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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2007年短篇小说述评 [打印本页]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8-7 19:03
标题: 2007年短篇小说述评
2007年短篇小说述评

段崇轩

（作者附记：盘点2006年短篇小说时，我的心里喜忧参半。而盘点2007年短篇小说时，我的心情则有点喜出望外。2007年真有不少好短篇，其思想艺术质量超过了以往。尽管今天已经没有文学的轰动，也难有读者的感动了。但好作品仍有，生活的希望仍在。这篇文章已定了在一些报刊发表，现在我把它贴在这里，请朋友们先行过目批评。2008年。1.12）

边缘地带的上下求索
——2007年短篇小说述评

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
一路跟踪2007年的短篇小说，驻足回望，竟发现绿树掩映、果实累累、清香诱人。短篇小说整体上的式微已历多年，现在自然不能称复兴的时代已经来临，但说短篇小说走出迷惘，呈现出回黄转绿、柳暗花明的态势，我以为并非妄言。比之2006年以及几年前，短篇小说从数量上讲似乎没有明显的增长。从作家队伍看，老一代作家渐渐退隐，但新一代作家已然成熟，壮大了短篇小说的创作实力。从短篇小说的自身发展看，它已在边缘地带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位置和成长空间，扎根抽枝、开花结果，显出一派气定神闲、摇曳多姿的景象。从年初到年终，谈歌《天香酱菜》、阿来《机村人物素描》、王祥夫《玻璃保姆》、范小青《蜜蜂圆舞曲》、毕飞宇《相爱的日子》、刘庆邦《黄花绣》、红柯《大漠人家》、陈忠实《李十三推磨》、郭文斌《点灯时分》、邵丽《人民政府爱人民》……  纷至沓来，篇篇精彩，引导着我们进入一个个新颖别致而又深邃广大的短篇小说世界。
这些年来，短篇小说声誉不好，行内行外一旦说起，一言以蔽之：“没有好作品”！但当你静下心来，读过这些作品，相信会改变自己的偏见，看到短篇小说的希望！
短篇小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转型、蜕变期。我们知道，短篇小说历来是以敏锐地表现社会、及时地阐释人生，而立足于世、“征服”读者的。但这一本质特征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却从根子上动摇了、解构了。关注社会人生的“焦点”“热点”现象和问题，报纸、电视、网络有着天然的优势；长篇小说、纪实文学“与时俱进”，强化了它们的现实性、及时性和可读性，逐渐受到了广大读者的青睐。也就是说，长篇小说和纪实文学，是占有了短篇小说的某些“特征”和“优势”，才赢得了市场和读者的。整个文学都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而短篇小说则处于边缘的边缘。它在表现现实生活的广阔度、自由度上，难以同长篇小说以及中篇小说争锋；在反映作家视野和思想的敏锐、直接上，则逊于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如是，短篇小说在“抢占”现实生活上被挤兑到边缘，它在文学家族甚而小说家庭里也被排斥至边缘。它只能面对社会人生的“冰点”“盲点”现象和问题，只能面对当代人的精神、心理世界。对这样的处境和状态，它消沉、困惑了很久，探索、突围了很久。现在，它终于在边缘地带开辟出一片广阔的天地，地盘虽然狭小，但内在的空间却同样是无限的，而且这样的边缘地带，更适宜它的生存和发展。它不必正面地、“硬碰硬”地表现时代生活的主潮和全景，但它可以通过一些巧妙的角度、典型的情节，折射出社会变革的风云变幻。现实存在中的一些“冰点”、“盲点”看似无关大局，但深入开掘下去，往往是一些深层的、潜在的问题和危机。特别是关于人的自身，譬如人的精神、情感、心理、性格、命运等等，对于当代人来说，更是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去不懈探求的。总之，短篇小说在社会的、文学的边缘，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逐渐显示了它的潜力和优势。如上所述的2007年的优秀短篇小说，证实了这一点。
