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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我参与的中堡岛考古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6-29 13:47
标题: 我参与的中堡岛考古
我参与的中堡岛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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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应勤发表时间：2006-7-16

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三峡工程，是举世瞩目的跨世纪工程。三峡大坝的中轴——中堡岛，是三峡坝区工程范围内极为重要的一处古代文化遗址。这处遗址的面积达5.7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最厚的达6米多，而且延续的时间长是其显著的特色，即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历经夏、商、周，以至秦汉和唐、宋、元、明清时期，以文物为时代谱系构成了一部蔚为壮观的“地下通史"。
中堡岛位于长江西陵峡的中段，东距宜昌三斗坪旧镇约1公里，西与秭归县茅坪镇隔溪相望，距朝天咀新石器时代遗址6公里。
中堡岛北临长江主航道，南侧有一江汊将其与三斗坪旧镇隔开。岛平面呈茧形，又似柳叶形，四周有沙石堆积的河漫滩，中部隆起，高出河滩5—7米，顶部平缓，竹树葱茏，如一座矗立江中的绿色堡垒，故而得名。
据有关部门提供的地质水文资料，中堡岛原是与南岸山岗相连的江边台地，因长期受到茅坪溪的冲刷和江水倒灌的侵蚀，山脚下的泥土流失，山岗与台地被分割，山下形成江汊，使台地变为孤岛。20世纪70年代以前，每年冬春之际水位低落，仍可步行至岛。1981年葛洲坝建成后，坝上游长江水位提高，中堡岛便终处于江水之中。在江水的冲刷之下，遗址面积逐年减少，据实地测量得知，遗址长约480米，宽约120米，总面积约57600平方米。
中堡岛遗址是50年代末首先由中科院考古所在长江三峡考古调查中发现的，后经省、市考古工作者多次复查，查明遗址主要分布于岛的东部、中部和西部。1979年为配合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由宜昌博物馆主持、由我和马聚贤教授领队，会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对中堡岛遗址的中部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仅为255平方米。这对了解中堡岛遗址的文化堆积和文化面貌十分有益。
1984年至1986年间，为配合三峡大坝前期准备工程，国家文物局组织湖北、四川、江苏、湖南、福建、新疆等省专业考古人员和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总共120余人，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余伟超统一指挥下，由我任总领队，对中堡岛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为便于工作，根据遗址的分布，故将其分为东区、中区和西区，发掘重点则集中在中区。
中堡岛遗址的中区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约60米，面积达9000平方米。在其范围内，共开5×5米探方39个，实际发掘面积为902平方米，三个区的发掘总面积为1527平方米。
经过连续两年的考古发掘，使我们对中堡岛遗址不同时代的文化面貌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在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的先民在这里生息繁衍。后来，又是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先民的重要活动之区。在夏、商时期，中堡岛遗址的文化面貌与原川东、今重庆地区同期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可能是属于古代巴人的遗存。降至西周和春秋战国之际，凸现出楚文化的特征，这说明此时楚人势力已经到达三峡地区，为稍后的巴、楚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地域空间。对此，学者认为，中堡岛这次考古发掘，对研究长江三峡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和时代谱系等重大学术课题提供了大批实物例证，同时又显示出中堡岛遗址在研究三峡地区人类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
为了抢救中堡岛上的文物，有利三峡大坝前期工程的顺利进行，国家文物局于1993年6月决定垫支经费，利用举办考古领队培训班的形式，调集全国各地考古骨干会同湖北省考古所及宜昌、荆州博物馆的专业人员100多人，对中堡岛遗址再次进行了大规模抢救性发掘。此次发掘，费时之长，投入人力之多，耗资之巨，规模之大，收获之丰，都是长江流域考古工作空前少见的，因而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知识界人士的密切关注。
