的要求。目前研究者的知识水平、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认识能力不足和人员匮乏是制约书法史发展的最大障碍。所以必须培养更多的人才，只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其中，进行有效的分派和利用人力资源，才能促使书法史研究的发展。
　　书法史的研究必须将史料和史论有机的结合起来，没有史论的史料汇编，其历史和学术价值就要大大折扣，而没有史料支撑的书法史就可能会成为个人的抽象臆断，不会对书法本体和发展规律进行科学的揭示。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培养大量高素质的研究人员，并合理有效的利用人力资源，书法史的研究才有可能取得本质的进步，才能形成具有学术性又能为当代书法发展提供动力的书法史。
　　　　　　　　　　　　　　　　　　　　　　　　　　　　　　　（约3200字）
　　　　　　　　　　　　　　　　　　　　　　　　　　　　　　　　发表于《书法导报》

---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6-7 11:26
中国书法史  


中国书法史略      作者：包备五     
中国书法史        作者：钟明善等（中国书协培训教材）
中华书法史（复印本）        作者:张光宾
明代书法史探微    作者：张金梁      
隋唐书法艺术史论  作者：邢煦寰
民国书法史        作者：孙洵  
书法美学思想史（老版本）  作者：陈方既
中国书法风格史（老版本）  作者：徐利明
现代中国书法史（老版本）   作者：陈振濂   
中国书法史新论             作者：侯开嘉
六朝书法与文化              作者：王元军
书林藻鉴•书林记事（老版本） 作者：马宗霍     
20世纪书法研究丛书•历史文脉篇    上海书画出版社
《神居何所——从书法史到书法研究方法论》邱振中著
《兰亭论集》，华人德白谦慎主编  苏州大学出版社
《中国书画论丛书》，潘运告 译注   湖南美术出版社

---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6-7 11:28
《简帛书法研究》讲述了：时至今日，书法仍是最具中华民族特色并最受大众喜爱的艺术形式之一。但由于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变，在当代，书法有着从传统社会的中心位置逐渐向边缘滑落的趋势，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在坚守自身核心本质的基础上，书法如何介入当代文化，积极参与到当代艺术层面的对话中，成为其中最活跃的一部分，在当代文化建构中发挥作用并建立起足以对其他艺术门类产生影响力的话语权，从而摆脱书法在当代社会自吟自唱的尴尬局面？书法的理论研究无疑要起先导作用。因此，一方面，要在传统书法史论的基础上进二步挖掘和升华；另一方面，要借鉴其他艺术领域的研究成果、研究思维和研究方法，从而使书法的理论研究既是与传统的对接和延续，又呈现出开放性，成为整个当代学术研究领域中的有机部分并积极参与到当代的文化建设中。本丛书即尝试在这两个方面都能有所建树和突破。

《简帛书法研究》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

---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6-7 11:29
（转帖）白谦慎：书法研究方法刍议  
2009-09-21

    中国大陆学术界（包括书法艺术研究领域）对理论研究方法的关注始于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达到高潮，以致一九八五年被称为"方法论年"。毫无疑问，对方法论的关注，不但刺激了人们对研究方法的兴趣，活跃了学术研究的空气，也取得了虽然为数不多，但却令人鼓舞的研究成果。我常想，如果没有这十余年来学术界对理论方法的持续热情，像邱振中的《书法艺术的形态与阐释》这种以新的理论视野来关注和研究书法现象的比较成熟的著作，是不可想像的。但无庸讳言，在介绍和借鉴西方理论方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一、对西方学者提出的宏观理论关注的比较多，对西方学者是如何在研究具体的艺术现象中运用研究方法了解不够。二、在借鉴和运用西方理论方法时，一些研究者缺乏审慎的态度。第一点不足和人们长期养成的理论观念和习惯以及翻译事业有关。多年来，人们总是认为，好的理论应该是放之四海皆真理的。当信奉多年的理论不再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理论后，人们开始怀着极大热情寻找其他的具有一般性指导意义的理论。回顾一下人们关注方法论最初的那几年，我们不难发现，科学哲学、由自然科学引出的理论如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理论引起了人们的格外青睐，人们对科学的理论在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方面所具有的普遍指导意义是很少抱有任何怀疑的。这些理论不但被引入了法学、政治学、史学的研究中，也被文学界和艺术界的一些学人奉为圭皋。喜爱大理论成为时尚。
    由于大多数的中国大陆学者并不能直接阅读西文的学术著作，因此他们多借助翻译的著作来了解西方学术。而翻译者在选择西方的学术著作时，也多翻译比较宏观的理论，而对西方某一领域的学者是如何具体地研究本学科的问题则不大关注。翻译者的这种选择除了出于前述那种对宏观理论的喜爱外，大概还有这样一层考虑，即那些讨论具体问题的西方学术著作可能太专门而不宜为背景知识准备不足的中国读者所接受。正因为如此，中国大陆的书学论著中所引用的西方学术著作，多为朗格、阿恩海姆、贡布里奇这类纯理论性的著作。这些论著，很容易给不谙西方学术详情的读者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西方的学者多是这样研究艺术和艺术史的。
    如果说，上述的翻译介绍对当代中国的书学研究可能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的话，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说，这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在对方法论有兴趣的研究者的著述中，比较空疏的、提纲式的论述偏多，有理论关怀和见解的细致深入的个案分析则不易见到（我这里指的是书法史研究）。而这一问题不解决，很难取得书法史研究实质性的进展。我们不能老是把自己的思考点停留在书法和民族精神、文化特征、生命的意味的关系这类问题上。
    那么，西方艺术史学者的一些比较具体的研究是否就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呢？回答是肯定的。比如说，目前西方艺术史界公认的最优秀的学者之一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艺术史系的巴克森代尔教授的《十五世纪意大利的绘画与经验》一书，所谈为十五世纪意大利的绘画，却极有理论价值。在这本仅一百八十页的书中，巴克森代尔从当时人们谈论艺术时所使用的语言，艺术品的主顾和画匠间的合同，当时商业活动中的一些惯例等方面入手，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经验如何给绘画活动以制约。巴克森代尔此书为西方学界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艺术现象的经典。但在研究一个时代人们的社会经验和艺术现象、艺术家、艺术品的关系时，巴克森代尔并不是简单从一个大环境直接跳到艺术家、艺术品，而是非常注重中间环节。（这一点，在巴克森代尔的另一本著作《意图的模式》中有更为详尽的讨论（该书的中译本已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应该说，巴克森代尔的这一著作有很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有方法论价值的具体研究，不见得在文中宣称运用了那个学、那个论。对西方社会学和政治学有所了解的人，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后不难发现，黄先生于西方社会学有很好的素养，他在书中不动声色地运用了一些堪资借鉴的西方理论。在一个具体的研究中，研究者如何选题，从什么角度切入他关心的问题，怎样甄别和使用历史资料，他的研究又是以何种方式对学术界所关切的重大理论问题做出回答，都可反映出他的理论素质和学术功力。
    西方许多学者的艺术史研究的特点，可用"大处着眼，小处落墨"来概括。这种"大处着眼，小处落墨"式的研究就是我称之为有理论关怀的个案研究。这种研究是具体的，可以具体到对一件作品、一种艺术现象作很深入细致的研究。这种研究同时又是有理论关怀的，因为它最终关心的是艺术品和艺术现象的意义（meaning），并期望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来对艺术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有理论关怀的个案研究和纯理论研究并非水火不相容。实际上，当代西方艺术界所关切的一些问题，如艺术和社会体制或机构（institution）的关系，艺术和话语（discourse）的关系等，都和当代西方的思想家提出的理论密切相关。
    因此，在起步甚晚、空白尚多的中国书法史研究领域中提倡多作一些有理论关怀的具体研究，意味着研究者既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同时又需要对自己所研究的课题有相当持久的关注，辛勤地收集与之相关的视觉与文献资料。
中国大陆学术界在过去十多年借鉴西方理论的过程中暴露出的另一个不足是，一些研究者在应用西方理论时，缺乏审慎的态度。在此，我想借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来谈些看法。
    一九八六年秋，我到美国的罗格斯大学政治系留学。当时，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理论、协同论、哥德尔定律、模糊数学等作为新方法正在大陆学术界走俏，社会科学、法学、史学、文学研究、艺术研究等领域里都有人怀着发现新大陆的兴奋和喜悦在尝试着这些新方法。介绍者也常把这种理论作为代表国外学术新思潮的东西来宣扬。我在罗格斯大学上的第一门课便是《社会科学中的研究方法》。我惊诧地发现，除了系统论曾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被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借鉴过外（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也有学者这样做），美国政治学界的学者对上述理论往往不甚了了，甚至毫无所知。他们在研究中所运用的都是和本学科的性质有近切关系的理论，如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阶级学说、社会学中的冲突理论、从经济学中发展出的理性选择的理论、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和社会化理论，以及游戏理论、大众政治理论等。以后，我转学至耶鲁大学学艺术史，也未见美国艺术史界的学者对上述在中国大陆走红的理论有什么了解。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中国学者要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在某一领域内西方学者不曾用过的理论，不见得中国学者就不能用。但是，像耗散理论、哥德尔定律、模糊数学这些由在美国工作的学者提出的理论在美国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中没有什么影响，和中国读书人对它们的热衷，这种现象不值得我们深思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甚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大陆的一些研究者在运用西方理论时，缺乏审慎的态度。最近读了一篇论模糊数学和书法的文章。文章在前半部将模糊数学作了一番介绍后，罗列了中国书法史的一些不确定现象，而后稍作评论，便算是运用了新理论。其实，对艺术中的不确定现象的研究，从心理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要妥贴得多。况且西方学者在探讨文学艺术中的不确定性现象方面有不少卓有建树的成绩。
    西方的理论可谓形形色色。有些理论的价值在于，了解和学习它们，是一种思维上的训练，可提高我们的理论素质，而它们的方法和现成的结论并不能十分贴切地运用到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中去。有些理论则可以为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提供直接的参照，如西方学者关于rhetoric（此词甚难译，一般译为修辞、言语，但在当代西方文学艺术的研究中，这一概念的内涵比中文的这两个词要更为复杂）的研究，则可用来观察研究中国书法史上存在的"修辞"问题。（关于这点，笔者拟有机会作专文讨论）还有一些理论，可以启发我们去关注中国艺术史上一些前人未曾细加思考过的现象。如近年来，研究艺术品的商品化、艺术家和赞助人的关系，一直是西方学界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艺术史的学者们所关心的重要问题。受此影响，美国的中国艺术史学者中也有人专门研究商人对艺术的赞助、画家的润格等。在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艺术史的论述中，华盛顿大学艺术史系博士研究生龚继遂（龚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关于应酬画的研究独出机抒。龚继遂的研究无疑受到了西方艺术史界社会史研究的影响，但他没有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商品画而是应酬画上，可谓别具只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酬画是一个比商品画更能反映中国社会文化特点的艺术范畴。应酬画不同于商品画，它不是用来买卖的，作画者和受画者之间所作的不是以银货两讫来完成的公开的金钱交易。这并不是说，应酬画的背后没有经济的动因，但作画者和受画者之间的交往是以一种"报"（报答、回报）的方式来进行和维持的。这种行为不仅可能有实际利益的考虑（有时并不那样直接明显），它还常包括着更为复杂的社会的、心理的、情感的因素。龚继遂的研究，对应酬画的类型、起源、社会功能、艺术特征都作了相当深入的分析，堪称师洋能化的好研究。
    以上所谈，都是理论方法或理论框架的问题。但对一个研究者来说，并不是一旦对某种理论方法有所了解，便能"让学术的光芒照亮自己"，搞出好的研究。学术的功力，一些本学科所要求的非理论性的研究方法的掌握，都是可以直接影响学术质量的因素。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来说，对于研究课题相关的历史材料的熟悉、甄别、考订都是极为重要的。而这方面的工作常被热衷新理论方法的人们所忽视。和西方艺术史研究相比，中国艺术史研究在文献的准备方面，尚有许多工作要做，而在处理中国的历史文献时，一些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如考据学与版本学的方法，是值得我们继承的。陈垣先生说过，不懂些考证学，不曾搞过些考证，很难体会中国史学研究的甘苦（大意）。陈先生的看法是同样适用于中国艺术史的研究的。中国艺术史（包括书法史）研究中有不少看似"定论"的东西，实际上并不那么靠得住。以八大山人一六九四年开始在其书画作品上使用的花押为例，自清代顾文彬把这一花押释为"三月十九"亦即崇祯皇帝自谥的日子后，一百多年来，人们都把这一花押作为八大山人这一明朝旧王孙思念故国的例证。但我本人的一项考证表明，这一花押的原型是八大山人的叔叔朱谋垔刊刻的南宋薛尚功编著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记载的周代青铜器上的一个合文。这一合文读为"十有三月"，而非"三月十九"。又如，在提出"四宁四毋"这一著名书论观点的五言诗《作字示儿孙》的长跋中，傅山曾谈到他少年时得到赵孟頫的墨迹，没临几遍便很像，由此感到学正人君子难，学小人易。在《霜红龛集》的不少版本中，傅山的原话是这样的：“偶得赵子昂、香光诗墨迹，爱其圆转流利，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因董其昌号"香光居士"，文中的"香光"两字，常被解释为董其昌。有的学者在比较傅山和董其昌的书法时，据此大肆发挥，说傅山把董其昌和赵孟頫绑在一起批。但是，在乾隆年间张耀先刊刻的《霜红龛集》中，\\"香"后一字为"山"。所以，傅山见到的实际上是赵孟頫书写的白居易（香山居士）的诗墨迹。我们在傅山的孙子傅莲苏的友人王又朴的《诗礼堂杂纂》中亦找到了旁证。根据王又朴的记载，他在一七三○年拜访傅莲苏的学生、山西闻喜县的张质夫时（张是最早收集傅山散佚的著作并计划将其刊行的人，后因意外事故未果），在张的案头见到傅山的论书墨迹，王又朴抄录了傅山的论书墨迹，其中有上引的那段跋，“香”字后亦为“山”字，而非“光”。张耀先刊《霜红龛集》和王又朴《诗礼堂杂纂》，都早于其他几个版本的《霜红龛集》，加之傅山在同一段跋中称董其昌为"董太史"，我们可以肯定，傅山在跋中提到的是赵孟頫书白居易诗墨迹（或关于香山的诗）。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来说依然是很重要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对书学研究方法的关注和讨论，应避免造成这样的印象，即中国书法研究发展在目前的关键或当务之急是解决研究方法的问题。在我看来，文献资料（包括文字和图版资料）的整理、出版以及现代学术体制与学术规范的建立和健全，对推动中国书学研究和深入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已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在此不详谈，容日后再作讨论。

---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6-7 11:32
从政治学到书法史

本报记者　丁杨

--------------------------------------------------------------------------------



　　人物简介：

　　白谦慎，艺术史学者，1997年至今任教于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他于1955年生于
天津，1974年毕业于上海财贸学校金融专业，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赴美国罗格斯大学攻读比较政治博士学位，1990年在获硕士学位和修完比较政治博士课程后转学至耶鲁大学攻读艺术史。1995－1997任教于西密执安大学艺术系。主要著述：

　　中英文著作有《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天倪——王方宇、沈慧藏八大山人书画》（与张子宁等合作）、《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等。

　　近年在海内外学界颇具影响力的旅美艺术史学者白谦慎做学问不拘领域局限，擅于跨界，融会古今。他专事中国书法艺术史研究，却将不同学科的思考方法和学术元素糅进著述，这才有《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傅山的世界》那样视角独特、见地深刻而流畅好读的书法史佳作。

　　最近，凝聚其书法艺术研究心血的《白谦慎书法论文选》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由他参与编选、撰写评注文字的《张充和诗书画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也刚刚与内地读者见面。前不久他回到北京，在国家图书馆做了题为“中国文人艺术的现代命运”的讲座，现场听众反响强烈。该讲座前一天，在颐和园南门外一家咖啡馆，白谦慎先生就书法艺术、著述、传统文化现状等话题接受了记者采访。采访过程中，他不时运笔写下不易用语言表达的某个字，用的是友人所赠的一款日本笔，笔尖是撮毛，笔腹却如自来水笔似地藏着墨汁，这种古今、中西结合方式他亦能认可，写起小楷来精致隽永，毫不含糊。

　　自1986年告别北京大学教职到美国罗格斯大学读比较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转向耶鲁大学攻读中国艺术史，直到1997年至今在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艺术史，白谦慎的求学、执教、治学之路走得还算顺畅，这固然有偶然因素，更多还是源于他的学业背景、专业走向以及人格因素。许多年间，遭逢人生、学术研究的十字路口，他每每做出事后证明是正确的选择。1972年，要么听父亲的去工厂做个工人，要么依母亲之见继续读书，他决定去上海财贸学校，且不说所学金融专业对其后来学术生涯有何裨益，那所学校练书法的传统对他今天的专业所向影响颇深。1978年恢复高考，当时他是上海一家银行的职员，对政治兴趣浓厚，就考上北大国政系……他总能遇到如耶鲁大学班宗华教授和介绍他去耶鲁读书的张充和女士这样的“贵人”，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1989年秋，我决定离开政治学界……有一天，我打电话给曾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教书法二十余年的前辈张充和女士。当她听说我打算转行后，稍稍停顿了一下，突然说：‘小白，你愿意到耶鲁来读艺术史吗？如果愿意的话，我将郑重推荐！’”（《机缘、爱好与专业选择》，见2010年7月1日《南方周末》）

中国人不用中国符号用什么？

　　读书报：正式学习书法与转向艺术史专业，你都像是“半路出家”？

　　白谦慎：是啊，我是在上海财贸学校读书的时候开始学书法的，那是1973年，我都十七岁了，确实不算早，但我学得很投入。那时遇到了好的书法老师，也得到一些鼓励。在那之前，毛笔字总归写过，“文革”时会抄点东西。后来我在美国读书，1990年从政治学转向攻读艺术史，从年龄上来说也不是很早，可是我为此准备了二十几年，很多年里我一直和文人、书法艺术打交道。

　　读书报：从前的政治学专业背景对你后来的艺术史研究有帮助吗？

　　白谦慎：应该说非常有帮助。有人说我的著述是多学科的，那是因为我本来就有多学科的背景，很自然地就那么写了。如果说多学科的背景对我后来的学术发展有帮助的话，首先，我对创作的过程非常熟悉，我研究书法史，自己也一直在练习书法，这一点是一般的艺术史学生不容易做到的。我读艺术史的时候常常需要辨认草书、印章，还要面对古汉语，这对很多艺术史专业的学生是困难的，但我对此非常熟悉。对于创作的过程，一般西方的艺术史教授也未必有这个背景。而我在波士顿大学还教创作课。其次，我看问题比较宏观，这是政治学专业养成的视角。我每天都看政治新闻，比较关心时代背景和社会大环境。

　　读书报：多年西方求学、治学经历令你能更好地反观中国文化？

　　白谦慎：这方面很有裨益，哪怕是逐渐的。西方的学术规范、他们关心的问题、如何找资料等等，哪怕我没有刻意去学，还是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像《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中的议题就是关于“经典是怎样形成的”，这本身就是西方学界非常关心的问题。

　　读书报：这些年，很多中国艺术家在西方世界很受关注，但他们大多以东方的、传统的元素取得成功，比如蔡国强的火药装置艺术，还有徐冰的“天书”，你如何看他们的成功？

　　白谦慎：有人批评他们的成功是中国符号的竞赛，可是换句话说，一个中国人，不用中国符号还用什么符号呢？这也是很自然的。我更关心的是，为什么那么多艺术家都走向汉字？谷文达、徐冰的艺术作品都用汉字元素。我接触的外国人对书法特别有兴趣，他们把汉字当成抽象符号，有一点神秘感。西方有一批抽象主义画家受到东方的绘画和书法的启发，他们看到这不是拼音文字，觉得是奇特的文化现象，觉得汉字不可思议。

今天的书法最缺书卷气

　　读书报：你觉得今天中国的书法艺术环境如何？

　　白谦慎：我没做具体的统计，但感觉上喜好书法的人还是很多的，特别是离休干部啊退休职工啊。有些小孩子也学书法，有段时间他们通过学书法可以达到升学加分的目的。

　　我们对书法的理解最缺乏的就是文气、书卷气，现在人们不太读书，艺术家也不爱读书。大家别总是玩形式，更要靠内涵。为什么张充和的字出来后人们觉得好？因为她的字特别有书卷气，技法上并不复杂，主要是靠内涵。

　　读书报：你曾在媒体采访中说中国传统书法是精英文化，那今天的书法是什么？

　　白谦慎：今天的书法不太精英，也并不小众。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文化就是统治阶级的文化，是社会精英的文化。当然，我们可以把文人分成低层和高层，比如我眼下正在研究的吴大澂，他是清代的封疆大吏，当然是高层文人，他自己也是特别优秀的艺术家。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明代的董其昌，大书法家，做官做到礼部尚书，一品，是很大的官。今天，喜欢书法的大有人在，收藏书法作品的人也还有，但真正写得好的很少。

　　读书报：书法的实用性日渐淡化，你怎么看这门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白谦慎：当书法越来越淡化实用性，就会凸显其艺术性，这么大的变化是好是坏还不好说。艺术院校毕业的人写书法更强调创新，而在过去，人们每天写的手稿都是书法作品，过去的书法更接近日常书写，很实用，体现的东西比较精微、比较细致。现在的书法常常比较夸张，追求视觉冲击。这不能用好或坏来概括，过去写字，给别人看，也给自己看，这是从前文人艺术的一大特点。倪瓒说过，“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张充和女士就很好地保持了这个传统，她的书法自娱性很强。现在的人，很大程度上把书法当成作品推向社会，你不能说他没有自娱的成分，但关键还是写给别人看。

　　读书报：有句话说“字如其人”，书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和文化修养？

　　白谦慎：我觉得书法反映人的文化修养更确切一些，这确实是字如其人，像傅山那么怪的人，字也怪；张充和是个很有修养的人，她的字也很雅致。我们评价一个人的字俗，常常跟这个人的俗有关。今后，是不是还能这么直接地看待字和人的关系就不好说了，因为现在的很多书法作品写得很夸张，能不能代表书写者还要研究。

　　读书报：对书法而言，汉字是基本元素，你如何看这些年汉字的繁简之争？

　　白谦慎：对书法界来说，不存在繁体和简体的争论，我们历来都是写繁体字。我妻子是教汉语的，她说简体字简单易学，很受外国人欢迎。书法家一般还是写繁体，因为好看，像古代的行书，笔划多有笔划多的道理。中国政府把简体字用行政手段加以推广。但我跟台湾朋友讲，不要总把简体字当成对中华文化的破坏，傅山也写好多简体字啊。更不要低估中国大陆年轻人阅读繁体字的能力，本来就都是汉字，有上下文就可以阅读，他们有大量接触繁体字的机会。所以，我想这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晚明像今天　傅山最特别

　　读书报：《傅山的世界》来自你的博士论文，在成书过程中，内容和写法上有什么调整？

　　白谦慎：当时，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中史景迁教授对这篇论文的评价比较高，他认为这部作品跟一般的艺术史著作相比历史感强，比较扎实。我的导师班宗华建议我应该多关注晚明。后来证明他的建议很重要。另外有位教授说我在论文中的叙述不够流畅。后来成书的英文版是我在叙述上下了很大功夫的，叙述变得流畅，还加强了晚明的比重。

　　博士论文完成后，我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商伟教授的一个关于晚明印刷文化的项目，极大开阔了我的视野。我就想把这些内容也加进书里，让文本生动一些，还想把关于书法中“奇”的讨论作为一个主线。1999年我拿到了盖梯基金会的一笔钱，单位也给了我一笔钱，我可以一年不工作，专心写书。差不多半年快过去了，也没想好该怎么入手来改写。有一天，突然想起论文中引用了江西文人徐世溥的那封信札，那封信对万历年间文化事业、风流人物概括得那么好，为什么不从它开始谈？我就以这封信作引子，将论文重新组织了一下，加重了印刷文化和晚明的部分。

　　读书报：你在《傅山的世界》导言中说，“本书虽然是一本艺术史的著作，但它也为其他学科的读者而作。期望它的问世能为其他学科的学者提供一些参考”，我们姑且称之为“野心”，这能代表你治学、著述的基本理念？

　　白谦慎：有的时候，我写的文章不见得有意为谁写或不为谁写，可我写完之后就能知道，这本书是否对其他领域的读者有所启发，比如《傅山的世界》就会对从事清初思想史研究的人有帮助。我在这本书中涉及了傅山的那个文人圈，他们共同的学术兴趣。2007年我在山西开会时遇到武大的一位哲学教授，他说他们学院的一位资深教授向思想史专业的学生推荐了《傅山的世界》。