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事件是，2007年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举行，获奖的短篇小说有范小青的《城乡简史》等五篇作品。我的看法是，这几个短篇小说无论是思想艺术质量，还是它的代表性，都超过了前几届。它反映了短篇小说在把握社会人生方面的突破，以及在审美和叙事上的提高。正如评论家汪政所说：“这五个短篇各具特色，具有着多方面的代表性。……这样的格局自然不是推荐与评奖的刻意为之，但客观上确实使它们具有了标本的意义而获得了对近年短篇小说从作者队伍到文本构成的文学解剖学的价值。”1 从表现内容讲，有反映乡土风俗的、都市白领的、城市打工族的、城乡交叉地带的、部队军人的等诸种生活情景，涵盖了当下社会最主要的生活领域和最基本的人物类型。从作品的作者阵容看，除一位50年代和一位70年代作家外，有三位是60年代作家。它说明短篇小说作家队伍正在更新，老作家开始退出，50、60、70年代的作家已经成为中坚力量。2007年的短篇小说创作，同样印证了这种文学态势：短篇小说在寂寞地带获得了生机，正在用新的审美方式把握更深广的社会人生。在艺术表现上，正向中国的古典小说叙事传统倾斜，并迈出了坚实的步子。
当然，我们还不能过分乐观。短篇小说的生态环境依然严峻。我始终认为，短篇小说是一种独特的“精英”艺术，鲜亮的内容、精湛的思想和天才的营构，是它应有的品质。在许多种艺术门类向市场、向读者献媚和取悦的时代，它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操守。但在“快餐化”、“实用化”的阅读潮流中，这样“高雅”的艺术品种，注定是被冷落的，“火”不起来的。我们期待着全民族阅读水准的提高，到那时短篇小说一定会拥有更多的读者。短篇小说曾经是备受关注、扶持的一种文体，而现在“白天鹅”沦为“丑小鸭”了，不仅那些营利性的出版社、期刊社，放弃了短篇小说；甚至那些国家文学体制内的出版社和报刊社，也疏远了短篇小说，把大量的阵地、版面让给了中长篇小说、纪实文学，这实在是一种文学战略上的短见。短篇小说的真正复兴，一面要依赖自身的强大，另一方面还需要生态环境的优化。

向下：打一眼深井
短篇小说滑向了社会的边缘地带，不需要承担那么沉重的“时代使命”了，这倒真正为它“减负”了。但短篇小说特有的“现实性”品格，不允许它回避当下，遁入空门。那么它就只有用“智取”的办法，即通过一种巧妙的角度或便捷的途径，进入现实生活的“腹地”；或者采用“内攻”的方法，即直接切入当下人们的精神心理世界，透过人们的心灵图像折射广大的社会人生。于是短篇小说获得了艺术的自觉和自由。林斤澜在谈到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时说：“小说就是要说小，好的小说是从小里见大。小口子井，井底的地下水泉却深得不知深浅”。2 2007年的短篇小说，正是在对现实生活的智取策略和深度开掘上，显示了它的可喜进步。
这里我们首先要说到邵丽的《人民政府爱人民》，这是一篇典型的表现底层社会的作品，但它却比同类小说更真实、鲜活、深广。它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对现实生活有一种深邃的发现。作者在创作谈中说：“两年的基层挂职锻炼，颠覆了我过去对基层和基层干部的看法”3 在这些年来的文学作品中，从县到乡到村，基层干部几乎没有什么好人，不是浑浑噩噩，就是贪污腐化，这成了一种新的人物模式。但在这篇作品中，县长崔涌和副县长老刘，却呈现出一种原生态般的逼真和浑厚来，也许他们不是那样高尚、纯粹，但他们对农民的天然感情、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以及他们自身生活的种种难处，读来真是感人肺腑！这样的人物，只有长时间地浸泡在生活底层，才能发现和塑造出来。更令人惊喜的是作者还刻画了两位独特的农村人物，一位是被人看不起外号叫“老驴”的李长旗，一位是他的女儿李童。老驴人不坏，但却是那种没脑子、没血性、没能力——永远扶不起来的角色，有困难只知道找政府，但帮来帮去还是困难户。这是中国农民中最窝囊的一种人物，连阿Q也不如，有着很深的社会和文化根源，在过去的作品中十分鲜见。李童呢？高中毕业考上大学，聪明好学，自尊要强。但家庭的贫困在她的心里既埋下了“坚毅的种子”，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它向政府求助上学的目的一时没有达到，就心生怨恨，冒然出走，杳无音信。这样的农村青年，让人感佩，也让人忧虑。这也是作者对农村人物的宝贵发现。这篇小说在结构营造上还不够严谨，在叙事语言上也嫌冗杂，但它在艺术地把握生活、理性地透视生活上，显示了短篇小说的强劲潜力。
