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人们对诗人的赞扬和对诗人的鄙薄可谓同样不绝如缕、源远流长。柏拉图要把诗人赶出他心造的“理想国”，差不多算是开了痛斥诗人这一行当的先河。因为据柏拉图说，诗人是理想国这个“大时代”、“大场面”的天然破坏者；菲力普·西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揭发出了柏拉图之流的真正意思：诗歌是谎言的母亲，是腐化的保姆，它使我们会感染上许多瘟疫性的欲念，并用着“妖精般的甜蜜，把心灵吸到罪恶的幻想的响尾蛇尾巴上去。”1布罗茨基被苏联人民以“社会寄生虫”的名义流放并开除国籍，也许恰是对柏拉图一个绝妙的注脚——这就如同一位西方哲人（怀特海）所说的，全部西方哲学，都不过是对柏拉图哲学的注释一样。这中间的深刻原因很可能在于，一个伟大的时代，或者一个号称伟大的时代，当然也不排除一个想成为伟大的时代，是决不允许有寄生虫存在的。寄生虫意味着，它不仅不创造财富，而且还要从时代的大机体上剥夺和浪费财富。这致使生活在15-16世纪的德国医生阿格里帕·封·内特斯海姆（Agripa Von Nettesheim），也敢在《论艺术与科学的无益与不可靠》里，对诗歌大加鞑伐。
钱钟书以为，“用人”（即有“用”之“人”）和文人正好是一对反义词；2我倒觉得，以诗人对“用人”可能还要更加准确一些。理由很简单，许多文人还是大有用处的：从前是往庙堂里狂奔——所谓“学好文武艺，鬻于帝王家”；现在则是往银行中猛窜——也就是“知识就是金钱”和所谓“知识经济”之类的肉体和动作版本。诗人在这一点上，正好不幸是个例外。一方面，他（她）不屑于在一个正经八百的岗位上自食其力；另一方面，他（她）辛苦得来的分行文字，又为他（她）赚不了几文钱，甚至有时连出售的机会也没有。据W·本雅明说，波德莱尔之所以能不断享用来自巴黎上流社会的普遍耳光，主要还不是因为他把自己的热情和诗才一股脑儿奉献给了污秽的事物，而是他的“不务正业”和“游手好闲”。上流社会对波德莱尔的判词正可谓是诗人的象征。
在一个忙碌、快速、高效、人情淡薄如纸，和崇尚可以而且必须以金钱来标价成功的时代，当普遍的耳光不仅仅是打向诗人，而是煽向几乎所有“深度”、或者带有“深度”意味的东西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这个时代对诗人和诗歌另眼相看。所以，当我在这里谈到地下诗歌时，就是一个与任何政治概念无关的称谓。3地下诗歌是所有真正诗歌的定义语。从最严格的角度说，诗歌从来就是地下的。它仅仅意味着，诗歌（诗人）认清了自己的地位和用途，它（他）知道自己没有任何实力，与这个时代的其他事物一较长短（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其他实用方面的），甚至连无用之为大用这样的屁话，也和它（他）不沾边；走入地下，是有自知之明的聪明表现。诗歌在看待自己时，大体说来，始终都是聪明的，即使是它在最容易得意忘形的浪漫主义时期。
在我看来，地下诗歌在中国，不仅仅是指曾经风起云涌而且至今未歇的地下诗歌刊物（非正式出版物，但仍然是经主管部门登记注册的），它更是一个隐喻：它表明了诗人是以不同的角度，介入时代及其生活的。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说过：“古往今来哪一位诗人不是黑人？”这实际上是在说，诗人相对于他（她）所处的时代（即显在时代、大时代），从根本上就是不合法的、是偷偷摸摸的、同时也是毫无用处的。一个“黑人”又会有多大的、正当的用处呢？他（她）从来就是以最低的姿态去看待时代和事物的。他们天生就是一个时代生活的异教徒，却往往又会被看作另一个后起时代生活的合法圣人。这也就是奥·帕斯曾经酸溜溜地说过的话：在西方，在浪漫主义的伟大野战之后，诗歌收兵了：在地下作战，在陵寝中密谋。不过，正如人们所见，这归宿是一个胜利：昨天那些可恶的诗人，今天无一例外地变成了神圣的楷模。4诗人的身份向来都是追加的，这是地下诗歌的含义之一。
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们的目光是“向下看”，而不是像一个大时代中的其他人那样向上看，是注意到了心灵和事物最微小的部分，而不是最宏大的部分。诗歌的历史证明了诗歌在这方面的觉悟：由注意宏大到注意细微、由抒写光明到抒写阴影和侧影，这无疑构成了我们考察真正的诗歌发展的最有效路径。诗人梁晓明如是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