　　读书报：不管怎样，《傅山的世界》终归是一部由专业论文衍生的学术著作，它吸引了很多非专业读者，你是否有意在表达方式上有所倾斜？

　　白谦慎：我在写法上讨了个巧，但不是刻意的。傅山所处的晚明社会太像今天了，经济发展、对外交流、商品化、城市化、娱乐化、儒家经典的衰落等等，艺术上追求“奇”，追求震撼效果，这跟当代艺术也类似。所以，这本书被艺术史之外的读者接受，很大程度是借助了题材，加上傅山这个奇特的人。

　　读书报：最初为何确定傅山为持续十几年的研究对象？

　　白谦慎：选傅山做研究对象与我的书法背景有关，从事书法史研究的人都知道，书法史上最大的变革就是碑学的崛起，重要性相当于西方美术史上印象派的崛起。1990年，我从罗格斯大学比较政治学专业转而到耶鲁大学读艺术史，当时我的导师和八大山人专家王方宇先生在美国合办了八大山人书画展，导师建议我写一篇关于八大山人书法的文章，那是我写的第一篇长文章，讨论了八大山人晚年的书法如何向碑学转化。在写作过程中涉及到金石学的问题，这就跟清代的学术风气有关了。后来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傅山比八大山人更典型，于是我就很早确定了以傅山为研究对象。

　　读书报：现在关于傅山的研究还在进行吗？

　　白谦慎：我仍在关心和傅山相关的新材料，但除非是特别重要的材料我才会考虑写一些东西。一般情况下，我会把材料交给我在山西的一个好朋友，他在研究傅山，而我现在的研究重点是吴大澂。

　　读书报：《傅山的世界》简体版至今印量多少？

　　白谦慎：我从三联书店得到的数据是首印加上重印一共有两万二千册，目前库存已经不多了。记得当时8000本起印，一个月后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要加印。我问过上海书画出版社的朋友，书法理论类图书的印数大多在四千册左右。国内书法界关心书法理论的人大致是这个规模。再加上一些从事书法创作的人关注这方面的书，大概可以印六千册。《傅山的世界》除了上述读者之外，我想还有相当一部分艺术史专业的人士。此外，就是其他各方面的读者了。

研究吴大澂是文化问题

　　读书报：有评论认为《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比《傅山的世界》还要精彩，你自己怎么看这部作品？

　　白谦慎：这本书在写法上逻辑推理性特别强，如果你接受了我的前提，跟着我的论证过程走，最终就要同意我的观点。碑学初兴起时是对传统帖学的补充，逐渐发展起来后，就特别强调原始、古朴，人们的审美观也在变化。到了晚清，康有为认为，穷乡儿女造像，无不佳者，都是好的。到最后，一般工匠随手雕刻的、歪歪扭扭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临摹的对象。后来20世纪有汉简和敦煌文书出土。敦煌文书里，你把唐代写经中很精致的作品拿出来作为临摹范本还可以，可是有些人把写经纸背面像小孩子写的很原始的东西，用完全是赞美古代名家的语言来形容，甚至有些此类的东西已经印到中国书法史的著作里去了。

　　我有个观点，没有被书法经典影响过、熏染过的人写的字，比如有些老人、儿童，他们写的字是有天趣的，傅山也认为儿童写的字很好，像上古的一样。古代有儿童，现代也有儿童，为什么一定要与古为徒？既然古代老百姓随手写的东西受到尊崇，今天老百姓的书写为什么不能学？

　　读书报：你有“素人之书”的提法，如何理解？

　　白谦慎：素人这个提法来自日语，日语中管外行叫素人，像白纸一样没有被污染。内行叫墨人，近墨者黑，已经被染过了，学过了。素人之书不是一个阶级或文化程度的概念，素人完全是没临过帖。临帖这事情很顽固，一旦临过就不一样。小孩子只要学过基本音符，唱歌再变调也有感觉，如果在原始森林里找到一个人，没听过人类唱歌，他嚎一嚎，还是不一样。小孩子是最纯粹的素人。

　　读书报：《张充和诗书画选》是你编的，她参与多少？

　　白谦慎：书中的诗是张充和女士自选的，画和书法是我选的。之所以这本书直到2010年才出版，是因为2004年三联书店的张琳提出这个想法后要报项目，签了合同之后，我还在修改《傅山的世界》，此外，为书中书画作品拍照的时间相当长。我和张充和女士并不在一个城市，一般两三个月见一面。她九十多岁了，找作品也不太方便。我忙完其他事情后开始专心写这本书的评注，那时我很担心老太太的健康，她得过严重的肺炎，一到冬天我就紧张。后来又在等余英时先生的序言，他写了那么好的长文，写文章过程中又开刀。这些因素加在一块，就花了六年时间才完成了这本书。

　　读书报：你现在坚持每天练字吗？眼下在研究吴大澂？

　　白谦慎：我每天都很认真地练字，一三五晚上写大字，二四写小楷。晚上我睡不多，总是四五个小时后就醒，醒来就干点事情。在美国，我就长期把课安排在上午，因为我要午休。每周一三五上课，下午午休后，就是备课，写作，做一些应酬。晚上练字。二四没课，早晨就写小楷。

　　目前是在研究吴大澂，他是政治人物，也是艺术家和收藏家。我关心的是他除了办公以外的业余生活，他刚好处在一个历史转折点，研究他也会牵扯出一批人，这和研究傅山是相似的。吴大澂代表了那个年代的精英，他们的文化生活和爱好是我感兴趣的。研究他和研究傅山的不同在于对傅山的研究是纯艺术上的，研究吴大澂则是文化问题，当然也要有些艺术形式上的分析，更关键的是研究他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做这些？

---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6-7 11:36
2010中国苏州（沧浪）书法史讲坛综述



        2010中国苏州（沧浪）书法史讲坛于7月17日—20日在苏州饭店隆重举办，来自海内外的书法史研究专家，国内众多知名大学的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主办、承办单位领导，全国多家书法专业媒体记者共100余人出席了本次讲坛。本届书法史讲坛由中国书法家协会、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沧浪区双塔街道共同主办，由苏州市书法家协会承办。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文联副主席言恭达，中国书协理事、江苏省书协秘书长李啸，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郦方，苏州市文联党组书记朱建华出席17日上午的开幕式。

         中国苏州书法史讲坛重在培养书法研究的高层次后备人才，因此每次都邀请五位国内外知名的书法史研究专家，有针对性地为国内书法史方向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年轻学者以及书法爱好者开设高水平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坛同前两次一样，特设50个名额资助这些青年学子的食宿费用。为保证演讲的质量，让演讲者有充足的时间发表学术见解，表达学术观念，每位专家演讲半天。全部演讲结束后，组委会还安排半天让五位导师与学员进行互动交流，释疑解惑，使讲坛成为难得的书法研究的学术盛宴。这种培养当代书法研究人才的新模式得到了书法界的普遍赞誉。

          7月17日下午，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书画处处长何传馨先生作题为《故宫藏法书研究概况》的演讲。他首先介绍了唐摹王羲之三帖，即《快雪时晴帖》册、《远宦帖》卷、《平安何如奉橘帖》卷的基本研究情况。作为“三希”之一的《快雪时晴帖》原为手卷后改成册页，乾隆为之题签、题引首、题诗、配画，目的何在？“永兴军节度使印”为何颠倒钤盖？乾隆题诗的数量、年代及其书法风格的演变情况怎样？何传馨先生都作了交代。《远宦帖》卷墨迹与收在《十七帖》中刻本的细节差异较多，由此指出唐人书写喜折纸，会形成所谓“节笔”，刻帖中往往省略。《平安何如奉橘帖》卷显示了唐人钩摹的典型方式。随后，何传馨先生对孙过庭《书谱序》卷的内容与书写（如论旨、衍文、改写、分卷、折行与节笔等问题）作了较详细的归纳与分析。通过高清晰拍摄、荧光拍摄、红外线正反透视等手段，不少问题都有了令人信服的解答。怀素《自叙帖》卷同样通过透视等手段，证明把“水镜堂刻本”当作先于此墨迹本的原迹的说法是错误的，刻本不是底本，而是处处模仿墨迹的写法，有的还笔顺不对，所以，明代仿本说是错误的。第三部分是“宋代士人的际遇与书法创作”。通过对欧阳修《集古录跋》卷和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墨迹的分析，说明了北宋书家大都学识丰富、多才多艺，书写是内心真实情感的表达，塑造了文人书家的典型。同时应该看到他们的遭际对书写过程都要重要的影响。此外，何先生介绍了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前后两段分别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筹备合展的情况。展品还包括黄公望的其他书画墨迹，及其友人杨维桢、倪瓒等人的书画。黄公望对后世如董其昌、四王等人的影响也将有相应的展示。

        7月18日上午，台湾大学教授、博导傅申先生的演讲题目是《黄庭坚〈砥柱铭〉墨迹卷的确认》。傅先生在35年前的黄庭坚研究博士论文中，对日本有邻馆墨迹本《砥柱铭卷》的真伪不能遽断而存疑，此疑一直延续到今年初。近期因《砥柱铭卷》易手之际，引起了众多的关注，故而重温旧题，较为细心地爬梳了此卷中的有关资料，以及参考手头已有的学者意见，一再地反复思考并自我辨正，得出了结论，肯定此卷为山谷书风转换期的真迹。
傅申先生首先从笔法结字、异写字、补笔、山谷书风的不断变易等四个角度，全面解疑有邻馆墨迹本《砥柱铭》，进而对《砥柱铭》各本进行考证，揭示黄庭坚书魏征《砥柱铭》的意义，认为在飘扬隽爽的字里行间及谆谆教诲的语句之中，可以感知贬谪之后的黄庭坚那种不哀不怨，执着于一个知识分子忠君爱国、培育后进的高贵人格和胸襟。他对《砥柱铭》墨迹本的书写年代进行推断，认为此本绝非建中靖国元年（1101）石刻底本。在将史料与书风交叉比对之后，认为此墨迹卷的书写年代很可能是黄庭坚被贬入蜀时期的初期，大约是在绍圣二年(1095)前后。卷后宋、明、清人的题跋与收藏印很多，诸跋最早者距黄庭坚下世不到半世纪，不但肯定了此卷为黄庭坚真迹，也提供了此卷为黄庭坚早年书风的观点。

       7月18日下午，暨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导曹宝麟《志在破案——谈谈我的碑帖考据》演讲介绍了他多年从事的宋代碑帖考证。其专著《抱瓮集》和《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许多论点均建立在考据之上。如对米芾，通过其一百多幅作品的考据，排出一个序列。从米芾这个点扩散到整个北宋，《中国书法全集•北宋名家》两卷涉及一百多个书家，要对他们的生平、事迹、交游、传记详细考证，还原历史真相。把这些作品排列起来，能看出北宋书风的变化。博物院研究人员重在纸、墨、印章等，内容也许对他们并不是十分关键。但碑帖文字内容的研究对于书法作品作者、年份、受书人的确认十分重要。要找到考证的切入点，首先要正确断句，切忌因望文生义而致误。徐邦达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对两岸博物院藏书画考证中即有不少这样的失误。其次，要找准“关键词”。如文彦博的《定将帖》，共十一个字，每个字都很重要，其中“开浚漕河”是最关键的，涉及王安石变法，从此入手可定该信札的年份。另外要注意书信格式，上平下阙的“平阙制”在北宋得到完善，像苏东坡用得非常地道。还有，“若有线索，必穷考至水落石出乃已”，往往会有新的发现。根据书风改正作者、根据考证改正作者、根据典章制度辨伪，都是文献考证中一些重要的手段。

         7月19日上午，美国佛利尔美术馆中国书画部主任张子宁博士的演讲分两个部分。他首先介绍《佛利尔美术馆藏宋元书法》。华盛顿市佛利尔美术馆是以收藏东方艺术品为主的国立博物馆，有中国书画收藏2000多件。在宋元部分，独立的书法作品有三件：东晋王献之《保母帖》存世唯一拓本（有赵孟頫、郭天锡跋），南宋国子监本《淳化阁帖》（全套十卷，缺第九卷），元赵孟頫小楷《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卷。另外，在许多早期绘画作品中，保存了大量的宋元人题跋，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如金代李山的唯一传世作品《风雪松山图》后有王庭筠跋，是仅见的两件王氏书迹之一。南宋末龚开《中山出游图》，有其本人的小字长跋，和元代高僧宗衍的题跋。还有一些宋元之际禅僧书画，保存了西岩了惠、简翁居静、一山一宁、中峰明本、元叟行端的书迹。元代钱选《来禽栀子图》有赵孟頫跋。元代画家邹复雷唯一传世作品《春消息图》，后有杨维桢长跋，书法极精彩，还提供了画家的情况。佛利尔美术馆于今年2月开通了网站，馆藏85件宋元书画作品都可以在网上浏览，并附以详尽的注释，方便学者利用。

       随后，张子宁博士与听众分享了《雪庄的故事》。这是一个被人忽视的研究题材。黄山从17世纪才被开发，“四僧”画家中的渐江、髡残、石涛都画过黄山。稍晚于他们的释雪庄（约1653-1721，法名传悟）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十一月策杖进黄山，筑庐“云舫”，居住三十年，一直以黄山为其绘画、诗歌题材。时人将其与渐江并称“黄山两画僧”，然而现在人们几乎不知道雪庄。雪庄的43幅版画《黄山图》，非常写实地描绘了黄山景物。关于其居住的云舫，在程功《黄山图卷》（1704）、雪庄《云舫图》（1705）、雪庄《黄海云舫图》（1718）三件作品中，都有相似的描绘。《黄海云舫图》左下角“寿昌五世”印，对揭示雪庄佛门世系极有意义。因为寿昌法系是曹洞宗在江南的支派，雪庄既为“五世”，则与八大山人平辈，比渐江、髡残、方以智、龚贤晚一辈。从汪士鋐《黄山志续集》保存的雪庄与友人的大量唱和诗，可以了解雪庄在云舫的生活及交游。

        19日下午，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薛龙春博士作《图像资料的搜集与利用——以明清书法史研究为例》演讲。书法史研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它最终要面对作品与风格，因而图像史料的搜集与利用不能偏废。我们不仅应该努力对于艺术作品的风格做出描述，而且应当格外重视作品的视觉组织与艺术家所处环境的关系，这个环境包括：历史资源，文化场景，艺术家面临的形式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艺术家与其他艺术家的关系等等。薛龙春博士认为，目前的艺术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学科的解释方法，在强调跨学科的同时，还应当发展出适合自己的技术手段，这个手段应与图像的解释有关。图像资料的搜集渠道主要是：1博物馆、图书馆的收藏图录，以及博物馆和图书馆的专门出版物，博物馆的特展图录；2、机构与私人收藏图录；3、拍卖会图录；4、古籍、刻帖与碑刻；5、晚清民国珂罗版、石印版图书杂志；6、观摩展览和实地考察。至于图像资料的利用，主要关注图像中的文献信息与形式信息。文献信息包括内容、上款、年代、印鉴、题跋、环境、姊妹篇等，通过大量资料的排比，可以发现许多未曾发现的信息。形式信息包括风格的来源与影响、用笔、结构、章法、材料、图像的比较与统计等，从中可以分析作者的各种书写习惯。

       在7月20日上午的互动环节，五位导师和学员就书法史研究展开对话，对学员的提问一一给予解答。苏州大学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华人德主持了本次讲坛。他指出，五位导师的研究方法给予我们很多启发，比如书法史研究要多发掘常人忽视的选题，多关注拍卖会上出现的作品，多做田野考察，等等。他还以中外博物馆作比较，对国内博物馆、图书馆针对研究者利用资料的重重限制提出了批评。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黄惇，原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水赉佑，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祁小春也参加了讲坛并与学员交流。

       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首批命名的中国书法名城，其书法艺术已形成了鲜明的学术形象和独特优势。为进一步打造中国书法学术品牌，培养书学后备人才，推动书法研究走向深入，2007年，苏州成功地举办了“明清书法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随后的2008年、2009年又在相城、吴江连续举办了两届“苏州书法史讲坛”，其高端的学术追求、开放的学术视野与自由的研讨气氛赢得了海内外书学界与文化界的好评。

        中国苏州（沧浪）书法史论坛活动延续以往两届的宗旨，那就是，办一次开放的、面向全国的高层次学术讲坛。继续秉持平等、务实、阳光的会风，所有邀请的嘉宾一视同仁，不讲排场。力求把讲坛办成当前书法艺术理论研究和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载体，发挥它对于培养书学研究后备人才、推动书法史研究走向深入、搭建高端学术交流平台的重大作用。

       当代苏州的书法事业在各级领导的关心下，不断取得丰硕的成果，苏州的书法工作因而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苏州的书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构合理、水准较高的研究队伍，其中有博士、硕士十余人。作为中国书法名城，苏州举办这样的高端讲坛，力求使苏州的书法创作、书法研究、书法教育协同发展。在保障学术规范和学术质量的前提下，着眼研究人才的培养，走可持续发展的书法研究之路。地方政府、企业和地方书协多方联动，使苏州的书法学术活动形成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和运作模式。





                          



                             2010中国苏州（沧浪）书法史讲坛


       2010中国苏州（沧浪）书法史讲坛于7月17日—20日在文化积淀深厚的苏州市沧浪区隆重举办，来自海内外的书法史研究专家、学者、国内众多知名大学的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国书法家协会、江苏省文联和苏州方面的领导，全国多家书法专业媒体记者200余人出席了本次讲坛。讲坛开幕式由苏州市文联副主席王伟林主持，主办单位沧浪区双塔街道徐天图书记、苏州市文联朱建华书记先后致词，苏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华人德介绍讲坛策划、筹办过程及特点，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文联副主席言恭达出席并讲话。

        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首批命名的中国书法名城，其书法艺术也已形成了鲜明的学术形象和独特优势。为进一步打造中国书法学术品牌，培养书学后备人才，推动书法研究走向深入，2007年，苏州成功地举办了“明清书法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随后的2008年、2009年又连续两届举办了苏州（相城、吴江）书法史讲坛，其高端的学术追求、开放的学术视野与自由的研讨气氛赢得了海内外书学界与文化界的好评。

       中国苏州书法史讲坛重在培养书法研究的高层次后备人才，因此每次都特别邀请5位国内外知名的书法史研究专家，有针对性地为国内大学50名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年轻学者以及书法爱好者开设高水平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坛同前两次一样，特设50个名额资助这些青年学生的食宿费用。为保证演讲的质量，让演讲者有充足的时间发表学术见解，表达学术观念，每位专家演讲半天，5位专家全部演讲结束后，组委会还安排半天让5位导师与学员进行互动交流，释疑解惑，使讲坛成为一次难得的书法研究的学术盛宴。这种培养当代书法研究人才的新模式得到了书界及媒体的普遍赞誉。

本次讲坛五位专家的演讲题目分别是：

1.故宫藏法书研究近况
何传馨（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2.黄庭坚《砥柱铭》墨迹卷的确认
傅申（台湾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3.志在破案——谈谈我的碑帖考据
曹宝麟（暨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4.佛利尔美术馆藏宋元书法（上半场）、雪庄研究（下半场）
张子宁（美国佛利尔美术馆研究员）

5.图像史料的搜集和利用：以明清书法史研究为例
薛龙春（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本次论坛的学术主持为华人德先生（苏州大学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苏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中国苏州（沧浪）书法史论坛活动延续以往两届的宗旨，那就是，办一次开放的、面向全国的高层次学术讲坛。继续秉持平等、务实、阳光的会风，所有邀请的嘉宾一视同仁，本着合理、实惠、健康为原则安排饮食，不讲排场。力求把讲坛办成当前书法艺术理论研究和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载体，发挥它对于培养书学研究后备人才、推动书法史研究走向深入、搭建高端学术交流平台的重大作用。

      沧浪区历史悠久、文化内涵深厚，举办本次讲坛，也必将进一步扩大和提升沧浪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推动沧浪书法艺术和特色文化的发展。

      当代苏州的书法事业在各级领导的关心下，不断取得丰硕的成果，苏州的书法工作因而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作为中国书法名城，苏州举办这样的高端讲坛，把它纳入书法名城的重要活动来抓，力求使苏州的书法创作、书法研究、书法教育协同发展。在保障学术规范和学术质量的前提下，着眼研究人才的培养，走可持续发展的书法研究之路，地方政府、企业和地方书协多方联动，使苏州的书法学术活动形成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和运作模式。中国书协与江苏省文联热切期望中国苏州书法史讲坛办出特色与创意，为中国书法研究人才的培养与教育模式作出有益的探索。

---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6-7 11:37
线性诗学：关于书法史的结构方式



余姚人







我们不可能从一种语言过渡到另一种语言，社会科学的实质就是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或一套为各门语言所专有的概念基础上重建各门语言。



       ——[法]雷蒙·阿隆《论治史》











在既有的传统书法史学编篡上，截止目前，我们还没有见到过一本避开单线文字进化而以一种切入书法本体研究的方法以分节的方式对书法本体进行论述之作。书史编篡者不是以王朝变更分节，就是在书家背景材料的统摄下比附书家作品。由此“史”观之误导，大量书史著作其实业已成为一些初涉书法研究之人可有可无的文献参考书，而真正对当下或将来书法发展能产生推动作用之作，直至现在，我们还未得一见。由此误导，广大书法接受者只能无穷无尽地接纳着被概念化且无研究方法、观点上的新意著作！这种书法研究所层累的积习，无疑使当下的书法创作与接受，乃至书法审美与批评，都不免游离出书法之外。



书法创作、书法接受、书法研究同属书法内在的组成结构，这些存在结构并以相互冲突、相互循环的方式不断进行转换。在当下的书法研究还没有解释清楚“从（写）文字（汉字）到书法”的内在转变成因，还有，作为艺术的书法是如何产生的，书法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等等实质性问题时，那么，他人完全有理由认为书法只是一种简单的毛笔书写，如此，这岂不和有些文化学者提出的“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成了悖论？当代的书法史编撰，只不过比前人所写在资料上更为详细了一些而已，其后果只能是：扩充了文字量，增加了读者的阅读负担。编篡艺术史的目的若仅以明晰过去史为要务，而不能从书法图像本身研究入手，所撰著作若要想对当代书法艺术发展进程产生推动作用，我想，那绝对将流于一种空话。







一、抽绎原理







抽绎，是笔者在历史存在论基础上提出的关于书法研究的方法论概念。提出这一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既有书法史无一例外地都是在文字进化论中依朝代更迭所进行的表层陈述，由这种模式所带来的结果往往成为探求作者生平背景的“书法名人史”，而非直面作品的艺术风格史。尽管，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关于书法史断代的著作，于古代书家生平研究确有入微之论，但是，它们无疑都割裂了这些书家风格在书法大历史中承传的连续性，或者说，就是在“以作品说话”的风格形成探索上莫能对既有研究模式进行否定性批判，亦即不能“按图索骥”。现代杰出的美术史论家藤固认为：“研究绘画史者，无论站在任何观点——实证论也好，观念论也好，其唯一条件，必须广泛地从各时代的作品里抽引结论，庶为正当。”1  因而，对于治书法史者而言，由作品风格文本入手，抽绎出作者用笔特点、章法习惯、审美感觉等等，并结合其书传承风格流变，且联系同时代人物、事件之关系，——这才算是一条更为贴近书法本体来治书法史的最好途径。



抽绎，既是对历史肯定性的陈述，也属否定性的批判。抽绎方法的应用，就是中间取值，从汗漫的历史深处寻找合乎历史规范的类同关联价值。其实，作为抽绎方法，在书法史著作局部性的问题分析上是经常被人使用的，如张旭、怀素比较研究，颜真卿、何绍基比较研究等等。这里，笔者所陈述、运用于书法史结构方面的抽绎，非但有比较研究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直截了当地进入书法本体研究，简化人为增添的非书法构想，还原书法艺术本身的深度，使书法更显文化性和社会性。当我们习惯于某种思维定式之后，倘以逆向思维方式去检点我们所司空见惯的事态时，可能，整个事态的存在格式都将在我们新的视觉中发生出人意料的转换或变化。对于理想中抽绎意义的书法史，我不妨这么说：整全的书法史就如某一超市中一个庞大货架，你勿庸从头到尾地清查商品，只须用视线在五颜六色中抽出形制相同的商品其中各一个，你就了解了这个货架系统。对于书法史而言，无论是精典还是普通应制，只要抽绎出历代代表性的作品，通过分析，就能反映出书法本体史的总体风貌。其实，对传统书学史所进行的否定性批判本身就是对固有书法史研究的抽绎，比如，清代李文田、叶昌炽、阮元乃至近现代胡小石、郭沫若、熊秉明、徐邦达、启功等人皆言王羲之没有真迹传世，甚至有人干脆就怀疑王书图式存世，而为何当代编撰书法史者，还要在没有图像作为例证的前提下依然评判王羲之伪图式为书法“第一”呢？！