2007年的短篇小说，对乡村社会的揭示是深入的，也是广泛的。李进祥的《狗村长》以河湾村的一只黄狗为主角，艺术而又不无嘲讽地显示了农村基层政权的瘫痪。老村长病倒了，村事无人过问。而一只不愿随主人进城的黄狗，勇敢地救助危难中的女人，机智地咬退强盗保卫村里的耕牛，殷勤地看望卧病在床的老村长……  发挥了人起不到的大作用，被人称为“狗村长”。邓宏顺的《棉花团》，则以一个工作队员的视角，提出了应该如何看待、评价村干部的问题。在一级一级的领导心目中，村干部应该是具有一定的思想境界和工作能力的，而黄泥坳村的杨支书，既不会按照领导的思想说话办事，而且与村民混为一体经常搞一些封建迷信活动。但是，通过一年的农村工作经历，终于使年轻的工作队员认识到：杨支书是深谙农村和农民的，他的一些迷信活动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本质上是一个廉洁奉公、任劳任怨的好干部，只有他才能团结和组织农民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陈应松的《金鸡岩》则以苍凉的群山背景和突兀的人物形象，显示了山民无望的生存环境和他们不屈的抗争精神。农民宿五斗所以要攀上高耸入云的金鸡岩开荒种玉米，是因为在村子四周再也找不到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了，他只有向大自然挑战、向自己的身体极限挑战，才有生存的希望。于是被困在高高的金鸡岩顶孤身耕作的宿五斗，成为中国农民的某种象征形象，深刻在了我们的脑子里。
表现打工族在城市里的生存境遇，是当下文学的一个流行主题。短篇小说以它灵敏的触角和精深的思考，丰富和深化了这一主题。王祥夫的《玻璃保姆》，以有趣的情节、精湛的构思和朴素的叙事语言，讲述了待业青年小麦给煤老板当狗（名叫“玻璃”）保姆的故事，折射出的却是煤老板对人的尊严的蔑视和生活情趣中的变态心理。武晓军的《别墅里的生日》，同样是写一个叫春姝的女孩子给富人当保姆的故事，但焦点却集中在了打工者身上，通过小保姆们在别墅里偷偷过生日这一情节，强烈地展示了人与人之间的贫富悬殊，凸现了身为下贱的女主角的诚实、勤劳、自尊的精神品格。钟求是的《五月的铜像》，写的是农民工登锁在城里的一次荒唐的犯法行为，竟然想偷盗“天使”铜像卖钱，但作者鼎力展示的是这位农民工盗窃铜像后的惧怕、不安和后悔，是他面对这尊“女神”的欣赏、感动和爱心。作者在一个否定性的人物身上发掘了他向善、向美的一面。尤凤伟的《彼岸》，整个作品写的是上层人物的高层社交，但牵动公司老板于总和那位国际交际花李静的神经的，竟是一位在公司打工的青年“徐某”，他因领不到工资而敲诈犯法被捕在押。尽管这位打工青年最终也没有“捞”出来，但他的贫困、他的孝心，已强烈地冲击和影响了上层社会人们的心灵，显示了农民工问题的突出和社会的一种进步。作品“口小肚大”，构思巧妙，可谓佳制。
城市里的普通市民、企业工人等底层民众，也是2007年短篇小说关注的一个重点。代表性作品有刘涛的《最后的细致》和刘庆邦的《年礼》。前篇写年轻工人李皓，面对无可医治的绝症和即将走完的人生，没有诅咒、抱怨和要求，而是理智从容地干着一件事，要把他的家整理、修复得完美无缺，给妻子、儿子乃至将来进入这个家庭的男人，留下美好和方便，展示了一个普通工人赤诚的爱心和宽广的胸怀。后篇写矿工家属田桂金，父母、哥嫂以及自家都很贫困，为了亲人之间的感情、为了大家庭的和睦，怎样挤出一点可怜的钱周旋在亲人中间，读来让人既辛酸又感动！李皓和田桂金，处在社会底层，皆为芸芸众生，但他们的精神、人格，却是高尚的！
我始终认为，短篇小说必须坚持它的“现实性”，与当下的社会人生息息相通。作家只有潜入生活的深层，熟悉他所表现的人物，他的作品才会有生命力，才会有读者群。前些年，短篇小说曾经出现过“文人化”、“书斋化”的倾向，导致了短篇小说同现实、同读者的疏离。现在，短篇小说在边缘地带又找到了接通现实的路径，且充分发挥了短篇小说的优势，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向上：探索形而上世界
