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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传统文学期刊的硬通货 [打印本页]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8-7 17:43
标题: 传统文学期刊的硬通货
传统文学期刊的硬通货

颜妍
来源:文学报  



  2011年4月新面世的《天南》,是继《最小说》、《鲤》、《文艺风赏》、《大方》之后的又一本文学期刊新秀。创刊号装帧设计十分出众,做足了艺术“范儿”,然而当期主题“亚细亚故乡”却非常严肃,意在通过对一系列乡村建设实践和乡土主义运动潮流的介绍,来分享亚洲地区知识分子对全球化、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作为文学期刊,《天南》的“文学”无疑是一个更灵活也更宽泛的概念,它的“文学在行动”的刊物宗旨,让人不禁想到与它一字之差的另一本文学期刊《天涯》。
  从一本名不见经传的海南地方级文学期刊,到一跃成为国内思想文化界的知名品牌,《天涯》的声名鹊起无疑要归功于1995年末1996年初由杂志社社长韩少功所主持的全面改版。《天涯》改版领先并且影响了后来世纪末的文学期刊改版潮,它的成功策略正在于跳出传统的小说、散文、诗歌的“纯文学”框架,吸纳文学创作以外的思想界的大文化资源,培养以人文学者为重点的作者阵营,其中尤以创立偏重思想性和言论性的“作家立场”栏目最为突出,——这里的“作家”取英文的“writer”而不是“author”之意,指一切动笔写作、以文言志的人,而不仅仅是文学创作者。
  《天涯》凸显作家知识分子身份、强调作家文化责任的履行以及对社会价值观的承担的办刊理念,十五年之后在提倡基于理解力之上的文学行动力的《天南》杂志那里,得到呼应。二者走的都是泛文化的路子,由纯到杂,把文学向后退,退进文化里,从而发现或者恢复文学的公共性和有机性,相应地,也为刊物赢取更多的卖点和筹码。当然,改版后《天涯》所遭遇的质问也是今天《天南》需要正视和回答的,除却因过于强调姿态而有可能落入为立场而立场的陷阱问题,对于作者群的过分依赖所带来的同仁腔调问题,以及文学性与思想理性的磨合问题以外,更重要的也更保守的,恐怕就是这种综合性的文学期刊如何在自己的“杂”与“综合”之间安顿“纯文学”类作品,如何承担它鼓励创作、发掘新人、筛选经典的传统文学期刊的功能与责任问题。
  十余年的文学期刊改版潮,在喧哗与骚动之后,似乎又回到了问题的起点。
  伴随着改版始终的类似问题还有很多。诸如,“好看”的文学期刊与题材的现实主义导向有无必然联系?以“增刊”、“专号”、“扩版”来谋求发表长篇小说的空间,从而凭借价格优势抢占单行本的市场,是否在有意回避文学期刊中短篇小说发掘的重要意义?以选刊形式、文摘形式来取代原创,是否值得鼓励和效仿?类似《山花》、《中国作家》的上、下半月刊或A、B 版,在缩短周期的同时能否保证质量?这一系列追问其实都根源于对文学期刊的认识与定位。
  

  毫无疑问,理想状态下的文学期刊并不是文学的博物馆,它起的不是价值的保存与固化作用,相反,它更像是定期举办的文学展览,是供交流、评判、筛选的历史的中间物。选择是展览的关键点:选择什么样的作品参展是其一,短篇还是长篇,名家还是新秀,故事好的还是技巧高的,有现实意义的还是有美学价值的;以什么样的形式展出是其二,以栏目为主还是以策划为主,陈列性的还是互动性的,月刊或者半月刊,以作家访谈为辅助还是加上作品批评,等等。
  文学期刊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选择的这个过程,在于选择所带来的高度紧张感,这种紧张感贯穿于它的主题策划、稿件编排、装帧发行的一系列流程之中,也体现为刊物最后的分量、含金量、标准高度以及与同类刊物的区分度,最后,这份紧张感将落脚于刊物与时代的关系之上。文学期刊是文学现场的一部分,一份好的文学期刊,既有它作为文学的前瞻者的敏感,从而能发掘新人,也有它作为同代人的喜悦,愿意去展现佳作,当然,它也将因自己的力有不逮而间接暴露出某一文学时代的病兆。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革,文学逐渐从中心退回边缘,文学想象越来越“个人化”,它的社会功用在新的文化类型的冲击之下也愈加弱化。技术革命以及新媒体的介入、出版机制的发展与成熟,都在促进创作更直接地进入市场,而不再需要期刊这一媒介。“80后”青春写作的自立门户、网络写作的规模化、畅销书与影视、网络的联盟,以及文学期刊即将开始的全面企业化转制,都在加速这一解体过程。
  另一方面,传统文学期刊转型的新成果实在乏善可陈。时至今日,文学期刊对原有体制的依附性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它依然承担着面向市场与背负行政地方文化想象的双重职责。在培养作者方面,文学期刊患“名家饥渴症”由来已久,只有等米下锅的急切,是断不肯对名家之作把一把关的,唯名是重、按资排辈的文坛,难免使得文学期刊成为另一个羸弱的名利场。而在读者方面,它既面临着八十年代“纯文学”读者群的流失,也有更重要的,对新读者群体的培育无力。同时,作为同路人的文学批评的缺席,也让期刊疲沓、松懈而不知改,——名家力作的发表常常有单行本的跟进甚至领先出版,也不乏学院派进行批评和研究,但是文学期刊上所发表的新人新作,尤其是中短篇小说,阅读的少,讨论的更少。相较于《最小说》、《鲤》所采取的读后书友会的反馈式的讨论,在传统文学期刊上的发表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石沉大海。
  

