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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钱理群先生 [打印本页]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8-7 20:19
标题: 钱理群先生
赵勇



钱理群先生《我的精神自传》的大陆版早已读过,却不知道一年之后还出了一个台湾版。台湾友人闻知此事,便主动寄我一册。收到书后看目录,发现台湾版中未收大陆版的“上篇”:《我的回顾与反思》,却多了一个“下编”:《我的精神成长背景》。又读“序言”与“后记”,不禁感慨。
钱理群在“后记”中说:此书在大陆出版后,读者反应强烈。他虽然高兴,但心里却隐隐作痛:“因为有许多的删节。最想和读者交流的心窝里的话,读者看不到,读不懂,这是怎样的悲哀呢。而且这都是我‘自愿’的,不这样自残、他残,就无法和大陆的年轻人——坦白地说,本书主要是为他们写的——见面,于是就只好以伤残之躯示众了。”虽然早该知道大陆版是“洁版”,但读到这里时我还是有些吃惊。而对照一下“序言”,“后记”中的这段文字或许会理解得更加通透。
长序为年轻学者邵燕君所写,名为《赤子佛心钱理群》。文中说,钱老师已出过三十多本书,每本都畅销,但他也是当代学者中被退稿、删稿相当频繁的一位。1993年他出散文随笔集《人之患》,因被删者七,他竟将这七篇文章编成《删余集》,自费印制五十本,编号签名,赠送朋友学生。于是邵燕君感叹:“平时我和钱老师谈自己研究题目时,常会不自觉地说,这个问题现在不能谈,这个方面不好触及。钱老师总是说,你研究、写作的时候不要想能不能谈的问题,先按照你的想法做,顶多以后再删改嘛。不过,钱老师的说法我做不到,在如此严峻的学术压力下,我不能花费宝贵的时间去做那些出不了成果的选题。时间长了,对于那些可能出问题的领域会自觉规避,甚至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程度。”
钱理群因为说出了他想说的话而不得不“自残”(准确地说应该是“被自残”),邵燕君因为担心出问题则提前规避了某些选题,她说出的话或许就不一定是她最想说的话。以上两位学者的真心表白,很大程度上映现出目下学术研究的真实处境。以笔者为例,许多时候我还是想在学术研究中正面强攻一些问题的,但却不时会遇到麻烦。三年前我曾应某刊物之约写一长稿,此稿交给编辑,编辑告我写得不错。但因此刊前几年一篇稿子出过问题,主编写过检查,他们便谨慎起来。拙稿最终被退。我不服气,便把此稿投到另外几家刊物,几家刊物的主编都告我较敏感,不便发。后一朋友向我约稿,我就把这个稿子塞给他,并告他相关遭遇。他看后觉得问题不大,只对一些表述作些淡化处理即可。我稍稍“自残”一番,心想总算为它找了个去处。但过了些时日朋友又告我,他本想蒙混过关,没料到主编审得仔细。拙稿一经主编慧眼,他就觉得不妥,稿子自然也被枪毙了。在此稿在外旅行的过程中,我曾拿它参加过一个学术会议。示众之后,有朋友告我甚是喜欢,若别的地方不敢发,她来处理。我如实告她此稿旅行的种种不快,提醒她不可给自己惹麻烦。她告我,她所编辑的刊物是以书代刊,上面无婆婆,她说了算。此时稿子已在外旅行一年,我又让它游荡了大约半年,见已走投无路,便交付于她,她也果然让我这篇东西原封不动地面世了。
这篇稿子虽最终得以发表,却也让我意识到了审查制度的严峻。以此对照邵燕君所言,她的做法或许就代表了大多数学人的选择。在当下的情境中,学术研究往往是与其他方面的东西紧密相连的,比如课题申报、职称晋升、学术评奖等等。它们直接关涉学者本人的名与利。为了让学术研究给自己带来好处,人们往往会选择那些纯学术的问题,而自动规避安全系数不高的选题。但长此以往,周而复始,人们的学术冲动就会发生变异,研究的方向也会形成某种位移。结果,到头来检点自己的研究成果,很可能会出现如下情况:不想研究或不太想研究的问题研究了一大堆,最想研究的东西却一个字没写。果如此,岂不是学者的悲哀?
由此反观钱理群的说法和做法,就更觉得值得我们认真对待。许多时候,思想只有在充分自由的状态下才能被推到最佳位置。如果一些问题连想都不敢想,思想的力度、准确度、精微度等等便会大打折扣。当然,如此思考又如此写作,必然会冒很大风险。其结果是,也许它还能以伤残之躯面世,也许它就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了。从我本人的想法考虑,我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向钱先生看齐的,因为那也是做研究的一种境界。而且只有更多的人能去研究心中想研究之物,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们目前的学术生态环境。但邵燕君那种做法我也很能理解,因为我知道,当一位学者能够说出这番话时,心里边已经很是苦涩了。
(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背景》,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2008年8月版)

201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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