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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今日批评家—70以后”：凝聚批评新力量 [打印本页]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8-7 20:50
标题: “今日批评家—70以后”：凝聚批评新力量
“今日批评家—70以后”：凝聚批评新力量

陈竞
来源：《文学报》2010年10月28日

10月23日，由上海市作协、中国现代文学馆、《南方文坛》联合主办的首届“今日批评家”论坛在上海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上海作协副书记臧建民，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以及来自全国各地30多名70以后批评家到会。.

吴义勤、张燕玲和与会的70以后批评家

首届“今日批评家”论坛上，“70以后”批评家研讨“全媒时代的文学批评”———

如同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渴望松绑？

本版撰写本报记者陈竞
　　一谈起“全媒时代”，不少从事文学写作的人立刻绷紧神经，其消费娱乐性以及强大的市场效应，令不少人发出“文学边缘化”的感叹声，这对于进行文学批评的人更是如此。在日前由上海市作协、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南方文坛》杂志联合主办，《文艺报》、《文学报》媒体支持的首届“今日批评家”论坛上，“全媒时代的文学批评”成为焦点，近三十位“70以后”批评家成为研讨的主体。记者现场感受到，对于这个并不新颖的话题，尽管会场也有以往谈论时常有的“幽怨”之气，但大家谈论更多的是，如何在剧变的时代建构文学批评新的可能性。
　　“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似乎整体上被媒体绑架了，已经到了快要窒息的地步。如同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渴望松绑，渴望自由飞翔。”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遇春说。在他看来，所谓“全媒时代”，即“泛媒体时代”，在这个以网络为核心的时代里，各种传统与现代的媒体已经被网络组织和编制成了一个巨大的媒体文化帝国，几乎所有的文学批评形态都被纳入了“泛媒体”批评的话语轨道。在“泛媒体”意义上，媒体不仅是媒介，更是权力，它既在宏观的制度层面上，也在微观的话语形式中，深层地制约或操纵着这个时代的媒体批评。
　　面对全媒时代的冲击，“我们变得虚弱，当没有办法缓解这种虚弱，就会不由自主地向批评自我神圣化的传统靠拢。我们过于正襟危坐，将全媒当作一个假想敌，这种设定反映了什么呢？如果说全媒时代的文学批评需要反思，那么我们将这个限定词换成其他词（转型期，新世纪），文学批评是否就不存在那么多的焦虑了？”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聂伟直言，在全媒时代，文学批评仿佛是古老的手艺活，今天被冠名以“70后”、“80后”的文学批评者仿佛老树新枝，被寄予了抵抗全媒体意识形态怪物的重任。“但事实上我们自身就生活在全媒时代。有谁能离开数字化生活呢？如果不能否认这一点，那么接下来要考量的是，在数字化生活中，文学批评登场的方式是怎样的？有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将如何应对这种变化？”以今年国庆期间出现的“小月月事件”为例，他问道，“小月月”有没有文学批评的价值？“在我看来，‘小月月事件’恰恰反映出节庆期间中国大众文学的生态与消费状况。这恰恰是要进入我们研究视野。”
　　“80后”评论家、华东师大《现代中文学刊》编辑黄平表示，我们必须要承认今天所处的全媒时代是一个高度变化的时代，一种非常复杂的力量正在重新组织我们的生活，尤其是重新组织青年的生活，作用到文学上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很多人在抱怨边缘化，我觉得边缘化是文化批评所选择的防御性策略的结果，当我们面对剧变的时候，文学批评在退缩，不断收缩自己的疆域。我们把韩寒、郭敬明剥离出去，认为是非文学，把我们认为是纯文学。我们在变的时代划出了不变的疆域，边缘化就成了自然的结果。“是不是还有另外的可能性？不是通过确立自己的不变和变相对立，而是深入到变动中找到不变的东西。深入到历史深处，再建一个想象，这可能是当代文学非常重要的。”
　　更多的“70以后”批评家从自我内部的剖析入手，试图在所从事的文学批评与当代生活间保持一种更为敏锐、活跃的介入性姿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梁鸿在谈全媒时代的文学批评时认为，首先要处理自我的问题：如何能让学术与生命、心灵发生联系，寻找自我的精神起点。这并不是简单的让文学批评重回公共空间，重新实现政治、文化功能，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时代生活，参与我们的公众生活。文学批评不仅是学问。要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文学结构、文化结构当中。只有在自我精神不断反思的基础上，才能对当下批评话语和思想话语中的词语，文学文本，文学现实与潮流，具有一种反省能力和思考能力。
　　“这些年来我一直非常警惕和反省的是一种文学的专业态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说，在她看来，在文学内部谈文学，无法与社会、时代发生互动。“我一直想怎么可以使文学获得一种大的、总体的视野。”谈到自己的实践，她说，她做了很多跨学科的事情，关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提出的问题。但仅仅只有跨出去还不够，“而是获得这个视野以后再回来，然后怎么来做文学。文学是很有力量的东西，如果要提一个时代的想象力，文学始终处在中心位置。文学地位的变幻不在于文学自身出了问题，而是我们不知道自己要拿文学干什么。我希望走出去，再回来，重新来实践。”
　　海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复生进一步认为，当代文学批评需要打碎既有的方向感，创造当代文学的“尺子”。他认为，当代文学批评不是像有些人做的那样，把已经存在的某种文学价值，或者某种美的元素指给大家看，那样当代文学批评永远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当代文学批评也应该是一种新的创作，它面对当下，要打碎既有的方向感，对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的总体理解，有新的认知，它不面向既定的美，而带有面向未来的实践性。”