小说既可以反映世事沧桑，也可以表现心理波澜。但我觉得，对短篇小说而言，表述人的内宇宙更是它所擅长的。长篇小说庞大的时空最适宜写历史变迁和人物群像，中篇小说弹性的体式更便于写生活故事和人物命运。当然，短篇小说表现现实的社会人生，也有它的招数和方式，如上面所述的那些优秀作品，但毕竟要花费大的力气，有时则要凭借可遇而不可求的灵感。而要在一种“袖珍”式的文体中，演绎一段情感经历，渲染一场精神搏斗，描述一幕美好回忆，刻画一种“天人”感应……  对短篇小说来说实在是得心应手的。人的内宇宙自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广大的外部世界的曲折反映，表现了人的内部宇宙也就折射出了外部存在。有理论家把它称为“心理现实”。人的精神、情感、心理是一个浩瀚而复杂的形而上世界，当下的短篇小说作家，在探索这个形而上世界方面，多方突进，探幽烛微，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涌现出许多擅写心理世界的年轻作家，创作出一批风姿绰约的短篇小说。
爱情、婚姻、家庭以及性，是人的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也是最让人触动灵魂和感情的。毕飞宇在表现这一领域方面，无疑是一位高手。他说：“从我个人来说，作品的产生大多来自自己身体里迸发出来的东西，它们是经验、情感和愿望”。4 他把情感称为人身上“柔软的部分”，认为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就是要表现这种东西。《相爱的日子》用了一个很古典的题目，但这里的“相爱”没有温暖、没有浪漫，只有冷酷的现实和理性的权衡。他和她，一双大学毕业而飘零在城市的孤雁，邂逅了、相爱了、同居了。但他们并不是为了培养爱情之花，更不是为了结婚成家。而是为了用同病相怜的关照、年轻而饥渴的性爱，填补孤独荒凉的内心、抵御沉重窘迫的现实。年轻男女之间最美好的情爱和性爱，却让蛮横的生存问题撒了一把盐。读来让人忧伤、沉重、深思。《家事》把笔触深入到了高中生的情感世界里，这帮少男少女一面紧张地应付功课、考试，一面私下里却开始了“新生活运动”。“既然未来的人生注定了清汤寡水，那么，现在就必须让它七荤八素”。他们像一个庞大的家族一样，结成了错综复杂的夫妻、兄弟、姊妹、爷孙等各种各样的亲伦关系，上演了一幕幕可笑而有趣的儿女情长、恩恩怨怨的轻喜剧。可笑吗？不！透过这种虚幻的“情感游戏”、“家庭联盟”，我们窥见的是年轻一代心灵的孤独、情感的扭曲以及青春的骚动。这是社会的“盲点”，但也是我们应当关注的“焦点”。
2007年确实出现了许多表现人的情感律动的好作品。如乔叶的《像天堂在放小小的焰火》，以敏锐的感觉、犀利的洞察，展示了男人与女人之间情感的丰富性、性爱的深邃性、人性的复杂性，如同打开了一个瑰丽的人的灵魂世界。如须一瓜的《一次用心筹备的邂逅》，写白领男女之间的网恋与会见，凸现了他们在浪漫的激情想象与世俗的人生束缚之间的矛盾心态。如方格子的《谁在暗夜里说，冷》以午夜声讯台这样一个特殊的视角，敞开了当代人——不管是城市人、还是乡下人，虽然生活处境那样的不同，但内心却一样地骚动、空虚、孤独。这已是社会潜在的一种精神危机。如金仁顺的《彼此》写都市男女的婚外情，他们心理的细腻、情感的脆弱，导致了爱情的易变、婚姻的短命。这成了现代人的“流行性”心理疾病。如上几位年轻的女作家，以她们独具的慧眼和锐利的笔触，拓展了短篇小说的表现领域和叙事能力。此外，王棵的《暗自芬芳》描写守礁士兵的内心波澜，叶兆言的《我们去找一盏灯》探索抑郁症的病源，都写得鲜活而有深度，值得一读。
关于人自身的一些形而上问题，需要破译的太多了，譬如人的天性、人的梦想、人的命运等等。我们看到不少篇什在这方面作出的可贵努力。迟子建的《百雀林》，写一位名叫“小没”的普通人的命运，他诚实、勤劳、善良，但大半辈子获得很累、很惨，最后回到远离尘世的“百雀林”中，他才感觉“掉到福堆里”、“住在春天里”了。由此可见人的幸福不在于你拥有了多少世俗的东西，而在于你能否回到自然的怀抱中。这是人的天性所决定的，而我们现在恰恰背离了这一点。叶弥的《消失在布达拉宫的一头鹰》，似乎在求索人难以掌控的命运，蒋百年是一位不信邪的民间“英雄”，但命运总是在捉弄、打击他，但他没有屈服，孓然奔往遥远的布达拉宫，去守护世界上最大的庙宇，以此来抗拒命运对他的支配。作者礼赞的是人的一种西西弗斯式的精神。徐则臣的《伞兵与卖油郎》，写的是一个叫范小兵的乡村少年的“浪漫梦想”，环境、条件一样都不具备，但他却痴心妄想要做一个从天而降的“伞兵”。为此他付出了终身残疾的代价，却无怨无悔。这是人混混沌沌的“童年游戏”，更是人永不熄灭的“梦想之光”。薛媛媛的《湘绣旗袍》，则刻画了一位艺德高洁、把一生献给湘绣旗袍的名师薛师傅的形象，这种把手艺当作生命、把生命投入到手艺中的人生境界，多么值得我们现代人去深思！