波普尔认为，历史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人赋予它才有意义。历史——传统是不变的，但对我们却是空的，任何一个人都有给它赋予意义的价值认知。“承认历史是一种由历史学家所强加的解释方式，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它的多元性。有多少历史学家就有多少种历史研究方法，就有多少种历史理论或解释模式。同样，有多少艺术史家，也就有多少种艺术史。正因为如此，没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方法有权宣称它是唯一有效的。”2  在普遍通用也切实可行的考据学与阐释学这两种研究途径中，要治书法史，阐释学的综合功能更强大一些，它的研究方法是多样的，避免直线顺叙，始终如一地面对的是一个上下千余载的大传统。同样，它在一些琐碎的历史事件中可能会发现更大的，也许是不被时人察觉的特殊艺术现象。而在书法考据学（文献学、资料学）那里，从传统的这边取一些东西填充到那边，再把那边的东西取一些填在这边，双向互证。考据学可以增加历史文献的透明度，但不能增加历史本文价值的厚度，它也不能丰富或减少传统的量，而是寻求一种敞明历史文献的次序和秩序。实际上，考据的学问不是一个传统内的1+1=1，就是1-1=1。基于这种认识，历史传统在你没有赋予“抽绎”意义期间，它的学术的量和质没有丰厚意义上的本质变化，唯有“抽绎”的介入，才有增加传统艺术史价值份量的可能性。



为了构筑更加接近书法本体的理想书法史，我们就得抛开既有书法史。但大家需注意一点，面对传统，在存在论意义上，即使你持多大的否定性结论，其质核是永远不会变的。你能把张旭从传统中抽掉吗？你能把宋代从历史中抽掉吗？正因为抽绎原理对传统学术研究具有的批判性能丝毫无损于传统，我们才有在学术价值层面上对传统书史研究运用“抽绎”原理的必要性，而这种行为真正的目的正是为了再现更为伟大而丰厚的传统。



历史是人类社会、生活、艺术等等活动迹象的记录史，它是由不同大小的如卡片一样的史迹串成的一个连续并绵延的系统。对历史的研究，都是对过去史迹局部或某一史迹演变特征，经过运用抽绎而进行的回顾性批判。总而言之，历史的价值观体现都是由一代一代批判者抽绎，再使之丰厚、复杂而迭加的，历史价值之优劣乃是以后代批判者在当下的现实映照（或者审美标准下）下对其考察定性并结论的。如根据历代大多数人的审美判断标准，颜真卿的字是美的，这只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概念，你也可以认为它是丑的，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你把颜书从书史中抽出来后，运用相对稳定的审美价值标准，与其他人作品进行比较，酌参他人对其评价，这样，我们才能发现颜真卿书法笔法技巧、审美风格的原创性在什么地方，唯经这种复杂的分析过程，我们才能对其进行合乎情理的定性。一旦这种课题研究完成之后，就如拉开的抽屉，从中取出或添加东西后，再推进去，也就是抽屉里物什的多少依然作为一种现实存在，又还原于历史序列，而且，这种存在又将是以否定性的面貌显现的，最后的结局必将或轻或重地改变历史固有之秩序或次序。这种抽绎，它不能改变历史事件之质（文献），但能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这就如有生命之体的人，他的顺利生长或夭亡，总是所有人数中曾经有过的一员，人们可以从其生存价值上去褒扬或者贬损，但其生命本体之存在是不以褒扬、贬损所能改变的。







二、方法的途径







勿庸置疑，我国传统的史学是极为发达的，但是，作为抽象艺术或视觉艺术的书画史却显得甚为孱弱，其本质根源在于，书画史学者从研究方法上混淆了作为人类活动历史的人类史与书画作为艺术的图像史之区别。也就是说，书画史家犯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极大错误。



历史学对人物、事件的定位标准是以“正、反、大、小”四字来定位的，而书法学的标准则是主要以图像空间构成的谐调程度高低和笔法的原创程度来定位的，两者的编撰方法截然不同。对于治书法史者而言，必须要注重下列几个标准：



1、作为一种艺术门类最为重要的成熟性标志就是与艺术同时成熟的理论阐释，没有理论的时代能算作艺术自觉的时代吗？一门艺术理论的萌生，必然是伴随着此种艺术的成熟和独立而诞生的。对书史持“文字同期”说者，是没有“理论”依据的。



2、随着汉末魏晋楷体、草体成熟而同时诞生了一些理论著述，相应，也就出现了相对浅显的书法审美标准；“四体”皆备乃是书法审美标准诞生之前提。上古实用写字之“美”，只反映出书写者的本能意识，对于书法而言，不属（也没有）在历时性和共时性审美价值标准下检视的自觉创造图式对象。



3、作为一种艺术门类的独立，还得检查它是否在初创之时其艺术价值就体现出社会性，即拥有广大的接受者，这些创作者和接受者在社会心态的自觉状况下以书写的好坏、以及鉴赏行为成为一种普遍时尚。否则，将不能名之为独立，或者，它必然附属于其它门类；因而，我们可以这么说，书法艺术原初的附属体就是写字。设若没有群众性接受者产生，那么，就如怀素的字是不是书法（作为艺术品）都是颇令我们怀疑的，或者可以说，怀素的笔迹既非“书法”，更不属于艺术。



我们不能将一种借助前提——其它范畴派生、发展出来的另类艺术范畴统统命名为同一范畴（只在时间前后意义上区别），尽管这两种艺术范畴之间相同成因比较多，内在联系更直接。我们总不能因为宋词是改制唐诗格式就说唐诗也是宋词，同样，哈贝马斯美学理论就是马克思美学理论。前范畴与后范畴有传承，有抛弃，更有发展。



伟大的思想家韦伯认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首要任务便是对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说明与规定，即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方法论意义上的区分，而无存在论上的意义。他所构筑的“思想图象”在方法论上无疑具有深度意义：







“这种思想图象将历史活动的某些关系和事件联结到一个自身无矛盾的世界之上面，这个世界是由设想出来的各种联系组成的。这种构想在内容上包含着乌托邦的特征，这种乌托邦是通过在思想中强化实在中的某些因素而获得的。”3







在书史上，最为“实在”且可信之史料就是书法作品本身，只有抽绎作品，我们才能构造“理想图象”。在绘画上，李铸晋、万青力先生所著中国绘画史《晚清之部》、《民国之部》就是很好的例证。我们这样设想，当我们把传统书法史上所有有关文字资料抽出，只留书法创作图像资料，注重时间因素，传统名人生平背景于我们而言可谓一无所知，那么，我们将如何构造书法史？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些数目庞大的图像中分析出图像构造作者出自什么样身份，什么样动机、心态而创作的呢？可能，这样撰写出的书法史将更接近书法本体，也将和目前我们所能读到的所有书法史大异其趣。



西方历史学发展的重大转折就是将视觉图像作为历史证据的充分应用。法国伊波利特·泰纳曾言：“我立志要以绘画文献为史料来撰写一部意大利历史”。图像资料从某种程度上能比文字资料更直接、更可靠地反映历史原貌。其实，在中国，宋代郑樵早就对历史学中的图谱提出极为重要的见解：







“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4







“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所以学术不及三代，又不及汉者，抑有由也。以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这虚文矣。”5







郑樵不但把图谱提到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位置，而且，他还对历史学中的“语言”之末“辞章”、“义理”进行批判，并谴为“虚学”，由此可见图谱在一个杰出史学家心目中的重要性。而作为以图像呈现的书法艺术，自古至今谈书史者，为何一直在映象式批评的文字游戏中远离书法本体，本末倒置，做着喋喋不休的呓语呢？



依以上思路，我们在编撰书法史时又将如何分析图谱呢？例如，怀素个人资料很少，其实，对于构造书法史中的怀素，我们未必就非得凭藉庞大史料来说明、比附书法问题，让我们不妨读一读怀素的《自叙帖》：







时间：公元777年10月28日



地点：上国（唐都长安）



工具材料：纸本   兔毫笔   天灶墨



形式：长卷   28.3CM×755CM（由15纸拼接而成）



作品真伪：自北宋至清末，历来鉴定家皆认为《自叙帖》为真本无疑。自近代马衡先生呈见疑窦之后，当代启功、徐邦达先生一致定论为伪迹，然所论证据不足，断言轻率。笔者浅见，《自叙帖》绝非摹本！从装裱上, 当代穆棣先生考证苏舜钦补书为真 , 言之有理 ,着实可信。



作品分析：《自叙帖》是以圆笔草法所创作的划时代经典巨制。怀素为和尚，功利心当然比常人淡得多，但是，“经禅之暇，颇好笔翰，然恨未能远睹前人之奇迹”，从长沙千里迢迢到长安（上国）学书，足见怀素对书法之沉迷已非普通爱好,而是作为高深的学问、艺术来对待；我们可以从唐代诗人韩偓、李白、窦冀、许瑶、钱起等等诗人胜赞怀素狂草的诗中可以看出，社会各阶层诗人和书法家对待艺术创作以及审美观念的自由与浪漫，同时也足以表明，唐代社会各阶层对狂草书法作为至高艺术之偏爱。我们不难发现，唐代诗人盛赞张旭、怀素等大草书家诗作甚多，而对楷书书家很少歌诗，这更能说明楷书一系在诗人眼中艺术性之低！笔法，多为古代书家不传之秘，由此足见写字这门独立技艺在古人眼中的神圣性，从汉末书家不外传笔法开始，写字就已自然分道两支，即实用性写字和书法艺术。固而，我们由怀素学书经历及《自叙帖》可以得出一个更为重要的结论，那就是：







书法至唐，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很纯粹的艺术，绝非如后代所有理论家所言，书法只是一种古代文人士夫业余遣兴的方式而已。







由此看来，当我们用考据式方法对历史资料进行扩充或叠加，用顺序式的人名罗列，即使在作者的既定策略中已经完成了应该达到的终极结论效果，而这并不见得就能清晰或提高书法作为艺术的高度与难度。原因在于，由于既有书法史编纂方法的缺欠而使庞大的文字资料不期而然地愈加远离了书法本体的风格质核。王羲之、颜真卿、张旭、怀素等等书家作为消失的历史人物对我们来说早已没有了意义，而他们的艺术文本却依然对我们传释着美，为当下的书法创作和学习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只有对他们图像文本的深入探索，才是真正构建一流书法史的主体内容，而且，也是我们重建书法史的唯一选择！







三、书法：诗性阐释







书法，是一种诗化的线性笔迹表露。



在不同艺术的创作中，笔者认为有两类艺术的创造途径是完全不同的，即一次性创造和二次性创造。诗歌、文章、舞蹈、绘画都属一次性创造，即创作者运用相对（二次性）比较熟悉、简单的特定符号，凭自己的知识修养和直觉直接切入欲入之本文境界；音乐（加入歌词）、雕塑、书法则属于二次性创造。如雕塑首先得研究造型，这已经就很难，其次还得熟悉并捕捉具体物像之神态，这又是一难。而对于书法创作呢？不但要具备在文本中恰如其分地借用并拆解汉字程式符号之坚强基础（汉字结构本身很复杂，这属于知识区域，——第一难度！），又要进行打开创作者的第二意识区域，即感觉领域的造线及其水墨知识等等问题（此为天赋、才情区域，第二难度！）。只有把这两层难度皆通过自身修炼攻破，才能配作书家。故尔，就因中国书法创作比绘画创作多了一个创造性层次，书法就比绘画创造更难！在传统书画史上，写字人比绘画人多好几十倍，但优秀书家却屈指可数，而三流（都画得很好）以上画家则多如牛毛，毋宁说，这也属于一个确证罢！



在我们的阐释中，书法作为艺术的写意性与抒情性与创作主体的确有着说不尽、道不明的模糊感，同时也隐藏着接受层面随机性极大的弹性张力。在我们的研究视界中，书法之实用性与艺术性相对于艺术美学范畴而言，应做“两张皮”之思，即实用性只为它用，而纯艺术性则是考察人类诗感心性变化的唯一文本。那种单纯地把书法认为是作者写意之托体亦非的论；笔者反问，孙过庭《书谱》是写意的吗？显然，它只是用草体这种“形式”书写的，我们并不能牵强地说孙氏在写什么“意”；其实，孙氏书迹本身就是他本人在具备书法基础能力之后其个性化才性的自由表露。“写意”既是理性的，又是主动的，而书法之“写”是偏重于感性的，是一种自然的，也是一种很特殊的自由动作迹化的过程。对于书法史家而言，有时不一定非得是位专门家：“直截了当地说，黑格尔与康德可谓最后两拉对艺术一无所知但却能够系统论述美学的哲学家。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艺术的意义取自那些综合性的、无疑为创造性艺术家所接受的规范。”6  因为抽象艺术史毕竟不同于历史。笔者作如是想：书法家所偏重之书体及运笔速度等等，绝对和书家本人性格有关，当一个书家世界观形成之后，在他所擅的书体及构造视觉图像上，其选择性几乎是唯一！其关键在于他本人如何不断完善与提高。创作者对其作品之得意，只是自我比较之后的满足感，其过程充满了极大的身心愉快，这就如作者被动地和一合作者干了一件活，因为配合默契，从结果产生记忆，于这一过程行为获得了一种愉悦的诗意。书法作品之美在创作者方面就是这么诞生的。



书法在社会价值意义的体现，不是由创作者来实现的。假如，有幅很经典的作品藏之名山，与天地同寿，但没有任何一名接受者能目睹其迹，它就不能实现其社会价值，它附着于创作者个性的诗性阐释在没有接受者的前提下，只能是镜花水月。艺术作品一经和现世接受者见面，那么，作品就必须要用接受者所具有的标准去权衡、评判、定位。请注意，艺术品在接受层面，还有一个历史价值再创造的环节，那就是随着接受者水平的高低进行评价的问题，也许，作品价值被接受者评估得比本体价值低，或者由于附着于一些其它因素而评价得更高（《红楼梦》就属显例）。这样，作者的创造性诗性可能在历史社会众多的接受者中因所持标准的趋同就成为相对稳定的定论，这种大体一致的结论一旦经历长时段，就成为约定俗成的史学概念，对于个别尚持有异见之人，很难动摇它，改变它。



书法是线的构造，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一幅书法作品皆由线构成，并且从中抽取任何一个完整的部件（抑或一个没有实在意义的单字）都流动着一种难以言表的诗意；而书法史又属于一种图像诗学，她同样是线性的，我们在这个完整的体系中，随机抽取一些图像样式都能形成独立的艺术单元。这就如我们从中国律诗中随便截取两句都是一个完整且独立的意象部分。正因如此，中国书法构造的行为本身就是创作者在自由、自然中所不期而遇的一种心会、陈述过程。清王文治有言：“书之艺，自东晋王羲之至今，且千载。其中可数者，或数十年一人，或数百年十人。自明董尚书其昌死，今无人焉。非无为书者也；勤于力者不能知，精于知者不能至也。”7  这里，王氏很自然地流露出他对书史上限的观念性看法，这源于他认为真正的成功书法家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力”与“知”，即功力和才情，而后者正是一名书家在汉字线性笔迹中自然贯注并蕴涵生命诗性的最为重要、且最为基本的先天赋予的要求。



构造书史者若忽视书法本文的诗性特征，意欲在中国传统史学构架方式（方法）内营求一种学术性的书史范本，确属枉费心机。书法创作的不可重复性和不容修改特性，就已经表明了它的诗感特质，从某种程度上，也道出了它的“无涉政治”，以及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很自然地所排除的“实用”目的。对于艺术学概念里的书法史来说，编撰者必须是思想史家，至少属艺术史者。如何在文字文本中永远显现出书法风格所隐喻的诗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最大程度上抽绎能体现书法本体特征及贯穿于时间因素之图像，以至阐释出书史完整创作领域启示将来的绵延维度。这样，由书法风格本体所引入的“史”学结构途径，才属我们早已期待已久的！







四、构造书法史







藤固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所著的《唐宋绘画史》中就明确提出：







“绘画的——不是只绘画——以至艺术的历史，在乎着眼作品本身之‘风格发展’（STILENTWICKLUNG）”。某一风格的发生、滋长、完成以至开拓出另一风格，自有横在它下面的根源的动力来决定。一朝一代的帝皇易姓实不足以界限它，分门别类又割裂了它。断代分门，都不是我们现在要采用的方法。我们应该采用的，至少是大体上根据风格而划分出时期的一种方法。







也因如此，中国书法旧有史观：时代背景——书家——作品模式，就成为书法史编撰者所例行的忽略书法图像诗性流露的荒唐游戏。这种固有书法史观对早已约定俗成的天才或书法精英在同种套路中的叙述，实质上是人为地割断了作为作者个性和整体风格个性连续的历史，沦为碎片式文献综论。如作书法工具史、书法笔法史、书法材料史、书法风格史、书法装潢史、书法理论史等等专史时，书法史可能在撰写者的视野中，将很自然地剔除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更迭的视线干扰，在所涉叙述主体本文的演变中抽绎出它对书法诗性本文的文化性作用，同时也必将显现出历代社会书法风气中官僚化、平民化等不同阶层士人作用于书法创作时风及历史性风格进程。



书画作品向来是传统文人士夫养心怡魂之才艺展示，仕途得意好为，退隐山林亦为，那么，政治权变对作者书法创作又能有多大的改变呢！治书史者又为何屡屡以王权的更张而对书法史做无关的分节呢？书法研究中合乎历史、逻辑的多维向度的图像展现，从来不是一种现成的，也不是能够随时一目了然的存在。因之，对于我们来说，反思传统书史研究中诸多缺陷的“重演”方式，较为真实地再现书法本体历史，就成为当代书法理论家直面的首要研究任务。回头来看，现代陈彬和所著《中国文字与书法》、祝嘉《书学史》等等，从书名上给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但酌读所述，依然因袭古人程式，字体与书体不分，直线叙述。至当代，姜澄清先生所著《中国书法思想史》，则从文字到书法这一演进作了批评性的原创性研究，他论述了汉末至魏晋间碑石、缣纸及书学思想之后结论到：“故三国至晋，为我国书法真正的确立期。”9  在此著中，姜澄清先生从文化学角度对书法艺术的源流及美学内涵进行了别出新裁的阐释。在我看来，书法艺术的渐进与发展，是由若干艺术创作者于繁复意识状态中，以多相的交融、蜕变、渗透、发展而来，绝非属某些单一的地域性书法创作者——个别精英的单线推进。当我们再次检讨当代史学批评方法时，客观、系统地研究并推进当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必须以宏阔的思维视觉，在社会学、民俗学以及借助西方接受美学、现象学等等前沿理论分析中，同时，必须兼顾地域性诸多因素，才能本真地把握书法理论研究的现代流向。



“历史”一词是宏观的大概念，而在书法的过去中，所有存在的文字叙述资料及各样图式都不是书法“史”，它是书法史有待添加的资料碎片，只有当后人对这些文献碎片运用特定方法进行有效连缀，并运用抽绎原理，注入自己的审美思想观念之后（绝不是原历史，因为历史已不可能被后人还原），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有连续也有断裂的系统性(体系性)文本，才是书法“史”。在方法论意义上，笔者的这种做法似乎从西方语言学研究大师索绪尔先生的精彩论断中得到回应：







“如果重建的唯一方法是比较，那么，反过来说，比较的唯一目的也只是为了重建。我们应该把在几个形式间所看到的对应放在时间的展望里，最后重建出一个单一的形式，否则就会徒劳无功。”10







必须注意的是，作为中国艺术中的书画史的连续性、整体性以及连贯的脉胳和历史学的特点是毫不相干的。这个问题的提出，必然要涉及到中国艺术传统（它文另述）。书画史传统，就是历代艺术家个性图像化的承传及转变史。为了把书法放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如社会学、民俗学及其士人化、平民化的普遍文化状态下来考察，那么，要写书法史，我们只有以具体作品风格演变作为历史化进程，划出若干单元，在公元纪年的框架中，才能避免被历史学中的政治演变冲淡对艺术本体内在发展延续的研究缺失，这样也就相应减少了我们在方法论方面所犯的错误。



因而，笔者尝试对中国书法史做出如下分节：







引论：从文字（汉字）书写到书法



一、公元二世纪中叶至九世纪



此节书法风格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单元，其中比较大的区别就是楷体碑刻由散逸、自由走向庄严规整，书法主体——行草，并没有随政治政权的变换而改变发展路向，也未出现较大的风格“断裂”现象。这一单元一是从“二王”一系行草从发韧到高峰的帖学大草风格体验，二是楷体（北碑、墓志风格）从多样性、复杂性走向高度规范之实践。



二、公元十世纪至十六世纪



这个单元除了赵孟頫复兴章草之外，是了无生机的书法时代。



三、公元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末



这个单元不但有恣肆草书的复兴，同时也有碑派书论的萌芽和总结性成果（《广艺舟双楫》成书于1889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碑学的复兴，这关系到历史性书法形制的变迁；当然，书法对联形式的出现更是文化学、民俗学和形式美学引向深入研究的独特课题。



四、公元二十世纪初至八十年代



这是书法书写内容出现白话文的时代，同时，书法书写内容也极大地受到政治指令、风气的影响；这是唯一受政治影响的单元。在这节中，郭沫若先生是一位极为重要的历史性中转人物，因有他，才连结起了二十世纪书法发展的起点和终点。



附录：篆刻史







一部书法史就是一部中国传统文人的心性史，相对于接受层面而言，则又属于社会民俗史中的一部分。书史若以政治历史单元作为分节标准，那么，书法本体的风格质性以及内在流变理路根本就无法在我们的叙述中凸显出来。当我们在由风格构成的每一个单元面前作无尽沉思时，那么，萦绕于脑际的自然是构成作品的笔法、墨色、造线、字法、章法、内容等等内在组成部分，可能，我们在合理地抽绎这些质件时，又能合乎逻辑和历史要求地发现一些被时间所遮掩的历史文明，由图像所抽绎出的这种研究成果，——这是永远不能被既有汉字文献所能替代的。相反，以朝代更换为分节的书法史，撰写者必然被政治演变背景的相关史料所包围，而且要被动地去诠释甚至推测它对当时书法现状所起到的作用。以当下例，2003年春季扩散的“非典”病毒，给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带来了严重灾难，受其影响，由中国书协主办的“八届全国展”征稿延期。这一“书法”事件的出现，应当说是中国书协出于考虑作者创作环境（心态）和邮件而做出的明智决策。几乎就在同时，《美术报》刊出了记者电话采访全国各地20多位书法人言谈记录的《“非典”时期的非常书法》，其中，90%的被采访者生活、写字都很正常，只有个别人是自己吓自己！“非典”过后，笔者发现（是惊异的！），书法家自己的风格并没有因为“非典”事件而有丝毫更改，除个别书家因工作需要在书写内容上有“非典”印迹外，书法依旧！应该说，“非典”事件远远要比古代王朝权变对书家个人生命、生活、书法创作影响严重得多，但都没有影响书家的正常创作，那么，治书法史者一味固守书家“背景”藩篱，于书法史又有多大的补益呢？



结合上文，对书法史结构之上限界说，笔者依然坚持公元二世纪中叶，其理由在于：书法是在书写汉字的基础上完全转渡于失却汉字字义（对于可识读之实用层面而言），同时又弱化汉字规范性构造的——，即当属“第三感觉系统”的抽象“线”性诗学艺术。我们以此为基点，围绕书法用笔、墨法、章法等等迹象构件而形成的美学分析，就是书法研究之本体。反之，无关书法作为艺术本体的考索论证及写字，应属与书法研究关系不大（对于历史学有很大意义）的文献实践阶段，当然，也就不属于书法学范畴。如前所论，书法既然是书家个人审美感觉图像化（个性化）之行迹，那么，书史编篡者为何屡屡还要把中国上古写字实用时代勉强地拉入书法史呢？在编撰体例和方法上，上古文字书写史作为书法史之序论（引论）或者附录出现，是否会“抹杀”早已存在的历史呢？！恰恰相反，这种史学方法更能增加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学科的体系性和纯粹性。在中国艺术学自觉之史学观念上，对于讨论书法史上限而言，章启群先生之睿见无疑是我们需要聆听的：







“魏晋哲学自然观的这一转变，在确立理性和经验原则的基础上，沟通了自然之境理与人性之性理。……从率性自然，到自然深情，这是魏晋人性发展的一种内在逻辑。从美学的维度说，这也标志着一种审美主体的建成，而这又是自然美的发现和艺术创造的自觉的绝对条件。”11







以研究切入点而言，书法史上限尽管断为汉末乃至魏晋，然而，在我们的艺术视野中，对于学习书法的人来说，两千年以上汉字书写甚至更早先民所刻画在摩崖、器物上不可辨识的符号，都可以纳入我们学习甚至改造成书法文本的范畴；你完全可以在这些庞大的前书法资料中去感触，去体味，以互化的思变方式派生出完全属于自己的书法风格样式。在此，作为理论家一定要谨记，千万不要让中国大美术体系中的工艺质性僭先早已从纯粹艺术品质上独立于汉字普遍书写价值观上之书法！







五、结语







理论家与批评家的专业职责就是对常人还未明了的现象世界问题进行辨析与说明。没有锐敏的专业鉴识水平和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仅凭文字基础作业，就很难切入甚至不可能达到对书法本体艺术价值的学术研究与分析，相应地，他们也不具备对诗性化书法图像进行抽象阐释之能力；这类人，可能搞传统考据类的历史学研究反倒更容易出成果。