此次中堡岛遗址的发掘工作，真可谓是群贤毕至、精英云集，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黄景略任总领队兼领队培训班考核委员会主任，其成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广仁，湖北省考古所研究员陈振裕、王劲、杨传喜，我也是考核委员会成员之一。辅导老师是原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主任王晓田(现为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和湖北省考古所研究员梁柱。
7月底，王晓田飞抵宜昌并立即同我协商，确定发掘方案，安排各项业务工作。8月底，培训班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抵宜昌检查各项准备工作，并对即将开始的发掘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三峡这个培训班不同于以往任何领队培训班，它有两个目的，一是为将来全面展开的三峡文物保护工作作准备，二是它要配合三峡工程，虽时间上有紧迫性，但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你们要争创全国考古的模范工地。他还说，这个班的工作是整个三峡大坝工程的第一步，其意义将载入史册。
1993年9月5日，中堡岛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同时三峡坝区的施工队伍也在中堡岛上安营扎寨，一边施工紧锣密鼓，车水马龙，一边考古人争分夺秒，与工程进度赛跑。在这个紧急关头，是生存，还是毁灭，埋藏在中堡岛地下人类文化遗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此时此刻，我和岛上参加考古发掘的专业人员无不为之忧心忡忡，悬念万千。
经过近三个月的艰苦又紧张的工作，来自北京、湖北、湖南、广东、江苏、福建、四川等省、市培训班学员和专业考古工作者，共发掘遗址面积为2800余平方米，清理了灰坑数百个，同时还清理了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房址、沟槽、陶窑、窖藏和墓葬等重要建筑遗迹，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铜器、玉器、骨器、瓷器，其时代上迄新石器时代下至明、清，几乎涵盖了中国历史的各个朝代。更令人可喜可贺的是，领队培训班的学员都圆满通过了国家文物局专家考核委员会的考核，并在业务能力和工作作风上取得双丰收，田野发掘工作达到了预定的各项指标。对此，我认为其主要收获有以下几个方面：
1、这次发掘工作是在中堡岛文化遗迹分布较多的中区，它紧靠江边，文化层呈斜坡状叠压，最厚者多达21层，深度最大已超过8米。这次发掘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斜坡基岩上发现了大量的大溪文化的建筑遗迹现象，这对研究原始人类的社会结构和生活图景提供了新的材料。
2、这次发掘出土了许多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夏、商时期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其中不乏有许多令人为之耳目一新的新器类和新器型，如罕见的商代石祖。此外，还首次在三峡地区发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商代陶窑，以上这些发现在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3、这次发掘除清理出大量的鱼骨残骸之外，还清理了鹿、猪、牛、羊、狗等动物骨骼，特别是在一个大溪文化的灰坑(H718)内首次发现了亚洲象的牙齿残骸，这为人们研究、复原当地当时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早期居民经济生活状态提供了更为清晰准确的依据。
4、宜昌博物馆考古人员在中堡岛遗址西区进行发掘时，在推土机、挖土器等大型机械四面围攻夹击的情况下，在仅有80平方米的范围内，抢救发掘了23个原始社会的椭圆形和圆形的器物坑，坑内放置有屈家岭文化的陶器、石器、玉器等各类完整器700余件，另还有可以拼对复原的陶器数百件，共计千余件。其器形有高圈足杯、双腹豆、双腹碗、壶形器、盂形器、玉璜、玉镯、石斧、石锛、石凿、石铲等20余种，多分层放置，排列有序。有的坑内放置的器物多达110余件。这些器物坑的性质和用途虽尚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但坑的排列、形制结构、方向以及所置器物均有规律可循，与其它发现不一样，有其自身特点，应与原始某种宗教祭祀活动有关。因此，这批器物坑是长江三峡乃至长江流域尚属首次发现，可以说是中堡岛考古发掘工作的重大收获之一。
此次发掘更为重要的收获是提高了考古专业队伍的素质。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以黄景略先生为首的老一辈考古学家的风范，他们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工作上一丝不苟，对学员的学习和工作作风严格把关，严格要求，对学员的生活细心体贴、关怀备至，使学员从业务到思想都受到了一次极好的锻炼。在工地的日日夜夜，尽管早出晚归，风餐露宿，尽管蚁蚋叮咬、烈日严寒，尽管经常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但大家从不叫苦叫累，有人还笑着说：“我们这是黄莲树下弹琵琶，苦中有乐。"大家心情舒畅，都感到重任在肩，当仁不让。并一致认为，三峡工程是一个跨世纪的工程，我们的考古工作也要做出跨世纪的质量，更要争当跨世纪的专业人才。这样才能符合国家文物局的要求，不负老师的培养和前辈考古学家的殷切希望。