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现在短篇小说作家感兴趣的课题。其实人类的全部问题也不外乎四个方面，即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自我。人与自然同样是一个值得作家们倾力书写的主题。范小青近年来在短篇小说上执著探索，登堂入室，臻入佳境。她的新作《蜜蜂圆舞曲》的独到之处，就在于蕴含了一个“天人合一”的大主题。在那个花香鸟语、蜜蜂成群的笠帽岛上，人与蜜蜂可以对话，蜜蜂有自己的思想、心理和语言，花鸟树与鸡鸭狗等同岛上的人各安其所、融融乐乐……  但孤高自傲的老乔与他的妻子，容不得他人进入岛上养蜂，甚至破坏了蜜蜂的生存环境，最终导致自己弃岛而去。桃花源般的自然景致中饱含的是作家的文化反思。刘庆邦的《黄花绣》写一个农村女孩子，在桃花季节、在乡村风俗（绣花鞋）中的悄然长大；郭文斌的《点灯时分》写农村的小姐弟俩，在正月十五点灯节日中的美丽想象和渐懂人事；红柯的《大漠人家》写孙子跟着爷爷，在辽阔的大漠和神圣的劳动中，情感、心智和人格的成长……  都写得如诗如画，细腻入微，余味深长。短篇小说写人与自然的关系，过去是不多见的，现在有众多优秀作品来表现这一主题，且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向内：接续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传统
我们的小说，身后有一个极为丰富的传统资源。依我看来至少有四种传统，一是“五四”新文学，二是革命现实主义，三是中国古典小说，四是西方现实和现代主义文学。目前的小说到底继承了哪些传统，或者说是以哪一种传统为主呢？倒真是一笔谁也说不清的糊涂账，可以说是哪一种传统都有一点，但哪一种传统都没有形成气候，成为一种杂乱无序、不伦不类的创作潮流。但近年来我们注意到，在短篇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一股重新发现和承袭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传统的思潮。文学回归本土经验，回归民族传统，已成为一种新的趋势。王蒙写人生体验和感受的系列短篇《尴尬风流》，韩少功写乡土风俗和人物的系列短篇《山南水北》，都可谓典型的新笔记体小说。聂鑫森以古城湘潭为题材的“古城旧事”和孙方友以古城淮阳为背景的“陈州笔记”，其中既有带着浓厚传奇色彩的话本类小说，也有具有作家鲜明个性的笔记体小说，已引起了文坛和读者的持续关注。2007年的短篇小说，在对古典小说的传承方面，依然有不少优秀之作。
今天是一个各种文化大交融的时代，文学上自然也会呈现出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气象，它反映了变革时代的一种胸襟和力量。一个小小的短篇小说，有时也能折射出这种时代的风貌和特征。韩少功的《末日》，写一个村子上级预告有地震、“末日”将至的氛围中，各种人物的情态和表演。有着现实主义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塑造、深度思考；也有西方现代小说惯用的夸张、荒诞手法；同时也兼备古代传奇、笔记小说的一些表现技法。“百炼钢成绕指揉”，显示了作家广阔的文学视野和深厚的文学功底。陈忠实的《李十三推磨》，叙述的是清嘉庆年间陕西渭南县民间文人、剧作家李十三（真名李芳桂）的传奇故事。作者对这样一位熟悉的历史人物，完全可以写出一部悲欢离合、曲折感人的中篇小说甚至长篇小说来，但作者却严格地按照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的写法，精选了李十三推磨这样一个典型情节，再加上陋室说戏和出逃吐血这样两个辅助情节，用8000多字的篇幅，完成了这个人物的塑造，凸现了这位古代文人对艺术的如醉如痴、贫困中的自得其乐和对亲人朋友的忠厚仁义的精神品格。真实的历史情景、典型的人物性格和严谨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作法，在这里达到了高度的融合。