诚如以上所述，书法史最为美丽的历史实践过程，那就是让我们刻骨铭心的经典图像。只有在对历史庞大而有序的图式变迁考察中，我们才能以最直接、最可靠的图像文献，并将有待最大可能地走近书法本体特征，发现曾被历史遮掩、尘封的历史文化现象。无疑，这种研究旅程充满了诸多诱人思考的哲学意味。也许，每当书法研究者沉浸在迷人的时间之流，并为之心潮澎湃的时候，未必能引起我们警醒并关注的另一书法认知世界却是：时间次序（及政治演变史）在艺术图式实践的方向上并不是唯一、可靠地让我们对历史进行有效分节的研究凭证。



















                                  2003年11月30日完稿于叙异斋



连续刊发于2004年3月31日、4月7日《书法导报》











注：



1、《藤固艺术文集》，P113，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1月。



2、曹意强《艺术与历史》，P157，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1月。



3、[德]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P39，韩水法译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1月。



4、郑樵《通志二十略》，P1825，中华书局，1995年11月。



5、郑樵《通志二十略》，P1827，中华书局，1995年11月。



6、[德]阿多诺《美学理论》，P560，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



7、转引自季伏昆辑《中国书论辑要》P579，江苏美术出版社，1990年7月。



8、《藤固艺术文集》，P114，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1月。



9、姜澄清著《中国书法思想史》，P85，河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7月。



10、[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P305，商务印书馆，2001年5月。

11、章启群《论魏晋自然观》内容提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

---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6-7 11:38
书法史文献目录  




�牐�
�牐犠魑�“文献”的书法，应该是以书法史实及其资料为中心的书法研究，它是对史有记载的文本（包括史有定评的文本）进行清理和重构的一项工作，其目的在于求“真”。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真”在两个方面展开，即史实的“真”和“词”言及“物”的“真”。前一个好说，就是事实真相，不要被历史的浓雾所遮蔽。后一个却涉及相当复杂的哲学命题，即词语如何能够去说清一个在视觉上的物体？更何况是“词”言及“物”还不“虚”。
�牐牎�—引自 沈必晟 《作为风格的书法与作为文献的书法》
�牐犛缮涛裼∈楣�2000年出版的秋子著《中国上古书法史》，由上海古籍2001年出版的沃兴华所著插图本《中国书法史》，不管是资料使用还是体例编制，都有其不同人处。而由江苏教育出版社从1999年至2002年历时4年出版的丛文俊、华人德、刘涛、朱关田、曹宝麟、黄忄享、刘恒主编的七卷本分代书法史，更应该算是煌煌大著。而祝嘉先生《书学史》问世于1941年。书学通史研究在那时是颇为寂寞的，其体例殊乏新气象，如仿元人陶九成《书史会要》于每章简要述史之后，即一一罗列书家，且首列帝王，乃至右军、鲁公皆在帝、后之后。这种体例，祝嘉先生前，马宗霍《书林藻鉴》及《书林纪事》都取法于此。钟明善先生的《中国书法史》的体例，已非前人面目。
�牐牎�—引自 吴振锋 《书法批评的理由》
�牐犚韵率锹蘖械囊恍┦榉ㄊ肺南鬃柿稀�
�牐�1、朱关田 著 《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 江苏教育出版社
�牐犝獗炯芄古哟蟆⒙雎缜逦�、内容丰富的书法专著，如同漫步在我国书法史上最伟大的隋唐时代。该书10个章节，系统论述了隋唐及五代书法艺术发展的历史，各时期书法艺术的演变；介绍了各个时期有关书法名家，并追溯其艺术特点形成的原因；还充分论述了唐代文化与书法的关系，系统介绍了唐代墓志、唐代书法的域外传播和唐五代的书法理论。本书主要介绍了隋代与初唐书法,唐太宗与书法复兴,盛中唐书法,雄秀独出的颜真卿,晚唐书法,唐代文化与书法,唐代书法的域外传播,五代杨凝式及其他书法家等内容。
�牐�2、从文俊 著 《书法史鉴》 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出版
�牐牴糯�书法论著的起点很高，从经验到哲学，从书写技术到精神归依，都建树起高大恢宏的框架，给人以艺术的启蒙和审美的诱导，吸引人们不断地探索、充填并发展它。古人关于书法艺术的两千年智慧结晶，对今天的书法研究来说，不过是初启尘封的定期，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准备和想像，去接近它、全面地了解它，使之重述书法史是怎样的一回事，之后才是今天的评说。
�牐牨臼橄低陈凼鲆韵滤南钅谌荩浩湟唬�探讨书法史与书法艺术传统，为三千年书法史的发展建筑活的灵魂，并试图由此建立起新的书法史观和指导学术研究的理论方法。其二，总结、评价古人对书法的理解和阐释，充分利用古代书论，帮助我们复原或接近历史的
�牐�3、徐明利 著 《中国书法风格史》 河南美术出版社
�牐牳檬橐早敲芏�透彻的分析，提出了钟繇、王羲之二大笔势系统。这一观点，不仅填补了我国书法理论的一项空白，而且理清了整个书法发展史的基本规律：运用这一理论分析我国历代的书法，如晋韵、唐法、宋意、明代浪漫主义和清代碑学书法，原先扑朔迷离的各种书法流派，竟都有总体规律可寻、基本特色可法。
�牐�4、于茂阳《20世纪中国书法史》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
�牐犝馐枪�内第一部 20世纪书法史研究的专著，1998年出版以来，已倍受书法界关注。
�牐�5、明代 陶宗仪 编 《书史会要》
�牐犑檠�史传著作。九卷，补遗一卷。续编为朱谋垔补。宗仪，生卒年月不详，字九成，号南村，浙江黄岩人。家贫，教授自给。平居寡言笑，至论古今人物。洪武初累征不就，晚年有司聘为教官。著有《辍耕录》，又有《说郛》、《古刻丛钞》等多种。此书前八卷载有上古三皇五帝至元末能书者小传，有详有略。评者千余字，略者几字。卷九为书法，录其李斯、蔡邕、卫夫人、王羲之、僧智果、欧阳询、孙过庭、颜真卿、张怀瓘、虞世南、黄庭坚、姜夔、陈绎曾等众家论书之法。卷末有补遗和考评1篇。续编撰者朱谋垔，明宗室，字隐之，号八桂，又号厌厚山人。封奉国将军，擅书法，喜陶氏之书，为有益书家，乃摭有明一代，续其卷后。后人对卷九所录书法论述，评谓：“杂采古来书家绪论，真伪杂淆，殊不足取。”对《续编》谓：“多托于评者之言”。少有个人见解。有明洪武九年（1376）卢祥等刻本（无续编）、崇祯二年（1629）朱氏寒玉馆刻本、《百川学海》本、民国十八年（1929）武进陶氏影刻洪武本。
�牐�6、祝嘉 著《书学史》
�牐犠＠显谌�十年代编写我国第一部《书学史》，并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作序出版，后继续写作，在跨越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中他给后世留下了三百六十余万字的书学专著和数以千计的书法作品。已故著名近代文史掌故学者郑逸梅先生评谓：“近代书法名家以祝嘉先生最为宏富。”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祝老对碑学与帖学都有较深的见解与研究，故他在《书学论集》中写道“王羲之有帖而没有碑刻，郑道昭有碑而没有帖，两者璧合珠联，才为尽美。应尊郑道昭为北朝书圣，与南朝书圣王羲之并尊。”国画大师刘海粟在香港《书谱》上发表《论郑道昭》一文中说：“祝嘉先生称郑道昭为北方书圣，与南方的王羲之并列，可谓大胆而有见地。”祝老一生临过无数碑帖，仅临百遍以上的就有四百余种，如此深厚的临池功夫是罕见的。
�牐�7、潘伯鹰 著 《中国书法简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年初版
�牐�8、沙孟海 著 《近三百年来中国书法》
�牐�9、《中国书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版
�牐犂�时8年、投资150多万元完成的这部《中国书法史》，按历史年代分为7卷，总字数300多万字，图版约千余幅，内容涉及书法家、书法作品、书法流派、书法理论、书法创作和书写工具等，从各个方面对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深入、系统、全面的介绍，集中反映了中国书法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其深入性和完备性获得书界和学界的一致赞赏。
�牐�10、《中国书法史略》 黄敦、庄希祖
�牐�11、《中国书法史》 黄敦等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牐�12、张光宾《中华书法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出版
�牐�13、朱仁夫 著 《中国古代书法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出版
�牐犞烊史� 著 《中国现代书法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出版
�牐牨臼槭羌獭吨泄�古代书法史》之后的又一力作。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编共六章，分期从不同角度阐述中国现代书法发展特点。下编八章，分题论述吴昌硕、康有为、于右任、沈尹默等已故名家的书法成就及各自特色。结语部分综述其他书家，并展望未来。附图近六百幅。
�牐�14、《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浙江教育出版社。
�牐�15、钟明善 著 《中国书法史论》、《中国书法简史》
�牐犝饬奖臼榇邮榉ɡ�史的角度出发，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书法艺术的渊源及发展流变。在传统书法史构架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的考古新材料、吸收了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作者力图以追摹历代书迹的真切体验去阐释中国书法的心灵境界，以内在的艺术规律为脉络去梳理书法艺术现象，并通过最新最全面的书法史料去寻求对于书法历史和书法传统的完整性观照。全书体例规范、重点突出、语言简练笃实，是两本极富可读性的中国书法简史。适合于美术及书法专业本专科、高师高专及广大书法艺术爱好者。
�牐�16、冯振凯著《中国书法史》艺术图书公司
�牐�17、蒋文光著《中国书法史》文津出版社
�牐�18、侯开嘉 著《中国书法史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牐牨臼槲�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书法家侯开嘉先生几十年从事书法史论研究的呕心之作。“其理论研究之特征，是每发必有新见”。他的研究论著在应用新材料，利用新的学术成果上寻求新的发现、阐明新的观点。对书法史上长期有争议的学术问题不回避，而是进行深入的研究、考证和独立的思考，并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以促进学术的发展。
�牐�19、《中国硬笔书法史》
�牐�20、马宗霍 著《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４年出版
�牐犝馐且徊坷�代书法评论资料汇編，依时代顺序和人物编次，按朝代分为１２卷。每卷的绪论评述书法的发展和书风，相当于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书法史。
�牐�21、沃兴华 著《书法观止：图说中国书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牐� 本书是一本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图册（176页）。全书按字体分为：甲骨文、金文、篆书、分书、楷书、行书、草书七个部分。每个部分之前，有一个总论：简介字体的发展演变过程和点画结构特征，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全书入选作品中，一部分是各种字体书风的典型－－名家法书，它们的形式高度完美，作为一种极致，是学成规矩的典范。另一部分是各种在字体书风的发展过程中起承先启后作用的作品——民间书法（几乎不见于他书介绍），没有他们，中国书法的历史将成为不能连接的片断，中国书法的风格将显得靡弱和单调，它们的形式虽然不够完美，但是充满真情实感和新意妙思，能够启发书法家的创作灵感。这两部分作品环肥燕瘦，各擅胜场，有的娴雅，有的雄肆；或者清秀，或者粗犷，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趣味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全面反映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从入选作品可以看出作者的独到见解，也是本书不同于其他书法画册的不同之处。在每一幅作品下，附特色赏析和历史影响。本书对于没有接触过书法艺术的读者可以把它当作连环画，一边看图一边看说明，在轻松愉快的心情中去了解中国书法艺术字体与书体的发展演变，去感受中国书法艺术的魅力，为中华民族能创造出这种书法艺术字体而骄傲。
�牐�22、真田但马 著 《中国书法史

---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6-7 11:41
明确的基点，科学的方法

──读秋子《中国上古书法史》

●汪小玲●





    在收到秋子先生寄来的力作《中国上古书法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1月第1版)之前，我就从有关报道中了解到该书写作的大致情况，虽然我曾对该书绪论《上古书法要略》(刊于《书法研究》1998年第4期)提出过尖刻的批评(同前，1999年第3期)，但仍然不得不为两个数字所折服：一是“10年”──该书从选题到定稿耗费了10年时间，其间必然贯注了作者的呕心沥血和反复斟酌，这与当前不少作者急功近利、数月一书的著述过程相比，其治学精神无疑是难得可贵的！二是“43万字”──在史料匮乏、史观难构因而少人问津的情形下，作者把上古书法史铺陈为43万字，说明他在书法史学方面具有扎实的学问功底和良好的理论修养！

    现在，该书已置于我的案头，并且被我一口气读完。在阅读过程中，作者对人负责的治学精神和扎实的理论基本功不仅得到了印证，而且该书以下特色明显地凸现出来──

    一是研究基点的明确

    理论的作用在于指导实践。书法理论要对书法创作发挥现实的指导作用必须具有独立于创作之外的研究基点：有了独立的基点，理论才会具有独立的价值，才不致成为创作的婢女、跟随在创作主子的身后亦步亦趋；也只有如此，理论才可能先行于创作而引导创作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作者深知此理，故而他力避把上古书法史描述为上古书法作品的技法集评和形式鉴赏，力图把研究基点调整到文化哲学的基点上来。应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基点：只有把艺术和书法放到自然、社会的宏观大立场中进行观照才能明确艺术和书法的本质，而自然和社会的立场实则是哲学的立场，文化哲学处于其中的核心地位。作者在书名下设置了副标题“对魏晋以前书法文化哲学研究”，说明他对文化哲学基点的把握是明确而自觉的。

    虽然，明确文化哲学基点的书法研究者在当前也并不乏人，但真正把它落到实处的并不多见，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一部书法史

学专著的更是为零。就此而言，秋子先生的著作具有一定的突破性和开创性。

    二、描述与思辩的统一

    历史著述的方式有描述与思辩两种，前者侧重于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后者注重史观的构建，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它们的关系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从理论上说，由于研究的重点不同，两者可以有所偏重；然而在现实中，不少研究者在有所偏重的同时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书法史研究引向了歧途。秋子先生基本上克服了此病，一方面，他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史料，描述了近五百件上古书法作品──除一部分为人所熟知，相当部分是首次出现在书史著作中，并且它们不是简单的列举，而是围绕史观精心遴选出来的；另一方面，作者提出了一些全新的史观，这些史观不是空谷音响，而是作者在文化哲学的研究基点上，结合上古书法实际而作出的合理推论。因此，在这本著作里，描述与思辩是统一的。

    三、注重揭示历史背景与书法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

    书法史著作离不开对历史背景的描述。不少作者在描述历史背景时未能揭示历史背景与书法发展之间的逻辑联系，使人感到作者所要回答的仅仅是“在书法发展历程中，社会上发生了哪些事情”这么一个与书法发展无关的问题；或者把作为背景的历史仅仅理解为政治史、阶级斗争史，机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阐释书法史，把书法发展片面地理解为官僚贵族的书法史。而在这本著作中，作者把社会史、文化史、哲学史、美学史、宗教史、民俗史等纳入历史范畴之后，通过对历史背景的扼要描述，分析了由特殊历史背景所产生的特殊的文艺思潮，并由此自然导出书法发展的时代特色，这就在逻辑上揭示了书法发展与历史背景之间的必然联系。

    客观地说，书中若干论述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数处采用“权以为”“姑且认为”的立论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书的学术品位。然而尽管如此，由于具有以上特色，我仍然认为它是一本值得认真研读的好书──不仅是对书法理论爱好者而言，即使是专门的理论研究者也是如此。

---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6-7 11:43
关于‘中心’研究工作的建议
[要点]

谷栋先生：

-------秦简图谱的购藏；
                 [实物不可亲睹，图录便第一重要]

------书法史/书法美学史类著作之购置；

------细化研究计划；

------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搜获资料；汇集相关研究人员；

------建议形成一个‘中心’成员每一二月聚会碰头交流的机制，积思广益；


--------建议适当时候邀请相关专家就[研究方法]给‘中心’成员讲次课。

电话里细谈，此为[建议]之纲。

                                            孝南教育局教研室 管季超 2011。6。8。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6-12 20:04
　孙鹤著《秦简牍书研究》



由篆书到隶书的转变是汉字发展史上的关键性一步，以秦简牍书为代表的秦系文字是汉字史上具有这一转折意义的文字阶段。本书通过对秦简牍书的渊源的考察以及同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的文字比较，认为秦简牍书直接演化为汉代隶书，从而纠正了在文字演进的过程中“小篆演化为汉隶”的传统认识，并论证了书法笔势、书写材料以及字形结构的变化等书写因素对字体演变有着重要影响。

作者简介：
孙鹤，文字学硕士，书法艺术博士，师从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央美院博士后。


　　本书对已发表的六综秦简牍文字资料进行了全面整理，运用王国维“地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从经学、文字学、书学等多种视角，综合研究了秦简牍书的重要意义，论证了秦系文字继承周金文的必然性，进一步澄清了篆隶关系，证明了秦简牍书与秦小篆同出一源，但在汉字演进过程中又具有截然不同的历史地位，分析了秦简牍书对汉隶的影响并论述了秦简牍书就是汉隶的前身。并详细举例分析了书写因素在文字演变中的重要作用。使书学研究成果应用于文字学研究中有了更重要的意义。
目录：
序
引言
第一章 秦简牍书的源流
　第一节 秦简牍书之前的文字发展概述
　第二节 秦简牍书与西周文字的传承关系
　第三节 秦简牍书与秦小篆的关系
　第四节 秦简牍书与楚文字之比较
第二章 秦简牍书的字体特征
　第一节 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字体特征
　第二节 其他五宗秦简的字体特征
第三章 书写因素对秦简牍书的影响
　第一节 书写材料、工具对字体的影响
　第二节 书写用笔对秦简牍书的影响
第四章 秦简牍书与汉代隶书的关系
　第一节 秦简牍书的字形结构对汉隶的影响
　第二节 秦简牍书的笔势对汉隶笔势的影响
结论
引用书目举要
秦简牍书文字编
后记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6-12 20:07
秦简牍书研究论文目录        


   
　　　　　　　　　目 录
文摘
英文文摘
引言
第一节秦简牍书的研究意义
第二节秦简牍书的文献综述
第一章秦简牍书的源流
第一节秦简牍书之前的文字发展概述
第二节秦简牍书与西周文字的传承关系
第三节秦简牍书与秦小篆的关系
第四节秦简牍书与楚文字之比较
第二章秦简牍书的字体特征
第一节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字体特征
第二节其他五宗秦简的字体特征
第三章书写因素对秦简牍书的影响
第一节书写材料、工具对字体的影响
第二节书写用笔对秦简牍书的影响
第四章秦简牍书与汉代隶书的关系
第一节秦简牍书的笔势对汉隶笔势的影响
第二节秦简牍书的字形结构对汉隶的影响
附录1论里耶秦简的书法审美价值
附录2秦大事年表
附图
秦简牍书文字编
秦简牍书文字编（一）
秦简牍书文字编（二）
秦简牍书文字编（三）
秦简牍书文字编（四）
秦简牍书文字编（五）
秦简牍书文字编（六）
秦简牍书文字编（七）
秦简牍书文字编（八）
秦简牍书文字编（九）
秦简牍书文字编（十）
秦简牍书文字编（十一）
秦简牍书文字编（十二）
秦简牍书文字编（十三）
秦简牍书文字编（十四）
秦简牍书文字编（十五）
秦简牍书文字编（十六）
秦简牍书文字编（十七）
秦简牍书文字编（十八）
秦简牍书文字编（十九）
秦简牍书文字编（二十）
秦简牍书文字编（二十一）
秦简牍书文字编（二十二）
秦简牍书文字编（二十三）
秦简牍书文字编（二十四）
秦简牍书文字编（二十五）
秦简牍书文字编（二十六）
秦简牍书文字编（二十七）
秦简牍书文字编（二十八）
秦简牍书文字编（二十九）
秦简牍书文字编（三十）
秦简牍书文字编（三十一）
引用书目举要
后记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6-12 20:08
论文标题:汉代简牍中的私文书研究The Study on Han"s Private Documents Written on Bamboo Slips or Wooden Tablets
论文作者 陈兰兰
论文导师 孙瑞,论文学位 硕士,论文专业 历史文献学
论文单位 吉林大学,点击次数 58,论文页数 66页File Size717k
2004-04-01论文网 http://www.lw23.com/lunwen_187832467/ 周作人;文学翻译;启蒙;近现代文学;平民文学;贵族文学;贡献
Zhou Zuoren; Literary Translation; enlightenment; modern literature; Civilian literature; Noble literature; contribution
简牍文书是我国古代纸张尚未发明及普遍使用前写在竹木材料上的官、私文书。今见之汉代简牍文书有6万余枚，包括大量的官文书材料，和一定数量的私文书材料。近几十年来，前辈学者多侧重于对其中的官文书的研究，私文书仅对契约和丧葬文书有所涉及，其它种类的私文书则一直被忽视，即使偶有提及，也是寥寥数语。私文书与官文书一样，同为当时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处理公、私事物不可缺少的工具，私文书更是当时社会生活尤其是民间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真切地反映着民间社会生活的原貌。而目前为止，笔者目力所及尚未见有对汉代简牍中的私文书进行专门研究的著述。这也是笔者试作此题目的原因和意义。私文书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在其生活、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反映家庭或家族成员活动内容的文字信息。在纸张尚未发明及普遍使用以前，依据书写载体的不同，我国古代私文书经历了甲骨私文书、青铜私文书和简牍私文书三个主要阶段，而汉代尤其是西汉的简牍私文书在我国古代私文书史上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笔者在此以公开发表的简牍材料为限，从文书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三个角度，试对汉代简牍中的私文书作以专门考察，梳理出汉代简牍私文书的种类及内容、发展的特征、反映的问题。本文首先对汉代的简牍私文书进行全景式的扫描，将其分为六类，按类举例介绍其内容，并对其性质进行一一鉴定；然后从载体材料和历史时空两个方面对汉代简牍中的私文书发展的特征作以分析论述；最后阐述从汉代简牍私文书中所反映出的汉代社会生活几个方面的问题。文章第一部分研究汉代简牍中的私文书种类及内容。第一类，私人信件，即是私人之间往来的信件，有以下两种情形：家庭成员之间和友朋之间；第二类，私人契约，即是指私人之间协议的文书，汉代简牍中的私人契约皆是民间围绕经济关系而订立的，所以这里的私人契约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范畴，分三个方面：一是财产流转方面，又分为衣物买卖契约、土地买卖契约和借贷契约；二是合伙经商方面；三是遗嘱方面；第三类，私人簿籍，分为家庭礼钱帐簿和合伙经商簿籍；第四类，丧葬文书，是在处理死者的治丧随葬的礼仪活动中产生和使用的文书，分为三种：一是遣
文书，包括随葬品清单和赙
品清单；二是告地文书；三是告神文书；第五类，名谒文书，是汉代社会通用的一方请谒另一方时遣谒者向受谒者申报个人姓名、官职、行状等情况的文书；第六类，私人志记。文章第二部分研究汉代简牍中的私文书发展的特征。揭示出汉代尤其是西汉的简牍私文书在我国古代私文书史上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首先，从载体材料的角度，将汉代的简牍私文书与商代甲骨、西周青铜载体的私文书相比，得出其如下两个发展特征：一是使用领域及用途更加宽泛，不仅用于记录家庭或家族成员的重大或日常事务；还作为私人经济交易的凭据或经济组织的帐目使用于经济交往领域；作为私人沟通的工具使用于人际交往领域；作为生者安事死者的媒介使用于丧葬礼仪之中。二是使用主体扩大化、多样化，在汉代可以说是形形色色，多层多样，既有政府官员的社交名谒，也有平民大众的“家书抵万金”，既有地主之间的买田契约，也有戍卒百姓的卖衣契券等等。其次，从历史时空角度，将汉代尤其是西汉的简牍私文书与其前后的简牍私文书相比，即与战国、秦、东汉、三国魏晋相比，得出其如下两个特征：一是社会生活中的活跃程度较高，有其社会经济、社会政治、丧葬风气三方面的原因；二是文书多形成制作与书写惯例，与战国、秦相比，私人书信已形成较固定的书写格式和惯用语；私人契约已有明确的条款要素体现着立契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丧葬文书在形制和内容上已较为规范统一；名谒文书也已形成社会上通行的书写格式。文章第三部分研究汉代简牍私文书中反映的问题。汉代的简牍私文书是汉代人们在私人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实物，它悠悠述说着汉代民间社会生活的历史，生动具体地展现着汉代民间社会生活的原貌。一是边塞吏卒的生活：物质上，经济拮据，生活艰苦；精神上，思乡怀家，牵亲挂友。二是家庭女性的地位：从家庭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两个角度考察出，作为妻子，拥有与丈夫相对平等的地位，妻子的身份较为自由，有较为广阔的生存和生活空间，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其身份和地位受到丈夫和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作为母亲，在母子女的关系中拥有家长的权威。三是社会人际的交往，从简牍私文书的蛛丝马迹中可以看到汉代社会人情交往的点滴。本文从文书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三个角度对汉代简牍中的私文书作了专门性的研究，希望能有助于我国古代文书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系统化，同时也希望能有助于人们从各个角度更为深入地了解汉代社会。
Documents written on bamboo slips or wooden tablets refer to the official and private documents written on the bamboo or wooden carrier before paper had been invent and universally used in the ancient days of our country. Han" s documents written on bamboo slips or wooden tablets that we have seen amount to sixty thousand, consisting of great quantity of official documents and specified amount of private documents. In the past dozens of years, the elder learners had laid more emphasis on the study of Han" s official documents. But, except that deed and funeral documents had been somewhat referred to, other sort of private documents had always been overlooked. Even if they were talked about, only several words. Together with official documents, private documents is also a necessary means people employed when dealing with official and private affairs in the actual life. And private documents are the real record of the social life especially the folks" life of that time. They reflect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folks" life exactly. But up till now, I hasn" t yet caught sight of any specialized writing on the Han" s private documents written on bamboo slips or wooden tablets within the scope my eyes can reach. That is also the reason why I attempt to elaborate on this subject.Private documents are messages that take shape in a family or a clan" s living and manufacturing process, reflecting the family or the family members" action. Private documents in the ancient days of our country were firstly written on the bones, secondly on the bronze, thirdly on the bamboo slips and wooden tablets according to the carrier before paper had been invent and universally used. Han" s especially West Han" s private documents written on bamboo slips or wooden tablet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the history of private documents. Here, I try to make study of Han" s private documents written on bamboo slips or wooden tablets with the material published in attempt to sorting out the general condition of Han" s private documents written on bamboo slips or wooden tablets.The thesis, first, conducts full- view scanning onto Han" s private documents written on bamboo slips or wooden tablets and divides them into six sorts with examples identified one by one of each sort. Then, form the view of carrier and history the thesis makes an analysis of and details the features of development of Han" s private documents written on bamboo slips or wooden tablets. Finally, the thesis elaborates on several respects of social life in Han Dynasty reflected by Han" s private documents written on bamboo slips or wooden tablets.The first part of the thesis deals with the sorts and contents of Han" s private documents written on bamboo slips or wooden tablets. The first sort, private letters, refer to letters transmitted between family members or friends. The second sort, private deed, refer to deeds signed by people on behalf of themselves. All the deeds in Han" s private documents written on bamboo slips or wooden tablets are related to economy, so the private deeds here merely belong to an unadulterated economic category.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branches. First, wealth" s transmission, which can also be parted into deeds of clothing business, deeds of soil business and deeds of loaning. Second, the deeds of business goes into partnership the ration. Third, deeds of will. The third sort, private accounts, which consist of family" s money account and business cooperation account. The forth sort, funeral documents, which refer to documents produced and used in the ceremony of treating the dead and in the funeral arrangement. They can be sorted into three branches, that is presentation documents including the detailed accounts of presents given by others and things to be buried arranged by family, documents informing the earth, documents informing the deity. The fifth sort, documents used to inform others of someone" s name, identification and other information like individual cards when one is willing to visit other people. The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6-12 20:32
简 牍 之 父

