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感觉自己回到了大一,这件事情在精神上与我上引段落中的精神是相通的。那是上周四,9月9日,我终于等到了自己仰慕已久的唐士其老师来讲英汉翻译。这是第一节课,唐老师没有拿任何东西,只是握着一瓶“农夫山泉”的矿泉水,目不斜视、大步流星地跨进了教室;9月14日,本周二,唐老师依旧是这样目不斜视、大步流星地来了,唯一的变化就是,“农夫山泉”换成了一个深蓝色的水杯。也许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但是这给了我很大触动:一位如此自信的老师,一定要讲给我们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果然,在英汉翻译的最初两节课,唐老师对于本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只字未提,而是以他博学的见识和特有的价值关怀,讲了四个问题:“有用”与“无用”、大学生的批判精神、大学生的责任感、大学生的独立精神。唐老师这两堂课上的言论,如果笔录下来,将是一篇非常优美的关于大学生活的演讲。当时我就在想,如果这个演讲放在两年前的今天,放在我们刚刚入学的时候,那将是什么效果!果然,唐老师的演讲感动了一些人,但是同样有很多人不为所动。在上周四的那堂课一开始,唐老师就批判了现代社会极端的功利心态、经济学的霸权地位、大学向社会意识的屈膝献媚以及北大精神的丧失。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响应了阿兰·布鲁姆在《美国精神的闭锁》(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一书中的观点,因此也与我在《回到蔡元培》一文中表达的看法基本一致。但是,在第一堂课的课间,我看到很多人都退场了——不是个别人,而是很多人。这一点我也能理解。作为一名对哲学有着无以名状的爱的人,唐老师希望我们克服现代社会的那种人生病态,然而,听课的人都是大三大四的学生,这个群体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未来的出路以及生计的问题,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融入并且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生存法则也许是最简单也最实用的一种方法。唐老师开了个玩笑:诸葛亮高卧隆中,他出山之前实习过吗?但是,我们在现实中面临的问题是,不是我们自己想实习,而是这个社会的规则强制我们必须有实习的经验。就像我在《上海观感》那篇文章中提到的现象那样,一个人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自我意识”,而取决于“他者”的在场,一个人对自己的要求以及对自己的认知其实是对“他者”对自己要求和认知的“主体化”。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开篇似乎也提到过这个问题。这就决定了我们除非有着非凡的个人能力和运气,否则就不得不臣服于社会价值体系对自我的认知和评判之下——用最简单的话讲,实习与否是社会“逼出来”的。这确实是人类的悲哀,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并经受这样的悲哀。就像俄狄浦斯王那样,有时候我想方设法要逃离一个悲剧的命运,然而这个悲剧最终还是会到来——俄狄浦斯要面对杀父的命运,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无法超脱于现代社会之外。
然而,更加根本的原因是,随着在北大阅历的增加,我越发觉得学生工作中的很多事情完全不符合我的价值观。不仅是学生工作的各个部门,连辩论队这个号称是学术性的团体,也不免于与学生工作组织有着同样的气质。它们的目的性和功利性都太强了,做任何的事情都要为着一个明确的、物质性的目标而行动。比如,做一个部长或者主席,就是要为自己以后的履历写上很漂亮的工作经验,或者拿着自己的“活动成果”换取一些现实的利益。辩论何尝不是如此?其目标就是为了赢,因此不免于钻研各种技术性的细枝末节,但这让我完全感觉不到什么叫“自足性的快乐”,也就是“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的那种快乐(Aristotle: Knowledge is for knowledge’s sake)。这就让我看到了很多争权夺利的现象:为了一个部长或者主席的位置,去献媚、去陷害、去利用别人、去被别人利用。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大学的学生工作具有了“权力”性质——只要是为了争取那种支配他人的权力,同学之间的情谊就可以不顾,甚至北大那种理想也都抛在了脑后。而取得了这种支配权之后,上级就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来压榨下级,而这种“压榨”的目的很多都不是为了团队整体的利益,而是打着整体利益的旗号来为自己以后的利益服务。如果开玩笑地说,毛主席所说的“官僚主义”在北大到处可见。
我并不反对权力,我一直认为对权力的认识应该中立化。英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克顿说“权力倾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腐败”(Power tends corruption,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他是将权力等同于罪恶的。而美国新保守主义之父列奥·施特劳斯却认为,政治权力可以导向美德,拒绝政治权力其实就是拒绝自我道德上的升华,他是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角度,将权力和政治看作是完善个人美德的必要手段。我认为这两位思想家都没有说错。权力只是一种“力”,而不是从本质上就是一种“好力”还是“坏力”。权力之所以在很多人看来是可怕的,其实是因为它的力量太大了,而如果这种力量被坏人利用,就会给全社会造成灾难;但是,如果这种巨大的力量被“哲学王”或者“圣人”掌握,也许就会给全社会带来莫大的福利。这些都是有可能的,虽然前者的案例远远多于后者。将权力中立化,是为了说明,政治上的权力斗争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们不可避免地要直面权力。这样看来,北大内部的各种权力斗争也是符合政治学的常识的了。我承认这一点,但是我倾向于将权力局限于“国家”(state)层面,虽然政治社会学告诉我们在社会关系中权力无所不在。这可以看作我对“权力”一词的规范性而不是描述性的理解。因此我认为,想进行权力斗争,就去真正的国家机关中去;在北大这样一个小小的校园,进行这样的“蜗角之争”,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不如好好学四年知识,以后能够跳出低级的自我利益的局限,带着更高的理念来进行权力的斗争,不然的话,一切的政治斗争都将没有任何“历史性”的意义,而只不过是对人类本能的低级重复。