如何保护、抢救三峡坝区和库区众多历史文化遗存，使我们在建设三峡造福子孙的同时，无愧于三峡悠久的文明精粹，无愧于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历史辉煌，这正日益成为牵动亿万炎黄子孙意愿现实的紧迫任务。
正当1993年中秋时节中堡岛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大成果之时，由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挂帅，一支包括学者、专家和三峡工程负责人在内的30多人的考察团，奔赴三峡实地考察，研讨抢救和保护三峡文物的方略。10月3日中午，钱副主席一行兴致勃勃地登上中堡岛，详细考察了岛上地下文物的具体地点、面积、深度、年代和发掘所需经费及其价值评估等情况。在中堡岛考古发掘现场，钱副主席对考古人员讲了许多很重要的意见。他说：“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这里的文物如此丰富和珍贵，实在出乎我的想象。"面对如此熠熠生辉的珍贵文物，钱伟长感慨不已：“保护这些文物，面临许多困难，但我认为这些困难是可以解决的，我们有信心做好这项工作。"钱伟长认为，三峡的文化遗产不仅是大陆中国人的，也是所有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财富；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共同文明遗产。“我们应当吸引更多的人支持、关注、帮助，共同做好三峡的文物抢救与保护工作。"10月4日在宜昌一个有三峡工程总公司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他更是语重心长地说：“三峡工程是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伟业。我们只有兢兢业业地做好包括文物保护和抢救在内的每一项工作，才能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子孙!"
这里还需要提及的是，在中堡岛遗址发掘的过程中，文化部王济夫副部长还专程送来月饼，向在考古工地上辛勤工作的考古人员致以节日的慰问。他还表示：一定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竭尽全力把中堡岛的文物保护工作做好，使三峡地区的人类文明传承千古，让巴楚风韵永续人间。稍后，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也视察了中堡岛考古发掘工地，他殷切地希望把中堡岛的文物抢救工作做好，不要因为工期紧张而降低考古发掘的科学要求和工作质量。
说老实话，在中堡岛的发掘期间，考古工作也得到了三峡工程有关部门的支持与配合。他们不但及时划拨了专项经费，还在发掘时间超过原有计划后，及时予以调整，并把抢救文物也放在首要位置。三峡开发总公司陆佑楣总经理在听了中堡岛发掘情况后，多次表示要支持文物发掘抢救工作，不能因工作失误而对不起子孙后代，必要时工程也要为文物保护让路。三峡工程在中堡岛施工的葛洲坝工程局一公司、基础总公司的负责人，在工程施工与考古发掘出现矛盾时，曾多次责成基层施工单位配合考古工作，有时还作出必要的让步，以确保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中堡岛的发掘过程中，得到了全国各新闻单位和传媒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宣传。11月6日，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朱穆之一行视察完考古工地后，再三强调要加强对内对外的舆论宣传工作，报道三峡坝区的文物保护，希望广大新闻工作者不负使命，及时宣传文物工作者的辛劳和意义。此后，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湖北日报、文汇报、长江日报、中国文化报、人民政协报、三峡工程报和宜昌日报、三峡晚报以及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湖北电视台、宜昌三峡电视台等数十家新闻单位陆续对中堡岛的考古发掘工作进行了采访报道，从而，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海内外各界人士对三峡工程中的文物保护更加关注。
中堡岛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早已结束，但是对于长江三峡文物保护工作来说，这仅仅只是一个序幕。我们既然有能力把三峡建设成造福于子孙后代的伟大工程，我们也应有能力使这个工程无愧于人类文明和三峡的历史辉煌，这不仅是那些关注着三峡工程和三峡文物的学者、专家们的希望，也是所有炎黄子孙的期盼。
如今，雄伟壮观的三峡大坝正耸立云天，而三峡大坝下的中堡岛却彻底从地图上抹掉了。“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三峡，在走向21世纪的征途上，正在塑造新的形象，而中堡岛这座人类文明的宝库，也将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