——试论张邦彦先生简牍书风的先行价值

                                                                 余姚人

                                                     



   

    自秦始皇入主中原开始，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逐步东移无疑使西部的发展减缓了发展的步伐。镶嵌在古丝绸之路上的明珠——敦煌，以一种原始意味的艺术魅力留住了中外艺术者关注的目光。敦煌，早已成为中国西部文化的典型象征；以她为轴心散布的中国远古先民所创造的充满深度文化内涵的洞窟文化、古遗址、地下物文又在２０世纪重放出灼人的光芒。笔者在这里介绍给大家的是为西部文化、文物工作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书法家张邦彦先生。



  一、张邦彦先生生平与交游

    张邦彦（公元1914年——1988年），字粲卿、石帆。甘肃天水人。张邦彦生于天水北城门张氏家族。张氏家族是古秦州向以琴书传家的名门大家。家族学人功名层出，书艺代有传人。据今流传作品可览的，自清代同治年至今五世相继，享誉百年。以先祖遗风及家庭熏染，特别是其祖父鸣珂翁的启蒙与教导，加之张邦彦的智敏勤奋，奠定了他博学广识且深厚的书法基础。

    张邦彦先生自6岁开始在祖父和父亲的启蒙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论语》等。10岁即以颜真卿《多宝塔》为临本，染指书法。由于受长辈的口授心传，他在13岁左右就涉猎了家藏丰富的北碑南帖，至入学时已初具书法功底，15岁时，考入省立三中，因是年甘肃遭遇旱灾，家庭无力供给上学，加之河湟乱起，土匪军阀马廷贤攻陷天水，学校停办，促尔辍学。他为了谋生，便混迹于报社及县政府诸类能发挥书写所长之单位，从事缮写、印制、函件等工作。

    1946年抗战胜利，张邦彦调省政府，专为省级大吏缮写函件和应酬文字。1946年6月，于右任先生赴新疆途经兰州，见先生所书文字后大加赞赏，并在书法技巧、丰神及艺术观念上予以教导，其后，先生书艺遂大进。

    1958年，在当时“左”路线下，张邦彦先生被错误作出退职处理，列为管制对象，监督改造持续十年之久。文化大革命中又进一步遭受冲击和迫害，被错误地定成“十种人”遣返农村劳动；此后，先生身体和生活上受到很大的折磨和压抑，亲属也受到牵连；粉碎“四人帮”后，直到1984年8月，经党和政府复查审核，对张邦彦先生长达２６年的冤错案才进行了彻底平反，恢复了公职和工作，使他在人生时日不多的时间里，重新开始了对中断多年的书法艺术的重温与探求。

    张邦彦先生身前为甘肃省政协委员，、民革成员，甘肃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兰州解放后即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西北军区招待所、甘肃省图书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省博物馆等单位工作，为甘肃乃至西北文博事业和书法艺术的振兴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曾获文化部颁发的“文博工作三十年”这一殊荣。

张邦彦先生除潜心于金石、小学、书法之外，又在作为体现中国传统文人心性的诗文及民间艺术上不断追寻，从不同向度塑造出自己的人生品格和艺术作品风格。由于历史及编者眼光所限甚或其它原因，先生书作中好多精品未能收入1999年由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张邦彦书法集》，大多精品书作流通于陇右和兰垣藏家之手或市场，为此，要全面并确切地认识并评价先生的艺术价值，的确存有一定的困难。好在张邦彦先生的书法完全来自民间艺术，让他自己的作品回到民间去，也许更是先生身处九泉之下最大的愿望和对他最大的慰藉。



  二、知性体验：张邦彦的临简成就及其他

     张邦彦先生于文学、历史修养博深，且对我国古文字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1959年武威发现轰动国内外的《仪礼》、《王杖诏书》等汉简，他曾积极参加了这批简牍的释文、编次、临摹、校勘等项研究整理与出版工作；并偕同陈梦家（考古专家，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何乐夫（考古专家，甘肃省博物馆馆长）、冯国瑞（石窟研究专家，学者，梁启超西北得意弟子）诸先生共同工作4年，临写简牍五百多枚。由于受汉简书风的影响，张邦彦先生的书法风格因此大变，。加之他的勤奋与刻苦，在前无古人的艺术领域，入而能出，独辟一途；，这正如石涛上人所说：“古者识之具也，化者识其具而弗为也。具古以化。未见夫人也。尝憾其泥古不化者，是识拘之也。识拘于似则不广，故君子惟借古以开今也。”先生书法融碑帖与汉简于一炉，首开中国汉简书法风气，要说独步书坛也不为过。1964年，张邦彦先生应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历史博物馆之邀，临摹《武威汉简》一千多枚，至今作为藏品。先生临制的多批汉简，笔墨高古，神彩俱臻，功底深厚，至今无出其右者。先生所临《武威汉简》，尤其被公认为我国古简临本中水平最高的作品。

    1979年，张邦彦先生在参加甘肃省图书馆古籍及特藏书整理工作中，他首次破释了草书《敦煌闲话》手抄古本卷书等重要史料。1980年，他又以高龄病体应邀参加了中国历史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居延汉简》的整理、临摹和研究工作。他所参与的简牍释文、校勘等重要工作具有国内第一流专业水平。1981年，先生临摹《甘谷汉简》并订正和修改了原来误释的文字，还作了补释《武威医简》中缺字和疑难辨认的文字。1986年，天水市北道区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秦竹简数百枚，先生应邀进行了整理、校释工作。尤其先生在破释古简草书文字上，独步超群，具有过人才识和真知灼见，解决了许多国内外学术界存在的疑难课题，成为全国简牍文字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骨干。

    随着先生日益显赫的声誉，加之甘肃外事活动频繁，他独成一体且深具文化含量的简牍书作成为甘肃与友好邻国交往中的高贵礼品，在当时的国际交往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如省政协出访国外时将其书作赠给罗马尼亚；他还为温哥华国际佛教场所观音寺题写“智慧万千法流乐土，金身丈六果证西方”及“观大千世界，入不二法门”等楹联。1980年，日本书道团来访兰州，张邦彦先生亲自参加了交流活动并应邀为访问团现场书法表演，并赠书留念，该团成员对其深邃蕴厚的书法功底及学术品位评价极高。

    张邦彦生前曾参加了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1984年，先生应文化部和甘肃省人民政府之邀，为全国四大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书写了《麦积山石窟维修记》碑并篆碑额，此碑嵌于麦积山一号窟和东门之间石壁上。至今兰州火车站“兰州站”和“进站口”、“出站口”都是他的书作。先生多次为省内外出刊的书法、绘画专辑题名，如香港《文汇报》副刊“中国书画”，湖南出版的《当代楹联墨迹选》等等；为各省、市等文博单位恭贺的书法作品，均被列为当地馆藏。他曾应邀为故宫博物院成立６０周年所书大字“国宝荟萃，文物大观”，受到全国书家的一致好评。

    张邦彦先生非常热爱家乡，关心故土天水的建设和发展，。多年来，他将自己创作的灯谜作品亲手书写展猜，并为家乡名胜古迹题了许多楹联、匾额、诗文、碑记等，除刻用的，大多被人珍藏。他曾为河南郾城县许慎纪念馆撰联并书：“南阁祭酒五经无双，功侔仓圣文明大昌”。题白石弟子韩不言画集诗曰：“燕赵自古多奇才，坎坷缠身费疑猜。衣钵白石传心法，笔墨朱耷信手来。宣和余韵翻新谱，桃李成蹊改旧栽。所看晚景逢盛世，毋庸再烦漂母哀。”他的诗文，时时流露出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书法的热爱与恋情：“诗肠苦搜终乏味，书腕辛勤信难工。”他的简牍书法与诗文一样，纯然是质朴的，敦厚的，但又秉持着羲皇故里所赋予的一种灵气。

    张邦彦先生去世后，1992年元月，甘肃省文化厅和省博物馆于在省博物馆隆重举办了《张邦彦先生遗作展》，初世宾馆长所撰序文中称：“五十年代末，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简牍本经典，先生潜心攻研勾勒，融会其精髓而超然升华，首倡汉简书法，自成一家，独步书坛。”“而破释奇字异体，砭难决疑，有起死回生之力，简牍界誉为佳话，然鲜为人知，亦从不仗以急功徼利。”同年8月，天水市举办了先生“遗展”的续展，深深纪念这位为甘肃文化艺术事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名宿。



三、张邦彦书法艺术比较研究

    张邦彦先生在书法上的历练，甚至耄老自成，却一直不求闻达，终于在简牍书法艺术上为中国书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张邦彦先生一生运蹇，饱受世运之变，加之他博学多识，因而其书风定格甚早；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尽管其书法陈述方式也杂，但简牍体已见端倪，至五六十年代，他的书体可说风格独具，然他久居信息甚为闭塞的西北一隅，并不为世所知。也正是在这长期从事简牍考古的工作和实践中，以他聪颖的天资和对艺术的深层悟化，在承继古代简牍字体的同时，开拓并弘扬了这一艺术领域，成为开启２０世纪中国书坛简牍书风的第一人。

    张邦彦先生书法初宗魏碑，继习章草，后又取法汉简，故颇得金石气息。代表他书风成熟的简牍作品，更是遒劲多姿，韵味天然，蕴藏了高古豪健的雄浑气象。他的作品继承传统而不拘泥古法，独创新意而无矫揉造作，在偏僻的西北一隅独自营构着属于自己的书法话语体系；甚至，他在“处江湖之远”的历史环境误差中，被动于时序化进程，却不为世人所知，不断丰富并延展着中国书法史的图式结构。

    随着先生在破识古简牍文本上日益显赫的声誉，加之甘肃外事活动频繁，他独成一体且深具文化含量的简牍书，成为甘肃与友好邻国交往中的高贵礼品，在国际交往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张邦彦先生书作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远播罗马尼亚、加拿大、法国、日本等国。在对中国书法独一无二的体认上，张邦彦先生曾说过：“曾有人提出到日本去学中国书法，我觉得很可笑，日本文化是学中国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到日本去学书法呢？”

    临摹古简，可以说是先生的本职工作。“而西北汉简的发现，使仅知汉隶的书坛大为震惊，活泼自由的结体，明显的用笔痕迹，更加多样的风格，启发了民国的书家，隶书风格为之一变，同时也影响了草书和章草的重新振兴。如果说考古学能改变历史的话，那么它对书法的启示、观念的改变，其作用则更为明显。”（周俊杰语）在书家风格独立过程或风格变异中，亦如绘画风格之形成上，临摹是必经阶段。值得思考的是，人们临一本帖甚或描摹绘画范本《芥子园画传》等等，各人的理解不同，方式不同，其最终获取的格调也不同，这就是因各人个性、学识以及侧重点或目的不同而获相异之结果。尽管，自中国简牍字迹出土以来书写者代不乏人，形似者甚多，但艺术机趣独具者至今无出张邦彦先生。金、甲、篆、隶、章草、简牍、砖铭等等在中国的发现，完全是以汉字（实用概念）形式出现的，而非艺术（观念状态），要汲取这些前书法营养，必须要抛开固有文本，进行再拆解，再创造，赋予更为深广的艺术认知与“陌生化”创变精神，这样，作者所获得的艺术图式既与历史传统与关，却又属于“我”法。张邦彦先生在简牍字迹上的发潜与成功，的确就是这种理念互化的确证。

    张邦彦书法首先对汉简中过分夸张的撇、竖笔划进行了收缩处理，使其含蓄而不失高古与厚重；同时，他解构了简牍字迹隶意甚浓的扁平结构，进行适度拉长，在上下文本的贯气上极尽立轴类作品书写时的抒情意味。行笔辅以北碑及章草笔致，避免了汉简线条油滑的轻浮感，且在线条的粗细变化上强化了对比，在字节的律动中生发出勃勃生机。

    如果王世镗作为近代章草的开山书家，那么张邦彦又以迟来之笔成为中国简牍书风的先行者更是毫无疑义！作为开山书家，其体势风格尽管还未臻化境，但在书史上的贡献功莫大矣。梅墨生先生曾言，沈曾植是“深刻影响20世纪章草书法变革发展的人物。”“王世镗与郑诵先都没有逾越过沈曾植这块巨石”。事实上，沈曾植发展章草的理想在他晚年成为吊诡——他在章草极为有限的语义空间试图以侧锋作为变式，其结果恰恰成为发展章草最终失败的注脚。因为，章草作为艺术之书法，必以中锋为主体用笔达其浑厚，一旦频繁引以侧锋，就业已游离章草特点（特长）之外，或是其它什么东西。当代王蘧常为何在章草上成为大器而沈曾植在当下的影响日益暗淡（沈氏其时影响更大），结论理应如此。试想，如果把沈曾植晚年属于创新与突破的侧锋夸张之作置于其成名年代，他未必就能在２０世纪的书坛留下一流的大名！

    张邦彦与近现代承传传统书家相同的是：他保留了作为传统临摹范本的影子，亦即传统功夫，这如同他自己所表白的：“学习书法还是要学习传统的，尤其中国数千年来积累的书法艺术是学习的基础。自晋唐以来，出现了很多书法大师，他们的书法艺术留给后世的经典之作很多。学习书法要一步一步来，不要梦想一夜成为书法家。”同时，他又以不循规蹈矩的创变完全远离同代书家甚或前贤而独往于简牍书体之创作，作为临摹是被动的，作为理性的抉择又是主动的，这也就是先生书法风格彰显的原因所在。

在笔者的理解中，如果王世镗作为近代章草纯粹的承继传统者，虽然他的创造性不是太明显，书风个性化也不是太强，那么，张邦彦书风及艺术个性化所为完全处在与王世镗、郑诵先同一位置，并在原创性上当仁不让地处在了另一个高度。我们把他仨人作品置于一起，如不熟知他们所处之时代，必然会错认为同期书家。张邦彦的埋没的确给治近现代书法史的作者留下了些许的遗憾：

    有趣得很，汉简中大量墨迹的出现，并没有很快使书坛为之倾倒。……直到当代书坛，我们才开始看到对汉简书风的追求热情。除此之外，第一批汉简是1899年由瑞典人斯文赫定于敦煌发掘而得，这使它离习惯上的中国文化层距离较远，要进入书法创作也更为不易。此后在1930年由西北文化考察团所得的居延汉简一万多枚，虽没有这种隔阂，但却逢着中日之间即将发生战事，书法想要有所发展也不复可能。诸如此类的困境，使汉简书法要进入现代书家笔下变得十分不易。

——陈振濂主编《近现代书法史》26页，天津古籍，1998年10月

    从这种意义上，张邦彦书法无疑以开启简牍书风的先行价值和难得的时代优势，回应时空落差并行于沈曾植、王世镗、郑诵先诸先贤的艺术价值体现上。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评价沈曾植“他是个学人，虽然会写字，专学包世臣、吴熙载一派，没有什么意思的：后来不知怎的，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专用方笔，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这评价的确玄乎。沈曾植书法尽管碑帖兼收，网纳巨多，但却是半生不熟，由侧锋作顺势拖笔且有意拉长文字结体，以致使书法造线油滑，失去章草书风优长的高古与厚重，应该继承的他却丢掉了、抛弃了，最终误入歧途。沈曾植书法尚“奇诡”这是事实，但他书作以“奇诡”做作，不自然，他的书作无如王世镗高古，无如郑诵先浑厚；他的高足王蘧常却没有蹈此覆辙，以古奥的字法，生涩的笔致，率意为之，反而高迈其师，翘楚二十世纪书坛，成为在章草领域超越古人的大师（自王蘧常出，章草才有艺术意味）。相应地，张邦彦书作比沈曾植早年书法更活脱，更有自己的语言见地。他生前曾言：“由平正到险绝，由险绝再归平正，这是书法的必由之路。”“书法能写出书卷气，这种字才越看越好。”相应地，张邦彦书作在笔法及自我主体意识上既能在书法的规定性之内守其法则，又有极具书法创变特质的自我营构，从这一点上来讲，他的书法创变在２０世纪书坛是非常杰出的。无论在笔墨的阐释还是在技术经验上，张邦彦先生足以与王世镗相偕伉。他比王世镗轻松，比郑诵先峻历，但不若两家之沉潜，如在他晚年的一些作品中还存在着结字及用笔的随意化痕迹，当然，这也就是简牍书法本身存在的难度问题。也因如此，简牍书法尽管作为中国书法风格中的一个标本，一种类型，它与甲骨、篆、隶、章草、正书一样，因其本身固有之限制，只能在结字及运线重造上千锤百炼，而不能在创作空间更大的章法上做更深层的理性阐释，因而，简牍书与行草及狂草相比，缺少了更大的阐释密度和语义弹性。如果，我们在艺术上非要把一种语言结构比较简单的图式变得复杂起来，那么，只能使这种风格图像在接受者审美目光中处于更失“意”的位置。在艺术风格固有的规定性之内，如阐释理路不允许我们去那样破坏，倒不如做得平和一些为好。

    张邦彦先生一生对北碑、章草、篆隶等均有涉猎，虽稳健持重，功力不凡，但真正能体现其书学价值的确属简牍书风，。展卷品读，一派生机，其书愈至晚年愈显出超凡脱俗的机趣与悠游心态。他对从文字到书法的艺术构想与创作，完全是从知性体验到感性阐释的双向互化，从他书迹中所释放的形体选择与游艺方法，就足以说明，他对书法的诠释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先生毕生所从事的文化艺术事业是光辉的，、璀灿的，他的生命格式却是悲剧式的：“腥雨十年处处同，传杯谈虎各心惊。”但由他艺术精神所勃发出的生命意味又是生生不息的：“白发将军犹矍铄，豪情不让少年时。”、“筹边壮志未肯休，班生原不愿封侯。早生玉门同伫望，莫与天山共白头。”

    在当下世人多以吹泡沫而陶陶然之际，笔者捡漏而撰此拙文，以纪念为中国简牍书法艺术而殉道的张邦彦先生，从这层意义上来讲，认识先生是很有必要的。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6-20 13:58
文献综述与学术谱系


作者：熊易寒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学术界都不太重视文献综述，一篇论文写下来，往往只有对他人观点的零散引用，而缺乏对研究现状的系统梳理。近年来随着学术规范的逐步建立，这种情况有所转变，至少学位论文都有文献综述了，但总体水平仍不敢恭维，大多数综述都是罗列式的，报幕似地把相关研究一个一个列出来，丝毫感觉不到这些文献之间存在任何内在的关联，甚至也感觉不到这些文献与作者本人的研究有何相干——仅仅是因为同主题，或者仅仅是为了遵守学术规范?这样的综述机械、突兀，有生拼硬凑之嫌，称之为“伪综述”亦不为过。

　　阅读国际上的顶级学术刊物，有这么几个发现：一、书评以外的所有论文都有比较翔实的文献综述；二、专门的综述性文章通常是由该领域的一流学者撰写；三、对相关著作的征引大多采取间接引用的形式，很少直接引用。这与国内的情形很不一样，我忍不住要问，为什么要这样做?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学术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惯例和规范必有其道理。我们不妨来大胆猜测一番。

　　为什么必须有文献综述?在我看来，一篇优秀的文献综述其实就是一幅学术谱系图。写文献综述不仅是为了陈述以往的相关研究，也不仅仅是为了表示对前辈、同行或知识产权的尊重，更是为了“认祖归宗”，对自己的研究进行定位。有时候一篇文献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文本本身，而只有把它放到一个学术史的脉络中去，放到一个学术传统中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个文本：作者为什么要做这项研究，他／她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他／她试图与谁对话?我们在开始一项研究时也同样需要问自己这些问题，除了要有问题意识，也要有对话意识，不能白说白话。对话的前提自然是倾听，如果连别人说了什么都不知道，如何进行对话?正是在倾听(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问题”，才需要与对方进行讨论，否则便无话可说。通过综述的写作，我们就会知道：别人贡献了什么?我打算／能够贡献什么?我是否在重复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撰写文献综述首先是为了尊重并真正进入一个学术传统，其次才是利他主义功能——为他人提供文献检索的路线图。

　　为什么综述性文章要由大家执笔?文献综述看似简单．其实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首先，必须熟悉该领域的重要文献，了解最新的研究进展，在“知识大爆炸”的今天，要做到一点，非有积年之功不可；其次，面对汗牛充栋的文献，必须具备高超的理解能力和概括能力，从宏观上把握总的研究状况，否则就不是你在驾驭文献，而是文献驾驭你。我们(特别是初学者)在阅读文献的时候，常常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之中，茫然不知所措，有时甚至感觉被人牵着鼻子走，面对不同观点的学术论争，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免犯糊涂，此乃“段位”不够所致；最后，综述性文章往往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和前瞻性，除了要总结现有研究，还需要高屋建瓴，指出现状的不足及其根源所在，为这一领域甚至整个学科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性意见。写综述性文章就好比修族谱，由德高望重、造诣深厚的学术权威领衔也就理所当然了。

　　为什么要尽可能间接引用?间接引用就是作者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引文的核心观点，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来重新表述需要我们先将对方的观点吃透，然后围绕自己的核心问题和行文思路，重新加以组织，这种以自我为本位的诠释可以使论述更加紧凑有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尽可能找出不同文本之间的内在关联，他们的分歧是什么，共识是什么，将众多的观点进行整合、归类，避免罗列堆砌、杂乱无章；二来间接引用突破了原文的限制，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进行概括，可以有效节省篇幅。

　　规范的文献综述，要求学者有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也需要学术刊物的大力倡导和支持，因为如此一来，论文的篇幅势必扩大，使有限的版面更加紧张。但与此同时，论文质量也更有保障。因版面限制而去砍综述、删注释，实在是削足适履的不智之举。

　　认真对待文献综述，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们不能仅仅把文献综述看做论文写作的一个步骤、程序的一个规定，更应该看到，这是知识生产过程的一个有机在重复别人，它是在说出自己。它不仅是一个合法性问题，也是一个有效性问题。可以说，扎实的文献综述是一篇论文成功的一半。

