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课堂学习研究的主要特色是有一套课堂学习的理论为其主要的框架。这套理论就是由瑞典教育心理学专家马飞龙(FERENCE MARTON)所创立的“变易学习理论”(THEORY OF VARIATION)。同时还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专家团队(博士们)对课堂学习研究进行指导、引领,并把这套学习理论--“变易理论”发展成一套教学理论,经过不断的实践和改进,形成了一套可以大规模推行的操作流程,便于中小学开展。专家的引领和指导可以节省人力、少走弯路,能让一线教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处理学习内容层面的问题。我们进行教学科研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寻求专家的引领和指导。
第一,课题研究需要严谨细致、踏实求真的科学态度。无论是李树英博士还是赖明珠女士给我们讲解“课堂学习研究”实验过程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香港教育学院的同仁们那严谨细致的工作风格。举大部分课题研究都需要进行的前测为例,“课堂学习研究”的实验教师们在前测之前会进行一次先导测试(pilot test),以达到检测前测试题的科学性。除此之外,香港的实验教师们会在前测之外进行对学生的访谈,通过对学生的访问结果来确定学习目标(object of learning)是否符合学情。一堂实验课下来,教师会对学生进行后测,与前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利用各种软件统计数据,从而得出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及改进方面。每一个步骤下来都会有海量的录像、文本及数据需要实验教师们去分析讨论,对比研究。这些细致的步骤,求真的精神都让我们叹为观止,也让我暗自对比自己曾经做过的课题研究明白实验结果常常不尽如人意的缘由所在。
现象学作为二十世纪较为流行的哲学流派之一,影响到众多学科。最早把现象学理论引入教育领域的是德国海德堡大学校长克里克( E. Krieck) 。“由于克里克借用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本质分析方法论教育科学,故梅塞尔(August Messer)曾将其教育学称为‘现象学的教育学’”。[1] 但教育现象学的早期发展是在荷兰,以兰格维尔德(Martinus Jan Langeveld)为首的乌德勒支(Utrecht)学院的成员们创立并发展了教育现象学。20世纪70年代,北美开始在教育学领域形成现象学传统,教育现象学在加拿大得到很大发展。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范梅南教授对它在北美的发展和推广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九八四年,范梅南教授首创了《现象学+教育学》[2]杂志,引来许多世界知名的教育专家在其上发表论文探讨教育学和现象学的相关学术问题,并逐渐在世界教育界树立了这门独特的人文视角的教育学。目前国内已经有了一些学术文章讨论这一人文视野的教育学派。本文针对理解教育现象学的困惑,尝试通过对教育现象学几个基本问题的阐释,勾画出教育现象学可能的概貌,以澄清认识。
其次,教育现象学是一门学问而非科学。传统的教育学定义一般表述为“教育学就是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3]从这样的定义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科学倾向,是在科学主义指导下进行寻求普适的教育规律,往往忽视教师和学生作为鲜活的生命个体的体验,这有违教育的人文性。而教育现象学是成人(教师)与孩子(学生)如何相处的一门学问。它关注他人的生活体验和他者的独特性。这里不说科学,而用学问,是因为其人文科学而非自然科学质的研究取向:即探询、发问、好奇、想知道。教育现象学更多的是学问,以“问”的方式进行,learning is questioning。现象学式的“问”,得到现象学式的“点头”(“确实是这样,我好像也有类似的感觉或体验”)。教育现象学非常强调“问”,通过“问”达到“学”。它是研究教育生活世界中的各种现象或生活体验的一门学问。
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给西方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人们自我中心,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伦理现象学不这样理解。伦理现象学重视“我”和“他”的关系,重视他人的他者性(the otherness of the other)。来宾纳斯认为,“因为有他(你)我才存在”,这句话很有伦理性。我怎么知道我存在呢?因为看到了你才知道我的存在。举一个现象学的例子,作为父母亲看到小孩做错事非常生气,他把东西打坏了,不听你的话,你很想打他,可你举起手时看到了他的眼睛,你就打不下去了,因为小孩的眼睛里有你,你在别人身上看到了自己。当你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时候,你就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想到自己处在这个位置时的体验,同时会考虑到别人此时的体验。这提醒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关注别人的体验。