作者高应勤(原系宜昌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6-29 13:49
管季超附记：
拟赴汉面访省考古所陈振裕先生。

http://wenku.baidu.com/view/98dc8f62caaedd3383c4d35f.html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6-29 13:51
夏商时期考古学遗存发现和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以鄂西峡江地区为研究对象

于孟洲1  夏  微2

（1．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2．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四川成都  611130）

摘  要：本文系统回顾了鄂西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历程，并对目前这一领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几点思考。

关键词：鄂西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发现；考古研究；反思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10）05-0009-08

在地理学上，“川江在奉节到宜昌段以峡谷栉比而闻名，故又有峡江之称。”[1]在考古学上，“峡江地区”这一名词多指重庆以东、宜昌以西的长江沿岸地区。本文涉及的鄂西峡江地区，主要属于大巴山——巫山山区。这一地区出露地层以石灰岩和紫色的砂页岩为主，宜昌、秭归一带还有部分花岗岩。山体是在地质新构造过程中经长期间隙性差异抬升及强烈的侵蚀溶蚀作用下形成的，故地势陡峭、岩溶发育、沟谷密布、峡谷幽深。其中三峡库区最低处——三斗坪的海拔仅为66米，而这一地区一般山岭的海拔都在1 000米以上，还有不少在1 500米以上，从而形成群山峦起、高低参差、复杂多变的地形。[2]从考古发现的动物遗存看，先秦时期的鄂西峡江地区湿热多雨，且气候较为稳定。[3]

从1958年迄今，鄂西峡江地区正式开展考古工作已有60年。伴随着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的展开，鄂西峡江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有了飞速的发展。系统梳理和总结该地区60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的历程，对于深入开展该区域的考古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已发表材料，将鄂西峡江地区夏商时期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早期的调查和发掘阶段（1950—1970年代）

1958年10—11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工作队派人在湖北宜昌、秭归、兴山及巴东四县共调查到“新石器时代”遗址4处，周代遗址1处及遗物采集点25处，包括的遗址点有秭归鲢鱼山等。[4]1960年4—7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队三峡工作组在前者调查的基础上，对西陵峡及附近部分地区进行了第二次调查。这次共复查遗址点27处，调查15处，试掘1处。调查者将遗址分为五类，并认为第一类应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第二类相当于中原地区西周或稍早时期；第三类和第四类相当于中原地区东周时期，它们可能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了；第五类属汉代遗址。[5]1958年和1960年这两次调查与小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是为三峡工程兴建后进行的文物保护工作做准备。1960—1980年代初，长江水利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文物考古队组织湖北、四川两省文物部门，对整个三峡地区进行了数次全面的和专题性的文物考古调查。为配合葛洲坝水利工程建设，1970—1980年代初，湖北省文化厅组织省内的考古力量对葛洲坝工程范围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工作。[6]这一阶段鄂西峡江地区经发掘的有白庙（1979）、[7]中堡岛（1979）[8]等遗址。

以上的工作还有起步阶段的特点，通过调查和小规模发掘，人们已经认识到峡江地区存在面貌独特的考古学文化，不过，在年代方面的认识多有模糊之处。当然，由于已发现的材料过少，也就缺少对比资料，还不能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认识。

二、发掘增多与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初步建立阶段（1980年代初—20世纪末期）

（一）考古调查与发掘

该阶段的调查与发掘工作，可分为两个阶段。

1．1992年以前

这一时段的考古工作主要是配合三峡水利工程建设而展开的。1979年4月至1984年4月，宜昌地区博物馆3次在香溪下游进行过考古调查，共发现15个文物点，其中古遗址9处。[9]1982年，宜昌地区博物馆文物考古工作队对当阳、枝江、宜都、秭归等县进行认真的文物普查和初步试掘，发现夏（4处）、商（3处）、西周（13处）时期文化遗存20处。[10]由于仅为简短的报道，具体地点不详。1984－1986年，是长江三峡工程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主要在西陵峡段进行。1984年在西陵峡东段太平溪镇至三斗坪镇的峡谷两岸发现了相当丰富的商周文化遗址，其中有路家河、中堡岛、上磨垴、小溪口、西湾等。[11]这期间进行的考古发掘的遗址有宜昌白庙（1981、1985－1986，此处年份指进行考古发掘的年份，下同）、[12][13]路家河（1982、1983、1984）、[14]中堡岛（1985－1986）、[15][16]杨家嘴（1985）、[17]三斗坪（1985－1986）、[18][19]荞麦岭（1985）、[20]白狮湾（1986）、[21]秭归朝天嘴（1985－1986）、[22]银街（1985）、杨泗庙（1985）[23]等。

另外，在清江流域为配合隔河岩大型水电枢纽工程建设，发掘了长阳香炉石（1987、1988、1989）和深潭湾（1989－1990）[24][25]等遗址。

2．1992年以后

1992年以后，随着兴建三峡水利工程的决议被通过，这一阶段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并为下一阶段的整个峡江地区有史以来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发掘做好了准备工作。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七届五次会议通过了有关三峡工程的决议。为了彻底了解和掌握三峡库区的文物状况，在国家文物局的安排部署下，湖北、四川、重庆两省一市文物部门组织了大量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库区进行调查，共记录海拔177米以下文物点495处，其中地下文物238处。[26]1994年12月至1995年7月，在国家文物局的规划和组织下，全国三十余家文物考古、古建、人类学等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五百余名科研人员，为完成三峡工程文物保护规划进入三峡地区开展了更大规模的复查、调查和试掘工作。这次复查和调查共记录文物点1 282处。①