　

　《读书》2007年第4期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6-21 12:54
我国首家简帛书法艺术研究院成立

  时间:2011-3-27      来源:北京文网   

http://www.citure.net/info/2011327/2011327205827.shtml

　　我国首家集学习、交流、展示等多功能为一身的简帛书法艺术研究院——北京简帛书法艺术院在大兴区澄怀轩艺术馆正式成立，《中国简帛书法大字典》编纂出版工作同时启动。这是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李卓彬、中国美协副主席曾成刚为北京简帛书法艺术院揭牌。（千龙网曾凝 摄）



　　我国首家集学习、交流、展示等多功能为一身的简帛书法艺术研究院——北京简帛书法艺术院在大兴区澄怀轩艺术馆正式成立，《中国简帛书法大字典》编纂出版工作同时启动。这是北京市文化局局长降巩民、中共大兴区委书记林克庆为《中国简帛书法大字典》编纂出版项目启动揭幕。（千龙网曾凝 摄）

　　千龙网北京3月26日消息（记者曾凝）今天上午，我国首家集学习、交流、展示等多功能为一身的简帛书法艺术研究院——北京简帛书法艺术院在大兴区澄怀轩艺术馆正式成立，《中国简帛书法大字典》编纂出版工作同时启动。中国致公党、中国美协、市文化局、大兴区委区政府等有关领导，以及众多嘉宾莅临现场祝贺。

　　简帛是竹简、木牍和帛书、帛画的简称，在纸张广泛使用的魏晋之前，取材方便的简牍和质地轻薄的丝织品绢帛是朝野主要书写材料，也形成了介于篆书与隶书之间的简帛书法。郭沫若认为，简帛“字体虽是篆书，但和青铜器上的铭文有别，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后代的隶书”。由于不易保存，战国以及秦汉时期广泛使用的简牍、帛书现已几近消失。直到马王堆汉墓等被考古发掘后，简牍、帛书才再一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北京简帛书法艺术院院长吴巍先生的中国简帛书法研究，就是以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为基础，并大量参酌楚帛书和简牍。他不仅为简帛书法单字复活、定型，编纂《中国简帛书法大字典》，而且积极探索简帛书法的艺术创新，形成了既保持古法原貌，又与时俱进的当代简帛书法——风格遒劲，大气磅礴，让轶失近两千年的简帛书法再一次鲜活地再现于当代书法之林。

　　1999年国际儒学研究会成立国际简帛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也成立了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研究已是世界性的学术研究课题。北京简帛书法艺术院是第一家民办非企业简帛研究和创作机构，社会力量、民间资本第一次深度介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拯救、研究、创新和推广，是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标志，也是全社会的文化自觉。凭借扎根首都的区位优势和简帛书法研究创作的领先地位，北京简帛书法艺术院的成立，必将极大推动简帛研究的深入和简帛书法的复兴。

　　《中国简帛书法大字典》是以吴巍院长为核心的学术研究团队，经30年的发掘整理形成的研究成果。北京简帛书法院将在政府有关部门、基金会以及学术研究机构的支持下，迅速启动编纂出版工作。大字典共分八个部分，8200多个汉字，计划五年内编纂完成。



　　资料

　　北京简帛书法艺术院




北京简帛书法艺术院院长吴巍先生接受采访（千龙网曾凝 摄）


　　北京简帛书法艺术院2010年6月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注册，业务主管单位是北京市文化局。从事简帛书法艺术研究30年的吴巍先生为北京简帛书法艺术院院长。

　　该院经营宗旨和经营范围包括：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学习，研讨，传授，交流，书写，展示中国简帛书法艺术作品，编撰和出版中国马王堆帛书书法大字典。

　　该院主要经营场所设在北京市大兴区澄怀轩艺术馆内，面积近千平方米，包含：吴巍艺术馆（作品展示大厅），创作室，业务工作室，学术交流研讨室，给文化艺术创作和交流提供了一个发挥想象，心情舒畅的环境。





吴巍先生简帛书法作品之一（资料图片）

　　《中国简帛书法大字典》

　　《中国简帛书法大字典》由北京简帛书法艺术院院长吴巍主编兼单字书法创作，编委将荟萃国内多所著名大学和简帛研究机构的古文字专家。《中国简帛书法大字典?将编撰八卷，包括8200余个单字的简帛书法，为简帛书爱好者提供一部融权威性和学术性为一体的学习摹本。大字典每卷平均1000字，一字一页（包含以简帛书法形式书写的字头，该字的出处，历史沿革脉络，确认学术依据等）。 首卷将在项目启动后八个月问世。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6-24 21:12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6-29 13:56
    百年来中国简帛中文著作要目

                         [管季超建议选择其中与课题相关者购买或查阅]

（1） 罗振玉《流沙坠简考证》（贞松堂，1900～1913）。

（2） 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正编、补遗、考释），日本京都东山书社，1914。

（3） 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上虞罗氏云窗丛刻本，1914。

（4） 王国维《流沙坠简补正》，上海仓圣明智大学·广仓学窘丛书本，1916。又收入1927年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本和1940年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本。

（5） 邹安《南越文王冢黄肠木刻字及明器》，上海仓圣明智大学·广仓学窘丛书本，1918年。

（6） 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初二编》，上海有正书局，1931。

（7） 陈直《木简考略》一卷，石印本，1932。

（8） 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永慕园丛书（增订本），1934。

（9） 陈邦福《汉魏木简义证》，石印本一册，亿年堂丛书，1934。

（10） 陈直《汉简木简考略》，石印本一册，摹庐丛著之一，1934。

（11） Sven Hedin（斯文·赫定）著，李述礼译《亚洲腹地旅行记》，开明书店，1934。

（12） 劳干《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四川南溪石印本，线装四册，1943。又收入1949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13） 劳干《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四川南溪石印本，线装两装，1944。

（14） 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石印本，1944。文1972年台湾艺文印书馆重印。

（15） Aurel Stein（斯坦因），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商务印书馆，1946。

（16）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1948。

（17） 劳干《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商务印书馆铅印本，1949。

（18） 饶宗颐《长沙出土战国楚简初释》，油印本，1954。

（19） 史树青《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群联出版社，1955。

（2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考古学专刊丁种第2号，科学出版社，1957。

（21） 饶宗颐《战国楚简笺证》，上海出版社，1957。

（22）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

（23） 劳干《居延汉简考释·图版之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十一，台北，1957。

（24） 饶宗颐《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选堂丛书之四，香港义友昌记印务公司，1958。

（25） 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

（26）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信阳楚墓文物图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

（2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考古学专刊乙种第8号，科学出版社，1959。

（28） 劳干《居延汉简·考释之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台北，1960。

（29） 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汉简》，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二号，文物出版社，1964。

（30）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编辑委员会《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1972。

（31）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下，文物出版社，1973。

（32）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74。

（33） 王梦鸥《汉简文字类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

（34）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八开线装本，文物出版社，1975。

（35）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孙膑兵法（银雀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5。

（36）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武威汉代医简》，八开影印线装及平装缩印本，文物出版社，1975。

（37） 王关仕《仪礼汉简本考证》，台湾学生书局，1975。

（38） 陈??《汉晋遗简识小七种》（上）、（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六十三，台北，1975。

（39）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老子（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6。

（40）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经法（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6。

（41）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战国纵横家书（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6。

（42）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孙子兵法（银雀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6。

（43） 劳干《劳干学术论文集甲编》上、下，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

（44） 马先醒《汉简与汉代城市》（分上、中、下三卷），简牍社丛书之一，台北，简牍社，1976。

（45） 严一萍《帛书竹简》，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

（46）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八开线装本，文物出版社，1977。

（47）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古地图 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7。

（48） 马先醒《简牍论集》，台北，简牍学社，1977。

（49）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32开平装本，文物出版社，1978。

（50）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叁），文物出版社，1978。

（51） 高敏《云梦秦简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

（52）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导引图（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9。

（53）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

（54） 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齐鲁书社，1980。

（55） 陈梦家《汉墓缀述》，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十五号，中华书局，1980。

（5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上、下，考古学专刊第十六号，中华书局，1980。

（57）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

（58） 高敏《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

（59） 中华书局编辑部《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

（60） 马先醒等《居延汉简新编》，台北简牍学会丛书之五，简牍学会编辑部主编，1981。

（61） 陈直《摹庐丛著七种》，齐鲁书社，1981。

（62） 许宝驯、王状弘《汉简隶书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

（63） 陈建贡、徐敏《简牍帛书字典》，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

（64） 饶宗颐、曾宪通《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

（65） 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

（66）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67）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叁），文物出版社，1983。

（68）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秦汉史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69） 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1984。

（70）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71） 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秦汉魏晋出土文献，文物出版社，1984。

（72） 林剑鸣《简牍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73） 饶宗颐、曾宪通《楚帛书》，香港中华书局，1985。

（74）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

（75） 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秦汉魏晋出土文献，文物出版社，1985。

（76）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文物出版社，1985。

（77） 徐祖蕃《汉简书法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78） 黎泉《简牍书法》，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

（79） 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

（80）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秘书处《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通讯特辑》（总第12期），1986。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6-29 13:57
（81） 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

（82） 吴昌廉主编《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 简牍篇二》，台北，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编辑委员会，1986。

（83） 吴昌廉主编《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 简牍篇三》，台北，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编辑委员会，1986。

（84）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85）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荩骸毒友雍杭蚴臀暮闲！飞稀⑾拢�秦汉魏晋出土文献，文物出版社�?1987。

（86）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简牍研究译丛》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87） 骈宇骞《银雀山汉墓竹简 晏子春秋校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88） 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89） 周一谋、肖佐桃主编《马王堆医书考注》，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90） 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第2版），齐鲁书社，1988。

（9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薛英群、何双全、李永良注《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92） 韩仲民《中国书籍编纂史》，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

（93） 李正光《马王堆汉墓帛书竹简》，湖南美术出版社，1988。

（94） 郑有国《中国简牍学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95）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96） 陆锡兴《汉代简牍草字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

（97） 李学勤《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

（98） 高敏《简牍研究入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99）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八开精装本），文物出版社，1990。

（100）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与第四燧》，秦汉魏晋出土文献，文物出版社，1990。

(101) 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秦汉魏晋出土文献，文物出版社，1990。

(102)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

(103)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

(104) 魏启鹏《马王堆帛书·德行校释》，巴蜀书社，1991。

(105)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上、下，中华书局，1991。

(106) 吴μi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107) 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

(108) 赵正《汉简书法论集》，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

(109) 张光裕《包山楚简文字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92。

(110) 傅荣珂《睡虎地秦简刑律研究》，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2。

(111) 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从考古学、文献学看〈周易〉》，长春出版社，1992。

(112) 魏启鹏、胡翔骅《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一），成都出版社，1992。

(113) 魏启鹏、胡翔骅《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二），成都出版社，1992。

(114) 高大伦《张家山汉简〈胍书〉校释》，成都出版社，1992。

(115) 饶宗颐、曾宪通《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

(116) 曾宪通《长沙楚帛书文字编》，中华书局，1993。

(117) 陈振裕、刘信芳《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18) 李学勤、林剑鸣、谢桂华《简帛研究》第一辑，法律出版社，1993。

(119) 青海省文物考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文物出版社，1993。

(120) 袁仲一、刘钰《秦文字类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121) 王关成、郭淑珍《秦刑罚概述》，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122) 国际简牍学会《国际简牍学会会刊》1，台北，兰台出版社，1993。

(123) 赵平安《隶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

(124) 郭若愚《战国楚简文字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

(125) 李玉《秦汉简牍帛书音韵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126) 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1994。

(127) 张政?R、日知《云梦秦简》（中、英文对照），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28)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上、下，中华书局，1994。

(129) 李学勤《简帛佚藉与学术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

(130) 吴福助《睡虎地秦简论考》，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131) 高恒《秦汉法制论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132)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133) 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研究论文集》，湖南出版社，1994。

(134) 俞忠鑫《汉简历考》，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13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

(136) 李零《〈孙子〉古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37) 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楚学文库），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138) 商承祚《战国竹简汇编》，齐鲁书社，1995。

(139) 高大伦《张家山汉简〈引书〉研究》，巴蜀书社，1995。

(140) 孟凡人《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楼兰文化研究丛书），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141) 饶宗颐、李均明《敦煌汉简编年考证》（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系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

(142) 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校》（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系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

(143) 马建华、赵吴城《敦煌汉简书法精选》，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

(144) 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辑；李学勤、林剑鸣、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

(145) 陈伟《包山楚简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146) 张守中《包山楚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1996。

(147) 张光裕、袁国华《包山楚简文字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96。

(148) 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辑，谢桂华、陈松长、刘乐贤主编《简帛研究译丛》第一辑，湖南出版社，1996。

(14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6。

(150) 西北大学历史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简牍学研究》第一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

(151) 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

(152) 邢文《帛书〈周易〉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

(153) 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

(154) 李振宏、孙英民《居延汉简人名编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5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

(156)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

(157) 丁原植《郭店竹简〈老子〉释析与研究》，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8。

(158)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补编》，台北，文渊企业有限公司，1998。

(159) 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

(160) 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辑（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

(161) 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辑（谢桂华、陈松长、刘乐贤、赵平安主编）《简帛研究译丛》第二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162)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简牍学研究》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

(163) 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

(164) 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

(165) 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

(166) 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郭店楚简》专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167) 赵平安《〈说文〉小篆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6-29 13:57
[管季超建议选择其中与课题相关者购买或查阅]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7-2 08:25
http://wenku.baidu.com/view/11a3190590c69ec3d5bb751a.html

