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人们对职业倦怠的界定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静态的职业倦怠。以色列心理学家派恩斯(Pines)和阿瑞森(Aronson)在临床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将职业倦怠定义为“对情感要求的情境的长期卷入而导致的一种身体、情感和心理的耗竭状态”。(Pines A, Aronson E, Kafry D. Burnout: From Tedium To Personal Growth. New York: Free Press, 1981.)身体耗竭(physical exhaustion)表现为精力不足、长期疲劳、身体虚弱;情感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指缺乏热情和活力,往往使个体产生无助感和无望感等;心理耗竭(mental exhaustion)指对于自身、工作和生活的负性态度——如冷漠、悲观——的形成,往往使个体产生无力感和失败感等。该定义从衰竭的单一维度揭示了具有职业倦怠感个体的状态。
第三类,日常意义的职业倦怠。教师职业倦怠的静态定义与动态定义在一定程度上互补的,而非相互排斥,因为静态定义所描述的状态正是动态定义的最后一个阶段。1982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玛勒诗(Maslach)和杰克逊(Jackson)所开发的MBI问卷成为在此后20多年中职业倦怠研究领域里使用最为广泛的问卷。他们以临床研究个案为基础,从症状观的视角对职业倦怠下了操作性定义,将职业倦怠界定为发生在以“人”为工作对象的工作者身上的一种心理综合症,表现为情感衰竭(emotional exhaustion)、去人性化(depersonalization或dehumanization)和个人成就感低落(deminish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情感衰竭是职业倦怠的应激维度,是个体对压力的评估,表现为个体对工作缺乏动力,情绪情感处于极度疲劳的状态。这一维度被认为是职业倦怠的核心内容;去人性化是职业倦怠的人际关系维度,涉及个体对他人的评估,表现为个体以消极的态度对待工作对象,具有防御性行为的性质;个人成就感低落是职业倦怠的自我评价维度,涉及个体对自我的评估,表现为个体对工作的价值感和意义感降低,自我效能感弱化。玛勒诗的职业倦怠三维理论现已成为该领域中影响最为广泛且居主导地位的理论模型。
以马斯洛(Abraham Harald Maslow)和罗杰斯(Carl.R.Rogers)等人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潮的兴起成为了人本主义教育思潮的先导。马斯洛认为,人有使自己趋向于更健康、更道德、更智慧、更美好和更幸福的自我实现的潜能和需要,这种需要存在于人的机体内,是人的生物性本能残余的基础上进化的一种新的本能,即“似本能”。罗杰斯也认为,自我实现的倾向是惟一的、根本的人类动机。正如郁金香会本能地逐步生长得茁壮一样,人类也趋向于其生长、完善和实现人的发展的最高境界。但罗杰斯还指出,“我不赞同十分流行的观念,即人基本上是非理性的,假如不加控制,他的冲动将导致他人和自己的毁灭。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伴随着美妙的和有条理的复杂性,向着他的机体奋力达到的目标前进。”(叶浩生主编:《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第568页。)表明人的需要是受理性支配并具有层级性的。另外,罗杰斯认为,教育就是一种整体人的学习,这种学习是“在认知上,在情感和需要上的一种统一性质的学习。”(单中惠主编:《西方教育思想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第980页。)因此,人本主义教育是以“完整的人”的发展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在潜能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丰满的人性。
霍华德•加德纳在波士顿维特任斯医药管理中心(Boston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Medical Center)工作时发现,脑部受损伤的病人根据受伤部位的不同而失去不同的能力。前额叶的损伤导致说话时语法方面的困难,却不影响理解别人讲话的能力。一些患严重失语症(失去语言能力)的人让人保持着音乐方面的才能,相应的,另一些失去音乐才能的人却能够保持他们的语言能力。他在《智力的结构》中指出“可以证实,其他更具有的语言混乱,包括背诵、命名、阅读和写作时的选择性困难,都同大脑某一特定区域有关。”也就是说这些不同方面的损伤暗示了,每一种特定的智能都有一定的生物基础。加德纳认为,“智能是解决问题或创造出对于一种文化具有价值的产品的能力”。而智能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综合系统。
有关教师对男女学生学业能力评价的研究较多。教师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在学科上的表现是:认为“女生学不好理科”“男生学不好语文、英语”。在国外一项研究中(Fennema等,1990;Tiedemann & Faber,1994),研究者让数学教师对50个班级男女生的成绩作出评价,结果发现,即使男女生数学成绩没有显著差异,但是教师仍然认为男生的能力比女生强。他们认为女生要想取得与男生同样的学业成绩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而对于学生的失败,教师认为女生更主要地是由于能力不足,而男生主要是因为努力不够。(Joachim Tiedemann. Gender-related beliefs of teachers in elementary school mathematics[J]. 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 2000, 41(2): 191-207.)
有研究者进行了大量的试验性研究和民意测验,也对在校女生进行了深入的心理分析,其结果都一致表明,当女生从儿童期过渡到青春早期时,她们的自尊感和自信心都明显下降。1990年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的一项对9-15岁学生进行的全国性调查显示:在小学阶段,67%的男生和60%的女生对自己感到满意,而高中阶段,对自己感到满意的男女人数比例分别下降为46%和29%,其中女生的对自己满意的下降幅度远大于男生。(Martel. A. , Peterat. L.Margins of Exclusion, Margins of Transformation[A]. Rebecca A. Martusewicz , William M. Roynolds. Inside / Out: Contemporary Critical Perspectives in Education[C].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158-159.)
此外,有效的课堂管理必定是师生共同参与的课堂管理过程,“有师生共同参与的课堂管理过程,不仅是促进学生学科学习的重要条件,其本身也为学生社会性学习提供了学习内容和真实情景。”([美] Vernon F.Jones等著,方彤等译:《全面课堂管理——创建一个共同的班集体》,2002年版,序言)可见,有效的课堂管理还可以促进学生的社会性学习,培养学生的自律和个人责任感。
完整的人是理想的人的模式,是教育追求的终极目标。德国著名的教育家、语言学家和政治家,柏林大学的创始人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977)认为教育是人的自身目的,也是人的最高价值的体现,因此,作为个体的人是教育的中心,教育应充分认识人性,使人在自由条件下得到完美发展;他同时认为初等、中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只不过是为大学教育做准备,大学教育是培养“完人”的最重要的阶段,即要培养个性和谐、全面发展的人。20世纪中期,美国最著名的高等教育思想家和改革家罗伯特·梅纳德·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1899—1977)指出,“工业化似乎正在麻痹全体人民,以为人生和教育的最重要的目标是工业力量的发展,忘却了人生的真正目的和生命的真谛”。他认为,大学应当促进理性、道德、精神力量的充分发展。他在《永恒与变化》中指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民的美德及睿智。他们要学习的不是谋生能力,而是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聪明而善良的人。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完人,使其成为作为人的人,自由的人,而不是片面发展的工具”。(刘宝存:《大学理念的传统与变革》,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