“七零以后”群体亮相：凝聚批评新力量

　10月23日，尽管窗外秋雨如注，上海市作协文学会馆却显得格外生机勃勃，一个略带古旧之色的屏风，毫不费力地筑起一个敏锐丰盈的天地，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对文学批评的执着坚持和价值追求；也因为他们，这群来自北京、海南、湖北、广西、上海等地的“70以后”批评家，正意气风发地以自身的努力和坚守，开辟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未来方向。2010年的这次相会，“把‘70后’、‘80后’最优秀的批评家集合在一起，应该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大事。”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这样说。这次会议的发起人、《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将这样一群年轻人称为“今日批评家”。她说，“今日”不仅是青年的年龄概念，更是当下的，现在进行时的。早在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一期一名地推介国内新锐青年批评家，已有67名青年批评家从“今日批评家”走过，其中有李敬泽、南帆、郜元宝、李洁非、吴义勤、施战军、何向阳、谢有顺……这些曾经的“今日批评家”如今已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中坚力量。但正如吴义勤所说，今天的批评界有一个很大的矛盾，我们总是期待曾经的那些批评家，但他们由于各种事务，在今天能够投入在文学批评上的精力已有限，但是很多刊物和机构还是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他们身上；但另一方面，现在的一批“70后”、“80后”批评家已经做出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反而多有遮蔽。“我们呼唤新一代批评家，也给他们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张燕玲说，“今日批评家”的旨归，就是凝聚批评新力量，互启文学新思想。
　　“一个年轻的批评家要成长起来，或者要为公众所知，确实需要比作家更长的时间和更艰辛的过程。”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评论家李敬泽以“70后”评论家梁鸿为例谈到，在今年9月《人民文学》刊出她的“非虚构”作品《梁庄》之前，她已经从事了多年的文学批评，而通过《梁庄》了解到的梁鸿，却比几年来她的评论文章要多得多。“现在我们都会用更多的措施，更多的办法，支持青年批评家的成长。”《南方文坛》明年第一期将推出“70以后”批评家专辑，中国现代文学馆也将于明年实行“客座研究员”制度，主要对象就是“70后”、“80后”年轻评论家，还计划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改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丛刊》，为青年批评家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个阵地；上海作协党组副书记臧建民也在发言中谈到他们正准备筹办新批评俱乐部……
　　在论坛会上，“70以后”批评家们时有争论，真率地表达自己，有时对一个问题的讨论，会有一个又一个的人表示“我来回应一下”。这种真诚的“较真”，在今天的批评氛围里，多么难能可贵，可对他们来说，这又是极为平常，毕竟，“文学批评”是他们共同守护和追求的“事业”。在文学批评备受诟病的今天，有人会不解，这样一批年轻人的义无反顾，是飞蛾扑火抑或向死而生？这样的追问多少带些消极。或许对他们来说，外在姿态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内心对文学批评事业的理解和追求，才构成自身价值本身。正如张燕玲所说，“这是一个精神的磁场。”