管季超搜获：《中国古文字学研究五十年》。

中国古文字学研究五十年

--------------------------------------------------------------------------------



　　50年以来，伴随着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新的古文字资料不断涌现，拓展并改变了人们对诸多问题的旧有认识，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学者在继承乾嘉朴学的基础上，借鉴考古学的理论及方法，无论资料董理还是各专题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古文字学的50年发展大致可划为两个时期，在前30年中，各类古文字资料开始系统整理，新资料的蓄集在使研究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也孕育着新学问的创立。这些工作积厚流广，致使近20年来，古文字学研究呈现出全新的面貌。甲骨文、金文等一批刻铭获得彻底清理；西周甲骨学、战国文字学等重要学科分支相继形成；古文字学以考古学为基础，并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广为应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均见突破。古文字学超越传统金石学，从未像今天这样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表现得如此充分。
　　　　　　一、商周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
　　商代甲骨文的发现迄今适值百年。建国以后，殷墟发掘踵史语所于后岗及侯家庄的甲骨文发现，在殷墟内外多处遗址又有新的收获，从而将人们对甲骨文埋藏地点的考虑扩大到小屯殷王室宗庙和宫殿中心区甚至殷墟之外，丰富了对甲骨文出土地点的认识。
　　殷墟自有契文出土以来，私掘之风益盛，估者因字论价，故伪刻重出，良莠杂柔，造成研究者引征抉择的不便。加之私掘品脱离地层及伴出物，时代难测。30年代的殷墟发掘始开科学整理研究甲骨文之先河，而建国以后两批重要的甲骨发现更使这一工作渐臻完善。1973年，小屯南地发现大批商代刻字甲骨，缀合整理后实得甲骨4500余片。1991年，花园庄东地和南地复见商代刻辞甲骨584片，其中完整卜甲近300片。两批甲骨内容丰富，颇具特色，且有明确可靠的地层关系，并常与有分期特征的陶器共存，为甲骨学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科学资料。
　　西周甲骨文的发现乃甲骨学史之重要成就。50年代以后，山西等地零星发现的独具特色的刻字甲骨，已逐渐使人认识了禀承殷制的周契文字。1977年，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初期宫殿遗址发现大量周代甲骨文，时代可溯至商末，内容涉及商周之际的重要人物及事件，对研究西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商周关系和周文化渊源极具价值。此后，河北邢台南小汪和北京房山琉璃河又续有西周甲骨文发现，西周甲骨文研究遽成专学。
　　殷墟甲骨文经历年掘获，散佚严重，私家之藏屡聚屡失，数易其主，况科学发掘品数量巨增，均亟待整理。50年以来，甲骨文整理工作日受重视，ｄｕāｎ＠①文别录非止一家。胡厚宣先后有《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1951年）、《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1951年）、《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1954年）和《甲骨续存》（1955年）四书行世，于新摹旧拓广搜博求，集录甲骨13814片，不乏精品殊品。 李亚农《殷契摭佚续编》（1950年）、郭若愚《殷契拾掇》两编（1951、1953年）及陈邦怀《甲骨文零拾》（1959年）也各有新获。缀合之作则有曾毅公《甲骨缀合编》（1950年）及郭若愚等《殷虚文字缀合》（1955年），对恢复和提高相关卜辞的史料价值贡献尤显。
　　50年代末，殷墟卜辞资料开始全面汇集。历20余年，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1978～1983年）终成完帙。此书广选累年旧录商代甲骨近42000片，并于校重、去伪、 缀合诸方面多有建树，成绩卓著，为甲骨文著录的集成之作。此后胡厚宣新出《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1988年）及《甲骨续存补编》（1996年）；李学勤等合纂《英国所藏甲骨集》（1985～1992年），不仅包括金璋等人所聚旧物，且掇增新辞。俱为《合集》的有益补充。 《小屯南地甲骨》（1980 ～1983年）则对1973年殷墟所获甲骨予以全面整理。其与《殷虚文字甲编》、《乙编）虽同属科学发掘所得，但《屯南》不仅细注甲骨的考古发掘单位号，且更注重甲骨层的叠压关系及同出的有助断代的陶器特征，并附卜辞摹本和钻凿资料及研究成果，其著录水平之高及体例之完备均属空前。
　　甲骨文自发现迄今，数量日进，海内外所藏已逾15万片，新一轮的资料整理工作仍在继续。《甲骨文合集补编》对《合集》之外的重要资料及新见卜辞续有结辑。殷墟花园庄东地、南地及西周甲骨文的整理工作也有新的进展。此外， 姚孝遂等主编《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1988年）及《殷墟甲骨刻辞类纂》（1989年），从不同角度对卜辞资料重做厘次。
　　卜辞分期断代乃甲骨学研究之先务，尽管有关的断代雏型早已由董作宾着手建立，但他显然并未将其守为不可更易的定论。陈梦家《甲骨断代学》首先发展了董氏的理论，他以发掘坑位及卜辞系联等大量证据，论证董氏旧定小屯YH127及其他若干坑出土的后称自组、子组、 午组的卜辞为文武丁时代的失误，并将其前移至武丁时期。这一观点后来得到宾组与子组同版卜辞的助证。而考古学的地层分析以及小屯南地和花园庄南地自组、午组卜辞仅出自殷墟文化第一期地层的事实，更为相关卜辞时代的前移提供了坚实证据，成为甲骨文断代研究的重要突破。
　　尽管自组、子组和午组卜辞的时代统属早期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但对其具体时间的划定仍存分歧。胡厚宣定三类卜辞于武丁以前。陈梦家列自组、子组于武丁晚期，午组卜辞虽早于宾组，但也仅限于武丁时期。萧楠据小屯南地的地层关系及同出器物，以自组、午组卜辞俱为武丁晚期。林＠②则将自组卜辞前移至武丁早期，得到考古学研究的有力支持。学者续对有关卜辞详究精辨，展示了渐趋一致的学术见解（注：a.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文津出版社，1991年。　b.方述鑫：《殷虚卜辞断代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 c. 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d.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文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殷墟妇好墓及小屯南地甲骨的发现，使对董作宾旧定武乙文丁即后称历组卜辞时代的研究成为新热点。李学勤倡历组卜辞属武丁晚期至祖庚时期，并提出殷墟甲骨分期两系说，多有应求。另一些学者则据小屯南地地层关系及对历组卜辞内容的分析，仍守董说。这些论辩极大地促进了殷墟卜辞的分类断代研究。
　　殷墟卜辞的断代研究日趋精细，不仅宾组、出组、何组卜辞得到更为细致的划分，且无名组卜辞时代的判定以及盘庚至小乙与帝辛卜辞的辨识也广见论列。学者或主自组贞人扶卜辞为殷墟甲骨中时代最早之物，其中一部分可越至武丁以前。尽管并非所有学者都承认自组卜辞的上限可以提前到比武丁早期更早，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根据不同的标准寻找早于武丁的卜辞。帝辛卜辞的研究进展似乎更显平实，文丁周祭祀谱的拟建事实上已使晚殷周祭祀典析为三个独立的系统（注：严一萍：《文武丁祀谱》，《史语所集刊》第46本第2分，1975年。）， 这意味着黄组周祭必有一系应属帝辛。
　　卜辞分期的理论方法更趋成熟，一王只容一类卜辞的简单模式渐遭汰除。遵循书体特点对卜辞分类断代显示了某些积极因素，而以卜辞内容所反映的人物事迹的同版关系作为分组标准的研究也渐成风气。甲骨钻凿形态的分析已被普遍作为分期断代的依据之一，从而使卜辞分期的方法更臻丰富。
　　商代的占卜制度随着考古学与甲骨学的综合研究始有揭示。卜辞语法研究也一改过去的薄弱局面，词汇及语法问题都受到充分的注意。管燮初《殷虚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年）、沈培《殷墟卜辞语序研究》（1992年），均系这方面研究的力作。
　　学人举契以论史，成为50年甲骨学研究的突出成就。有关商代政治史研究（注：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科学出版社，1956年；《商周史料考证》，龙门联合书局，1960年。），从殷代王权的神化到王权并非不受方国联盟、神权和族权制约的认识广见阐释。对商代国家政体的探索，学者互持封建、方国联盟、多王制以及宗法制为核心等不同论点，而于卜辞“众”、“众人”及人祭身份的究辨更争鸣不绝。
　　殷卜辞不仅遗有鸟图腾辙迹，且存复杂的亲属称谓，为殷代亲族制研究的绝好史料。张政＠③以十进制氏族组织解商代氏族制及族之结构。李学勤弃日名旧论而主近于谥法。张光直以亲群为据提出十干庙号两系说。林＠②承非王卜辞之论，对父系家族形态慎析明辨。裘锡圭、杨升南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商代宗法制及其内涵。朱凤瀚作《商周家族形态研究》（1990年），则是这方面的系统研究成果。
　　商代祭祀制度颇有钩沉，对卜辞“大示”、“小示”及“上甲廿示”等集合庙主的理解见仁见智。陈梦家基董作宾首创“五祀统”提出“周祭”概念，间匡董说。周祭祀首及入祀先王先妣祀序又有不同拟构。卜辞四方风、＠④田、逆祀、ｂēｎｇ＠⑤祭等问题的研究皆有发创。
　　甲骨文商史研究的其他方面也成绩显著，官制研考日趋系统，礼制探讨渐致深密，五行观及尚白习俗多沈邃之谈，战史及军制研究也见突破，刑法之制依卜辞实录仪轨详正，晚殷征人方日谱之编制勉臻于成。商代社会及经济史研究颇多新论，杨升南《商代经济史》（1993年）、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1994年）、彭邦炯《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1997年），皆率意之作。张政＠③考裒田肖田，胡厚宣讲田功施肥，于省吾辨谷物名实，递为心极。商代马政、牛耕、田猎等问题的研究达到新水平。卜辞“工”与“百工”之探义，冶铸史料之考定，扩大了商代经济史的研究范围。商代医史也多有证训。
　　卜辞天文历法及方国地理研究各有进展。年祀、岁时、交食、岁首月首等问题皆有阐释；气候考察笃实可取。陈梦家构殷代地理框架，李学勤著《殷代地理简论》（1959 年）， 郑杰祥作《商代地理概论》（1994年）。
　　甲骨学之综合研究，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1956年）启其端。该书对甲骨文研究的经过、方法和所及内容进行了全面科学的阐述，既体现了作者于甲骨学研究的精意灼识，也是对甲骨文发现前65年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达到了甲骨学研究的高峰。此外，陈邦怀作《殷代社会史料征存》（1959年）、饶宗颐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1959年），王宇信撰《甲骨学通论》（1989年）及《西周甲骨探论》（1984年），亦契学典要。
　　　　　　二、商周金文的发现与研究
　　建国以来新发表的商周有铭青铜器几近3500件，数量殷富，分布广大，且长铭重器迭见，如吉光片羽，无愧为商周史料之渊薮。
　　商代重器以殷墟妇好墓及相关铜器群为大宗，彝铭所记人物多可与卜辞对证，为殷墟文化的分期及卜辞断代确立了重要标尺，开辟了商代文字研究的新途径。殷墟出土戍＠⑥鼎及亚鱼器群，山西曲沃出土＠⑦孳方鼎，为晚殷长铭及纪年铜器增添了新资料。湖北蕲春出土盂方鼎，辽宁喀左发现孤竹国铜器，都是极富意义的重要收获。
　　两周有铭重器的发现无异于为《周书》补足百篇遗文，极大地拓展了周史研究，琳琅之作目不暇接。利簋首以彝铭印证文献追述的甲子之事，价值弥重。何尊铭记成王初迁成周，可与文献互参。保卣、＠⑧卣及保员簋述及周初重要史实，乙卯尊、伯唐父鼎与柞伯簋铭记商周礼俗仪注。＠⑨＠⑩进诸器与静方鼎的发现，不仅使宋著厚＠(11)方鼎及安州六器获得新的对比资料，且器铭反映的西周史实也足资重视。这些资料对商周史的研究颇具价值。
　　西周中晚期镌铭铜器的精要之款更不胜枚举。流失海外的鲜簋重新介绍于世。驹尊与＠(12)方彝分记西周马政及军事组织，可与达＠(13)盖及禹鼎等器匹合研究。陕西庄白一号窖藏出土微史家族四世铜器，蔚为大观，其中墙盘铸284字铭文，述周微两世家均溯至周初， 意义重大。蓝田出土永盂，岐山董家村窖藏裘卫四器及＠(14)ｙí＠(15)，或记土田之易，或篆辞讼，使西周土地及法律制度研究渐致深入。伯＠(16)诸器、驹父＠(13)盖、多友鼎及史密簋各载长铭，于研探周夷关系及西周地理尤具价值。＠(17)鼎铭文始见宣王太史籀，吴虎鼎铭称周王“申厉王命”，俱为时代明确的宣王铜器。三十七年善夫山鼎、三十三年伯＠(18)父＠(13)等晚周高王年铜器及作册＠(19)卣、此器的发现，促进了西周王年及历法研究。扶风齐家村出土几父壶和柞钟器群，齐村得获厉王胡簋，强家村新见师＠(20)鼎， 长安张家坡窖藏孟簋及师＠(21 )簋诸器，永寿发现逆钟，皆重要史料。不啻如此，新出辅师＠(22)簋、询簋、师同鼎、虎簋盖可分别与旧传师＠(22)簋、师询簋、同簋及师虎簋相互阐发。殷器宰甫卣，周器班簋、格伯簋、鄂侯鼎等传世重器复得重见，使对诸器器形、铭文等问题又有新的认识。山东滕县重获不其簋，与传世簋盖适相匹配。深藏秘扃的师克＠(13)也纷纷刊世。吴镇烽著《金文人名汇编》（1987年），各家对新旧彝铭的汇集整理也互有侧重。上海博物馆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1986～1990年），收商周金文925种，精择拓本摹本1140余件，分代分国排次，极便利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罄20 余年之功纂就《殷周金文集成》（1984 ～1994年），集殷周彝铭之大成，收器11983件，左右采获，资料胥备， 体例科学，于各器之出土、著录、流传、收藏等基本情况详疏明载，远胜旧录，为金文研究的划时代巨帙。
　　两周铜器的分代分域研究步入了崭新阶段。在分代研究方面，唐兰阐释彝铭“康宫”问题，为西周铜器探讨新的断代标准；又著《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1986年），自成体系。陈梦家撰《西周铜器断代》（于60年代续成专著，未完稿），综论铭文、器形及纹饰，结合考古学与文献学考校铜器时代，所证西周铜器之众倍于前人。又辨铭究史，因文循礼，体大思深。西周中期铜器的断代问题十分复杂，微史家族等一批重要铜器的发现使标准器断代法扩大为标准器群断代研究成为可能。此外，利用金文人名的系联关系以确定各器时代的探索也极有意义。
　　对西周金文月相语辞的正确理解直接关系到铜器断代及西周历法的建立。马承源考察西周具有完整纪年的铜器，探讨四分月相与金文合历的可能性。刘启益以定点月相对西周铜器进行可能的整理。黄盛璋申初吉本指初干吉日之旧论，进而对月相含义提出新释。刘雨则将初吉发展为月中吉日。冯时通过讨论晚周铜器，别吉日与月相为两系统，于月相语辞也有新解。这些研究对周历的重建及西周铜器编年研究都十分有益。
　　两周铜器分域研究成绩显著。辽宁凌源出土西周燕侯盂，北京房山琉璃河发现周初克器、堇鼎等器，对燕国始封及早期燕史研究极有裨益。战国燕铭的增加对文献缺佚的燕国史实及燕君世次也有补苴，其中燕王职督造之兵可正刘宋及唐人议论之谬。与燕比邻的中山国重器则有空前发现，鼎、壶等器长铭罕见，补充了文献有关中山国史料的不足，增加了人们对中山与燕国历史的认识。
　　两周晋器的发现意义重大。山西北赵出土至少五世西周晋侯铜器，填补了有关研究的空白。散佚海外的晋国重器陆续购归，传世晋侯铜器也得甄别。春秋子犯编钟铭记重耳归国、城濮之战及践土之盟等重要史实，可补正经史。三晋兵器、量器的国别、年代、特点、铸地及铸造制度等问题也有系统研究。
　　应国、虢国铜器又有新品出土。南阳发现西周申器，湖北郧县春秋墓出申王之孙叔姜＠(23)，申国称王，于铭文首见。山东等地续见莒器、纪器、滕器、＠(24)器，齐器、鲁器及诸小国铜器也有新的发现和研究，上曾器的出土则首立姒姓曾器之典型。
　　两周楚器出土日富，使楚史及楚文字研究蔚然成风，综合性研究益显详密。西周楚公逆钟的发现对传世＠(25)铭之解读殊多帮助。淅川下寺春秋楚墓获见大批有铭铜器，多为楚器，少为蔡、上＠(26)等国媵器及灭国之器，于楚及与相关诸国关系的研究极有意义。新出楚王＠(27)章＠(25)与宋录＠(27)章钟同铭惠王五十六年，为建国以来首见直书楚王年号的铜器。战国节制史载过简，鄂君启节的出土则对楚史、地理及相关制度之研究不可或缺。
　　江汉江淮诸国铜器多有发现（注：黄锡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河南、湖北等地广见两周黄器、曾器，特别是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大批重器的出土，始明金文屡称的姬姓曾国或即文献所见之随国。墓中65件编钟详载曾国与列国律吕音名，为先秦乐学研究的珍贵文字。
　　新见吴、越、徐、舒、蔡国铜器十分可观。丹徒出土周初宜侯矢簋，铭记武成两代伐商并省东国之事，又迁虞侯于宜，赐土授民，学者就虞侯之实多有辩诘。浙江绍兴发现吴配儿钩＠(28)，河南固始出土宋公＠(29)＠(23)，安徽寿县蔡昭侯墓则出吴蔡重器，均为研究诸国历史的重要史料，且铭文之考校缀读也颇精彻。吴越铜兵珍品不绝，王器数倍于旧。徐舒彝铭始有明判。诸国铭器的整理研究多综合之作（注：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施谢捷《吴越文字汇编》（1998年），于两国铭器穷搜博罗，悉举目睹，殊备检拾。
　　陕西宝鸡发现＠(30)伯墓地，为研讨＠(30)国历史及周＠(30)关系的崭新资料。又见春秋秦公钟＠(25)，乃长铭秦器之罕有新品。新出秦兵的研究多有创获，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1990年），则是对秦铭研究的阶段性总结。
　　商周金文各专题研究日臻深入。早期徽识铭文之含义开始赋予多层次、多角度的解释。新见徽铭提供了更多的勘比资料，殷墟西区出土大量具有不同族名的铜器，分布严整；西周金文涉及世族之内容也相当丰富。凡此均促进了商周族邑布局及贵族家族形态的研究。商周国族研究的另一种趋向则是有关方国地理的爬梳考实，河南罗山息国铜器等数批徽铭的发现及传世彝铭的整理，都使这方面研究取得不少成绩。
　　张亚初等撰《西周金文官制研究》（1986年），陈汉平作《西周册命制度研究》（1986年），参证《周礼》以揭西周官制及册命制度之原。两周金文反映的诸侯爵制已有深入研究，金文所见周代礼制续有研考，利用约剂铭文探究西周法制思想，或据金文军行内容研释西周军制及乡遂制度，皆成绩斐然，有关＠(31)京地望、新邑与成周关系的讨论也渐有新识。商周金文所涉及的其他问题也广有论列。
　　两周金文的韵读文法深为学者关注。于省吾归冬于东，陈邦怀、陈世辉分作金文韵读，于古音研究创获甚丰。金文词类及语法现象多有阐释，管燮初作《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年），则是对相关问题研究的结穴。
　　　　　　三、先秦时期其他古文字资料的发现与研究
　　对中国文字起源的探讨一直是学术界的重要课题。新石器时代普遍被认为是文字形成的关键时期，分布于黄河、长江流域诸文化及更晚的二里头文化、早商文化遗址都发现大量陶文，可析为百余种不同字体。其中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及二里头文化陶文多被视为早期文字。山东邹平发现龙山时代11字陶文，其与汉字的关系有待研讨。事实上，早期文字资料的逐渐丰富已使对文字起源的理论探索成为可能。郭沫若主指事字先于象形字而发，汪宁生据民族学资料追寻文字之源，均极具启发。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
　　商周陶文、书辞及石刻文字乃难得之史料，于商周史研究发挥着愈益重要的作用。陕西凤翔秦公墓发现春秋石磬刻铭，意义重大。临淄发现战国“王＠(32)”量，完整而可容算，澄清了齐国量制的有关纷议。郑州、荥阳、咸阳等地所出陶文既富且新，秦封宗邑瓦书的研究也有进展。先秦古玺代不绝出，新品或有结集研究（注：王人聪：《新出历代玺印集录》、《新出历代玺印集释》，《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专刊》之二、三，1982、1987年。）。货币及其他杂器铭也屡有新见。
　　东周文字的重要发现当推载书和简牍。山西侯马发现晋都新田遗址，出土大批盟书，内容包括宗盟、委质、纳室、诅辞及卜筮辞等，纂成《侯马盟书》（1976年），为古文字研究与考古学研究的成功结合。河南温县继有盟书发现，与侯马盟书书体一致，遣辞类似，人物近同，暗示了二者的某种联系。尽管两批盟书的时代尚有争议，但其对东周史及其时盟誓制度的研究无疑十分重要。
　　战国竹简层出不穷，价值弥重，简牍学因之迅速兴起。战国简以楚简最巨，早期发现有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信阳长台关及江陵望山楚简；晚期发现则有江陵藤店、天星观和九店，荆门包山、郭店，临澧九里，常德德山和慈利石板楚简。时代属战国中晚期，内容为遣册、卜筮祭祷记录、诉讼文书、日书及先秦典籍，对研究战国历史及文字具有重要意义。学者据以印证楚世族源传说，发覆楚史制度，考稽历法，建说官制，比察名物，释证地理，精彩纷呈。
　　战国曾简乃迄今所知时代最早的简书，其近于楚简，不啻文字官制。简文为遣册，以车马兵甲为主，对解决古代车制等问很有帮助。天水放马滩战国晚期秦简内容包括日书及墓主记，墓主记属稗官言，有裨于文学史研究。四川青川秦牍《为田律》为研究秦国土地制度的宝贵资料，学者或有详释。
　　　　　　四、古文字的研究考释
　　古文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需要有自己完善的理论，自唐兰《古文字学导论》之后，古文字学的理论建设又有新的突破。学者或据周初四德器论殷周文字简化，或依古文字字形的归纳分析，提出汉字形体演变的规律性认识，极具创见。高明著《中国古文字学通论》（1987年），裘锡圭作《文字学概要》（1988年），林＠②作《古文字研究简论》（1986年），陈炜湛等撰《古文字学纲要》（1988年），陈世辉等成《古文字学概要》（1988年），皆系全面阐释古文字学理论的佳作。
　　文字考释是古文字研究的基础，50年来最重要的成果当推张政＠③对殷周易卦的解读。他将甲骨文、金文由数字组成的符号与《周易》对译，获得成功。这一工作卓尔不群，不仅揭示了数字符号昧失的本义，且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思想史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对古文字考释方法的总结，前有唐兰四法，后有杨树达十四法，互有异同。唐兰继早年的释字成绩续有新论（注：《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杨树达则先后出版《积微居金文说》（1952年）、《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1954年）及《耐林＠(33)甲文说·卜辞求义》（1954年）等一系列论作，于各自所倡释字方法多予实践。
　　郭沫若有关甲骨文金文研究的一系列奠基之作于建国以后重新刊行，且多经作者披览修订，复有灼识。如于《卜辞通纂》眉批释甲骨文者字，先学者所谈20余年。《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重加增订，拓本移换十之六七，铜器图像增入若干重器，释文考校补缺正谬。郭沫若还就新出文字率先考释。
　　于省吾考释文字重析字形，兼顾音义及古文字的相互联系与发展变化，又通贯辞例，所得多不易之论。其《甲骨文字释林》（1979年），择旧作之精，贡献显著。张政＠③则更重古文字的定音，因而不拘字形之囿，发前人未发，屡有创见。裘锡圭讲词释字分析绵细，说论允惬，学说集成《古文字论集》（1992年）。此外，马叙伦著《读金器刻词》（1962年）、朱芳圃作《殷周文字释丛》（1962年）、陈邦怀成《嗣朴斋金文跋》（1993年）、李学勤撰《新出青铜器研究》（1990年），均颇有建树。
　　甲骨文约五分之一的文字已得辨识，金文研究也成绩骄人。新识字多疑文难篇，颇显功力，一批关键字的释读几逮本义。鸟书研究极有进展（注：a.容庚：《鸟书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1期。　b.张光裕、曹锦炎：《东周鸟篆文字编》， 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考释新器，发微旧铭，多精辟之论。
　　六国文字举凡金、石、简、帛、陶、印、货币，种类甚富，相互参证，发明尤多。金文长铭迭见，一改过去物勒工名的简单格式，仅中山彝铭增新见字形，明旧所不识，即使对战国文字的旧有认识大为改观。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研究日益精审，早期工作旨在通释全文，辨明性质，但苦于文字漫灭，阙疑待问者众。80年代后学者始利用帛书红外照片考释文字，疏通语意，使对帛书内容及性质的认识转趋成熟（注：a.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5年。　b.饶宗颐、曾宪通：《楚帛书》，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年。）。石刻、玺印、货币文字研究多有新见，《石鼓文》、《诅楚文》、《行气玉铭》均不乏研释。罗福颐撰《古玺印概论》（1981年），曹锦炎作《古玺通论》（1996年）。货币文字新得日甚，释文屡出新说。战国文字的综合研究更非昔日可比，李学勤论题铭国属，开分域研究之先。学者或于战国文字形体特征和地域特点阐释周详。何琳仪著《战国文字通论》（1989年），综述战国文字研究成果。
　　由于古文字考释工作成绩显著，各种工具书编纂告罄。孙海波《甲骨文编》（1965年）、容庚《金文编》（1959、1985年）分别增订再版，较旧著补缺续终。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1988年），匡谬正俗，释字精当。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1996年），兼采众说，互有择舍。高明广集新旧陶文总成《古陶文汇编》（1990年），又合作《古陶文字征》（1991年），于陶文整理颇具系统。罗福颐纂《古玺文编》（1981年）及《古玺汇编》（1981年），资料完备，且释文订补亦精（注：吴振武：《〈古玺汇编〉释文订补及分类修订》，见《古文字学论集初编》，香港中文大学，1983年。）。商承祚编《石刻篆文编》（1957年），又辑《先秦货币文编》（1983年）及《战国楚竹简汇编》（1995年），与张颔《古币文编》（1986年）、郭若愚《战国楚简文字编》（1994年）各见所长。诸书皆于古文字之分类编述，重在汇集。高明《古文字类编》（1982年）及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1980年），则于各类古文字慎辨清选，排比类次，以示文字兴衰演变之迹，颇便参证。
知识词典考古京69～75H1语言文字学冯时20002000知识词典作者：冯时，北京市，1007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7-2 08:28
《古文字学研究文献》资料目录

        ◆01《古文字诂林》12册
      
        ◆古文字论丛 　

        ◆古文字诂林12册 　
      
        ◆曾宪通主编《古文字与汉语史论集》　中山大学2002 　
      
        ◆王辉《古文字通假释例》艺文印书馆 　
      
      
        ◆石刻古文字 　
      
      
        ◆许威汉《汉语文字学概要》　上海大学2002 　
      
        ├┈汉语文字学概要.djvu
        ├┈“涂”字考.doc
        ├┈《古文字研究》总目(1-24辑).doc
        ├┈《汉字演变五百例》及《续编》.pdf
        ├┈中国繁难文字字库初编.DOC
        ├┈中國文字學（知津）簡目.DOC
        ├┈何仲英《中国文字学大纲》（民国丛书01053）.pdf
        ├┈古文字学.doc
        ├┈古文字学基础教学方案.DOC
        ├┈吴贯因《中国文字之起源及变迁》（民国丛书1053-5）.pdf
        ├┈呂思勉《中国文字变迁考》（民国丛书1053-4）.pdf
        ├┈孙海波《中国文字学》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　昭和十六年十二月.djvu
        ├┈异体字总表.DOC
        ├┈王筠《文字蒙求》（道光二十六年重订本）.djvu
        ├┈蒋伯潜《文字学纂要》正中书局1946.djvu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JPG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pdf
        ├┈郭沫若《商周古文字类纂》文物.pdf
        ◆02《说文解字》系列 　
      
        ◆宋本《说文解字》 　
      
        ├┈續古逸叢書-宋本說文解字1.djvu
        ├┈續古逸叢書-宋本說文解字2.djvu
        ├┈續古逸叢書-宋本說文解字3.djvu
        ├┈續古逸叢書-宋本說文解字4.djvu
        ├┈續古逸叢書-宋本說文解字5.djvu
        ◆张舜徽著《说文解字约注》 　
      
        ├┈说文解字约注 上册 张舜徽著.pdf
        ├┈说文解字约注 下册 张舜徽著.pdf
        ├┈说文解字约注 中册 张舜徽著.pdf
        ◆清代桂馥原著、日本高田忠周校补《说文义证举要》 　
      
        ├┈(清) 桂馥著；(日) 高田忠周校补：说文义证举要.txt
        ├┈说文义证举要.JPG
        ├┈说文义证举要1.pdf
        ├┈说文义证举要2.pdf
        ├┈说文义证举要3.pdf
        ├┈说文义证举要4.pdf
        ├┈说文义证举要5.pdf
        ├┈说文义证举要6.pdf
        ├┈说文义证举要7.pdf
        ├┈说文义证举要8.pdf
        ├┈说文义证举要9.pdf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pdf
        ├┈说文解字注【东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djvu
        ◆董莲池《说文解字考正》作家2005 　
      
        ├┈董莲池《说文解字考正》作家2005.pdf
        ├┈说文解字考正.doc
        ├┈说文解字考正.jpg
        ◆说文解字注附錄8種8檔打包 　      
        ◆2550_六書音均表 　
      
        ◆2550_古音正聲變聲表　
      

        ◆2550_古韻分部對照表 　      
        ◆2550_廣韻切語上字表 　
      
        ◆2550_曾運乾古音三十攝表 　

        ◆2550_說文正補 　
      

        ◆2550_說文解字注索引 　
      

        ◆2550_說文部目分韻 　

        ├┈《说文解字》中的十种主要解说方式.DOC
        ├┈《说文解字》全文.doc
        ├┈丁佛言《说文古籀补补》中华书局1988.pdf
        ├┈五代?徐锴《说文解字篆韵谱》2册　中华书局1985.pdf
        ├┈冯蒸《说文》同义词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1995.pdf
        ├┈北师大说文小篆.pdf
        ├┈古文字诂林.1.新版.说文解字.PDF
        ├┈古文字诂林.2.新版.说文解字.PDF
        ├┈宋永培《说文》汉字体系研究法 广西教育1999.pdf
        ├┈康殷书释《说文部首》（附简释） 荣宝斋1980.pdf
        ├┈康殷书释《说文部首诠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pdf
        ├┈张舜徽《说文解字导读》巴蜀书社1990.pdf
        ├┈强运开《说文古籀三补》中华书局1986.pdf
        ├┈徐复、宋文民《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 江苏古籍2003.pdf
        ├┈文白对照《说文解字》译述.pdf
        ├┈李行杰主编《说文今读暨五家通检》 齐鲁书社1997.pdf
        ├┈清?郑珍《说文新附考》.djvu
        ├┈清?郑珍《说文逸字》.djvu
        ├┈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武汉市古籍书店1983.pdf
        ├┈现代说文解字字典（初級本）.djvu
        ├┈胡宗楙《段注说文正字》.pdf
        ├┈胡宗楙《说文雋言》.pdf
        ├┈臧克和、王平校订《说文解字新订》中华书局2002.pdf
        ├┈蒋冀骋《说文段注改篆评议》湖南教育1993.pdf
        ├┈试论《说文解字?牛部》.DOC
        ├┈说文同文、字通、说文新附考原（附文四篇）.djvu
        ├┈说文解字(检字版).pdf
        ├┈说文解字.PDF
        ├┈说文解字全文检索.rar
        ├┈说文解字导读.pdf
        ├┈说文解字注疏.DOC
        ├┈说文解字诂林.丁福保编.中华书局.1988.pdf
        ├┈说文部首.pdf
        ├┈邓散木《说文解字部首校释》上海书店1984.pdf
        ├┈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北京1981.pdf
        ├┈陈思和、汪涌豪主编《说文解字》精读 复旦大学2006.pdf
        ├┈黄侃笺识、黄焯编次《说文箋识四种》上海古籍1983.pdf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7-2 08:29
康熙字典
http://www.kangxizidian.com/index2.php

國語辭典
http://140.111.34.46/dict/

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
http://www.sinica.edu.tw/%7Etdbproj/dict/

国语辞典简编本
http://140.111.34.46/jdict/main/cover/9001.html

异体字字典
http://140.111.1.40/main.htm

成语词典
http://www.kingsnet.biz/asp/chengyu/index.asp

成语智能检索
http://www.doc.net.cn/component/option,com_ideidiom/Itemid,27/

新华字典
http://www.fzepc.com/chinapoem/word.asp

汉典
http://www.zdic.net/

说文解字注
http://www.gg-art.com/imgbook/index.php?bookid=53

文字源流浅析
http://www.gg-art.com/imgbook/index.php?bookid=60

文泉驿康熙字典
http://wqy.sourceforge.net/cgi-bin/index.cgi?KangXi

儒学词典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ConfLex/

佛学大词典
http://www.fowang.org/fxd/lookup.htm

华文字句
http://www.cbooks.org/main.asp

中古音查询
http://www.eastling.org/tdfweb/midage.aspx

郭店楚簡資料庫
http://bamboo.lib.cuhk.edu.hk/

说文小篆检索
http://www.chinese99.com/xiaozhuan/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7-2 08:30
中国石窟艺术网
http://www.china-shiku.com

中国碑帖网
http://www.jiuxi.com

中国考古网
http://www.kaogu.net.cn/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
http://www.pku.edu.cn/academic/archeology/index.htm

北京考古书店
http://www.bjkgsd.com.cn/

汉龙考古
http://www.hanaga.com/xhanaga/index.htm

山东大学考古数字博物馆
http://museum.sdu.edu.cn/index/index.asp

西北大学考古数字博物馆
http://202.117.98.152/

古典情结-考古鉴赏
http://www.ancientry.net/forum/forum.asp?Forum_ID=9

新华河南考古频道
http://www.ha.xinhuanet.com/fuwu/kaogu/kaogu.htm

历史与考古
http://www.gmw.com.cn/2_pindao/kaogu/default.htm

京都热线-考古遗迹
http://www.btxx.cn.net/kgyj/

中国文物信息网
http://www.ccrnews.com.cn/manage.asp?cate=2

考古-威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0%83%E5%8F%A4

奇美博物馆
http://www.chimei.com.tw:81/gate ... eum/main6_index.htm

中国文物保护网
http://www.chinacov.com/bbs1/default.asp

中国世界遗产论坛
http://www.sooto.com/?list=&keyword=%CE%C4%CE%EF%C2%DB%CC%B3

四川考古所
http://www.sckg.com/gb/g.htm

博物馆导航
http://www.chnmuseum.com/bwg/bwg.htm

简帛研究
http://www.jianbo.org/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http://history.nankai.edu.cn/index.asp