教育现象学从中汲取了这种伦理性特征,认为“一切教育都是极其规范性的(normative),准确地说正是因为这一伦理基础,我们的教育实践才是智慧性的(thoughtful)和反思性的(reflective)。”,[15]同时,规范性也是教育现象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贯穿始终。“教育的本质更主要是一项规范性活动,而不是一种技术或生产活动”。“谈到我们与孩子的教育生活是规范性的,意味着我们接受这一点,即作为教育者和父母,我们必须得有一定的标准,我们自己应该总是指向‘好的’,不论这种好在具体情况下指什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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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amental Issues Relating to Phenomenological Pedagogy
Li Shuying* Wang Ping
(H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Faculty of Education, Henan University)
Abstract:Phenomenological pedagogy is the uniquely humanistic perspective in education established fairly recently in the past 50 years. It has drawn close attention from education scholars and teaching practitioners. Nevertheless, there is still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is educational trad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intends to clarify some of the major issues relating to phenomenological pedagogy, including the its Chinese translation, it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others.
这则寓言更值得剖析的是它体现出认识论的“立场理论”。1980年代以后,西方教育社会学中立场理论日渐受到重视。传统的认识论认为知识与认识者自身的位置无关,知识是外在的、等待被发现的事实(out there)——就象一本书,等待打开看;而立场理论确信知识是建构的(make, not take),任何一种否认言说者自身立场与局限的理论都是需要警惕的——究竟是一种真诚的声音还是野心勃勃的迷瘴?在笔者看来,立场理论也是一种批判的武器,它是有性(非男性)与有色(非白色)研究者的利器,——在既往的知识生产中,这些少数的认知者也是边缘的认知者,他们的经验与声音都是被忽视的——甚至是失语者。这篇课文所体现出的仅有小鸟的立场。
毋庸置疑,科学方法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是适用的、可行的。自然科学方法经过改造后,移植到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领域中,促使这些研究领域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社会科学学科。当然,关于在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中采用科学方法,仍然存在争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Freidrich A. von Hayek)批评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企图以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文社会界,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极为复杂,不能仅凭数据和量化证据达成探究过程;他还指出,不但在经济学领域,“普遍地在与人有关的其他学科中,貌似科学的方法其实是最不科学的”。 就教育研究而言,问题似乎更为复杂。
由于知识背景和研究信念的差别,在教育研究者界存在斯诺(C. P. Snow)所指陈的“两种文化”的对立,门户之见颇深,龃龉不断。在一些非正式场合,科学范式的教育研究者非议同行中的非实证研究者“写文章,不是做研究”、“写故事”、“凭空臆想”、“拍脑袋”;人文范式的教育研究者反唇相讥,认为对方“机械移植自然科学方法”、“把人工具化,失落了人的价值”、“没有思想”、“做习题”。总之,事实与价值、量与质、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等的二元分割明显阻碍着不同教育研究群体的交流与对话。由此可见,内地教育研究方法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研究方法的问题,培养科学精神可能更为紧迫。这是因为,有了科学精神的指引,研究者就会更自觉地学习专业知识和专业相关知识,掌握并恰当地运用研究方法。对于内地教育研究界而言,涵养、弘扬科学精神比学习、掌握研究方法更带有根本性。当然,研究方法的训练十分重要,教育研究者需要熟练地掌握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基本研究方法,对其他的主要研究方法也要有所了解。