梁鸿“非虚构”作品《梁庄》引发热议———
我们必须用理念构建生活？

今年第九期《人民文学》刊发了青年批评家梁鸿的非虚构类作品《梁庄》。在作者重返家乡的“行走”中，一个曾在记忆中的乡村被生动、鲜活地表现了出来，而重新认识，重返现场后，身为评论家的梁鸿在试图将“真实的乡村”呈现时，竟然发现自己所准备的社会学、人类学的理念知识都用不上，“对乡村生活的叙述，如果能够把他们的乡村生命叙述出来，我觉得就很满意了。”在讨论现场，面对同行的疑问：在文本背后找不到一个强有力的理念作为支撑时，她这样说。而从中我们也可以得到某些启示，就像李云雷所说的：这种非虚构写作的方式，也是评论家以创作的形式参与批评的建构。而这也为我们提供很多可以讨论的问题，怎么来认识现在的时代？文学与生活如何建立一种有机联系？
　　梁鸿的“梁庄”无疑给一切想象的乡村描写以冲击，它显得格外真实，尽管这种真实也带有很强的主观性。黄平把《梁庄》作为一种特殊的论文进行解读，用“实践性对学术生产的拯救”来肯定梁鸿这种田野调查的方式及其所达到的效果：里面有大量的细节，这些细节退缩到我的家乡、我的童年。我们每天在学院里生产大量论文，这些论文的意义在哪儿？梁鸿的实践性是对学术生产拯救，在一种非常朴素的田野生活中，可能找到了作为学术的意义。
　　他同时表示，在《梁庄》中，找不到一种有效的理念来对这种乡村世界进行解说，“看到的只是一个茫然的回乡人在熟悉的土地上陌生地行走。”他认为，梁鸿在历史面前多少退后了一些，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人道主义，在此立场上将结构重新组织了起来。“我们怎么生产出一种非常有力量的形式，这个形式背后必然是理念性的，而不是停留在人道主义层面？如果仅仅停留在人道主义的哀悼，文学的力量太弱了。”真正的文学必然有与历史和社会现实搏斗的过程，这样才能接近所谓的真实本身，哪怕这种真实是另外一种乌托邦而已。
　　李丹梦则认为，《梁庄》所呈现的乡村的“软弱”单线条化，应该更复杂，更有层次性，这才是“文学的角度”。
　　对于此种说法，周立民表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李丹梦和黄平所认为的缺点恰恰是他看重的长处：长期以来大家好像都在遭受一种文学迷幻剂的侵蚀，我们总要求一个被虚构出来的文学结构，或者被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观念制造出来的文学结构。在这种结构下，我们对作品都有一个标准。但我之所以看中《梁庄》，就在于它可以成为这种文学标准的对立面，梁鸿把那些温情脉脉的东西撤掉了，直面那片土地及在那里生活的人们。我们为什么总要讨论是理念大于生活还是生活大于理念？我们为什么总是试图把握对这个世界的话语权？至少我没有那个野心。梁鸿试图与世界建立起休戚与共的关系，她传达出来，而我们也感受到了。
　　刘志荣也表示，1980年代以后，我们一直在强调理念的作用，这让我们有时过分自信。但这也是有问题的，活生生的生活会被遮蔽。千万不要着急得出一个清晰的图像，这种清晰有可能是非常虚妄的，或者会引导我们远离自己最切实的感受。
　　对于大家的争论，梁鸿坦言，在写作过程中，她进行了很多理论准备：人类学、社会学，包括国外政治学。但在写的过程中，面对脚下的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真的用不上。我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用理念建构一个乡村生活，最后只能放弃理论。”“我呈现的只是一种困惑，对乡村生活的叙述，如果能把他们的乡村生命叙述出来，我就很满意了。”

         李云雷

            贺桂梅

      张念

               梁鸿

               刘复生

               刘志荣

                  李遇春

               霍俊明

            周立民

                     李丹梦

               李静

                     金理

                        杨庆祥

                     黄平
20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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