  文学性与市场化并不是问题的两极。整个期刊语境的复杂化,已经无法简单地让市场的归于市场,文学的归于文学了。文学、市场、传播、读者的概念和内涵都在发生变化,它们的相互缠绕和重新关系化,使得频频论及的文学期刊的“坚守”变得含混起来。若是文学本身在变,怎样去定义文学的“坚守”和传统文学期刊的“坚守”?通常意义上的传统文学期刊,指的正是“纯文学”期刊,“纯”意指面向文学传统内部的美学实践,而不是一个价值情感的判断,“纯文学”并不意味着好文学,一种中规中矩、端正、封闭、圈子化、类型化的文学并不就是“纯文学”,否则的话,它就成了一个自我设限的概念。2009年《人民文学》600期特刊以“新锐专号”的形式面世,它在“纯文学”期刊的自我定位之上,将郭敬明的《小时代2》重磅推出,将主流文学期刊的新人、畅销书偶像、网络作家以群像的形式展现出来(这个组合也正好暗合了主流文学、商业文学、网络文学的三分文坛的格局),可以看做是传统文学期刊在新的文学环境下的一次努力姿态。
  然而,对这一期特刊的阅读感受不能不说是失望的。当我们暂且放下对超历史的“不死的纯文学”的“垂直价值”的期许,转而从同时代的商业文学、网络文学中寻找一种可能有的“水平价值”的时候,除了郭敬明的商业成功(因为登载《小时代2》当期《人民文学》脱销的新闻就足以证明)以外,从文学的后继力量身上竟然看不到任何“新锐”之气。期刊新人的作品扑鼻而来一股“期刊腔”,网络作家则熟练操持着上世纪先锋文学作家的“旧把式”,市场化的时代为不同的写作个体提供了写作的资源,然而,经验的匮乏和同质、叙述的沿袭和落套却使得这一时代的文学不仅不能从中增益,相反,最后推倒传统文学期刊的力量也许正来自于它的无法接续、无法更新。
  《天南》相较于《天涯》胜出的似乎只是更精致化、更泛艺术、更重视觉、更面向市场、更讲求营销,但是在今天的刊物流通市场,精致、艺术、视觉、市场、营销这些形式层面的东西将成为它最大的内容,据此,《天南》就有可能从这纷扰的“小时代”中获取它“因信称义”的忠诚读者,占领它的市场份额,这也是一系列杂志书(Mook)“新贵”摸准了法门的地方。而在另一轨道上艰难行进的传统文学期刊,它用来参与市场流通的是“纯文学”这一“硬通货”,归根结底,文学期刊的生命力在作品,在新人,在于用作品和新人来培育自己的忠实读者群。无论写的方式如何变,读的方式如何变,它所依赖的写与读的关系未变。这就意味着“纯文学”期刊所要坚守的不仅仅是姿态和立场,也不仅仅是小众的象征资本,而是扎扎实实的作品分量、原创能力与水准高度,是它作为活跃因子在文学现场所发挥的能动作用。毕竟,时下对传统文学期刊的唱衰,其实是和唱衰当代文学占据同一个靶位的。也毕竟,这一代人所置身的文学现场,或许就是下一代人最初的文学教养。
20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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