这一阶段鄂西峡江地区进行的考古试掘和发掘有宜昌白庙（1993）、[27]大坪（1993）、[28]鹿角包（1993）、[29]秭归庙坪（1995）、[30]巴东官渡口（1994）。[31]清江流域配合隔河岩水电工程发掘了长阳香炉石（1995）、[32]南岸坪遗址（1992、1995）[33][34]等。

（二）研究概况

这一阶段由于调查和发掘资料的增多，西陵峡区夏商时期的文化面貌已渐渐显露，故开始有学者撰写专文或在相关研究中探讨鄂西地区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这方面的研究有《宜昌地区长江沿岸夏商时期的一支新文化类型》（林春，1984）、[35]《鄂西发现的古文化遗存》（卢德佩，1986）、[36]《长江西陵峡至川东夏商时期文化分析》（高应勤、卢德佩，1986）、[37]《西陵峡商周文化的初步讨论》（杨权喜，1989）、[38]《长江西陵峡远古文化初探》（林春，1990）、[39]《香炉石文化的命名》（王善才，1992）、[40]《西陵峡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探索》（杨权喜，1992）、[41]《鄂西夏商时期文化遗存试析》（高应勤，1992）、[42]《鄂西峡江沿岸夏商时期文化与巴蜀文化关系》（王劲，1992）、[43]《鄂西地区三代时期文化谱系分析》（林春，1994）、[44]《论鄂西地区的夏商时期文化》（罗二虎，1994）、[45]《白庙早期遗存及相关问题》（孟华平，1994）[46]等。

通过以上研究，鄂西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基本建立，已区分出白庙遗存、朝天嘴类型和路家河文化，并且对这几类遗存都已有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展。

此阶段的研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有学者将注意力转向考古材料与巴文化关系的探讨上，尤其是对早期巴文化的研究。1980年，俞伟超先生就认为在宜都的古老背、莲花堰、红花套、白水港等地找到多处早期巴人遗址，其文化面貌，酷似四川新繁水观音的早期蜀人遗存。[47]这方面的研究还有《长江西陵峡至川东夏商时期文化分析》（高应勤、卢德佩，1986）、[36]《从夏商时期鄂西文化遗存看早期巴族——兼谈“巴”“蜀”非相同族属》（张雄，1992）、[48]《论“早期巴文化”》（段渝，1993）、[49]《香炉石遗址揭示出古代巴人早期文化类型》（王善才，1994）、《香炉石文化的命名》（王善才，1994）[50]等。当然，对于峡江地区或鄂西地区的夏商时期遗存是否属于早期巴文化，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有学者还持审慎态度观之。

三、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持续深入阶段（1997年至今）

（一）发掘资料不断丰富，研究成果陆续发表

从1997年开始的三峡文物保护抢救工程实施阶段的发掘工作，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进行，发掘的众多遗址为峡江地区的考古学研究积累了丰富资料，这些资料从2001年开始陆续集中发表，对深入进行峡江地区的先秦时期尤其是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储备。

目前发表与这一阶段考古发掘相关的考古报告和报告集已有多种，还有部分考古报告和报告集在陆续出版中。与本文研究相关的考古报告和报告集有：《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51]《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二卷》、[55]《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三卷》、[56]《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四卷》、[57]《巴东楠木园》、[52]《巴东雷家坪》、[53]《秭归何光嘴》、[54]《秭归庙坪》、[58]《秭归柳林溪》、[59]《秭归官庄坪》、[60]《秭归卜庄河》[61]等。还有上一阶段考古工作的成果发表，如《朝天嘴与中堡岛》、[62]《宜昌路家河》[13]等。清江流域的考古工作也集结为《清江考古》、[63]《清江流域古动物遗存研究》[64]等出版。2001年在重庆召开了“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65]2003年在湖北举行了“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暨湖北库区三峡文物保护工作表彰会”，[66]这两次会议的论文均已结集出版。