“兼容”是一条路子，“独取”也是一种策略。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可谓博大精深，就拿短篇小说来说，便有话本小说和笔记小说两大文体类型，尽可以成为我们汲纳的丰富资源。譬如话本小说，从宋元话本到明清拟话本，经历了四个朝代、数百年的历史。它本来是民间说书人的底本，后来演变成了一种独立的小说文体。情节的戏剧性、人物的平民化、格调的通俗性、叙事的口语化，是它的基本艺术特征。谈歌近年来有意识地借鉴话本小说的写法，使他的短篇小说创作呈现出一种新气象。他的《天香酱菜》写的是保定的历史故事，一家木器店怎样演变成了酱菜园。世事的风云变幻，商家的内部纠葛，人与人的恩怨情仇，特别是那位诚信、宽厚、有着传奇色彩的宫廷酱菜师傅赵广林的形象，在作者绘声绘色、饱含沧桑的讲述中，如显影液中的照片一样历历浮现在我们面前。古代话本小说的写法，在他的手里获得了新生。让我感到遗憾的是，谈歌几篇出色的新话本小说，写的都是旧人旧事，而写现实生活他就又回到了流行的小说写法上。如何用话本小说的形式讲述今天的故事和人物，我觉得这是对谈歌等作家的一个挑战。青年作家李云雷的《巧玲珑夜鬼张横》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尝试，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有意效仿《今古奇观》的痕迹。作品讲述了一个民间说书艺人“夜鬼张横”，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之间的说书生涯和人生遭遇，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民间文化的逐渐消亡。故事生动，引人入胜，意蕴深厚。不足之处是在话本小说的套路上、语言上，还欠火候。
笔记小说现在已是一些作家喜欢的短篇小说体式了。这种体式看似简短灵便，实则难以掌握，没有一定文学功底的人是难以驾驭的。有学者指出：“小说的性质使它具备了其他小说品类的一般特点，如人物、情节、散文化的叙事及虚构成分等；而笔记的体制又使它呈现随笔杂录、内容庞富的特点。两相结合，遂使笔记小说特色鲜明，魅力独具。”5 聂鑫森的《教授生涯》由“黄花梨”、“霸王别姬”两则短篇构成，一则只有2000余字。作者以写人物为主，把知识分子那种独特的性格和心理刻画得栩栩如生。作品中都有一个中心情节，但在叙述中却不以它为主干，显得自由而灵活，呈现出一种“笔记”体的散漫来。描写语言古雅、细腻而传神，颇有古典笔记小说的韵味。阿来的《机村人物素描》是由三则短篇组合。作者写古老、封闭的山村——机村，在数十年历史变迁中的一些人和事，或写山中景致、乡村风俗，或记人物命运、农村演变……  真实琐碎中蕴含着作者的深远思考，浑然天成里暗藏着作者的苦心经营。这两部作品代表了当前新笔记体小说的基本风貌。
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历经1500余年，作品数量浩如烟海，文体形式千姿百态，表现方法丰富多彩，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文学中的一份珍贵遗产。但在近百年的现当代文学历史中，我们虽不能说这一传统已经断流，但说它时断时续、血脉不旺则是不争的事实。现在我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文学的发展不仅需要追求“现代性”，更需要强化“民族性”，努力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真正体现出现代中国文学的特征和神韵来。现在短篇小说在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方面已经迈开步子、有所收获，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头，这里还用得上那句古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注释：
1汪政：《短篇：喜悦还是忧虑》，《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12期。
2见《林斤澜谈创作》，《小说选刊》1988年第6期。
3邵丽：《我看到了什么》，《小说选刊》2007年第10期。
4毕飞宇：《情感是写作的最大诱因》，《文学报》2007年6月28日。
5赖振寅：《中国小说》65页，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
200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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