象牙塔：国史探微
http://xiangyata.net/history/index.php

中国国家博物馆
http://www.nmch.gov.cn/gb/index.asp

中国先秦史
http://zgxqs.org/

考古纵横论坛
http://www.njmuseum.com/kaogu/new_bbs/

中国国家文物局
http://www.sach.gov.cn/

中国艺术品网
http://www.cnarts.net/cweb/

中国农业历史与文化
http://www.agri-history.net/

中华文化信息网文物瑰宝频道
http://www.ccnt.com.cn/antique/

汉代墓葬与文化
http://www.sinica.edu.tw/~hantomb/

四季康乐
http://www.jxgroup.org/Index.asp

中国甲骨文献库
http://www.cn-oracle.com/

台湾：文物图像研究室
http://saturn.ihp.sinica.edu.tw/~wenwu/index.html

建筑史论坛
http://www.abbs.com.cn/bbs/post/ ... amp;age=0&tpg=2

国学论坛
http://www.guoxue.com/bbs/list.asp?boardid=2

甲骨文献库
http://www.cn-oracle.com/

台北中央研究院文献检索系统
http://saturn.ihp.sinica.edu.tw/~wenwu/search3.htm

中国考古
http://www.kaogu.net.cn/

往复论坛
http://www.wangf.net/vbb/

古国论坛
http://www.guguo.com/bbs/

青铜时代
http://bronzer.myetang.com/index.html

简帛研究
http://www.bamboosilk.org/

中华古建筑
http://www.tianjixing.com/gjz/

博物馆导航
http://www.chnmuseum.com/bwg/bwg.htm

简帛研究
http://www.jianbo.org/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http://history.nankai.edu.cn/index.asp

象牙塔：国史探微
http://xiangyata.net/history/index.php

中国国家博物馆
http://www.nmch.gov.cn/gb/index.asp

中国先秦史
http://zgxqs.org/

考古纵横论坛
http://www.njmuseum.com/kaogu/new_bbs/

中国国家文物局
http://www.sach.gov.cn/

中国艺术品网
http://www.cnarts.net/cweb/

中国农业历史与文化
http://www.agri-history.net/

中华文化信息网文物瑰宝频道
http://www.ccnt.com.cn/antique/

汉代墓葬与文化
http://www.sinica.edu.tw/~hantomb/

四季康乐
http://www.jxgroup.org/Index.asp

中国甲骨文献库
http://www.cn-oracle.com/

台湾：文物图像研究室
http://saturn.ihp.sinica.edu.tw/~wenwu/index.html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7-2 08:31
01.大連圖書館  http://www.dl-library.net.cn/xfh/index.asp

02.明清小説全文庫  http://www.dl-library.net.cn/mqxs/index.asp

03.上海圖書館   http://www.digilib.sh.cn/dl/gjsb/gjll.htm

04.文物图象资料库http://www.sinica.edu.tw/~tibe/2-relic/w-relic/index.html

05.满族天下：http://saturn.ihp.sinica.edu.tw/~mct/html/masterwork1.htm

06.清代公文书：http://saturn.ihp.sinica.edu.tw/~mct/html/masterwork2.htm

07.科举考试http://saturn.ihp.sinica.edu.tw/~mct/html/masterwork3.htm

08.北京大學數字圖書館古文獻資源庫http://rbdl.calis.edu.cn/index.htm

09.浙江圖書館中國歷代名人圖像數據庫http://ztwww.zjlib.net.cn/pics/

10.中國國家圖書館西夏碎金http://202.96.31.42:9080/wenxian/

11.京都大學——東方學デジタル圖書館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toho/html/top.html

12.京都大学的《貴重資料画像＆文庫目録統合検索》之链接http://ddb.libnet.kulib.kyoto-u. ... osearch/search.html

13.国际敦煌项目(IDP)http://idp.nlc.gov.cn/ManuscriptSearch

14.國家圖書館http://rarebook.ncl.edu.tw/rbook.cgi/store/frameset.htm

15.國立國會圖書館詳細檢索界面：http://kindai.ndl.go.jp/BIDtlSearch.php

16.龙谷大学电子图书馆：http://www.afc.ryukoku.ac.jp/kicho/top.html

17.早稻田大學古典籍資源統合檢索引擎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index.html　

18.台湾国家图书馆善本丛刊影像先导系统http://www.ncl.edu.tw/flyweb/ncl-book/index.htm

19.韩国.奎章阁档案馆http://kyujanggak.snu.ac.kr/

20.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善本全文影像资料库http://shanben.ioc.u-tokyo.ac.jp/list.php

21.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http://www.cadal.zju.edu.cn

22.K12数字图书馆http://61.153.231.107/library/main/main.php

23.佛山市图书馆随书光盘http://61.145.69.8:8080/was40/guangpan/index.htm

24.重庆市渝中区中四路小学http://www.yzzs.com/cd/outline.a ... &presearchword=

25.山东科技大学随书光盘http://218.58.59.84:8892/Disc/ShowSoft.asp?SoftID=12309

26.北京第二外语学院随书光盘http://lib.bisu.edu.cn/forum_vie ... w_id=522&page=1

27.深圳大学图书馆随书光盘.http://szulibnt.szu.edu.cn/

28.宁波大学图书馆随书光盘 http://www.nlic.cn/

29.verycd图书杂志资源http://lib.verycd.com/datum/magazine/

30.汕头大学图书馆随书光盘http://www.lib.stu.edu.cn/

31.海纳百川图书http://hnbc.hpe.sh.cn/

32.贵州财经学院图书馆随书光盘http://210.40.89.3:8080/

33.西南大学图书馆http://202.202.96.82/guang/index ... d=1&class_id=10

34.上海市青浦区崧泽学校图书馆http://www.qpszxx.edu.sh.cn/tushu/teacher.htm

35.乾隆大藏經http://www.buddhist-canon.com/QING/index.html

36.涪陵数字图书馆http://www.fllib.org.cn/

37.重庆信工学院图书馆：http://lib.cqie.cn/ebook3/

38.南海图书馆：http://lib.nanhai.gd.cn/local/

39.日本东洋史学界网络资源举要（详见33楼）

40.日本小樽商科大學貴重圖書全文圖像:http://www.otaru-uc.ac.jp/htosyo1/siryo/kanseki/

41.韩国古文书籍：www.memorykorea.go.kr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7-2 08:32
1、北大中文论坛 http://www.pkucn.com/

2、工具书在线   http://www.ewen.cc/unihan/index.asp

3、古代汉语语法论文 http://chinese.pku.edu.cn/yuyanxlwx/yyxlwx.html

4、造字学堂 http://sylvia.imsam.com/index1.htm

5、全国高等学校精品课程建设工作 http://166.111.82.5/greatcourse/

6、诗词格律•目录 http://zhutianwang.myetang.com/gelv/mulu.htm

7、双语网 http://www.shuangyu.edu.cn/main.htm

8、学而网 http://www.qmgz.com/xuerweb/

9、语法学研究 http://www.yyxx.sdu.edu.cn/chinese/new

10、语言研究资料共享 http://www.shisu.edu.cn/dep/guojiao/resource.htm

11、中国期刊网 http://www.cnki.net/index.htm

12、中国文字学 http://www.khgs.tn.edu.tw/teaching/compreh/91teach/

13、中华文化博览 http://www.ccnt.com.cn/wisdom/

14、中文研究网 http://cyber.swnu.edu.cn/zwyjw/book/default.asp?s_id=8

15、北师大 http://mdwen.bnu.edu.cn/index.html

16、古代汉语 http://dashan8952.vip.sina.com/sub3.htm

17、古诗鉴赏 http://www.csmqxx.com/xueshentiandi/gushi/gushi.htm

18、华东师范大学古代汉语 http://jpkc.ecnu.edu.cn/gdhy/

19、甲骨字库   http://www.anyang.gov.cn/yswh/ys/jagu/jkzk.htm

20、山东语言学网站 http://www.yyxx.sdu.edu.cn/

21、诗律简言 http://xh.nease.net/404.html

22、文字学 http://www.gxtvu.com.cn/eduwest/web_courseware/chinese/0209/page/

23、训诂学研究专区 http://www.literature.idv.tw/research/data/

24、语海新探 http://www.sdyw.org/ebook/

25、在线工具书 http://www.hjqing.com/wenxue/zidian/index.asp

26、中国儒学网 http://www.confuchina.com/

27、中华博物网 http://www.gg-art.com/article/tools.php

28、中华文化网 http://www.gdps.tpc.edu.tw/chineseculture/

29、东方语言学 http://www.eastling.org/index.htm

30、古代汉语研究方向 http://202.116.73.111/netedu/reference-book/wenxuan/indexc/c4.htm

31、国学网站 http://www.guoxue.com/

32、普通话学习 http://romanzj.myetang.com/study.htm

33、诗词格律 http://linhp.myetang.com/gelu/gelu.htm

34、数字图书馆 http://www.digiark.com/tushu/index.html

35、新国学网 http://www.sinology.cn/book/

36、亦凡书库 http://www.yifan.net/yihe/novels/cnovel.html

37、语言文字网 http://www.yywzw.com/index.html

38、中国教育报首页 http://www.jyb.com.cn/gb/2003/05/01/zy/home.htm

39、中国诗歌网 http://www.poetry-cn.com/

40、中华古籍首页 http://pastbook.diy.myrice.com/index.htm

41、中华古籍数据库 http://www.rglib.org.cn/netguide/database/gjsjk.htm

42、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字典 http://www.aytc.edu.cn/yswh/jgwyjsite/jgwzdn.htm

43、小学中文科常用字典 http://alphads10-2.hkbu.edu.hk/~lcprichi/

44、甲骨文金文在线查询 http://www.chineseetymology.org/chin_home.aspx

45、甲骨字库 http://www.anyang.gov.cn/yswh/ys/jagu/jkzk.htm

46、在线汉典 http://www.zdic.net/

47、篆刻篆体字库在线查找 http://www.youmade.com/shufa/index.asp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7-2 08:39
研究古文字学的六条戒律
三十年代,唐兰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古文字学,针对当时个别人的不良学风,为古文字研究设了六条戒律:

(一)戒硬充内行:凡学有专门.有一等人专喜玩票式的来干一下,学不到三两个月,就自谓全知全能,便可著书立说.又有一种人,自己喜欢涉猎,一无专长,但最不佩服专家,常想用十天半月东翻西拣的工夫做一两篇论文来压倒一切的专家.这种做学问,决不会有所成就.
(二)戒废弃根本:
研究古文字必须有种种基础知识,并且还要不断的研究,尤其要紧的是文字学和古器物铭学.有些人除了认识若干文字,记诵一些前人的陈说外,便束书不观,这是不会有进步的.
(三)戒任意猜测:
有些人没有认清文字的笔画,有些人没有根据精确的材料,有些人不讲求方法,有些人不顾历史,他们先有了主观的见解,随便找些材料来附会,这种研究一定要失败的.
4戒苟且浮躁:
有些人拿住问题,就要明白.因为不能完全明白,就不惜穿凿附会.因为穿凿得似乎可通,就自觉新奇可喜.因新奇可喜,就照样去解决别的问题.久而久之,就构成一个系统.外面望去,虽似七宝楼台,实在却是空中楼阁.最初,有些假设,连自己也不敢相信,后来却成了系统,就居之不疑.这种研究是愈学愈糊涂.
5戒偏守固执
有些人从一个问题的讨论,牵涉到别的问题,因而发生一些见解,这种见解本不一定可靠,但他们却守住了不再容纳别说.有些人死守住前人成说,有些人回护自己旧说的短处.这种成见,可以阻止学问的进步.
6戒驳杂纠缠
有些人用一种方法,不能彻底,有时精密,有时疏阔,这是驳杂.有些人缺乏系统知识,常常无处入手,研究一个问题时,常兼备各种说法,连自己也不明了,这是纠缠.这种虽是较小的毛病,也应该力求摆脱.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7-2 08:42
中国古文字学的繁荣发展 从"绝学"到"显学"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对于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来说，古文字的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历史上，释读古文字可以追溯到汉代，宋代以后已经成为一种学问，但一直被视作从属于经学的“小学”。到了近代，古文字学逐渐独立，但仍只有少数学者从事研究，因而有“绝学”之称。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学科才得到空前发展，研究队伍逐步扩大，成为介于考古学、历史学和语言文字学之间的一个学术领域。目前，古文字学已有四个学科分支，即甲骨学、青铜器（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及简帛学。古文字学的繁荣发展，对探索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基础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古文字学的发展过去之所以受到限制，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大都属于珍贵文物，流散秘藏于众多藏家，学者不易接触。甚至著录有关材料的书籍也多是价格昂贵，不是一般读者所能问津的。例如，罗振玉所编的甲骨书《殷虚书契》前、后、续编和《殷虚书契菁华》，金文书《三代吉金文存》，在图书馆里均列为善本。

为了克服成为学科发展障碍的这种材料困难，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的上世纪50年代，就有古文字学专家提出建议，由新成立的国家科研机构组织编纂甲骨文、金文的著录汇编。由于殷墟甲骨有十几万片，商周金文数也过万，因而辑集编录的工作十分繁重困难，虽有许多学者全力以赴，还是经历多年才告完成。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共13册，于1983年出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殷周金文集成》共18册，在1994年完成出版。

《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这两部大书，加上后来编著的《甲骨文合集补编》、《近出殷周金文集录》等补充性的著录，以及种种新出土材料，为全面整理甲骨文、金文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在材料汇集的基础上，古文字学者还编纂了许多工具性书籍。如在甲骨文方面，有于省吾、姚孝遂等的《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和《甲骨文字诂林》，饶宗颐、沈建华的《甲骨文通检》，沈建华、曹锦炎的《甲骨文字形表》与《甲骨文校释总集》等；在金文方面，有容庚的《金文编（第四版）》，严志斌的《四版金文编校补》等。

上世纪50年代，陈梦家著有《殷墟卜辞综述》，胡厚宣著有《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和《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1999年，为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王宇信、杨升南主编了《甲骨学一百年》，宋镇豪主编了《百年甲骨学论著目》。这些著述，反映了这个学科分支的具体进展。至于青铜器和金文，则还没有类似的书籍，想了解有关情况，可以翻阅孙稚雏的《青铜器论文索引》和张懋镕等的《青铜器论文索引（1983—2001）》、《青铜器论文索引（2002—2006）》。

与考古学密切结合

古文字学进步显著，与中国考古学工作的开展是密切相关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建设的全面展开，田野考古事业在全国范围内铺开，于是古文字文物不断涌现。这些古文字文物许多是前所未见的，迫切需要释读，这就促进了古文字学的发展，也使古文字研究从以传世流散材料为主转变为以有科学记录的考古出土材料为主。更为重要的是，考古学的科学研究方法被引入了古文字学。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古文字文物本来就是一种古代文化遗存，与其他种类遗存一样可以适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如层位学、类型学的分析以及分域、分期的整理等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古文字文物时同样有用武之地。

以甲骨学为例。自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发掘，到1937年抗战爆发，一共进行了15次，其间出土了大量甲骨文。但由于战争，这些宝贵材料直到1948年、1949年才正式发表（仍未完全），随即引起殷墟甲骨分期的热烈讨论，即所谓“文武丁卜辞”的问题。到1973年殷墟小屯南地发掘，找到了有关的地层证据，这个问题才开始有了共识。而1976年殷墟妇好墓的发现，又导致甲骨分期“历组卜辞”的争论以及甲骨分期两系说的产生，在甲骨学上有很大的影响。

实际上，由于新的考古发现，今天的甲骨学范围业已扩大。上世纪50年代至今，先后在山西、陕西、北京、河北、河南若干地点发现了西周的甲骨文，尤以陕西岐山、扶风的周原遗址、周公庙遗址所出为多。1953年，在郑州二里岗出土了早于殷墟的字骨；2003年，在济南大辛庄出土了与殷墟同时的卜辞。因此，甲骨学研究涉及的已经不限于殷墟，而且不止于商代了。

考古学的方法影响古文字学在青铜器和金文方面表现更加明显，这是因为青铜器本身乃是出土古器物的重要门类。经过众多学者长时间的努力，中原地区（广义的）青铜器的分期序列可以说大致清楚了，这对金文研究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不少论著，例如刘启益的《西周纪年》等等，都把青铜器分期同金文分期结合起来，有许多创见。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也以王世民等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为基础，参以历法研究，编制了“西周金文历谱”。其他地区的分期研究也正在进行中。这一类工作，有利于更准确地通过金文研究当时的历史。

学科新分支建立

与甲骨学、青铜器研究不同，简帛学和战国文字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兴起的学科分支。

简帛，即古代用以书写的简牍、帛书。1901年，有外国学者在新疆尼雅一带发现了简牍，开启了这方面研究。后来又有过一系列发现，如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获得的居延汉简，内容十分丰富。但当时所得的简牍，时代大都属于汉晋，其文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古文字。只是由于古文字学者兼顾这方面的研究，从而成为这一学科的组成部分。

以先秦古文字写成的简帛，其发现较晚。1942年，长沙子弹库一座战国楚墓遭到盗掘，出土一批盛放在竹笥里的帛书，引起学者的关注，可惜后来流散到美国。1951年至1954年，在长沙考古发掘中，于五里牌等地的楚墓中发现了竹简，使现代人首次亲见战国简册的原貌。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简帛的发现连续不断，尤其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有许多重大的发现，如1972年的临沂银雀山汉简，1973年的长沙马王堆帛书，1974年新的居延汉简，1975年的云梦睡虎地秦简，1983年的江陵张家山汉简，1992年的敦煌悬泉置汉简，1993年的荆门郭店楚简，1994年上海博物馆入藏的楚简，1996年长沙走马楼的三国吴简，2002年的龙山里耶秦简等。对这些新发现的简帛，有众多学者进行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于简帛的内容有书籍与文书之分，研究的方法和途径彼此不同，近年来简帛学又有进一步细化的趋势，恐怕不久就会成为两个分支了。

战国文字研究成为专门的学科分支，比简帛学更迟一些。与殷商文字主要是甲骨文、西周春秋文字主要是金文不一样，战国文字散见于金文、陶文、玺印、货币、简帛、石刻等项，很难做综合考察。早在上世纪20年代，王国维曾将这一时期的文字区分为东土（六国）和西土（秦），特别指出六国文字“上与殷周古文，中与秦文，下与小篆不合”，乃是当时的“通行文字”，但他未能做具体研究。后来，唐兰有编著《六国文字研究》的计划，也没有实现。因为研究的欠缺，1933年寿县李三孤堆楚墓发现的大量金文，以及上面提到过的1942年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书，都在很长时间不能正确释读。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才有论著将各种战国文字材料集中起来，依《说文》“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之说，划分为三晋、燕、齐、楚、秦五系，给这个学科分支的建立开拓了道路。

战国文字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后进步非常快。在历届“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的会议上，这个分支的论文越来越多。1989年何琳仪的《战国文字通论》（2003年有订补本）和2001年汤余惠主编的《战国文字编》的出版，可以作为这个学科分支成熟的标志。

(人民日报)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7-2 08:44
古文字学与相邻学科  

--------------------------------------------------------------------------------


-


古文字学与考古学的联系是最明显的。所有古文字材料，不管是甲骨也好，青铜器也好，其他也好，都是从地下发掘获得的，同时也都是考古材料。对于上面有文字的古器物，同样适用考古学的方法去整理和研究。在判断古文字材料的性质和年代等问题上，考古学的层位学、类型学等方法是很有力的手段。例如从40年代国内外学者热烈讨论的“文武丁卜辞”的时代问题，其解决很大程度是依靠了出土坑位和地层的分析。

古人研究古文字，已经注意到了器物的出土地点。现在我们更有必要将古文字材料与所自出的遗址或墓葬结合在一起来考察，充分考虑伴出的器物等方面。对一件有文字的器物，不仅要释读文字，还要就器物本身作出研究。只有这样，对古文字内容的理解才能深入和全面。

反过来说，古文字学对于考古学也是极为重要的。一处遗址或墓葬，如果发现了文字材料，每每能说明许多关键性的问题。解放初在洛阳以西发现遗址，出有带汉河南县地名的陶文，从而确证了河南县城的位置，由此又论证了周围的东周城址是周的王城。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从一定意义来说，古文字学是考古学的一部分，两者的关系是彼此不可分割的。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7-2 08:44
古文字学对古代史的研究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大家知道，从晚清到民初曾兴起有进步意义的疑古思潮。这种思潮改变了人们的古史观，但其副作用导致了对古代历史文化认识的空白。在填补这一空白、重建古史的过程中，甲骨文的发现和青铜器铭文（金文）的研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甲骨文中找到了完整的商王世系，充分证实了《史记·殷本纪》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这就把空白了的古史重新上延了若干世纪。现在，对古代历史文化的一切研究，都不能脱离古文字学提供的素材。

有一种观点认为古文字学的研究只有利于古代社会经济制度等方面的探索，对思想文化方面没有很大作用，这个看法是不妥当的。多年以前已有学者探讨甲骨、金文中反映的意识形态。近些年所发现战国至汉初的大批简册、帛书，更为古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开拓了前所未有的眼界。其中包括了很多久已佚失的古籍，如道家黄老学派的著作，阴阳五行家的作品，过去都是没有机会看到的。由于这些材料的重现，文化史、思想史不少章节，看来是不得不重写了。

古文字学与语言学的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语言学近年已有较大进展，语言学的一些普遍原理，特别是关于古代语言文字研究的成果，都可移用于古文字学。这里应该说明的是，一般讲的文字学，并不等于这里说的古文字学，因为中国的文字学的范围要贯通古今，因而其内涵比古文字学广泛得多。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开宗明义即对此有所阐述，我们觉得是很精当的。古文字学所研究的，限于古文字文物材料，而古文字学的成果又然会融合到整个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中去。

古文献和考古文物，是两个不相同的范围畴。我国传世的古代文献典籍数量很多，历代学者所作注释笺疏更是汗牛充栋。文献学的丰富积累，是研究新发现古文字材料的凭借。我在别的文章里也提到过，前辈知名的古文字学家，无不对文献有深湛的研究。即以孙诒让为例，凡读过他的《周礼正义》的人，对他能写出《名原》、《契文举例》、《古籀拾遗》、《古籀余论》等名著就不难理解了。

文献可以证古文字，古文字也可以证文献。于省吾先生提倡“新证”之学，著有《双剑誃尚书新证》等书，即以甲骨、金文去证经籍。陈直先生著《史记新证》、《汉书新证》，也是以秦汉文字材料去证史书。我们以为，以古文字与同时期的文献彼此补充印证，能收左右逢源之效，对古文字学和文献的发展都极有裨益。比如，以西周金文与《尚书·周书》各篇对比研究，以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和《商君书》对比研究，都取得过较好的成绩。

正因为古文字学与几种学科有密切联系，所以学古文字学的人必须有广博的知识基础和训练，才能应付裕如。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7-6 19:31
http://xnjyw.5d6d.com/thread-34740-1-1.html

云梦睡虎地秦简艺术研究中心--成立暨揭牌仪式

---

作者: 陈谷栋    时间: 2011-7-11 08:29
云梦睡虎地秦简艺术研究中心在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挂牌成立

7月6日，云梦睡虎地秦简艺术研究中心成立暨揭牌仪式在湖北职院图书馆四楼校友会办公室隆重举行。参加此次大会的有孝感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彭方、孝感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徐怀德、云梦县博物馆副馆长张宏奎、湖北职院副院长张勇、科研处处长孔新、云梦睡虎地秦简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谷栋、副主任管季超等18人，活动由湖北职院艺术及传媒学院院长毛颖善主持。
此次揭牌仪式上，秦简艺术研究中心秘书长梁遗鹏宣读研究中心章程，副主任谢勇宣读组织机构名单，湖北职院副院长张勇、云梦县博物馆张宏奎先生为研究中心揭牌，并由副院长张勇同志给特聘顾问、特聘研究员颁发聘书。
然后，研究中心主任陈谷栋作了主题发言，他说：云梦睡虎地秦简自1975年出土，震惊世界。当时各界专家进行过研究，涉及到历史、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和语言文字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特别是日本工藤氏所领导的睡虎地秦简研究会、台湾地区睡虎地秦简研究等一些专家学者对睡虎地秦简研究作出了贡献。本课题研究成员作为睡虎地本地人更应该对本土文化率先垂范作出贡献，推广孝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推动湖北省文化建设，其意义重大。对秦简书从艺术角度及美学价值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和探讨，其意义不仅对书法创作的继承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而且对丰富整个美学的发展将具有极其深刻的促进意义。我们有信心在云梦睡虎地秦简艺术研究上有新的突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贡献出一份力量。
研究中心副主任管季超先生谈研究中心今后的工作安排，概括为四点：1、收集资料，吸取养料；2、观摩实物，理解释文；3、做好选题，要有创新；4、团结一心，争创佳绩。
云梦县博物馆副馆长张宏奎先生对研究中心工作作出了指导性意见，他说：湖北职院成立秦简研究中心，我馆非常欣慰，秦简出土三十六年研究成果丰厚，但我们孝感当地研究远远不够，现在领导重视，高瞻远瞩，具有重大意义。此次研究的方向与以往不同，研究方向主要是书法、美术、美学领域。云梦除简牍文化之外，漆木器也有悠久的历史，希望广大专家学者也能作深入的研究。
最后，孝感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彭方、孝感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徐怀德作为特聘顾问也对秦简艺术研究中心作出宝贵的建议，要求我们确定研究方向，为打造本土文化和地方品牌贡献力量。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3 11:11
[attach]17125[/attach]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3 11:11
[attach]17126[/attach]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11-13 11:12
[attach]17127[/attach]

---

欢迎光临 教师之友网 (http://jszywz.com/)

Powered by Discuz! X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