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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的辉煌与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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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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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1-7-5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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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的辉煌与艰窘
翻译家的辉煌与艰窘
韩石山
韭菜是一茬一茬地割,人是一茬一茬地死,然而,人毕竟不是韭菜,有的人死了也就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让人惋惜,怀念。
2010年去世的几个文学家中,最让我痛惜的是三位翻译家。分别是,年初(2月)去世的德语翻译家钱春绮先生,年中(7月)去世的俄语翻译家谢素台女士,年底(12月)去世的日语翻译家叶渭渠先生。他们的有代表性的译作,我大都看过,比如钱先生的《浮士德》,谢先生的《安娜·卡列尼娜》,叶先生的《古都》。
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对外国文学名著的感觉如何,我们这一茬人,真叫一个虔诚。记得看《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还是在大学一年级,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发生,虽然学的是历史,心里最爱的还是文学。老托尔斯泰在我的心中,占着一个神圣的地位。《安娜·卡列尼娜》未必是最早借来看的,但看的时候的那份敬重,却是从未有过的。不光看正文,就连那不多的几幅插图,也是看了又看,比如安娜提着裙角上火车的模样,现在还鲜活地印在脑海里。叶先生的《古都》,还有《雪国》,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名著,看的时候,已是上世纪80年代了。其意境之高远,文字之淡雅,当时不知迷倒了多少文学青年。
说来惭愧,当年看的时候,只留意作品与作者的名字,不看重译者的名字,如今才知道,这是怎样一个不该饶恕的疏忽。没有这些译者的劳作,像我们这些不通外语的人,也就无从欣赏那些堂皇的外国名著了。就是你通了一种外语,也不可能欣赏别种外语的名著。
这几位先生去世后,看他人的怀念文章,才知道一个翻译家,是多么的了不起,也才知道一个翻译家,其人生是多么的曲折与艰难。他们大都毕业于名校,谢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叶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钱先生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几乎都是终身献身于文学翻译事业。三人中,以经历之坎坷与艰窘,当数钱春绮先生。了解一下钱先生的情况,对我们这些后人,当不无警示意义。
钱先生出生于1921年。东南医学院毕业后,长期从医,是一个有成就的五官科医生,出版过多种医学专著。上世纪60年代初,毅然辞去医院的职务,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以稿费为生,专事翻译。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对这一人生转折,钱先生自己的解释颇具戏剧性。他说自己是五官科医生,60年代转单位时想转入皮肤科,却因人事纠葛而未能实现。生性崇尚自由、不愿受拘束的他干脆辞职,挂冠转而做起了专职翻译。早在50年代,就有译作问世。据钱先生自己回忆,1952年他翻译出版《海涅诗集》,一次就拿到 8000元稿费,而当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不过几十元。有此基础,自以为靠着翻译,可以养家糊口,也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但文革十年,图书出版业陷入了低潮,钱先生也无书可译,境况颇为困窘。文革结束后,译事复兴,钱先生才得以复出。可时过境迁,90年代后稿费制度和图书出版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由撰稿人的处境越来越难。对此,钱先生感触良深,说“我也是靠积蓄生活,自由职业,没法维持生存的啊”。幸运的是,1995年加入上海文史馆后,有了固定收入,情况才稍稍稳定。钱先生戏称文史馆为“翰林院”,说“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
让我最为敬重的是,身为翻译家,钱先生却有着浓厚的国学基础。小时候读过私塾,《论语》、《孟子》不用说了,尤其喜欢左丘明的《左传》,当年背得“滚瓜烂熟”,后来仍能随时脱口而出。这也就难怪读钱先生的译作时,常感到一种古色古香的味道。
细细品味这三位杰出翻译家的人生经历,我的感觉是,上学还是要上好的大学,有了好的基础,不愁将来没有大的发展。再就是,一定要坚持一业,心无旁鹜,才能取得大的成就。当然,该转行的时候,也要毅然转行,就像钱先生那样。最最重要的是,要有人生的自信,有时候就是自负些,也没什么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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