（二）这一阶段发表的研究成果的类型

1．全面论述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或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如《蜀文化与巴文化》（宋治民，1998）、[67]《峡江地区的先秦文化》（孙华，1999）、[68]《三峡库区先秦时期的文化变迁》（余西云，2003）[69]等。

2．系统论述鄂西峡江地区或其某一区域的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及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如《早期巴文化的分期与特征》（王晓田，1998）、[70]《试论鄂西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变迁》（江章华，2004）[71]等。

3．深入探讨某一遗址、某一类遗存或某一时期遗存的研究，如《香炉石遗址与香炉石文化》（王善才，2001）、[72]《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诸遗存分析》（孟华平，2003）、[73]《试析鄂西渝东地区二里头时期文化遗存》（林春，2003）、[74]《峡江地区商代遗存的几个问题》（刘继东等，2003）、[75]《三峡地区朝天嘴商代遗存研究》（王凤竹，2003）[76]等。

4．对峡江地区古环境、社会经济、动物遗存等方面的研究，如《三峡库区全新世环境考古及环境演变研究综述》（史威，2006）、[77]《清江流域古动物遗存研究》（陈全家等，2004）、[65]《长江三峡动物考古学研究》（武仙竹，2007）、[78]《考古学所见长江三峡夏商周时期的渔业生产》（武仙竹，2007）[79]等。

不难看出，第三阶段在考古发掘、资料发表和考古研究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这一阶段，不仅鄂西峡江地区，而且整个峡江地区的夏商时期及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都在逐步完善中，并在某些专题研究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四、鄂西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如果从20世纪50年代起算，峡江地区的考古学工作已经走过了60年的发展历程。在新世纪的最初十年，峡江地区的考古学研究展现出突飞猛进的势头，表现在多部考古发掘报告和报告集的出版，更为可贵的是已涌现出多部专著、论文集等研究成果，这都提示我们峡江地区的考古研究正在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峡江地区的考古研究工作会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但是，我们也感觉到目前在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注意。

（一）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研究存在的争议

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基础研究仍显薄弱，在许多基础性问题上都还存在争议，特别是对处于前后两类遗存间的过渡阶段或前一文化的晚期及后一文化的早期的认识多处于模糊状态，这对于正确认识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起源及文化变迁的模式等诸多问题产生很大的阻碍。当然，产生这种清况的原因很多，除了系统开展考古工作时间较晚外，还与峡江地区特殊的遗存堆积及峡江地区的文化变迁特点有关；在峡江地区内部某一区域早晚两类遗存发生文化变迁的同时，又体现了超强的继承性和连贯性。这表现在不仅两个前后相继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间在文化面貌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甚至在历经多个文化阶段以后，这里的人们仍然能够让本地的土著因素焕发生机，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在经历白庙文化、中堡岛7层遗存、朝天嘴文化后，鄂西峡江地区的传统因素釜竟然能够在一度极为少见的情况下，一步步重新地占领陶器群中的主体地位。这种文化因素上表现出的顽强生命力一直流传至今，也体现在现今生活在该地区的人们身上。

孙华先生认为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的传统主流表现为精进的特点，没有发生过传统的中断和转移，往往是在前一个文化中就产生了下一个文化的新因素，而在新的文化中也长期保留着前一个文化的旧因素，有的文化因素甚至在前后三个文化中延续。[80]

峡江地区不同时段的文化变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既有前后两类遗存间的突变也有两类遗存间的稳态变迁。前者以朝天嘴文化与中坝子遗存的形成为典型，这无疑与峡江地区承担的廊道作用以及由此而来的外界文化因素的介入密切相关。后者可以中坝文化及路家河文化的形成为例，这种稳态形式的文化变迁就明显体现了前后两支文化的血脉相连。这就决定了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研究首要的任务仍是仔细区分各类考古学遗存，并对与其相关的诸多基础问题进行研究。