本文尝试以文化政治认同与技术认同这对概念来剖析知识人纷繁的角色。何为认同(identity)?Identity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被外在感知的(identity as perceived),此时译为“身份”比较妥当;另一是主体所致力追求的(identity as intended),此时译为“认同”相对合适。若将“身份”与“认同”构成纵轴,另一对概念——“沟通”与“技术”构成横轴,“沟通”发生于互主体之间,“技术”则运用于主客之间。① 文化政治认同的位置在象限的左下角,它是一个共同体所内在认同的目标,体现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沟通”行为;技术身份的位置在象限的右上角,它强调为外在的社会经济压力所决定,体现为主体对客体的“控制”行为,更具有被外在所定义、所制约的“身份”特征。作为行动者的知识人将结构性的身份定位转化为内在的旨趣与行为的惯习,故此处称为“技术认同”。
在高等教育中,作为一个概念,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与专家(specialists)或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相对应,具有“通识知识”的含义,相应突出了后者兴趣的狭窄。“自由飘浮”体现为超出专业之外的兴趣与关心。大学之大,在于与生俱来的超越性的普遍主义精神,university的根基正在于universalism。中世纪的大学是学者为了追求普遍性的真理而聚集的地方(The university was a place of " universal knowledge" )。大学只服膺普遍的秩序,不从属任何具体的国家。大学自诞生始,就以普遍主义态度来抵抗“城邦”中的具体政治,超越一时一地的利益,所提供的启蒙知识,如同光一般照亮混沌的世界。
左派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的概念,认为文化不可能抽离于政治之外,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于批判性的政治动力。他秉承马克思的精神,认为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而不止于认识世界。他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传统的知识分子与有机的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and organic intellectuals)③,有机知识分子更直接地介入权力,他们被整编于机构之中④,争取组织利益,利用各种资源,希望获取更多的控制。他们对世界的建设来自其对真实世界的积极参与——不仅是演说者,更是建设者、组织者与持续的劝说者。另一个左派的学者阿尔都塞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来进一步解释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指出高等教育不可回避政治之重。而自由主义者艾伦·布鲁姆和班达等则认为,高等教育不应过多卷入政治风潮之中,知识分子的责任应止于文化责任。[11]
传统高等教育之“高”在于高深知识,如今知识不再是精英的禁脔。传统大学之大,在其“普遍性”,如今普遍性业已终结。在知识社会兴起之前,知识的生产与传递只是小规模事件,故局限于少数的机构与部门(大学、研究所)。在后工业社会的生产条件下,知识成为应用情境中的特殊话语,大众社会不断挑战知识自治与价值无涉的启蒙理念。高等教育从“在社会中的高等教育”转变为“社会的高等教育”(From higher education in society to higher education of society),大学的管理模式、组织文化发生重要的转变,高等教育中的知识生产与传递,从理念到模式,亦发生重大转型。高等教育中的知识人,从远离或高居社会之上的启蒙者,或自觉、或被迫拉入社会之中,高等教育及其知识成为现代社会的侍女[15]。
2001年春天,英联邦大学委员会(ACU, Association of Commonwealth Universities)在其500余所会员大学中发起一场广泛的讨论。这场讨论直指19世纪以来由纽曼等所奠定的大学理念,提出“为更宽泛的社会服务”不再仅是大学的附属目的,而应非此莫属地成为大学的核心目的。论辩达成共识——已经到了将“服务”作为大学“核心价值”的时候了。[16]
(一)知识即财富:技术认同的知识基础
“知识即财富”(Knowledge is wealth),这一宣称是后工业社会的立基之石。知识成为信息,信息成为商品,知识成为商品。[17] 借用马克思的概念,高等教育从前现代社会中的上层建筑演变为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基础。罗纳德(Ronald Barnett)在评论1963年英国的“罗宾斯报告”(The Robbins Report)时说,这份报告对高等教育的理解仍局限在后农业社会而非现代社会,仍然相信通识教育与共同文化,仍然坚持高等教育系统由学者治理——可能因为其时的英国高等教育仍身处社会边缘,高等教育仍然由高等的知识阶层定义,高等教育仍被视为文化与政治的范畴。在此报告之后,高等教育已是经济范畴,高等教育被视为经济投入的手段。高等教育不再仅是过去知识的储藏地、精英的选拔与养成所,高等教育所生产的知识成为社会重要的经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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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学者对教育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