（二）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埋藏特点也是峡江地区考古研究中应当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1．峡江考古研究要注意两类遗址，即陡坡山地类型和山间平地类型，特别是陡坡山地类型。1988年，马继贤先生在《关于长江三峡地区古文化遗址分布的几个特点》一文中提到，当时在三峡地区已经发现的不下数十处古文化遗址绝大部分集中在峡区的三个地段，即大溪镇至大宁河口、官渡口至香溪镇、庙河至南沱，这三个地段正好是三峡的三个宽谷地带。该文大致将三峡宽谷地带古文化遗址的分布分为两类：一类位于长江支流和溪水流入大江时所形成的冲积台地上。一般离长江水面较高，近旁有溪水流过，人们既无缺水之虞，又少水患之害；另一类遗址则位于山前一般的缓坡台地上，这类台地有一定活动面积，高度比较适中，洪水一般不会为害，也是比较适合人类的生息场所。至于峡谷地带，仅在少数地段发现有零星文化遗物分布的地点。[81]邹厚本先生将巫峡峡区内的遗址归纳为两种类型：第一种为陡坡山地类型，特点是地形、地貌复杂，坡度大，缺乏大面积的平整土地，人们始终生活在较狭窄的活动范围中，分散居住的聚落布局反映在考古学遗存上常见文化堆积的“窝点状”分布，没有形成特别集中的遗址中心区。此类遗址在峡区内占大多数；第二种为山间平地类型，特点是平地被高山环抱，有一定深度的文化堆积，但基本属小型遗址，不具备典型性。[82]这两种类型的遗址在峡江地区的其它区域也依旧存在。在做考古调查和发掘时，对前一种类型的遗址尤其要审慎细心，否则会遗漏某些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使工作本身并不完善。

2．在研究峡江地区考古学遗址的聚落形态及相关问题时，必须同时考虑到这一地区的古遗址多已受到不同程度破坏的事实。虽然各地的古代遗址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破坏，但峡江地区的某些遗址所受到的破坏要更为严重。这种破坏既有来自自然营力的，也有来自人为作用的，而且经常是两者结合在一起的，而自然力作用产生的破坏尤其严重。下面试举几例：

宜昌杨家嘴遗址由于历年受到江水冲蚀，保存下来的仅是坡角的很小部分。[83]白庙遗址由于长江水的漫涨和雨水的冲刷，加之人为的破坏，遗址保存状况较差，江边沙滩上可见相当数量的陶片和石器。[26]巴东长沱河遗址保存状况极差，绝大部分已被山洪冲毁殆尽，残存部分甚少。[84]这种受严重破坏的遗址在不明具体破坏程度的情况下，会使研究者对遗址的规模及文化内含等诸多方面的认识产生一定的偏差。所以，在从事峡江地区聚落考古时，研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3．峡江地区的许多遗址的堆积中都存在遗物早晚混杂的情况。由于当地的地势多不平坦再加之流水（包括长江洪水及雨水等）作用会使晚期堆积内混入大量早期遗物，也会使裸露在地表不同部位，不同时期的遗存混杂在一起。这种自然作用产生的遗物混杂情况显然不利于考古学研究的开展。

（三）在开展峡江地区夏商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时，还需要注意遗址功能与考古学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

我们注意到中坝、哨棚嘴等遗址在陶器群上体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如哨棚嘴遗址中坝文化各期均出土大量深腹缸，而在石地坝文化三期阶段出土极多的则是尖底杯。另外，在哨棚嘴遗址的各个发展阶段，所出遗存的陶器群组合多不完整，缺少同一文化其它同期遗址的一些器类。忠县邓家沱遗址也存在这一情况，据发掘者介绍“在邓家沱遗址西周时期文化遗存出土的器物中，尖底杯所占比例最大。其中，在一个面积不足60平方米、体积约20立方米的单位中集中出土2万余枚，而其他类型的器物则不足百件。”[85]另据孙智彬先生观察，中坝遗址发掘所获的遗物中，在不同时期都有少数一、二类器物在出土遗物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如“石器时代的敞口深腹尖底缸”、“商、周时期的尖底杯、角杯”。还有花边束颈圆底罐，“这种器物最早出现在商代，但此时数量较少，到西周时，数量大大增加。经春秋战国时，已多到占出土陶器总量的95.98％以上。”[86]目前渝东地区的盐业考古已引起许多学者关注。上面提到的这种特殊迹象是制盐还是制陶业所致暂且不论，但如果对这种现象不加注意，便会形成某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主要以某类器物为主这种认识，并且会忽略此类现象的产生与该遗址的特殊功能之间的关系。这在认识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遗存时也是要考虑和避免的。

（四）农业经济、采集业及家庭饲养业等在峡江地区先秦时期中的重要作用

研究峡江地区先秦时期生计经济的学者都注意到了渔猎经济所占的重要位置，但同时我们也必须关注农业经济、采集业及家庭饲养业等其它补充方式的重要作用。当然现在还无法确定渔猎经济和农业经济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分别占据什么样的比重。前文中，通过分析动物骨胳的鉴定结果，我们将渔猎经济内部又细分为以捕鱼为主的渔猎经济和以狩猎为主的渔猎经济两类。对与农业相关遗存的考察，似乎体现出峡江地区先秦时期农业以旱地作物为主的特点。这种农业与渔猎并重的“河谷类型”的经济特点，②值得我们仔细探讨。在目前的文明起源研究中，大家更多关注农业社会进入文明的进程及特点。而且，在长江上游地区文明起源研究中，大家多关注成都平原的考古发现及其意义，[87][88][89]在对长江中游地区的文明起源研究中，学者更多关注于江汉平原的史前古城以及玉器、制陶工艺、房屋建筑与社会形态、精神文化遗存和古史传说中的三苗等问题。③段渝先生在《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一书中曾专门讨论“峡江地区文明的起源”问题，但仅占3页篇幅。[90]这反映出峡江地区的文明起源与文明化进程并不被更多的学者关注。当然，这当中有考古发现和资料发表方面的问题，也与峡江地区少见“重大”考古发现有关，但确实能反映出学界目前在文明起源研究过程中的倾向。我们觉得这种情况不利于文明起源的全面研究。杨建华先生认为通过考古学来考察文明过程有四个角度，即建立各地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复原考古学文化的社会结构；进行农业、手工业、聚落、墓地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寻找文明因素之间内在的联系及其发展规律。这四个步骤之间存在着先后的依赖关系。[91]可以看出，建立各地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是考古学上文明起源研究的第一步。事实上，不同区域间、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对抗与融合等诸多方面都会在铸造考古学文化面貌和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进程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这也是我们在进行文明起源研讨过程中应该密切关注的问题。

峡江地区因其在不同时期所承担的文化廊道作用，已引起较多学者的关注。另外，通过本文前文的研究，不难看出，在不同时期的成都平原、峡江地区和江汉地区三者间都存在或多或少，或密切或疏远的交流关系，当然也伴有程度或大或小的人群流动与迁徙，相信这都会在不同地区的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影响，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五）巴人的起源问题

考古材料及文献记载似乎提示我们，目前虽然可以认为路家河文化、宝山文化与早期巴人有一定关联，但都还存在一些疑问需要解释，峡江地区早期巴人遗存的追寻仍是个有待继续探索的谜团。

巴人来源及峡江地区夏商时期人群的族属问题是一项必须要由考古学、历史学和其它学科合作研究方能逐步深入的系统工程。目前在这一问题上还存在着诸多争议，这种争议会使问题的讨论逐渐深入，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但是，要想在这个问题的研讨上取得进展，还要做好以下几件事：

1．系统梳理考古学资料，完善峡江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这是开展其它研究的基础。

2．扩大关注的视野，要在中国考古学的视野下探讨峡江地区、四川盆地等区域考古学文化间的区别、联系、交流、互动等问题。

3．探讨考古学文化与人群的关系问题，既要吃透历史文献，又要考虑到考古学的独立性。

4．系统收集与研究人骨资料。由于特殊的地理埋藏环境，峡江地区的古代人骨保存多较差，在这种情况下，更要多方留意收集和研究人骨材料。

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基础研究虽有了长足进展，但又存在诸多未解之谜，随着新的考古学资料不断发表，这方面的研究定会取得不断深入，在此基础上不断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不但是峡江地区考古学研究的要求，也是整个考古学界21世纪的发展趋势。

注  释：

①王川平，刘豫川.前言[C]//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而另外有学者认为是1 281处.详见陈振裕，王凤竹.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C]//2003三峡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②裴安平先生认为哨棚嘴文化的石器种类按功能区分包括了农业、粮食加工、木工、渔、狩猎等多个方面，反映出各种经济成分混杂，很可能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河谷类型”相似，是一种农业与渔猎并重的经济类型，而农业的生产方式则以“锄耕”为主。详见裴安平、熊建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③朱乃城先生提到：1990—2000年间，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起源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探索距今4 000年以前的城址而展开的，还开展了探索其他文明因素起源与发展的专题研究，如对石家河文化玉器的研究、制陶工艺的研究、房屋建筑与社会形态的探索、精神文化遗存的探索与研究，以及对长江中游史前文化与古史传说时代中三苗问题的探索等，详见朱乃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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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6-29 13:52
管季超附注：
拟面访省考古所梁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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